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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新闻：供销合作社要在农村建立一村一社，其中提出其职能包括”土地托管、土地流转和代种代耕“，我认为，这可能不妥。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进入大学前在公社上山下乡和工作长达五年，那时公社有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我与这两个机构生活和工作上打交道不少。那时供销合作社的存在，是计划经济的体制安排。供应农村所需要的生产生活物资，许多是凭票供应，收购农民除粮食以外的产品。供应的物资，除了较普通的外，许多如化肥、麻渣、农药等要凭票供应，收购农民的皮毛、中药材、鸡蛋、鸡羊菜瓜果，编制的箩筐等。当时，从农民那低价强收来的畜禽，有时送给我们公社机关干部，或者公社机关去要，说真话，当时我也分享过。
实际上，当时的供销合作社也不是农民入股办的合作社，而是一级官办组织。当时既有为农民服务的部分，也有从农民手中转移利益的部分。如供销合作社，就是不让农民自己和生产队集体到市场卖自己的生产的瓜果、畜禽和其他农产品。他们出的收购价很低，农民到市场上卖的价格要高。农民私下偷卖，常被他们举报到公社，作为投机倒把和走资本主义道路事件处理，有的农民因私贩畜禽而被定为投机倒把罪入狱。供销合作社虽然在计划经济时期为农民做了些事，但与农民的利益矛盾也非常大。
改革开放以来，从就业职工统计数据看，萎缩最快的是供销合作社职工。当年职工下岗问题突出的，供销合作社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说，最先被市场经济大面积淘汰的就是供销合作社。它是一个计划经济时期的体制安排，并不适合于市场经济组织体系的需要。
真正解决农村土地撂荒问题，增加农民收入，关键还是全面放开耕地的交易集中，并延长使用财产权年期，形成有恒产有恒心的农场，这样既可以增加农业粮食产量，又可降低成本、提高农业收益。其他办法，治表不治本，代价很大，效果不好。
现在供销合作社也不是农民自己入股、自己管理、自己经营的一级组织。而是体制内办的机构。财政给他们钱，让他们给农业农村农民做点其他惠民工作，我觉得可以。但是，要看投入的成本，会不会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要预见这类的组织干这类的事，会产生的寻租和腐败，会不会既贪骗财政补贴，又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出现；还要考虑派驻纪检、监察、审计等体系和开支多大，监督供销合作社不腐败的成本多大。其实，类似粮库、国营农场都是骗补、贪腐和损害农工利益和监管成本高昂的领域。
宋朝时有亲民的皇帝，曾经出钱办惠民的慈善、医疗和养老机构，衙门和下面的官员，投其所愿。一些地区排挤民间慈善、民间郎中，而官办的这些机构，搞形式主义，假病假看、多报救济救助人员、养老院空转，政府化了很大的财力，最后民间慈善、医疗被压制，有的家把老人送到政府的养老院。最后国库实在是承担不了了，难以为继，以失败和偃旗息鼓而结束。
我认为，农村改革最紧迫的事项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农村土地配置由市场决定，土地要素向市场化配置方向改革。给农民使用的宅地、耕地真正确权，更大力度地延长土地使用年期，或者实行永佃制，并且与国有土地一样，同地同价同权，形成城乡统一、平等和竞争的土地市场。目前农村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16000多元，远低于城镇户籍人口46000多元，其症结就是他们没有土地财产性收入和以地为本的创业收入。前几年制造业转移、城市建设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现代化城市建设，甚至许多城市人建设国际化城市，将大量的农民人口从城市转移和撵回了农村，规模少则1000万，多则可能有2000万。他们回乡后，搞了一些大棚、农家乐餐饮、产品加工、小客栈、农村城郊农贸市场等，进行创业。但是两三年中土地规划建设城管等部门操刀，农业部门旁观而不发声，在”一刀切“扩大化的拆违建中绝大部分受到重创。
关键是，农民对于土地，只有种地使用权和居住使用权，本来就是他们的土地，但其他创业经营用地在规划和用地指标上，并没有他们的份。招拍挂土地，他们一是卖不起，二是也轮不到他们买。但是，农民在他们的土地上盖个大棚垒个猪圈鸡窝，都随时会被定为违章建筑，予以拆毁。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农民除了吃饱和有个住的地方，怎么能致富呢？
