[文萃·连载1]中国农村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制度分析：基于产权的视角

    【摘要】研究目标：借鉴马克思产权理论及西方产权理论的主要思想，构建一个“资源—产权管制放松—减贫”的理论框架，来对中国农村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制度选择及经验进行深入的梳理总结。研究方法：基于产权理论对经济事实进行逻辑推演，并采用1978～2012年的中国农村统计数据，以简单的回归分析进行理论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农村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主要体现在农村资源的产权制度改革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政府在农村所推行的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赋予农民自由经商权、择业权、收入权等人力资源产权的改革内容，使得农民获得收入的两种最主要资源——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产权管制不断放松，资源权利的增加以及管制放松后所形成的内在化激励效应和正向扩散效应，正是中国农村人口发生大规模减贫的最重要原因及主要经验，这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研究创新：已有文献多从经济增长及宏观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人口大规模减贫的经验，至于收入增长背后的原因以及导致减贫的微观制度基础则少有论述，本文则从产权的理论视角出发，提供一个微观制度视角的解释。研究价值：总结提炼中国农村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一般性理论经验，这不仅在实践上对中国今后的减贫事业推进具有重要启迪意义，而且对于世界上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农村 扶贫开发 减贫 产权
    【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农村土地与相关要素市场培育与改革研究”(71333004)、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IRT-14R17)、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共建项目“产权视角下农村人口减贫的中国经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张超1，2 ；罗必良2
    （1.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
    【期刊责任编辑】焦云霞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扶贫事业亦取得了巨大成就，贫困人口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按农村贫困标准衡量（现行农村贫困标准为当年价每人每年2800元，农村贫困标准在不同年份的数值不同，但代表的生活水平基本相同），从1978年到2017年，我国农村年均减贫人口规模1900多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了90多个百分点，目前已控制在4%以下，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0年为20.58%）。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与高速度的减贫现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底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经过改革开放37年来的努力，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使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这个成就，足以载入人类社会发展史册，也足以向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毫无疑问，中国农村伟大的减贫成就，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所推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密切相关的。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的范围极为广泛，我们需要回答，是哪些具体制度的实施使得中国众多农村人口摆脱了贫困？中国农村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制度优越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针对中国农村伟大的减贫成就，学术界已经形成系列讨论和研究，但可惜的是，截至目前为止，进行经验总结的比较多，由经验梳理转换一般性减贫理论的学术研究却极其缺乏。因此，从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层面来为中国农村减贫提供一般性理论解释就显得尤为迫切。制度经济学是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它为我们研究中国农村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制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与此同时，从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来看，它首先是由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开始的，接下来则是围绕着人力资源产权的管制放松展开，如允许农民个体经商、进城打工、自由流动等。因此，本文尝试从产权制度的理论维度，借鉴马克思产权理论、西方产权理论的主要思想，构建一个“资源—产权管制放松—减贫”的理论框架，来对中国农村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制度选择及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并以真实数据进行验证。相比已有研究，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调人力资源作为农民获取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个来源所能获取的收入取决于农民所被赋予的人力资源权利，并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力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对于个体农民脱贫的影响纳入理论分析框架，这是被已有扶贫研究所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引入产权管制放松的新理论视角，分析与收入相对应的各项具体资源权利界定对个体农民贫困的影响，以微观视角揭示中国个体农民如何通过增加权利而获得收入乃至脱贫，并提供了具体的经验证据支撑，这是已有研究所缺乏的微观基础；第三，总结提炼中国农村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一般性理论经验，这不仅在实践上对中国今后的减贫事业推进具有重要启迪意义，而且对于世界上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具有借鉴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中国农村令人瞩目的减贫实践已经引发了学界一系列的讨论与研究，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如何通过扶贫开发实现农村大规模人口减贫的成功经验，学术界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研究。 
    1.经济增长与农村减贫
