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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工业革命以来普遍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推进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三农”问题，与发达国家的“三农”问题有一些差异。中国的“三农”问题不是固化不变的，而是在发展进程中跨上一个个更高台阶后的问题。70年来，中国“三农”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源于党和政府不回避问题，勇于正视问题，并基于这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主动施策，探索形成了破解“三农”问题之路。
关 键 词：“三农”问题；弱质性困扰；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转型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党和政府不断解决“三农”问题的70年。在工业化进程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与工业、城市、城镇居民相比，农业、农村、农民呈现出明显的弱质性。面对“三农”问题，党和政府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主动施策，为促进国家现代化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于统筹长远与近期发展、全局与局部发展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探索形成破解弱质性困扰的“三农”问题之路，这是中国工业化和“三农”均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
勇于正视并解决弱质性困扰的“三农”问题彰显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精神
新中国成立70年间的“三农”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是梳理总结新中国70年“三农”问题经验首先需要辨析的问题。
“三农”问题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存在，而且现在依然存在，贯穿于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如果仅从“三农”问题的字面来理解，那新中国70年“三农”似乎仍停留在原点，但实际上，新中国70年“三农”实现了跨越发展，到达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高点，而且远高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的预期。问题与发展是贯穿“三农”70年历史演变的两个方面，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
中国“三农”问题的存在及破解难度，既有工业化的共性原因，也有国情所致的特殊原因。
共性原因在于“三农”问题是工业革命以来普遍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结构性变迁，在三次产业结构上，表现为二、三产业所占份额大幅度提升，而第一产业所占份额大幅度下降；在城乡人口结构上，呈现出城镇人口所占份额大幅度增加，而农村人口所占份额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是如此。实现经济恢复发展后的1952年与2018年相比，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51.0%下降到仅有7.2%；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12.5%提高到59.58%。[1]这种结构性变化和发展态势，不仅缘于工业是现代化的先导产业，以及工业化、城镇化被各国政府视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予以政策倾斜，更是缘于资源配置的机会成本差异，即由于生产率、价值链中的位置等差异，而导致投入回报率工业高于农业。正是缘于此，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这虽有利于农场经营规模的扩大，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象普遍存在，使得农场无法从根本上摆脱经营困境，如近年美国中西部地区农场破产数量增加即是一种表现。[2]
而由中国国情所致的特殊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新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人心所向的奋斗目标。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工业化是我们破解后发国家劣势窘境、实现跨越发展的法宝。为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国家不得不动员全国人民艰苦奋斗，不得不选择农业向工业提供更多资本积累和农产品供给的政策，由此农业积累放缓，加之长期实施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城乡户籍管理制度、人民公社制度以及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使破解“三农”问题复杂而艰难。另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国，即便大幅度提升人口的城镇化率，仍然有庞大数量的人口留在农村，不可能改变人均耕地少及相应的人均土地经营规模小的问题，这不仅存在经营规模不经济问题，还由于经营规模小而不利于国际竞争。因此，即便实施工业反哺农业，“三农”的弱质性在较长时间仍难以根本改变，缩小城乡差距还需时日。
共性原因和特殊原因叠加，使得农业、农村、农民与工业、城市、城镇居民相比，呈现出一定的弱质性，使新中国70年来解决“三农”问题极为困难而又错综复杂。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从来没有在推进国家工业化乃至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回避“三农”问题，而是特别清醒地认识到“三农”问题的实质。正视并努力解决“三农”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而勇于担当使命的体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强烈的问题意识。
70年破解弱质性困扰的“三农”问题彰显“三农”转型发展成就
新中国在成立后70年间不断破解“三农”问题，实现跨越发展，呈现出以下明显的特征。
(一)台阶式破解“三农”问题
中国破解“三农”问题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9-1952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在这一伟大社会变革的基础上，党和政府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国家工业发展奠定基础出发，在老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基本完成土地改革，不仅确立了农民在新社会中当家做主的地位，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快速恢复和发展，而且更成为新中国70年“三农”发展的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1953-1978年，针对传统经验和一家一户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缺少畜力、生产工具和基础设施水平低下等问题，党和政府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建立起农业生产合作社及之后的农村人民公社，形成了集体统筹和积累机制，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并以此为基础，促进了农田水利、农村道路等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农业科技应用、机械化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的发展，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11318.0万吨、1952年的16391.5万吨提高到1978年的30476.5万吨。[3]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升，不仅解决了全国人口由1952年的57482万人增加到1978年的96259万人[3](p.608)的吃饭问题，还为国家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提供了大量的农产品和资本积累，保障了国家工业化战略的顺利实施。
第三个阶段是1978-2002年，中国在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后，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发挥农民的创造性，不仅促进了农业的全面发展，还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走出了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之路。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并进发展，实现了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重大突破，拓展了“三农”发展的路径和空间。
第四个阶段是2002-2012年，基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乡村建设滞后的问题，从构建和谐社会和有利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出发，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4]“十一五”规划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
第五个阶段是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起，针对“三农”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短板，党和政府开启乡村全面振兴进程，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实施脱贫攻坚战，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上述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工业化进程中“三农”弱质性的世界性课题，朝着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方向发展，促进“三农”发展实现质的飞跃。
新中国成立70年“三农”五个台阶式的发展表明，中国的“三农”问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这说明它不是固化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发展到更高阶段后的问题。
(二)“三农”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性进展
