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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温铁军教授所作“生态文明转型和乡村振兴战略”主题讲座的文字整理稿。
今天的大题目是生态文明、乡村振兴战略，具体到两山理论与三变改革。很多地方在三变改革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大家也提出了很多问题，今天把课题也缩小一点，直接有针对性地讲一讲习总书记提出的两山理论和中央1号文件出台以后我们要做的三变改革，更贴近大家需求。
一、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
1.工业供给侧改革。
在西峡我也学了一些经验，每当重大调整发生的时候，特别是面对全球化挑战，国内原有的经济发展态势受到了影响时，我们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在强调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个发展战略之前，中央连续做出了三个供给侧改革的文件。我重述一下。
2014年10月，美国停止量化宽松政策，美元在国际市场上流动性减少，国际市场上大宗原材物料下跌，理论上叫通货紧缩。当外需大幅度下降，经济增长靠的是内需、外需和投资。因此，国内出现了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中央在2014年提出了工业供给侧改革，从2015年11月10号到18号期间，中央5次提及“供给侧改革”。工业的过剩意味着实体经济的普遍不景气，这点大家应该能够理解，世界上出现了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内容是：过去大量出口原材料的国家在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大量印刷美元的时候，进入国际市场抬高价格增加收入。我们作为生产型国家叫做输入型通货膨胀。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的时候，奥巴马首先提出了量化宽松，大量美元进入国际市场，把原材料价格炒上去，接着美国停止了量化宽松，国际市场上美元减少了，原材料、石油、粮食价格就降下来了，就产生了进口通货紧缩。无论是进口通货膨胀，还是进口通货紧缩，对我们国内的经济而言，都是全球化挑战的影响。当输入型通货紧缩发生的时候，意味着世界上原来靠出口原材料、石油、粮食来获利的国家，获利能力大幅度下降，不再购买其他国家出口的东西了，国内外向型企业不景气，实体经济下滑，这个时候生产过剩问题就暴露了。
2013年新一届政府刚就任，就遇到了输入型通货紧缩，世界各个国家需求下降，导致国内出口受阻，生产过剩发生。面对全球化的重大变化，2015年中央提出了第一个调整政策就是工业供给侧改革，这是针对国内实体经济的生产过剩所做出的调整。在这个阶段社会上有各种讨论，有人认为中小企业发展是制度环境不好，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受到歧视，这些说法不是那么客观，但无可厚非。实体经济不景气是生产过剩造成的，本质原因是外需下降，不是中央的政策有偏差。中央也积极召开民营企业家的座谈会适当照顾私营企业、民营经济。这个阶段的国企显得比较强，因为国家在实体经济下降生产过剩的时候，需要靠投资来拉动，加大投资力度。而一般中小企业实体经济没有效益，国家只能投资到由国企承建的大规模基本建设上，就会显得国企得到的投资没有下降。实体经济的下滑，是全球化影响的一个结果，所以在2015年政府正式发布了工业供给侧改革。主要内容很好归纳，“三去一降”，去产能，去库存，降库存。大家都知道生产过剩是怎么回事，只不过没有联系实际而已，缺乏从理论到实际的过渡。对供给侧改革给大家做了一个解释，这是新一届政府就任以后的第一项重大调整。
2.农业供给侧改革。
农业供给侧改革也是符合规律的，一般在工业过剩条件下，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都会转向农业，这就是2014、2015年以来大量的工商企业下乡，房地产企业下乡，乡村资源成了大家争抢的领域，但是大量的资本下乡很快会导致农业过剩。2017年第二大供给侧改革就是农业供给侧改革。大家很多都是农业部门的领导干部，不知道有没有把中央2017年提出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所针对的问题搞清楚，为什么中央要提农业供给侧改革？针对的问题是什么？在工作中贯彻农业供给侧改革了么？其实中央文件讲得很清楚，农业供给侧改革针对的问题是结构性过剩。
早在新世纪之初，联合国曾经组织过50多个世界各国的专家做了一个总体的调查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世界上农业不是短缺的，如果按照人均健康所需要的卡路里对照着农业总产出折成的干物质，农业总产出过剩30%。为什么还有饥饿？因为国际上大的农场是被跨国公司垄断了，这些公司为了获取利润，通过做多做空的方式，在农产品的价格市场上造成价格波动，获取收益。所以不是农业产出不足造成的饥饿和贫困，而是制度不合理造成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农业按照工业化的方式开展生产，大规模推进产业化，往往会造成严重的面源污染，点源污染往往是由工业导致的，可以靠管控和技术手段来加以缓解或根本解决。农业产业化方式造成的面源污染，没有用技术手段解决的可能性，只有改变生产方式。2005年国务院就发布了面源污染普查报告，农业对面源污染做的贡献超过50%，我国最大的面源污染来源于农业而非城市的生活污染。从农业调整方针来看，2006年国家领导层已经提出调整农业生产方式，2008年三中全会就明显提出农业要转型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并且要在2020年实现“两型农业”的发展目标。
