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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悲观者的农业浪漫主义
有人认为，中国农业竞争力不可能比得上欧美，尤其不可能比得上美国，因此，现实的路径只有两条，要么通过类似多设置非贸易壁垒的办法，尽量不进口农产品；要么敞开市场，让市场确定一个平衡点。前一个办法不可行，后一个办法已经迫不得已在使用。但事实上，中国农业竞争力提高前景远没有那么悲观。只要改革措施跟进，城市化速度提升，中国农业竞争力完全可以保障农产品的充分自给。笔者借一个案例支持这个看法。下面的数据是笔者2014年在江苏射阳调查的结果。
笔者所调查的这个村在2014年实现一定水平的规模经营以后，成本与收益发生了显著变化。笔者把这个模式称作“农场规模经营+社会化服务”的模式。那里的单位规模经营水平从几百亩到千余亩不等。因为产权方面的问题，这个村不是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这个变化，而是用合约责任制的办法将耕地交到比较专业的农户手里实现规模经营。这个村以往的模式是“小农户+社会化服务”，这个旧模式虽然比小农户自己耕作的模式效率高，但与目前的“农场规模经营+社会化服务”模式相比，效率要低许多。
中国粮食生产的单位重量成本下降30%左右，并引起价格下降同样的幅度，粮食的进口优势就将不复存在。例如，玉米价格不超过0.7元，就有了竞争优势，而在中国农业规模经营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个价格完全可以覆盖玉米市场的全部成本。其他大宗农产品基本也是如此。所以，对中国农业竞争力完全不必悲观。
工业家的农业浪漫主义
最近一些年，企业家喜欢讲设施农业。他们希望农业尽快采用工业化技术，摆脱土壤、气候和人力对农业的影响，实现食物生产的工业化。
如果把设施农业定义为人工控制水温光肥条件的农业，那么，这种农业不会是农业现代化的主体。抛开设施农业可能影响生命机理对自然的精密依存关系不说，单就经济预算来说，这是一种导致高成本的农业发展理念。据笔者调查，目前一亩地上建设较好的温室，资本报酬及折旧成本需要1万元左右，常年的管理成本也达1万元，加上其他投入，近3万元。但是，1亩地的温室蔬菜的年收益在很多北方地区平均获得1万元并不容易。辽宁省这个指标在2009年不过0.5万元。但这个省此后仍然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每年政府投入平均在10亿元左右。如果把广东的蔬菜运输到沈阳，1万斤蔬菜的运费不到5000元，综合成本明显低于在辽宁建设温室。北方某些地区也可看到1亩蔬菜产值达到数万元、投资利润率达到50%以上的情形，但这种情形通常很难长期维持，除非有某种自然垄断因素发生作用。
美国农业高度发达，但在农村地区看到的温室并不多。有温室主要用于花卉栽培。这其实是成本计算使然。为什么中国搞起了那么多设施农业？笔者在某地调研，听到一位从事规模化农业几十年的老板一席话，解开了谜底。他说，中国的设施农业如果没有政府补贴，全部亏损。以笔者判断，除了菌类、花卉栽培、不易运输的蔬菜以及组织培养育种等条件苛刻的特殊农业活动，基本没有必要搞设施农业。政府对设施农业的高额补贴实际上错配了农业资源，降低了中国农业竞争力。
事实上，大田农业是最经济的农业。我们不必给太阳和雨云付费。在不破坏人居环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力，是高效农业的基础。通过育种技术、平衡施肥技术、机械替代人工技术，提高自然力利用的效能，是降低农业成本的主要路径。
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产品供应品种比较简单，但价格相对低廉？就是因为一些高成本的农产品在没有政府特殊补贴的情况下价格高昂，一般民众买不起。只要确保大宗农产品安全，老百姓也愿意用它们替代那些价格高昂的所谓美味佳肴。中国农业也必须如此，在大宗农产品（主粮、主菜、牛奶、禽肉）的安全上下功夫，让基本大众吃得廉价、吃得安全。
文化拯救者的农业浪漫主义
有一种论调近年来甚嚣尘上，说中国农村因城市化变得凋敝了，农村空心化了，农村文化衰败了，乡愁的依凭没有了。此论大谬不然。
悠悠万事，吃饭为最。谁都不能为了自己的乡愁有所寄托，而干预农民的自由选择。农民离开家乡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如果种地不挣钱，农民为什么不能撂荒土地？相反，如果种地能挣钱，能使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年轻人也会去种地。这是笔者在农村调查的基本结论。事实上，承载乡愁的居住形态，在城市也可以存在，只是因为我们的土地规划管理制度有太多的弊端，才压缩了这种可能性。如果留居农村的农民转变为家庭农场主，农村居民点的形态会发生变化，乡村田野会更加美丽，我们将能更多地领略乡村意蕴。