新中国70年“三农”的发展历程是不断推进现代化的历程。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观点。[5]1949年12月，周恩来在对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人员的讲话中指出：“必须把城市工业组织起来发挥领导作用，才能使农业现代化、机械化”。[6]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6](p.176)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建设现代农业提至“四化”之首。[6](p563)经过70年的努力，中国“三农”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一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新中国大力推进现代农业科技的研究和推广工作，农业科技应用水平和农业机械化率不断提高，“据科技部资料，2018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8.3%”；现代技术装备水平极大提高，“2018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67%”，[7]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中，改变了过去以人力、畜力为主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劳作方式，不仅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还把大量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的全面发展，仅粮食产量而言，“201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3158亿斤，比1949年增长4.8倍，年均增长2.6%”，[7]不仅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了自己的手中，还较好地满足了人民对食物消费多样性的需求。
二是传统乡村向现代乡村转型。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乡村发生了明显变化，由狭窄不平的土路、土墙、茅草屋变为水泥硬化路、楼房，随着电力、现代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现代医疗、现代教学方式等的推广，美丽乡村逐步建设起来。乡村发展后，不仅成为农民的美丽家园，还成为城市居民休闲娱乐和体验农耕文明的乐园。农业功能由主要提供农产品向发挥多种功能拓展，农村不仅发展农业，还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2018年，休闲观光、乡村民宿、健康养生等园区景点接待游客30亿人次，营业收入超过8000亿元，[8]不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而且满足了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后的多种需求。随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乡村逐渐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自治发展，
促进了乡村事业的发展和乡风文明建设。
三是农民素质全面提升。在旧中国，农民基本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如此低的文化素质制约着“三农”的发展。正因为如此，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把治盲、治愚、治病作为切入点。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不仅在农村开展识字运动以扫除文盲，还积极发展农村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社会保障等事业。例如，改革开放前，基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起来的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保障了农民基本的医疗需求，这一做法引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和一些国家的代表还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拍摄“赤脚医生”工作的专题纪录片，1978年召开的国际初级卫生保健大会将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经验写入《阿拉木图宣言》，并将其作为解决初级卫生保健的成功范例向发展中国家推广。[9]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事业跨上新的发展台阶。现今，全国农村已普及了9年义务制教育，建立起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构建起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村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体育事业发展的重大突破，大幅度提升了农民的综合素质，积累农村的人力资本，成为农业农村乃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非农产业，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836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266万人”、“本地农民工11570万人”。[10]7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了大幅度提升。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全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3721元”；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降低至30.1%，表明农民生活质量显著改善；全国共有“3520万人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455万人享受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10]
在“三农”实现跨越发展的同时，还为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撑，如为工业提供农产品原料、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工业提供积累、通过出口农产品换取购买工业技术装备所需的外汇等。
探索形成破解弱质性困扰的“三农”问题之路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面临劣势窘境，加上缺乏经验以及实践不充分条件下的理论认识偏差，在探索破解“三农”问题上有过曲折。尽管如此，“三农”实现历史性跨越发展的事实，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探索形成的发展路径对于破解弱质性困扰的“三农”问题是有效的和成功的。中国之所以能够探索形成破解弱质性困扰的“三农”问题之路，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一)中国共产党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以破解“三农”问题的弱质性困扰
如果国家治理受利益集团控制，那么，小规模经营的农民的发展诉求是难以顺利表达的，国外如此，旧中国也如此。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变了这一状况，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在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之际，把农业摆在国民经济的首位；在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后，明确要首先解决好农民和农村问题；在进入工业化中期，明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进入新时代，明确把坚持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70年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促进“三农”发展而不懈怠，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忘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并基于解决好“三农”问题进而实现乡村振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的认识，因而能够在解决好“三农”问题的行动上高度自觉。正因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才能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70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在调查研究了解农民需求的基础上进行重大战略部署，除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对发展“三农”进行战略部署外，还有11次中央全会对“三农”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制定实施了21个以解决“三农”为主题的中央1号文件以及数量众多的专题性文件，及时解决“三农”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这是“三农”能够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探索共同发展道路和实现组织化规模化的形式
中国“三农”问题能否解决，根本在于是否具有较强的内生发展能力。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一家一户经营规模过小，因而在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有很多难题需要破解。把农民组织起来提高经营规模，有利于提高“三农”的内生发展能力，这是改造传统农业的必由之路。中国“三农”实现跨越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集体所有制，在此基础上探索共同发展道路和现实组织化规模经营的形式。