3.农业产业有效融合。
农业的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农业生产过剩。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农业生产过剩，有饥饿有贫困是制度问题造成的，另一方面国内也存在生产过剩，并且还派生了第二个问题，即农业是造成面源污染最大的问题。2017年的农业供给侧改革，中央提出农业生产方式的改革，要求转型为绿色生产方式，尽可能把面源污染降下来。怎么转型绿色生产方式呢？这就是这两天跟大家学的，西峡已经实现了一、二、三产业融合。提醒各位农业部门的领导干部，包括林业畜牧等各个方面主管的干部，我看了提的问题很多还是从第一产业角度，关于三产怎么融合的问题，大家似乎关注度仍然不够。农业供给侧改革中央已经给出了路径，就是一二三产融合转型为绿色生产方式。2017年中央提出的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内容对于各地农业农村局的同志、各地乡镇的同志、主管农业的同志以及直接做这件事情的人同志来说，现在的工作仍然存在一定空间，我们还是要努力的。
农业供给侧改革同时是乡村振兴作为国家重大战略提出的，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涵，和产业兴旺有关。很多同志提起乡村振兴还是用20年前产业化的思路进行产业兴旺，这不符合现在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要求。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要贯彻农业供给侧改革，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同志在解读中央提出的一二三产融合文件时，认为应该进一步将日本的六产融合作为我们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方向。经过将近20年的实践，在中央有关方面进行产业融合讨论的时候，我们就把六产融合的思路提出来了。现在西峡的农家乐、民宿，都是农村三产化的典型。韩俊部长讲的日本六产（即三产融合，1×2×3），意识着产业的业态空间，是可以加出来、乘出来的。日本的“六产”是抽象的概念，我们要做到具体化，当实现一二三产融合的时候，特别是绿色生产方式成为我们发展方向的时候，农业就不再是一个以工业方式生产的农业，而是回嵌到自然万物生命过程之中，这就叫生态化，意味着农业绿色生产方式的真实内涵，进一步和国家正式确定的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结合，同时也和习总书记讲的两山理论结合。
4.大力发展特色农业。
习总书记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之后又进一步讲了山水田林湖草沙要综合规划、系统开发。大自然万物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生命体，这有一个相对比较深刻的理论内涵，一个生命体能够被切开吗？不能。我们过去的方式是山上只卖木头，等于把山水田林湖草的林抽出来切了块单卖了，山水田林湖草沙的整个系统被拆开了，不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了，也就无法体现生态化功能。这个生命共同体，怎样实现开发呢？习总书记接着讲了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实现生态产业的价值化，只有依靠整体才会生态产业化，西峡的全域旅游其实意味着对全域生态资源是一个综合规划、系统开发的整体。如何在西峡的全域旅游中体现生命共同体，这是一个新任务。这个任务带来了什么呢？第四产业，即生命产业。每个产业升级都是惊险一跃，需要调整，从一二三产如何进入第四产业—生命产业。康养、医养、寿养，三养是生命产业的重要实现方向，西峡县仲景的品牌，带动着我们的山茱萸产业，一路上看得到的。怎样把这些开发成三养产业，生命产业，康养、医养和寿养，比如健康步道能够走三公里，这其实就是康养，如果能够在步道的周围修成有水流的环境，变成一个沿步道的亲水环境，就具有三养的最好条件。如果按照一般的林业开发方式，西峡这个地方属于水域涵养区，不能轻易砍伐了，甚至搞一些建设来维持菌、菇的生产，还要从外地进口料来养菇，林业靠砍木的致富路没有了。所以应该靠林业所具有山水田林湖草沙系统的生命共同体的功能，让人的生命回归到以林业山区为载体的生命共同体之中。这里面有大量的因三养、生命产业等形成的以第五产业升级的要求，即文化和教育。
我们这有现有的仲景文化、中医药和第四产业是直接相关的，但是想要被大家广泛接受，就需要把以前按照农业产业化的要求搞的产业，如菌菇养殖、山茱萸等支柱产业，按照现在农业五产化的方式来搞，上升到文化和教育的领域，将产业和中医药文化结合起来，利用这次疫情暴发，中医药所得到的前所未有的重视，抓紧把中医药作为一个南阳本地化的文化抬升上去。如果上升到第五产业——文化产业，就有很多新的教育文化的业态发生。习总书记对于教育、文化、科技有很多新的提法和指示正在落实。其中让教育部门开展自然教育、劳动教育，这些实际上是新的业态竞争，能够把上自然教育和劳动教育课的学生吸引过来，就在竞争中抢到先头。我们在和国家级深度贫困县的县委班子做交流时说，这里是一个很好的自然教育基地。因为黄土高原地貌风格细碎，下雨的时候垂直结理的黄土崩塌、黄河的水势涨落是常见的现象，但是对于读教科书的学生来说，他们没有机会看，这就是典型的地理自然教育基地。但是现在没有做成文化教育的题材进行宣传，所以要先发动本地的中学去和大城市最好的中学结对子，请他们实地来看课本上的地理现象。有学生和家长来到这里，意味着家庭要在这里住宿和消费。如果进一步文化化，把秋天七彩斑斓的景色加上文化题材，包括人祖山、女娲女儿庙等地方文化，和教育结合就变成第五产业。现有条件下，我们只要稍微努力，往前进半步，就进入新业态。
