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若祥：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

    
    
    中部地区资源丰富，历史厚重，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区位条件优越，是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点区域，也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区。要立足新发展阶段，不断提高中部地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融入服务新发展格局的能力，不断增强中部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促进中部地区加快高质量崛起，奋力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推动中部地区加快高质量崛起意义重大
    （一）推进中部地区加快高质量崛起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战略选择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期。从我国四大区域板块来看，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2020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折合成美元已经超过1.3万美元，成功迈过发达经济体的门槛。中部地区2020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折合成美元约为8800美元，正处在迈向发达经济体门槛的窗口期，中部地区需要加快高质量崛起，成为继东部地区之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区。2020年中部地区经济体量占全国的比重为22%，人口规模占全国的比重为25.8%，在我国现代化建设整体格局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促进中部地区加快高质量崛起，推进中部地区稳步跨过发达经济体门槛，将使得我国70%以上的区域经济体量迈过发达经济体门槛，中部地区将和东部地区一起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压舱石”。
    （二）推进中部地区加快高质量崛起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
    中部地区高质量崛起，既需要经济规模（量）的合理增长，更需要发展质量（质）的稳步提升，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的主题。中部地区要围绕“三基地一枢纽”的战略定位，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协同发力，通过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围绕增强创新能力、推动协调发展、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开放水平、促进共享发展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继续把改革推向深入，因区施策、因业施策，不断提升区域政策的系统性、精准性和有效性，努力将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市场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中部地区加快高质量崛起的优势，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三）推进中部地区加快高质量崛起是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的重大举措
    近年来，国际经济循环格局发生深度调整，为了更好地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出全面部署，这是我国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是新发展阶段要着力推动完成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大举措。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需要顺畅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并以此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配置的强大吸引力，从而构建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中部地区人口规模超过3.6亿人，市场潜力巨大，需要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中部地区的内需潜力，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助力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体系。我国“十纵十横”的综合运输大通道和“八横八纵”的高铁骨干网大部分从中部地区经过，中部地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核心枢纽和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链接点。通过进一步彰显中部地区在双循环中的枢纽作用，将有利于进一步强化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围绕“六个着力”推动中部地区加快高质量崛起
    （一）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将创新发展作为推进中部地区加快高质量崛起的核心动力，并通过提升创新能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夯实中部地区高质量崛起的产业基础。中部地区先进制造业优势比较明显，要通过创新驱动，提高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大幅提高投入产出效益，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促进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不断增强中部地区先进制造业的综合实力、内生动力和市场竞争力。按照空间布局集中化、发展方式集约化、产业链条集群化的思路，统筹规划引导中部地区产业集群（基地）发展，在长江沿线建设中国（武汉）光谷、中国（合肥）声谷，在京广沿线建设郑州电子信息、长株潭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在京九沿线建设南昌、吉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在大湛沿线建设太原新材料、洛阳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构建起支撑中部地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四梁八柱”。
    充分发挥中部地区毗邻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区位优势，利用中部地区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快速改善的有利契机，把积极承接制造业转移作为做大做强中部地区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抓手。中部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较高，制造业发展基础较好，未来发展空间广阔。依托皖江城市带、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湖北荆州、赣南、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等重要空间载体，积极承接新兴产业转移，重点承接产业链关键环节，通过“借势”和“借力”，做大做强中部地区的先进制造业。创新承接产业转移的园区建设运营方式，支持中部地区与其他地区共建产业转移合作园区，探索“飞地园区”建设运营新模式。创新跨区域制造业转移利益分享机制，建立跨区域经济统计分成制度。在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前提下，适当增加中部地区承接制造业转移项目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依托产业集群（基地）建设一批工业设计中心和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制造业领域的应用创新，大力发展研发设计、金融服务、检验检测等现代服务业，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业，打造中部地区数字经济新优势。
    （二）着力增强城乡区域发展的协调性
    将协调发展作为推进中部地区加快高质量崛起的内生特点，加强中部地区高质量崛起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的互促共进和“同频共振”，促进区域间融合互动、融通补充，通过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的平衡。支持安徽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和绿色发展样板区。支持河南、山西深度参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实施，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支持湖北、湖南、江西加强生态保护、推动绿色发展，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围绕对话交流、重大事项协商、规划衔接，建立健全中部地区省际合作机制。推动中部六省省际交界地区以及与东部、西部其他省份交界地区合作，务实推进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深化大别山、武陵山等区域旅游与经济协作。
    将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结合起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为重点，加强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内城市间合作。支持武汉、长株潭、郑州、合肥等都市圈及山西中部城市群建设，培育发展南昌都市圈。加快武汉、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增强长沙、合肥、南昌、太原等区域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促进洛阳、襄阳、阜阳、赣州、衡阳、大同等区域重点城市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以县域为单元统筹城乡发展。发展一批特色小镇，补齐县城和小城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短板。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大力发展油料、生猪、水产品等优势农产品生产，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加快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建设，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培育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兴农业经营主体，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改厕、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水治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促进中部地区农业变强、农民变富、农村变美。
    （三）着力建设绿色发展的美丽中部
    将绿色发展作为推进中部地区加快高质量崛起的普遍形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建设绿色发展的美丽中部。共同构筑生态安全屏障，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划定落实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将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硬约束落实到环境管控单元，建立全覆盖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坚持以水而定、量水而行，把水资源作为最大刚性约束，严格取用水管理，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等为重点，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加快推进中部地区的黄河重点生态区、长江重点生态区等生态屏障建设。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立健全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精准、科学、依法、系统治污，协同推进减污降碳，不断改善空气、水环境质量，有效管控土壤污染风险。以城市群、都市圈为重点，协同开展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强化移动源污染防治，全面治理面源扬尘污染。以长江、黄河等流域为重点，推动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逐步完善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等标准体系，建立跨界断面水质目标责任体系，推动恢复水域生态环境。加快推进城镇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和改造，推广污水资源化利用。推进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加大园区循环化改造力度，推进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建设，支持新建一批循环经济示范城市、示范园区。支持开展低碳城市试点，积极推进近零碳排放示范工程，开展节约型机关和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绿色建筑等创建行动，鼓励绿色消费和绿色出行，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发展，提升生态碳汇能力。支持许昌、铜陵、瑞金等地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试点。
    （四）着力推动内陆高水平开放
    将开放发展作为推进中部地区加快高质量崛起的必由之路，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中部地区的铁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水运通道、枢纽机场等加快完善对外开放通道，不断提升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对外开放平台的作用，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统筹高质量“走出去”和高水平“引进来”，实现互利共赢，打造内陆对外开放新高地。发挥长江黄金水道和京广、京九、浩吉、沪昆、陇海－兰新交通干线作用，加强中部地区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海峡西岸等沿海地区及内蒙古、广西、云南、新疆等边境口岸合作，对接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南半岛、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统筹推进各类开放平台建设，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高标准建设安徽、河南、湖北、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进一步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支持湖南湘江新区、江西赣江新区建成对外开放重要平台。充分发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在对外开放中的重要作用，鼓励武汉、南昌、合肥、太原等地建设临空经济区。加快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建设，
        