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出发，同时也是从解决土地改革后分散的一家一户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出发，中国共产党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并在这一进程中逐步完成了由农村土地农民所有向集体所有转变。这一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自建立之日起一直坚持至今，其间只是进行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而已。其中较大的变化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对土地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中共十八大以来，逐步实行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的制度。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建立和坚持完善，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农村社区集体统筹和积累机制，既有利于增强“三农”的内生发展能力，从而破解“三农”弱质性困扰，还保障了农民能够朝着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断前行。在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解决了农民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促进了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同时也避免了农村两极分化现象的发生。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一些地方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出发，通过改革，对社区集体统筹和积累机制进行完善，发展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小城镇；即便集体经济弱而积累少的村也能通过“一事一议”促进社区集体事业的发展。基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所形成的农村社区集体统筹和积累机制以促进“三农”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也是中国传统乡村社区建设实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传承发展。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还避免了无地农民涌向城市形成贫民窟现象，为农民安心外出创业就业提供了保障，并促进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健康推进。一些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在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造后，明确了农民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产权份额，这一组织制度的探索形成也能保障农民变市民的权益，进而有利于促进城镇化的顺利推进。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中国特色的组织化规模化生产经营多种形式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在对集体土地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形成了多种组织化规模化的经营形式：有家庭农场，有多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专业合作社的联合社，有公司+合作社+农户，有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等等。在多种组织化规模化经营形式中，农民还可以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及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探索形成组织化规模化的多种形式，有利于更充分地在组织化规模化进程中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和权益，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共享发展路径，这是中国的特色。
(三)从促进国家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出发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工农城乡关系
70年来，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不是孤立地就“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而是从促进国家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出发，通盘统筹促进“三农”发展与国家工业化发展，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呈现出以下明显特征。
第一，基于工业化进程中“三农”的弱质性困扰，着力补齐“三农”发展这个短板，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夯实国家现代化发展根基。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促进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曾发生过工业增长偏快的工农城乡发展失衡，党和政府能够及时进行调整，如20世纪60年代初、70年代末、80年代末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强化了农业的基础地位，使70年的国民经济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整个国民经济稳健发展，避免了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现象的发生。进入21世纪，针对城市快速发展而农村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针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三农”这一短板，相继提出“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11]重塑城乡关系[12]，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13]、城乡融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14]，明确了“到2050年如期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15]
第二，根据工业化发展阶段处理好工农城乡的“取”与“予”的关系，形成长时段视域下的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政策体系和发展机制。在工业化初期实行农业支持工业或称农业养育工业政策，在进入工业化中期则转变为工业支持农业或称工业反哺农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要实现工业化的跨越发展。新中国工业化实现跨越发展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这一过程同时也促进了“三农”的跨越发展。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发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较好地处理了长远与近期发展、全局与局部发展关系。在推进国家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成功地实现工业化所需资本的快速积累，这不仅是因为党和政府号召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及选择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取向，还因为我国顺利地实施了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在实施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过程中，党和政府从一开始就注重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把握好对农民“取”的度，并通过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简称粮食“三定”)、工农业产品价格比价、税收、农用工业等保障农民的基本利益，促进了“三农”发展。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尽管实行农业养育工业政策和城乡二元体制，但工农城乡差距可控，仅以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例，1978年为2.57：1。20世纪70年代末至1984年，农村改革率先成功突破，农业农村快速发展，逐步缩小了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至1984年的1.84：1。自80年代中期起，城乡差距再度拉大，这是由于在市场条件下的马太效应所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到2009年高达3.33：1。从21世纪初起，党和政府基于工业化进入到中期阶段，将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调整为工业反哺农业，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践行共享发展理念，探索通过股份合作而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推广利益分红型模式，通过‘订单收购+分红’‘保底收益+按股分红’‘土地租金+务工工资+返利分红’等方式，促进农民持续增收”。[8]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应坚持这种有益探索，促进以共享发展为取向的新型工农发展关系的构建和完善，这也是新中国70年促进“三农”发展的基本经验之一。
综上所述，70年间，中国“三农”实现了跨越发展，源于党和政府不回避问题，勇于正视问题，并基于这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主动施策，探索并形成了破解弱质性困扰的“三农”问题之路。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19年3月1日；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第608、612页.
[2]陈立耀：《中国农业需要警惕！美国农业正在破产，原因有5点》，搜狐网，http://www.sohu.com/a/293681236_379553，2019年5月15日.
[3]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年》，第637页.
[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6页.
[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2页.
[6]《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7]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农业生产跃上新台阶现代农业擘画新蓝图——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二》，国家统计局网，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8/t20190805_1689117.html，2019年8月10日.
[8]韩长赋：《国务院关于乡村产业发展情况的报告——2019年4月21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1904/1e30cb31a2a242cdb82586c5510f756d.shtml，2019年5月17日.
[9]姚力：《卫生工作方针的演进与健康中国战略》，《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3期；艾笑：《中国的经验可望又可及我国妇幼保健成就令国际瞩目》，《人民日报》1995年9月8日.
[10]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19年3月1日.
[1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12]董峻等：《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7年12月30日.
[13]《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人民日报》2015年2月2日.
[14]《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摘登》，《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