一些学者大肆渲染农村土地不能给农民，不能让他们买卖。但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解放以来，我们建设城市、国企、交通、水利、矿山等从农村转移了可能近2亿亩土地。1998年以来，地方政府卖从农村集体手中转移的地，得到了50万亿元巨额的出让金。农民得到了多少？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把土地给了农民，土地可以交易，他们那为什么没有出现流民、贫富差距很大、土地恶霸等现象。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在其城市化和工业化阶段，从数据看基尼系数在0.2到0.3之间。并没有出现两极分化。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城镇户籍居民有自己的住宅，一些有自己的公司，有自己的财产，可以交易、抵押、创业而获得财产性收入和创业收入。而农民守着自己的土地（在生产要素中，也就有点土地要素优势）却不是自己的财产。农民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还是无产者。因此，让农民脱贫以后富裕起来，我们到底想不想，让不让农民拥有土地财产，想不想让他们有土地财产性收入，想不想让他们能够在种地和居住之外，在创业经营上使用土地，得到以地为本的创业经营收入？
一些政府部门和学者，总是想体制发力来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有个哲学上的辩题：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经济上的辩题是：农民富裕起来，是给他们土地的财产使用产权、交易权、建设权和创业权，还是只给他们使用权，不真正给他们使用财产权：是放手让农民自己，或者自愿合作去干事，还是体制内的供销合作社等掺糊去干事；是让市场以价格、利益等导向去调节，还是政府去主导去推动？这是两条不同的路子，古今中外，前者大多都成功，后者大多都失败。
就象一个大家庭，家长让每个孩子去闯去自己干事，这个家庭会兴旺；而家长非得要包办，孩子们一切听家长的，在社会上没有竞争能力，这个家庭一定会衰落。而且会养出一群懒汉来。道理都是一样的。
目前的供销合作社，并不是农民自己入股自愿组织是自己的经济组织，而是一级政府办的实际是国有的经济组织。由他们来进行农民土地的”土地托管、土地流转和代种代耕“，在土地还没有给农民真正确权到位，农民没有土地种地和居住以外的使用权，也没有交易等处置权，集体、农民、政府、开发商围绕土地，利益博弈激烈的情况下，让体制内的供销合作社再插一手，又多了一个利益博弈者。对于农村农业农民而言，凶多吉少。
混沌状态之下，很可能以农民的弱势地位和供销便便社体制强势地位，1、本来农村集体农民的土地，很可能变成国有和二国有土地；2、垄断农村土地除居住以外的各种使用权，农民自己更是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干事了；3、截留政府给农民种地和其他给农民的各种补贴；4、压低给农民的代种代耕租金；5、抬高代种代耕的成本。而且，从全国供销合作社到一个村一个，又形成一个庞大的由政府和农民供养的机构和人员体系。
有些地方土地可能需要要托管，但是要有社会土地托管经济组织，在工商注册，当然要针对其可能出现的问题，科学监管。
我建议：1、体制内供销社，要全面铺开，涉地事项，先在极少数地区试点，但老百姓自愿是前提，不能政府诱导和强迫；2、由农民自愿，农民发起，农民参股，农民自我管理，农民经营的供销合作社；3、体制内供销合作社一村一社试点的效果，试点地区不要看眼色，搞形式主义，给吃偏饭，中性试点，要讲真话，利大还是弊大，成功还是失败，如实汇报。如果讲假话，全国试点造成大问题的，一定要追究谎报者的责任；3、供销合作社不要扩大为搞一村一社。因为现在市场体制的电商、物流、农村专业户等发展较快，要放开限制，扩大准入，科学监管，让农民、个体和民营经济主体去做这些事。邮政所的萎缩，实际就代表了计划经济必然衰落这个趋势。实际国有的供销合作社，一直到村里，可能结果并不比邮政所好多少。如果政府给它们以许多特许和垄断权来发展，则又会成为盘剥农民的一级组织。或者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
千万要避免把供销合作社一村一社，涉足土地，搞成烂尾工程。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改成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