美丽乡村要靠富裕农民来支撑。如果指望农民不动窝留守家乡，过一种“十亩土地半头牛”的苦日子，让你起兴时到农村走一遭，去收获你的乡愁，那不是太残酷了么？留住乡愁绝对必要，但正确的路径是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
至于文化传承，也要有一种开放心态。所谓文化，广义地说就是人类行为规则及其艺术化表达。不同的人类群体有不同的文化特性。并非所有文化都是文明；只有对人类进步发挥积极作用的文化才是文明。在历史长河中，一些文化被淘汰了，另一些文化类型又产生了，我们不必厚此薄彼。在现代化进程中，文明国家的农村人口大幅度减少，不是文化没有了，更不是文明没有了。现代城市照样承载文化，发育文明。人们如果对哪一种具体的农村文化类型非常珍爱，而那里的农民为了自己的富裕意欲放弃它，我看你可以自己掏腰包给农民，让农民挣你的钱，为你守住那种文化。如果你欣赏的那种文化类型适合大众趣味，我相信它也不会消失，人们不必为此焦虑。
不要把传统农村文化想得那么美妙！不用读艰涩的科学论著，单去读几遍《白鹿原》《红楼梦》吧！由此去体会传统农村的伦理关系，我们不再会迷恋它。当下中国，抛弃宗法伦理关系肯定做不到，但要将此发扬光大，绝对是开倒车。农民，特别是农村女青年，用自己的脚丫子做出了选择，城里的学者专家不要想着去阻拦他们。
乡村精英的农业浪漫主义
乡村精英是乡村社会的宝贵资源。但一些乡村精英的脑袋也不精明。他们喜欢上了农业雇工经营，以为这是中国农业发展必由之路。中国很多地方的行政村都设立了公司，有的把原本承包给农民的耕地收归集体统一耕作。于是，村主任变成了总经理，书记变成了董事长。
地方政府大多热衷公司化农业。目前究竟有多少公司型企业涉及到田间生产环节，尚没有官方统计数据，但从进入农业的企业基本都使用合作社的招牌看，数量应该不少。目前中国合作社数量近150万家，其中示范社在10万家左右，而达到示范社标准的多有公司背景。按笔者的调查，公司化不见得比家庭农场有更高的效率。差不多在1000亩以上的公司农业，都会出现土地分包的情形，否则管理成本会非常高昂。反过来说，一个农业生产单位一旦出现土地分包情形，就意味着出现了因规模过大而发生的“不经济”问题。一些公司化农业投资者直接或间接从农民那里以较低的租金率拿到土地，借助政府的财政支农项目对土地进行大规模整理，然后再高价出租给实际农业生产者，自己从中净赚一笔。在有的地方，土地的一进一出所产生的差价可以达到3倍以上。这种以套取国家农业补贴为目的的公司不会认真从事农业经营。分包农户因为土地租约期较短，也没有长期经营行为。
因为公司化农业与庄园经济的兴起，中国农业领域的雇工人数出现增长势头。一些地方官员经常说农民获得了多种收入，有工资收入、租金收入、补贴收入，因此以为好事，遂大力推动农业雇工经营。但据笔者在国内外调研、访问，可认定一般农业田间生产如采用雇工生产方式，其效率会很低。欧美家庭农场的劳动力不足时，也会请人参与，但通常会以聘请“合伙人”的方式来操作，而不是按计时工发工资。
依笔者之见，为提高中国农业竞争力，促进农村社会转型，应遏制农业公司化、农场庄园化、农民雇工化趋势。政府对相关行为可以不强力禁止，但决不可鼓励，尤其不可将支农资金投到这种趋势的当事人手上。
一概反对村庄成立公司也不对。有的村庄事实上已经不是农业居民点，例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土地变成了工业用地，或者变成了大鱼塘，技术上不可分割，成立公司解决一个分配问题，很有必要。但是，就农业耕作来说，家庭经营足以承载起现代规模化农业，不必成立什么公司。
慈善家的农业浪漫主义
农民收入低、城乡收入差距大，是多年来的一个老话题。这当然是一个事实。在我们国家，近半农村常住人口长期处于低收入状态当然不合理。特别是中国绝对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与发达国家形成显著反差。怎么办？一种看法就是主张全方位的城市反哺农村，让数亿农民就地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实现收入增长。这个主张很有浪漫主义性质。