    
    
    推动江西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支持有条件地区设立综合保税区、创建国家级开放口岸，深化与长江经济带其他地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通关合作，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口岸互联互通水平。对标国际一流水平，建设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市场体系，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
    （五）着力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
    将共享发展作为推进中部地区加快高质量崛起的根本目的，将共同富裕放到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任务中更重要的位置，更加积极有为地推进共同富裕，不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和供给能力，加快形成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品质生活的良性互动，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保证人民在中部地区高质量崛起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自觉主动缩小地区、城乡和收入差距，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支持国内一流科研机构在中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鼓励国外著名高校在中部地区开展合作办学，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支持中部省份共建共享一批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支持建设若干区域医疗中心，鼓励国内外大型综合性医疗机构依法依规在中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支持县级医院与乡镇（社区）医疗机构建立医疗联合体，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水平。深入挖掘和利用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打响中原文化、楚文化、三晋文化品牌。传承和弘扬赣南等原中央苏区、井冈山、大别山等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目的地。完善突发事件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平台和决策指挥系统，建设区域应急救援平台和区域保障中心，提高应急物资生产、储备和调配能力。依托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推动政府部门业务数据互联共享，打造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推进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实现社区服务规范化、全覆盖，加快形成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六）着力改革完善体制机制
    将体制机制创新作为推进中部地区加快高质量崛起的重要保障，构建有利于中部地区加快高质量崛起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支撑，因区施策，因业施策，靶向施策，不断提高区域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为促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崛起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保障。一是建立健全支持政策体系，精准化解影响中部地区高质量崛起的堵点和断点。落实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揽子支持政策，促进湖北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延续完善“两个比照”政策，即中部地区欠发达县（市、区）继续比照实施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老工业基地城市继续比照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有关政策，并结合实际调整优化实施范围和有关政策内容。二是按照重点项目支撑重点任务、主要要素支撑重点项目的思路，按照国家统筹、地方分担原则，加大土地、人才、金融等要素对中部地区高质量崛起的倾斜支持力度。三是对标国际一流水平，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营造有利于中部地区高质量崛起的“沃土”。
    贾若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来源： 《中国发展观察》2021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