这两天和大家学习交流形成新的观点，西峡县发展新产业的时候也是书记直接挂帅。因为农民不能承担风险，小农是风险回避型的，而产业升级都是伴随着巨大的风险，意味着着惊险的一跃，小农是经不起摔的，就需要由政府来承担。西峡县产业的发展，据说就是因为政府要求有关部门直接干，要求干部拿自己的工资去干，如果有人不愿干，会被领导直接训话。说明原来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就不是自然的市场，有政府的直接干预。农业供给侧改革要求我们向第三产业融合绿色生产方式转型升级，也不是简单地靠市场就能做起来的。以前的经验是部门直接领导，干部直接出手，就把产业发展得差不多了，初期的风险政府承担了，然后再转交给地方，最后转交给农民接着干，这种模式慢慢变得越来越普及。陕西的袁家村现在在全国都很有名，本村人口不到三百人，但是有三千户外来人口在这里创业。袁家村开始搞农家乐的时候，村民都不愿意冒这个风险，经县委书记和村里书记动员全村村民后，最后也只有两户响应了号召，农家乐的客源也是从县里引过来。现在全村村民都在经营农家乐和乡村旅游，变成了一个一年有500万的旅客量的典型餐饮旅游村。西峡县的风险是政府直接出手，干部替农民承担了产业升级的风险，才有现在的支柱产业，
这个是跟大家学的经验。
有一个乡镇镇里的书记说，当地的生态最多承载35000人，现在镇人口有一万人左右，镇区只有2000人，但是基础设施按35000人做规划，因为要考虑以后各种各样城里人到这里居住。这个镇的规划很典型，符合了习总书记提出的城乡融合战略。调研的时候我们路过一个负氧离子达到5万7的地方，这是非常重要的题材，越好的生态资源就越是有利于第四产业生命产业。过去在基层搞农民产业发展的时候，我们没有问过客户是谁，只要你上，有产量，林业局只要第一产业不要考虑，当你进入二三产业的时候，就得有流通的，有体系，就得有物流体系，有销售点，这些东西都得有。我们这次到各个企业去看的时候，问的销售地在哪，有没有国际市场，还是以国内市场为主，主要销地在哪。刚才说的菌菇的销地在世界上，不是在国内，有大批的货是发往俄罗斯的，发往欧洲的，这些都是企业有明显的市场主体，客户是清楚的，我们要进入生态产业化的时候，就是我们生态化资源要价值化实现的时候。
刚才提到的习总书记提的“两山”理论，提这些的时候是对谁？他到东北去，他说林海雪原也是金山银山，前不久在东北跟地方干部交流就问：你的林海雪原，谁是你的目标客户？你建的滑雪场，谁是你的目标客户？有没有想想可能客人是什么人。今天我们讲全域旅游，有没有想我们的全域旅游对的什么口。也是前不久有一个会，企业跟地方政府配合包了两个乡镇把人赶走，把两个乡镇改造成了旅游景区，看着挺热闹，大巴拉的人挺多，拍个照就走了，但是没有消费，这种旅游其实是白干的，这个企业的亏损至少在三分之一以上，投了三个亿，成本比较多，你选错了目标客户，大巴就是因为不收门票所以来，但不在这里消费，人家有指定商店导游才能拿回扣，吃饭也有指定了，这是工业化旅游走到穷途末路的结果。我们为什么要拿这么好的生态资源去伺候低价团？再举个例子，之前海南有个企业家问我，他现在做的业态有没有可能发展得起来。我说你先弄清楚你面对的客户是不是海南的客户。海南变成国际自由港，海南现在不允许在那边买房子。海南的房地产事业非常有意思，第一次房地产是非常失败的，90年代出一批人去开发房地产最后血本无归，那时候没有高速，也没有客人。第二波起来的原因是海南变成了世界范围内冬天的一个避寒胜地，第二波卖得很贵，卖的是阳光沙滩、热带的风，卖的是生态资源。接着第三波是因为香港出事，海南变成自由岛，海南面对着世界的客户，像我们这种生态资源非常好的地方，找准目标客户。我们的农家乐价位差比较大，希望大家搞乡村旅游，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同志们关注一下，甚至更贵的到假期供不应求，便宜的已经饱合了，过去的农旅结合其实是没有转型仍然停留在相对过剩的生产方式上。所谓产业化的生产方式，他的实际内涵性的过剩我们没有做研究，我们没有把握，所以我们仍然沿着过去简单的农业产业化的方式发展乡村旅游，就出了一大批低端消费。低端消费现在处于过剩状态，越来越多的地方搞这个模式，在农民非常分散条件下去搞，结果就是已经进入过剩。连著名的莫干山也过剩了，它不比黄山，黄山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黄山的民宿现在不过剩，但莫干山的民宿已经过剩了。
稍微比较分析一下，大家就看得到，找到你这个地方这种生态资源的目标客户，是我们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特别是发展生命产业和文化教育产业的重要的问题。能不能找到目标客户，谁是你这里的目标客户。我们的房地产从2018、2019年开始下滑，到2020年已经开始炸楼保价，量产形成的房地产的发展已经告一段落，带不动了，很多地方的二手房价下跌了30%至50%，连带发生了房价下跌，继续盖房子的现在进入债务周期。农村也是一样，以前不能流通，浙江现在已经进入了农村物业的几乎全流通时代，浙江的口号是养猪养鸡不如养上海人，这些地区也是贫困地区，它找到了目标客户。总书记3月30号提出“两山”理论的地方就是浙江安吉余村，这个地方有很多上海人，余村投资4个亿，就是上海人投的，有3000多上海人在余村定居。我昨天去看房地产项目，难道是我们本县本镇的人买的吗？是郑州人买的，我们这里基本都是郑州人买的，将来会变成郑州人的镇，它就是城乡融合的典范，道理就是只要你把你的目标客户群找到，哪怕找到省会城市，或者找到洛阳、郑州比较有消费能力的城市也行。你一定要找到对你的高附加值的生态资源有足够支付能力并且能够维持住的目标客户，你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这个道理很有意思，我们已经有了这种做法，我们卖给郑州人，海南是卖给世界人，安吉是卖给上海人。说明我们把第五产业文化、教育提升起来，我们很可能卖给北京人，卖给天津人，卖给西安人，卖给超大城市的人。用什么方式卖，里面给相对丰富的商业策划内容，年轻人应该学会如何做好商业策划，一个地方的生态资源对中医养生、生命产业到底能有什么样的贡献，把这些东西做为商业策划的主要内容，然后用商业策划去打定向的目标客户，我们才有可能把我们这个地方的生态资源真正实现价值化。