农民收入低，主要原因是农民的平均有效工作日少。在“小农户+社会化服务”模式下，1户农民种10亩谷物需要的劳动时间平均约为60天左右，且为简单劳动。这个年度工作量约是中国劳动者年均工作量的22%。但目前全国农民的人均农业经营收入占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23.3%。要知道，全国平均的劳动复杂程度要比农民高。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本质是就业充分程度的差异。如果单算一个工作日的报酬，农民的收入并不低于城市居民。这也说明，提高农民收入如果主要靠国民收入再分配，甚至靠慈善救济，并不具有公正性。农民收入增长最终出路是减少农村劳动力，使留在农村的劳动者转变为就业充分的专业农民。
慈善家的农业浪漫主义的另一个表现，是对农村女性的关怀。
当今世界，性别不平等仍是一个突出问题。保障女性平等权利不仅是文明推进的需要，也是发展经济的需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农业发展领域，针对农村女性的发展举措已经有浪漫主义倾向。多年来，在农村扶贫领域比较流行的做法，是对农村极端贫困人口发放小额贷款，并特别倾向于将农村妇女作为接受贷款的对象。2015年，中国各级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信贷1200亿元，同比增长20%以上。但从严格的计量研究看，小额信贷对持续脱贫的效果并不明显。由妇女来签约接受信贷，多少会有利于提高妇女的地位，也多少会避免男子恶习所造成的贷款损失，但总体看作用不会太大。带来一个社会贫困的原因，也是家庭性别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基本问题不解决，性别权利问题也不会解决，即使有信贷工作者的介入，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权利不平等问题。
解放农村妇女的重要出路是城市化。经验观察表明，女性比之男性更容易获得城市化的利益。在城市， 收入的性别差异要小于农村。有资料表明，纽约的女性平均收入要高于男性。有研究文献报道，女性更容易受到传统伦理关系的伤害，而向城市迁徙，增加了女性的自由幸福的获得感。从大的方向看，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女性地位，主要办法是帮助农村就业不充分的女性进入城市谋生，而不是给她们一点小钱，把她们拴住在农村。
“人民公社”的农业浪漫主义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制度被取消了，因为那个制度带来了不小的灾难。但是，村一级的“政社合一”在实践中还存在，在观念上更没有没有取消。“政社合一”体制的核心，是集体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并用集体收入的一部分满足社区公共服务需求。
笔者在农村调查中，问基层干部“坚持现有农村管理体制究竟有什么意义”，他们的回答很朴实：如果不实行现在这个制度的话，村庄的公共开支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还有第一线官员朋友说得也很直白：如果没有集体经济，上级到基层检查工作，可能没有茶喝，因为集体买不起茶叶。村里面干部说，如果没有集体经济，“我们没有工资发，村里面的道路坏了没有钱修”。原来就是一个“办公经费”问题，或是农村公共服务经费问题。
那么进一步看，在农村到底有什么样的钱要花？目前中国农村社区涉及十大“公共事务”，分别是：村容村貌、环境卫生、邻里关系、民俗民风、生产互助、扶贫济困、社会合作、土地整理、产权保护、祖宗祭祀等。这其中，土地整理与产权保护的成本虽然比较高，但却不是经常性的公共事务。农村的其他公共性事务，例如，各种社会性保障，本来由政府提供，小型社区不需要自己负担。
以上那些社区性公共事务果真要花很多钱么？不是！处理这些事务，古代中国都基本是免费的，当代的欧美社会基本也是免费的，因为小型社区的公共服务常由志愿者提供。在欧美国家，某些公共服务的组织责任，会实行轮流坐庄制，坐庄者是不取报酬的。
退一步说，这些社区性公共服务如果不能免费获得,我们又可算一笔账。如果给每个村补贴20万元人民币，形成针对解决农村社区性公共事务支出问题的全国城乡公共财政全覆盖机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全国涉农的村庄是大概超过50万个（不少城中村和城郊村庄已经实现了公共财政全覆盖），实现公共财政全覆盖大概需要1000亿元人民币。