    该类研究认为，中国政府推动的快速经济增长带动了规模巨大的农村人口减贫（汪三贵，2008）。改革开放后，中国持续的经济高增长是减少农村贫困人口的基础，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大规模转移，农村人力资本得到明显改善，农民收入随之大幅提升（胡鞍钢等，2006）。胡兵等（2005）实证研究了1985～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对农村贫困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大幅度减少了贫困。李石新等（2008）甚至测算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对于农村人口减贫的贡献率，测算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农村贫困之间呈现双曲线型的反向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对中国农村贫困减少的贡献率高达70%左右，并且这种推动作用具有先升后降、最后处于稳定的趋势。 
    在此类文献中，学者们存在较多争议的是，对于农村人口贫困的减少，究竟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重要，还是工业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重要？多数研究成果支持前者，认为农业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更显著（World Bank，2001；Montalvo and Ravallion，2010）。张萃（2011）采用2001～2008年中国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实证表明，农业与服务业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显著，而工业经济增长对贫困减少的影响并不显著，特别是对于沿海地区，只有农业经济增长对贫困人口收入提高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工业和服务业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微弱。李小云等（2010）利用2000～2008年分省的经济增长和贫困数据研究中国新世纪以来经济增长与贫困减少的关系发现，与第二、第三产业相比，农业部门的经济增长具有较高的减贫效应。然而，也有学者提供了工业经济增长有更强减贫效应的证据。章元等（2011，2012）的实证分析发现，工业化的渗透效应有助于帮助贫困农户脱离贫困陷阱，工业经济增长比农业经济增长对于降低农村贫困更为重要。这是因为，中国是首先通过城市倾向政策推动工业化，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创造大量非农就业岗位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贫困农户能够进入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部门就业并获得更高收入，分享工业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蛋糕”。 
    2.经济制度改革与农村减贫
    此类研究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推行的经济制度改革使得中国农村出现了规模巨大的人口减贫。从着重点来看，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强调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减贫作用。林毅夫（2004）在评价中国农村巨大的减贫成就时就认为，1978年开始，中国农村从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转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极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市场在农村地区的作用越来越大，资源的配置得到改善，这引发了之后中国农村人口的大规模减贫。第二种强调产权制度改革的减贫作用。周其仁(1995)较早提出了中国农村产权结构的变化是农民提高收入、脱离贫困的关键。据1993年数据的估算，当时中国农村的总资产中的77.29%为集体的土地（耕地和山地）和企业资产，22.71%为农户私产，但全部集体资产的95%以上已长期承包给农户和个人经营，仍由集体经营的部分不足4 %。国家控制的集体产权模式被承包制和私产制混合的新产权结构所取代，这是中国农民收入实现快速增长的制度基础。在此基础上，张超、罗必良（2016）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所开展的产权制度改革，使得农民的资源产权受到越来越良好的保护，随之收入增加，并最终导致了大规模农村人口的减贫。第三种强调制度变迁的减贫作用。李正图等（2009）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前后三十年农村贫困消除的经验和教训，他认为正是从1978年开始的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创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传统的政社合一的土地制度——人民公社制，中国农村贫困问题才逐步缓解。田龙鹏（2016）则认为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循着一条权利配置组合不断优化的良性“路径依赖”进行，权利配置也实现了由参与权低、收入权低、无保障权向参与权比较平等、收入权比较广泛、保障权普遍提升的转变。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学者强调了政府财政扶贫对于农村减贫的重要作用，如秦建军、武拉平（2011）实证发现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财政支农投入增长对农村减贫呈现短期有效而长期平稳的减贫效果；李实、詹鹏等（2016）则采用中国住户收入调查(CHIP2013)数据验证了中国公共转移性收入使得贫困发生率下降了4.26个百分点。不过，这些研究都承认经济增长或经济制度改革才是形成中国农村大规模人口减贫的最主要原因。 
    3.文献述评
    总的来说，现有研究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大规模人口减贫的经验已有较充分总结和研究，但仍有缺陷。
    一是以经济增长来解释减贫的研究有重复解释之嫌。因为经济增长实质上就是国民收入增长，而减少贫困表达的则是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以总体人口的收入增长来解释局部人口的收入增长在逻辑上是不通的。我们需要进一步追寻的问题是，收入增长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许多学者对于农业经济增长抑或工业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大小有争议，实际上在1978年的起步阶段中国农村人口占到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无论是农业经济增长还是工业经济增长，其实大部分都可以归结为农民收入增长（只是后来有大量实现脱贫的农民转变为了城镇人口），这样，争议的实质就变为是农民在工业部门的收入增长快还是在农业部门的收入增长快，而对于农民收入增长背后的原因则仍没有提供解释。 
    二是以经济制度改革来解释减贫的研究不够深入。经济制度改革无疑是中国农村人口大规模减贫的最重要原因，不然无法解释改革开放前后在各项资源（包括人力资源）数量几乎都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农民收入为何出现历史性的快速增长。然而，现有研究对于农村减贫的解释主要限于土地制度改革，且主要着眼于宏观制度变迁，而忽略了同样重要的人力资源制度改革。农民获取收入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土地资源，二是人力资源。仅仅研究土地制度改革并不能为中国农村人口的大规模减贫提供足够有力的解释。与此同时，缺乏个体农民如何脱贫的微观基础，宏观制度的研究也不能提供足够深入的视角。 
    更为关键的是，如果不能深入地从理论上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伟大的减贫实践，也就无法为中国农村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提供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乃至形成有价值的一般性减贫理论。因此，本文尝试借鉴马克思产权理论、西方产权理论的主要思想，构建一般性的减贫理论框架，来对中国农村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制度选择及经验进行更深入和系统的梳理总结，并以真实数据进行检验。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