生态资源价值化是习总书记两山理论的重要逻辑，找到不同层次的目标客户是价值化实现的关键因素。为什么我们这的房地产能够提价，能做到这点，地方的规划，当一个乡镇瞄准的客户是郑州人的时候，他把自己现有的人并不作为发展的主体，把未来的从外地来的消费者作为消费对象，内需拉动消费增长主要不是本地人的消费而是外来的人，当然也要有运动养生、自行车道、步道等，为目标客户的需求做好商业策划规划，整个排污、电力设施、供水要做好。这里又派生了第二个系统，什么类型的基础设施建设是符合3万到4万人口之间的这种人口规模需求？城镇化建设要想符合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要求，就得设计出符合这种人口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就要求你多轨合一。两个月前我们帮着自然资源部搞多轨合一的实施方案，就是要把生态化的理念——“山水田林湖草沙，综合规划系统开发”变成多轨合一的落实内容。所有这些山水资源如何处置，会产生一系统的问题，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两山理论怎么变成三变改革。
前面讲的是来这两天跟大家学的东西，我的知识主要产生于调查研究，向大家学习，刚才讲的这些尽管是浮光掠影，但也学到东西了。
二、从“两山”理论到“三变”改革
（一）“两山”理论的重要性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先说一个重要道理，两山理论符合治理中国化的要求，习总书记最近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知识分子就得承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责任。先解释习总书记两山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表现。我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我们都知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习总书记提出山水田林湖草沙意味着生产力要素的拓展，我们过去学的生产力要素是土地、劳动力、资金三大要素，后来进入到工业化以后特别是信息化社会，又加上了技术，信息管理要素。现在习总书记加上了山水田林湖草沙七个要素，意味着生产力领域中的要素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这个结构性变化要求生产关系也要发生革命性变革，这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体现。当我们说到山水田林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必须综合规划、系统开发的时候，本身就是生产关系必须变革。
中央现在强调三变改革重构新型集体经济，尤其对乡村振兴的产业经济来说，不能用过去一卖了之的方式去处理，山水田林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在开发上必须体现空间正义。现在的开发往往会造成贫富差被拉大，谁能够占有这块过去没有被定价的空间资源。比如一座山非常漂亮，风景如画，如画的山是空间资源，当风景被饭店盖层楼挡住了，人们看不见的时候，就意味着私人占有了空间资源。还是举海南的例子来说，三亚的黄金沙滩是一个长滩，有碧绿的海水，蓝天白云，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沙滩，卖的就是风景，刚建省的时候因为没钱，低价以荒滩的价值卖给了外资，外资盖的酒店，酒店一下多少层高楼把这片风光挡住了，你不能限制它，因为你已经卖了。后来它一个晚上收1万块钱，它的资本是靠着对自然风光的占有形成的收益，这叫生态资源的资本化，当然产生严重的分配差别，这叫收入差别拉大。海南当年干的事是因为穷疯了，穷怕了，简单的把最好的资源，最低的价格卖给外商，现在收不回来了。
一样道理，我们这里是生态资源非常好的地方。南阳市有这样生态资源环境好的地方并不是少数，但如果我们现在急于要卖，允许大家私搭乱建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你在恶化原来的贫富差别，最好的生态资源被少数人占有了。举另外一个例子前不久去烟台调研，山东的一个部门在开发山区的资源时候，五彩缤纷，秋天的时候非常漂亮，怎么办，给每一个拥有这片山场、林场的农民每年多少钱，不允砍、也不要动，要保护这片五彩缤纷的山景，我作为旅游开发公司我给你们每年收益，这算是有点补偿，与其这样，还不如按照三变改革把这种空间生态资源变成资产。
2.符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
当我们讲到美丽的生态空间资源作为生产力要素要满足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时候，生产关系怎样重构呢？这就是中央提出的重构新型集体经济，符合了马克思与中国化的理论要求。我们接下来就详细解释一下怎样才能实现三变改革。三变就是资金变股金、资源变资产、村民变股东。首先大家都知道村社的形成一般建立在两个山脊形成的水系比较集中的地方，地势相对较高，不会受到水害的威胁。所以村社的形成是和生态资源空间环境条件结合形成了生命共同体，这也是是符合总书记的说法，“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空间资源价值化实现要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地开展。集体经济是对村域范围内地缘条件下形成的生态空间资源作管理的，过去耕地是以户为单位分，但是生态资源的产权边界是以村为单位形成的，这是三变改革的依据，也是生态文明背景下山水田林湖草沙生命共同体，作为新的生产力结构所要求的生产关系。重构新型集体经济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态空间资源是以村集体作为所有权主体，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二）“三变”改革