有了这个1000亿元支出，就可以实现“政经分离”改革与更深入的产权改革，从而能更大程度地放活农民经营权。通过深化改革，农业GDP若能增长15%，就意味着多产出9000亿元左右（后文对此有案例分析证明）。这个账再清楚不过了。我们没有1000亿元吗？当然不是。目前，中央与地方政府涉及“三农”的支出近3万亿元。用1000亿元换来9000亿元，这个改革红利可谓巨大。中央最新发布的《关于农村综合改革的实施方案》，肯定了“政经分离”的改革探索。希望这项改革为深化农村产权改革提供条件。
土地自由交易论者的农业浪漫主义
有人主张，农业生产可以完全交由市场支配，政府不必干预农产品市场。具体说，他们不赞成土地用途（分区）规划，也不赞成支持农民合作社的政府政策，认为这些政府规划或政策会妨碍市场竞争。
无可置疑，中国农业的市场化程度很低，特别是土地产权制度不利于土地的市场配置。但是，进一步扩大市场对农业的支配作用，不应否认政府或政府所支持的农民合作社对于农业经济的意义。这个道理并不复杂，因为农业生产在耕作环节存在大量公共性问题，市场失灵难以避免。
土地功能分区制度的内涵之一，是建立农业保护区，即划定一部分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生产。这种做法看起来会限制土地市场，违反市场经济原则，但却在市场化经济发达国家被较多采用。美国国会1924年通过了“州分区规划实施法”，但没有包含任何政策指南，直接把所有的土地使用的法令性责任交给了市政当局。州级政府则仅仅对市政当局制定分区规划提出原则性要求，或在必要的情形下用财政拨款影响市政当局的分区规划。这个制度对于保护耕地资源发挥了积极作用。通常认为新西兰的农业最具有自由放任程度高、政府干预弱的特点，但这个国家仍然针对农地利用出台了大量法规，其中多涉及各类国土保护区的建立与维护。中国农村人口稠密，村庄与农民住房建设很容易蚕食耕地、污染耕地，建立农业保护区更有必要。
农产品生产的“计划性”在欧盟十分明显，只是它完全不同于中国过去的农业“命令经济”。欧盟农业计划的支撑主要是欧盟的农业计划系统以及欧盟的巨型农民合作社。因为这种计划性，欧盟各国多年没有出现农产品过剩危机。类似把牛奶大量倒掉的情形，在欧盟国家早已不见，反倒出现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欧盟的农民合作社体量巨大，往往跨国吸收社员，在国际上以跨国公司面貌出现，对农产品生产有很强大的计划安排能力。
家庭农场的规模无论多大，对于农产品的巨大市场来说，还是一个小的经营单位，农场主对市场价格没有影响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建立农民自己的合作社。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的农民合作社可以十分庞大的规模，足以对农产品价格发生影响，对供应做出安排。这种农业组织有了明显的垄断性。从欧盟的经验看，大体量的合作社控制生产计划以后，减少了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提高了产品质量，以致欧盟国家多年未出现农产品严重过剩问题。合作社对市场的控制明显利大于弊。
重农学派的农业浪漫主义
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这是一条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的财富创造观。17世纪的重农学派以为只有农业创造财富，而土地与劳动是基本条件。这种前古典主义的、已经不适用当代社会的观点还在中国能觅到踪影，例如，总有人担心劳动力离开农村，担心城市化过程中占用土地。
其实在现代农业经济中，技术与资本对农业产出的贡献要远远超出土地与劳动的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农业总产出增长数倍，而土地没有增加，农业劳动力更是大幅度减少，这说明，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来自技术与资本。这种结果表现为地租率的下降及土地价格的相对下降。
在土地市场比较健全的国家，地价比我们想象的要低了许多。笔者走访波兰时，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地价情况。1公顷较差农地约4000欧元，合每亩人民币2700元；而较好的农地则合每亩人民币1.4万元。农村地区由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也不贵，算下来每亩约13万元左右。
在人口密度高的日本也是如此。在我们想象中，日本人多地少，一定是地价高昂。其实不然。东京郊区1亩农地可卖到40万元人民币，考虑到日本农产品价格极其高昂，这个地价也不过是高昂地租的10倍左右，大体与国际价格相当。在北海道，一般的农地每亩合人民币约3000元，而牧业用地甚至可以无偿使用。