1.资金变股金。
中央文件讲三变改革，第一条是资金变股金。我们以黄土高原上的深度贫困县为例。该县84个乡村，只有四个村不是贫困村，作为国家深度贫困县一次性实现80个贫困村脱壳。大宁县位于黄土高原，降水稀少，生态脆弱，农业生产条件非常差，不能搞大规模产业化开发，因此成为国家深度贫困县是必然的。该县将国家投资转化为村集体的股本，依靠对空间资源太阳能的利用，发展光伏产业，每个村上一套光伏，发电收益30万，村集体收益30万，对贫困户作分配，一次性消灭全县贫困，消灭全县贫困村。接着把国家各个部门投到地方的资金全部按照各村的人口作股量化到村集体，包括黄河水利委员会批准的九万吨的采沙权也是分配到各个村，每个村5万元的股本，一年能产生大约3万元收入，所有的自然资源变现的权力全部作成股分到各个村，这叫作资金变股金。国家投到县里的扶贫款6000万，分别投到具备长期发展条件的企业变成优化股，每年按照4%-5%的利率来分配回各个村，这就等于把一个深度贫困县里的没有开发条件的空壳村一次性的脱壳，全部变成有资产的村。
西峡县经历了从开始一个村一年给七八十万，到一次性的投资解决问题这样一个过程。一个村得到的投资大概是1000多万，这就是资金，以前在公路局、水利局、电业局等各个局属于管不了、管不好、管起来不合算的资产，现在各地纷纷以PPP的形式把这些资产作股到村。恢复村集体经济，就得有固定资产，无论是通的路、架的桥、通的水还是通的宽带，都可以作股变成村资产，村集体可以保留所有权但是放弃使用权、受益权、分配权、处置权、产权等要素。意味着国家集体控股，依然是这些资产名义所有者。现在强求投到村里的设施性资产都运转是不现实的，很多企业的资产都没有运作。从经济危机到现在实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开工率很难达到70%，至少30%是闲置资产。如果遇到大的危机，企业开工甚至很难达到50%，有一半资产是闲置的。我们不能要求投到农村的资产都是运转的，但是也不能停留在城里部门的帐面上不动，要资金下拨到村一级开发利用。资金变股金，就是把国家投到村里面的所有设施性投资变成固定性资产直接作股到村集体。各地组织部门都有扶持农村集体经济的资金，党支部领办集体经济的资金，变成流动资金，党支部是村里面领导班子的成员，直接变成村集体经济的资金，至少流动资金用于哪些项目，依然可以提建议。但是一定要让村集体变成流动资金使用的主体。
刚才讲的黄河边上的例子，就是将国家投到村一级的设施性资产——光伏，变成了村资产。农业农村部在国家级贫困区宁夏固原试点，把农业农村部投资的资金作股到村集体，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方式是成功的。管不了、管不好、管起来不合算，只要有这三条，就干脆别管，让人去管。我曾经和几个村支书座谈，如果村里有3000多万的资产，村支书等于是有一个3000多万公司的董事长，每个村都有几千万资产，那么一个县就有了成百个规模以上企业。在习总书记去过的成都战旗村，我和当地的书记有个对话，他把全村的资产进行清产核资，有4000多万，每一颗树都算了资产，那就是坐拥4000多万资产的公司老板。集体经济就是吃租的，我的资源性资产租人给你，我拿租分给我的成员，就是每个村集体的成员，集体经济就是把自己的资源性资产作价作的大大的，租源搞得大大的，把租收得更多，道理其他一样。浙江安吉其实就是把各种各样外出打工经商的人房产收储了集体的物业资产，集体物业资产集体对上海租民出租。
类似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当时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的也是农业部韩俊同志，我刚刚去作了调研，在那一个村搞了联合社，下面设立四个专业合作社，一是土地合作社、二是资金合作社、三是住房合作社、四是消费合作社，四个合作社是独立法人运作，由联合社代表全体村民收租。四个合作社运作的是实体资产，物业合作社、住房合作社把村内闲置的房子收储进集体资产，对市民出租。镇党委、镇政府的领导是县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调下去的，把和一村四社的改革相关的政策法规，整理成一大本，每年都出台一个政策合不合法，对市民出租一套院子合不合法，把所有法律都查了，没有不合法的地方。我在调研的时候，当然就有人来看院，离包头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一小时包围圈的市民要想包他的院子30年。还有一个案例就是养鸡养猪不如养上海人，在浙江安吉上海人把自己的房子出租，用租金的差额在安吉租房子，这就意味着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正好是习总书记最近强调的城乡融合。城乡融合最主要的是城乡两个要素能不能打通。即使大家说农房最多只能出租20年，超过20年就不合法。
习总书记说了，“浙江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浙江已经成了全国的榜样，浙江人的做法无外乎就是合同签20年，上海人来租给20年，最后一条加附合同到期后，原合同双方有按照本合同内容继续递约的权利，加个附就意味着又给了20年。很多来的人都是财务自由的中产阶级以上的退休人，浙江充分发挥第五产业，即文化和教育的优势，利用很好的文化题材，浙江的水注入的是太湖，上海人居住在太湖下游的黄浦江，由此编了个故事，“黄浦江上游第一线”、“打造黄浦江上游第一村”等等，用这些文化概念到上海去做题材，最后把自己最窝心的事也做成题材，原来县里的水泥厂污染太湖水质，被中央直接下令炸掉后整个财政税收大幅度下降，水泥厂提供全县税收40%以上，GDP掉下来成了浙江落后县，但是水质得到了保护。该县的规划由城市的规划建筑公司设计，浙江大学提供了一个相对低成本技术，每家每户挖一个坑，最下面垫粗石、然后是碎石，上面是粗沙，再接着细沙、泥土层，水从源头进入，流出来就是清水。全村所有的沿街全部是明沟，水到下面建立一个三级台阶的小型湿地，变成湿地公园。在搞刷墙换瓦面子工程的时候，要求每家每户必须“红杏出墙”，村民必须在家里栽花，让花长出墙外，在墙外能看得见。通过这些题材到上海去打题材宣传，把上海人引到安吉的黄浦江源头来。这个村4亿投资基本上都源于上海人，村里面所有楼房的装修、翻建也都是上海人干的，总书记调研后，就说浙江的今天就是中国人的明天，很认同这种发展模式。
资源变资产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有经验可循的。第一个资金变股金就要政府来进行，产业升级政府一定是个重要力量。政府如果不去冒这个风险，老百姓怎么就不能有突破；如果是交给政法委，要看是否符合法治中国化的要求，是否符合习主席的思想。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思考的问题。法律是所有的制度规范中最为保守的，变革最慢的制度规范。（八十年代搞大包干的时候是违宪的，违反了一系列的法律，才推出了家庭联产承包。当时的总书记是我们不合法的政策的主要风险承担人，没有因此处罚我们任何一个人，中央承担了违法的责任。）推行家庭承包、搞乡镇企业和农村城镇化的时候，没有任何法律、制度规范、政策允许农民搞乡镇企业。中央总结农村改革经验的时候，说农村三大改革是党的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法律是所有制度中最不讲道德的制度，这话解释起来也容易，律师打官司辩护他讲道理吗？最近网上的一个消息，一位印度的法官当庭宣判五个人因证据不足释放后开枪自杀，因为受不了道德的谴责。法律是所有制度中最不讲道理的，中国一定在以法治国后加一个以德治国，因为法律是不讲到道德的，所以才要以德治国。习总书记提出三治融合，三治结合才能治村。单纯强调一个单一的体系进行改革发展，要么是有立意，要么就是思想上有偏差。今年在讲到农村发展的时候，中央提出什么是治理有效？三治合一才是有效。同理，在我们讲到以法治国的时候，一定要加上以德治国。
我们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要想真正做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就不能只强调一个单一的体系。所以三变改革中资金变股金，首先要把以前的经验变成对现在仍然有效的经验。过去基层搞产业的时候，农民是不担风险的，就是政府直接干。现在要搞三变的时候，让农民自发地形成主体经济是不可能的。如果政府不承担风险，三变改革怎么能落实。所以，第一条就是把政府投到农村沉淀的设施性资产直接做成股金。比如日本、韩国、台湾形成的“日韩台模式”就是政府投到农村的所有投资汇集到综合农协。政府财政作股到合作社，由合作社使用、处置、分配，政府不能要收益，只保证这个资产是公家的，不把它私有化。这是资金变股金，三变改革第一条。
2.资源变资产。
如果把组织部门的投资，政府各个部门到乡村的投资都变成集体资产了，集体资产第二道PPP，第一道是政府部门批给村集体，第二道是村集体批给农户，按照户内人口，做成各户应该分享的集体资产的权利，我做一块钱的资产到你本户，你对本户的资源性资产，分了林、分了草、分了水，资源性资产做到集体一对一的配股，村里有一千万的资产，一百户人，每户十万，做到户，你配十万的资产，做到集体，这就有二十万资产，二十万股权，对农户来说把我们资源性资产做户到集体，我得到二十万股权，做到集体我得到十万股权，这对农民来说是合算的。 一比一配股，这样资源都变成集体资产，资源变资产，这个步骤非常重要，因为房子该值多少钱，土地该值多少钱，林子值多少钱，村外的人并不了解，只有本村的人才知道。大家都是门挨门、户挨户的，彼此之间信息是没有障碍的，也就是说不用再去搜寻信息、再去了解。请外部的评估公司进村来评估，是搞不清楚的，往往是花冤枉钱。从外请公司作评估，不如在本村对价形成资产。
资源怎么变资产？你直接问老百姓要，你的茶山啊、竹园啊、菜园啊变成集体资产，老百姓不干。我给你十万，你把你资产做十万做过来，你得二十万，老百姓就干了啊。这种方式就是把资源型资产，我刚才说了，一个流域范围内资源型资产，随着土地、茶山、竹园等等进了集体资产，就变成了可整合、可规划、可开发的集体资产。但是不要集体开发。凡属于集体经济做起来，直接去做开发的，95%以上是失败的。绝对不要以为集体比农户、比企业更有能力去做开发、做经营，绝对不要集体直接去经营。很多人就不明白了，那你做集体经济干什么？集体资产是管理公司，是收租的。有兴趣可以去珠三角看看，最早在全县范围内推行以土地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经济的南海区。我82年在那边搞经济开发试验区，就是配合当地把所有资源全部变成股权，农户变成股东，村集体做资产管理。所以村集体后来都变成了物业公司，收场租、铺租、房租，一年一个县小百万的集体租，拿来给村民做分配。那里的村级股份制集体经济至今仍是主要的体制。
当你能够把村级资源调度好，成为村级资产的时候，整个村的资源型经济就会大幅度增加。我刚才举的例子在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就是总书记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之后去的第一个村，就是这个集体股份制发展得最好的村。战旗村怎么把资产统一、怎么经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最近要出一本书《解读战旗》，详细分析怎么做的股，怎么成为现在拥有4700多万股本的村。村集体做资产管理，并不做直接经营，而是把他的租搞得大大的。举个例子。战旗村在成都郊区。原来的土地分到户了，每户每亩收租800元-1000元。村支书向村民立下军令状，只要同意将土地统一交给集体，能让村民地租收益上涨到亩均一万元。支书将百亩土地同旅游开发公司谈判。