农业轮作及土地休耕有利于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所以，农地数量多是一件好事。但是，农业经济成长的根本出路，是用资本替代劳动，因此，我们不必哀叹什么“空心村”越来越多，不必欢呼地租率与地价的提高。
原教旨有机派的农业浪漫主义
发展有机农业在中国呼声很高。很多研究者、媒体领袖、文化名人都为有机农业站台呐喊。有机农业的话题有时候甚至成为一个最高道德话题，如果谁有异议，就会被冠以人类公敌帽子的风险。这里且不论这种观点背后的利益集团背景，单从国际经验看，这种观点其实相当浪漫。
有机农业在欧盟发达国家已经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但至今种植面积不超过总面积的10%。按照大行业分类，美国有机食品的销售额目前为350亿美元，但2014年美国农业与食品行业的GDP为8350亿美元，前者为后者的4.2%。若统一为GDP指标，这个数值还会更小。所以，有机农业并不是美国农业的主流。这不是说美国不重视农产品质量与安全。事实上，美国有一系列的关于普通农产品安全的法律规定。
中国有不少人对转基因技术有很多误解，一些流传的说法实际上完全没有根据。美国在大宗农产品生产领域广泛使用转基因技术，只是对这种技术的应用有严格的规定，并要求使用了这种技术的农产品不能标注为有机农产品。美国对有机农产品生产的要求是，生产过程中不使用转基因生物或离子放射，也不曾使用违禁杀虫剂、人工化肥或污水物，不得给牲畜使用抗生素或生长激素。这种规定势必使有机农产品的成本十分高昂，因此市场价格不菲。与大宗农产品相比，有机农产品的市场占有量自然很低。
化肥、农药、转基因种子的使用极大降低了农产品的成本。美国转基因大豆每公顷产量能达到20吨以上，为中国东北地区平均单产的5倍左右，产出效率十分惊人。美国有机农产品的比例很低，如果只吃有机农产品，美国人恐怕只能饿死。事实上，美国人的恩格尔系数仅为12.6%，为世界最低，其原因就在于食品价格低廉。这种消费结构致使美国人敢于消费，敢于将储蓄率降低到4%以下。同时，美国人因为不愁吃穿，加上住房价格相对低廉，职业选择敢于由兴趣主导，自然有利于提高社会创新能力。
关于化肥、农药及转基因技术的使用，笔者以为，中国官方已经出台的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其内容这里不再转述。今后的政策调整重点，应是在保障大宗农产品基本安全的前提下，大幅度采用先进技术，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经济部门转移，降低中国农产品成本，让农产品的相对价格逐步下跌，以提升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根本性方向。至于食品风味等要求让有机农产品生产去解决。千万不要让有机农业绑架了普通中国人的饭碗。通过这个改革路径，有可能把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35%以上逐步降低到20%左右。这是人民富裕、国家强大的的基本标志。
零增长派的农业浪漫主义
中国粮食吃不完、房子卖不动、每年销售新车2000万辆，其他各种耐用消费品也高度普及，好像进入了后工业时代。这种背景下，有人对农业增长与农村发展趋势提出疑虑。要那么高的农业效率干什么？提高农业竞争力有何意义？每一户农民种几亩地，大家相聚而居，领受“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乐趣，岂不快哉！这种农业虽然效率低，但只要保持一个低度的城市化水平，且城市生活尽求简朴，人们独享花落山空，不求绿肥红瘦，农业低效也就不是问题了。还有人忧心“空心村”的出现，主张不能动摇农民的村落聚集形态，甚至赞美旧时代的农村“乡绅治理”。持这种理念的人多不赞成城市化，不赞成农业规模经营。这其实是一种“零增长理论”的翻版，也属浪漫主义农业观。
“吃饭一斤粮，睡觉一张床”是前工业化的消费理念，如果坚守这种陈旧理念，工业革命就不需要了，经济增长也基本不需要了。这种理念基本上建立在对历史错误的理解上。