旅游公司计划开发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综合型旅游项目，既要有建筑步道、又要有果树游园等，正面临征地难、建设难的问题。双方一拍即合。谈判到最后，支书说：我这一百亩用地还是农地，不是建设用地，但我能帮你变成农村建设用地。因为这个综合型旅游项目，建设用地只占一成，留下的果树、游园等仍属于农用范畴。于是将这个项目变成一个村企合作的项目，公司以每亩一万元的租金租下这块地，免去了政府征地转让程序，减少了时间和成本。这样大大激发了村民的积极性，通过村集体的运作，亩均年收益可以翻了十番。于是，这个原先土地高度分散的地方重新变成一个拥有四千多万资产的村集体。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这中间也包括通过各种巧妙的合法手段，同一些私商，甚至是非规范组织作斗争等等故事。资源怎么变成资产，这绝不是一纸文件就可以完成的。政府要先做，把项目资金变成股金，老百姓根据政府的股价作股，倍加股权，才有可能资源变资产。重构新型集体经济是一个复杂的制度建设过程。
3.村民变股东。
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陈敏尔搞集体经济改革试点，农业“三变”，就是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民，报给习总书记。总书记亲自将“股民”改成“股东”，意味着集体经济是公司化运营，村民是受益者，更是参与者、决策者，这就是集体经济公司化改制。
（三）“三变”改革的操作模式
1.打造公司平台。
华西村就是一个典型集体所有制的上市公司，以及上边提到的袁家村也是一个公司，工商注册的袁家村旅游开发公司。盘活村内的资源型资产，一旦这些资源型资产实现“三变”，公司资产规模至少都在两千万以上。进一步就要精准目标客户群，把资源型资产卖出个好价钱，吸引外地中产阶级前来投资。
补充一个问题，西峡县的的目标客户是谁？答案应当是中国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按照现在的统计口径，中国有3～5个亿的中产阶级，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有大量的资金存在银行用不出去,从而形成资产剩余。2019年因为实体经济产业不景气、大量资金用不出去，出现了金融供给侧改革。从2015年工业供给侧改革开始，相隔两年提出农业、金融的供给侧改革，说明我们的执政党对于复杂形势，逐渐的形成了一个体系性的认识。实体经济不景气时，把实体产业的过剩能力用来改造农业，当农业产业也过剩的时候，大量资金存在了银行，就导致了金融过剩。在相当多的山区县，贷存款比例只有50%，意味着有很多资金是闲置的，村集体事实上是用不着招商引资的，将“自己”的资产用活，比招商引资有用的多。
我们把三变改革对应习总书记的两山理论做一个分析，就知道下一阶段我们怎么具体操作本县的县域综合改革。
我们刚才讲到了村民变股东是符合公司化改制的要求的。把村集体进行工商登记注册成为企业，农业农村部可以设置一个特别法人开展各种经济业务，资产形成一定的规模，就要朝公司化方向开始经营发展。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与金融供给侧改革结合。因为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农业、林业等产业发展有严重的不适应。比如说猕猴桃，要三年到五年才能到盛果期，银行不可能对一个没有短期收益的项目做贷款。在山东调研的时候，正好遇见上茬苹果树进入衰败，需要换果树，如果仅仅依靠农户贷款，然后三年后还款，银行不给放贷的。还有一些项目，如林业三十年到五十年才能见效益，是很难得到贷款。农业的生产周期长与金融短期内收益的金融方式完全不对称。所以说，金融不能服务于农村的实体经济是因为体制不对称造成的。利用政策性的要求，解决金融和农业时间错配问题是很难的，需要设计一套过剩金融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制度。
山东烟台文登区做法是，要求本县财政为新提出的金融下乡制度做一个担保，即如果保险公司因为新政策执行而出险，新增出险额由财政兜底。当然，财政并没有直接注入资金，而是承诺兜底。保险公司有了政府的一纸文件，开始做农业总产出保险。烟台是一年一茬玉米，一茬小麦，总产出平均一年一亩地1750元，保险公司对总产出做出农业的保险。农户拿着保单，在银行能拿到90%抵押贷款，比房地产的抵押贷款高20%。资金下乡需要制度设计。第一个设计是财政和保险结合，保单用于抵押。保险公司不能监控每个农户的生产情况，乡镇一级成立农业服务公司，把乡镇所有的农业站所连同乡镇的农商行支行组织在一起，农商行是以县为单位作为法人的，农商行的主要利益产生于本县经济，所以要求农商行、供销县加上乡镇政府所主管的农业站所合组为农业服务公司，农业服务公司直接得到本乡范围内农业总产出的担保保单，但这个保单名义上属于农业公司。农业公司和各村村集体形成互相持股的股权结构，土地集中收储后，按照每亩的增量使用。比如现在每亩地400元的地租，提升到500农民就会愿意把地交给集体统一经营，集体拿到乡镇农业服务公司的保单，然后到银行抵押贷款。一个乡镇总有几万亩土地，统一采购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所得到的出厂价与零售之间至少30%的差距，这就是乡级服务公司的收益；各村的收益也得到乡级的分配，那村这一级把土地集中的时候打掉了田埂系数，我们过去土地分配好地、中地、差地都得各户分，田埂系统高达15%，如果大田统一分，那田耕系统在10%，当把各户的土地集体开展机械化作业的时候，田耕系统至少打掉10%，意味着土地增值也达到10%，土地产量有10%的增量，村集体只要把土地集中得到10%的田耕系数的增量。县级财政和保险公司做了一道结合，我们把财政与保险的嵌套，保险和乡镇服务公司嵌套，乡镇服务公司把乡镇得到的批零差变成收益，向村集体分配，村集体在向上得到保单，形成一套县乡村三级制度设计。县域统一安排体系，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经验，村集体改制了为公司，可以通过发债的方式对县内的过剩投存，银行放不出去贷款就没有利息，还得向存款户支付利息。