人要靠手脚之力谋得温饱，殊非易事。历史上，人类曾长期跟随在猛兽后头啃它们吃剩下的猎物骨头，不小心自己做了猛兽猎物也是常事。人吃人的现象也常常被考古所证实。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后，使得人们有了预测未来的能力，但多数人的贫穷仍是常态。依靠传统农业耕作方法，一个“五口百亩之家”所使用的土地资源方可以有一个衣食尚足的生活水平，而种好这些土地，不违农时，生产出粮食、棉花、桑果，那是十分艰辛的事情。多数农户达不到这个水平。男耕女织的曼妙，是文人想象出来的。因资源高度紧张，又没有多少剩余产品可支撑交换体系生成， 人们的平等意识是不会有的，穷人对富人，特别是对所谓乡绅，普遍处于依附状态，社会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别十分模糊，穷人无隐私，也无自由空间。
只有当代物质文明才有可能改变穷人对“乡绅”依附的命运。以专业化和迂回生产为基础的大规模社会分工的出现，是一次对人的重大解放。人们的交际需求不再和物质利益的满足直接捆绑在一起，使人们有了对交际的自由选择权。由这里开始了私权与公权的分离。私权用于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只跟人的技能与性情关联。公权可能只用来处理公共事务，只有对公共事务有偏好的人们会更多地进入公共领域。有了这样一个公私两域的分离，穷人至多在公共领域服从可能由富人主导下建立的公共规则。如果在公共领域建立竞争性机制，公共规则也就可能避免剥夺性质。公权行使中的自由，可能只体现于对公权代表（政务官员）的选择，而公共决策一旦形成，少数派也不得不执行。但少数派的权利牺牲仅仅限于某些公共领域，他们的物质利益需求仍在私权范围里，其基本自由不受影响。这样一个社会大抵是和谐的。这便是所有人可以享受的有规则的自由。所谓人的解放，不过如此。
所谓村庄的“温馨、和谐”，是任何熟人社会都可能有的特征。人本化的城市照样可以有熟人社会，而且，熟人社会在城市会出现多元化，不同类型的熟人社会有了相对清楚的边界，不再交织在一起，也不会让一个或几个领袖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们有了选择的自由空间。熟人社会一旦与基本生存资料的分配切割开来，其维系会依靠其他几种基本要素，如家族关系、共同兴趣、同学关系以及邻里关系等，由此变得相对简单。这是广大农民，特别是广大农村年轻人，尤其是农村女青年，义无反顾地奔向城市的秘密所在。
诚然，中国的城市，尤其是新兴城区，由于土地规划的错误，造成城市的熟人社会难以形成，形成极不合理的居住形态，但这不是城市化的错，而是城市规划管理制度的错。
中国农民要改变命运，必须抛弃“零增长”理念，支持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并推动城乡消费的继续扩大。庞大的以耐用消费品为核心的制造业体系形成以后，必须辅之以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其要点，一是扩大居住消费（不是高价买房）与出行消费，释放居民对保护隐私与增进自由需求。对独栋房屋的需求、去中心化的居住点选择倾向、对轿车的需求，都是需要鼓励的消费意愿。为此要大力发展以独栋房屋为主的住宅区，鼓励购买家庭轿车。二是放手发育城市型熟人社会，形成攀比型消费模式。现代社会的消费支出中攀比型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大，若反对这个，经济增长就没有了动力。要降低多层共用楼房在房屋中的比例，大力提高独栋房屋的比例。
欧美国家在自己的经济成长历程中没有掉进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顺应城市化规律，开辟了攀比型消费空间，并有财产权制度给予支撑。
从表2可以看出，美国家庭支出结构中，住房（包括房租或住房维护装修等，不是买房支出）竟占到支出总额的30%以上。如果没有财产权保障，没有高品质的居住条件，没有住房的可维护性，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居民能年复一年地将30%的收入花在住房上。中国人购买单元楼房是一次性投资，此后很少发生住房维护支出，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种“社区公共品”垮塌或拆除。同样地，没有人本城市化的演化路径，也很难想象能产生17%的出行支出。高度城市化带来农业规模经营的条件，使农产品成本得以降低，使美国人的恩格尔系数能够降低到12.6%。这种支出结构是美国保持消费力与经济活力的基础，也是美国做世界老大的重要基础。如果美国人听从几十年前兴起的“零增长经济理论”，以国家干预来束缚美国人的消费，很难想象美国能发展到这个程度。中国要赶上美国，必须坚定地推进城市化，大幅度减少农村人口，让中国大部分家庭拥有“接地气”的住房财产，并以廉价食品鼓舞消费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