村级有庞大的资源性资产，但要有资金投入开发，才能够形成收益，村集体可以按照一定百分比规划资源性资产的开发，以村、公司的名义变成县内债券，然后交给县级平台公司。（县级平台公司是由财政、农担公司、保险公司、农商行、供销社，还有县内有一定发展条件的大型国有企业组成）平台公司代村级公司发债券，直接由对应的银行来买债。可以先在国家批准的实验区开始试验这套做法，把一个县的金融供给侧改革基本落实。金融供给侧改革主要是金融体制和农业体制之间的不匹配。上海、深圳大概是集中资金度最高的地方，等于是我们的资金等于被人家用了，怎样把资金用在本地，需要进行改革的。
总书记关于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实现产业生态价值化的一个理论，要落实到各地的乡村振兴实践当中，通过三变改革的方式发育一批村级集体性质的公司，再和县级的多种金融工具嵌套形成的县级开发平台结合。很多地方县级都有地方平台，但是很多县级平台是融资的，没有把生态资源变成资产，作为一个可以资本化融资的一个平台。习总书记的指示讲得很清楚，生态资本深化才是生态资源价值化实现的重要市场。我们现在提出的一套方案，就是利用金融供给侧改革金融帮助金融机构找到供给侧改革的方式，正好和生态资源价值化结合。双方体制错配，所以金融大量剩余用不到县域经济的综合发展，所以这些年我们才到处去做调研研究，把各地的经验采集过来，包括咱们这，也向你们学习，拿这些经验来形成一个有可能深化县级综合改革的方案。有这种方式，我们不仅能够有效的推动三变改革，重构新型集体经济，消除所有的空壳村，都变成规上企业，每个村的规模足够了，然后进一步以这些规上企业来支撑县域的综合开发，在配合金融供给侧改革，我们的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落到实处的条件就实现了。同理如果我们这样的股权设置是多元化的股权设置，那我们就会产生多元的财产关系，而多元化的财产关系又恰恰是治理有效的基础。
2.做好权益分配。
关于治理和管理的概念。文件说治理我们就是治理，其实我们脑子里还是管理。管理是自上而下的系统，治理是多元互动叫治理。多种社会主体互动形成的关系是治理关系。从公司制理解，大量的私营企业上市变成大众投资，上市企业变成公众企业，因为是公众企业不能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于是改变公司治理。大公司上市得有三分之一是非执行独立董事，代表社会利益和小股东的利益，监督大股东的行为，这就是所谓治理。公司治理必须是多种不同的主体，股权董事是由出资决定，而非执行独立董事是治理，体现了社会关系。乡村治理的有效，只有把村级的资源性资产、资金性的股金变成多元投入，才有可能完成治理的良性结构。需要提醒一句，政策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偏差，希望大家务必记下来：我们在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时候，股东往往是按照一段时间内的户籍决定，只要户口在村内就是股东，这样的标准是极其有害的。有些地区政法委的同志讲，按照户籍身份确定的单一股权，造成了大量的上访告状。于是，我们现在的设计是多种不同的股权，比如政府部门在村里的固定资产算成股金，政府部门就有了这个村的股权，水务局、公路局都可以有股权，并且享有监督权，但是股本在村里不能有收益，不能转让；其他投资人的投资可以做成优化股；如果村里有贫困户，扶贫款可以作为特殊股，有倍加量的收益；如果村支书任期之内能让资产保值增值，可以设置激励股，按增值部分给股权；还有管理股、贡献股等多种股权。
上市公司在正式上市前要先进入一级市场谈判，协商对价形成一个合理的价格，所以一级市场不对外。集体经济最终形成资产定价，在资源变资产的时候，形成的是内部的对价关系，不是外部的交易定价。当集体资产改制成为集体经济后，完成内部定价后，建立专业合作社，把经营交给专业合作社。集体不管经营，只管资产的保值增值，类似于国资委的性质。有些业务需要长期融资的时候，下一步做的第三级市场。
3.生态资本转化。
习总书记提出的生态资源价值化如何实现的理论？
举个例子，贵州有一个县，这个县的横断山区的山势分水岭朝南，热空气进来之后闷在山口走不了，比南热亚带气候更暖湿，比较适合种植黄花梨，一株黄花梨的市价是一百万到两百万，一亩地能种植100株至200株的黄花梨，产值可以达到一个亿至两个亿，但需要40-50年，有哪个银行会愿意投50年的项目？没有。所以公司就把土地包下来向农民支付地租，然后和当地政府做了一个规定—单株定价，一株黄花梨只要在三年的成活周期内稳定下来，就可以进行单独定价。投资人以单株定价的方式投资一亩地100株，首付100株黄花梨的价值量可以到本地产权交易所做长期价值量交易，投资人可以拿作交易，分段交易。分段交易发生的时候相当于期货交易，但这就意味着资本市场开始发挥作用，来投资的人并不是为了最后交割的50年之后黄花梨，交易的分段交易的预期增加值，预期增加值即可以做多、也可以做空，就意识着在名贵林木的单品交易上形成了长期价值量交易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交易，这其实是生态资本深化的实现形式之一。
资本难以进入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产生收益的领域，我们已经做过实验，在产权交易所再加一块板做这类资本品的交易。福建省的森林覆盖率很高，达到了68%，福建省委生产办在讨论，在当地的产权交易所开辟出一块板，用于开展生态资源价值化的资本深化交易，我们把这个叫作第三级市场。通过一级市场内部化，二级市场对开发，三级市场对资本的方式，把生态资产非常丰富的地区变成生态资产价值化实现的地区，这样就把习总书记的两山理论真正落实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