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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凸显的区域发展的南北差距，与我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区域发展的东西差距，在性质、特征和原因等方面都完全不同，其症结是对重工业、资源性产业和国有经济、单位制的“双重路径依赖”。这种结构性和体制性的“双重路径依赖”，对东北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后工业化转型都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从国际经验看，老工业基地的转型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有力的举措和足够的耐心。本文提出建立东北“制造业转型创新示范区”作为突破口，推动东北振兴，防止产业结构调整和后工业化转型中过早的“去工业化”。
关键词：东北振兴 南北差距 老工业基地 双重路径依赖
近两年来，“新东北现象”或者说“东北衰落”成为学术界和社会重新关注的热点，关于“东北振兴”的呼声也日益强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2020年的十年间，我国总人口仍处于增长阶段，从13.4亿人增加到14.1亿人，但全国有6个省区出现了人口负增长，而东北三省排在前面，黑龙江减少600多万，吉林减少300多万，辽宁减少100多万，同时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省份由上海转为辽宁。常言道，“人往高处走”，人口的流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风向标。这种人口流动的变化，意味着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南北差距的问题日益凸显。造成这种新的南北差距的症结是什么？如何理解新南北差距加深的影响因素？东北振兴的出路和突破口在哪里？这些都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
一、我国区域发展差距的演变：从东西差距到新南北差距
相比较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区域发展的东西差距，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产生的南北差距，或称新南北差距，可以说是一个新现象。换言之，东西差距的历史可以追溯上千年，而新南北差距问题的出现也就几十年。
（一）我国历史上区域发展的东西差距
黄河流域是我国农业开发最早的地区，也是古代全国人口集聚之地。至汉代，中原地区仍然是全国政治、文化的重心。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分裂时期，由于北方长期战乱，人口大规模向南方迁移，有力推动了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使江南成为全国新的经济增长中心。进入隋唐，以江南为代表的南方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至此，中国古代区域城市空间分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基本的经济区。随着江南经济地位的上升和关中经济地位的下降，全国经济格局迅速发生重大变化。历史学家林文勋（2001：4—5）总结说，“经济重心由北向南的转移，实际上也就是经济重心自西向东的转移，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调整和转折，由此形成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西部大大落后于东部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局面”。所以“春风不度玉门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当时区域发展差异的真实写照。在我国的各种历史文献中，关于区域发展东西差距的记载比比皆是。从这些记载看，我国文人对于东西发展差距的认识至少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所以，我国历史上自隋唐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一般说到区域发展差距，就是指东西差距；当说南北差异时，更多地是说文化和性格的差异。对于历史上形成的东西发展差距的解释，也一直众说纷纭。虽然这种东西发展差距长期存在并延续至今，但如何解释这种差距并无定论。20世纪30年代，我国地理学家胡焕庸于1935年提出划分人口密度的瑷珲—腾冲线，也称“胡焕庸线”。这条从黑龙江瑷珲到云南腾冲的45度斜线，把中国划分成东南和西北两大部分，其人口聚集程度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相匹配：这条线的东南，以36%的国土聚集着96%的人口；而西北以64%的国土，分散着4%的人口（胡焕庸，1935）。令人惊奇的是，这条分割线，在历经80年的城镇化和各种人口迁移之后，其人口分布的涵义似乎仍然未变。中国科学院的地理学家基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测量，发现这条线东南部人口仍占全国总人口的94.1%，西北部占5.9%（李培林，2015）。事实上，瑷珲—腾冲线与我国近代发现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基本重合，是我国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在农业社会中，降水和气候对农业的影响巨大，所以也对经济发展和人口聚集产生巨大影响。
（二）一百多年来我国区域发展东西差距的变化
近代以来，我国区域发展的东西差距大体经历了三个有显著特征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近代肇始到新中国成立，是东西发展差距急速扩大的阶段。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门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缺口，击垮了长期的封闭状态，同时海运和国际贸易发展起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和贸易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也成为近代区域经济发展东西差异的重要原因（何一民，2006；张永帅，2010）。1920—1950年的30年间，在海运经济的刺激下，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城市快速兴起和发展。这种东南沿海地区快速发展的格局，进一步加强了我国区域发展的东西差距。
第二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是大规模调整区域工业布局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在西方国家封锁的国际环境下，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和“备战”的需要，我国大规模地调整了工业布局，改变了70%的工业集中在沿海的状况。特别是自1964年起的“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地将工业向中西部13省区迁移的过程。这种工业布局的战略调整，虽然并非是基于经济自身发展的规律，但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东西发展差距。
第三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开始，是区域发展的东西差距出现转折性变化的阶段。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采取了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发展的战略：1980年设立深圳经济特区；1984年正式提出沿海开放战略，14个沿海城市率先开放，自东向西形成梯度发展格局；1992年设立浦东新区。这些先发城市基本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战略政策对东部地区的支持客观上加剧了区域发展的东西差距。进入21世纪以后，国家发展战略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2000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提出实施东北等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2006年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2013年提出长江经济带战略；2015年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2019年设立雄安新区。
发展战略的调整对我国区域发展的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区域发展的相对差距经历了从扩大到缩小的转折。2013年到2019年，全国31个省（区、市）居民人均每年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变异系数从0.413下降到0.397。这种转折性变化的发展趋势目前来看还是未定之数，因为产业和技术的数字化变革正在全球范围内加深区域发展分化。
二、改革开放以后区域发展的南北差距扩大
（一）区域发展的新南北差距是改革开放以后产生的新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地区一直是我国工业的重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苏联援建的156个重大工业建设项目，实际进行施工150项，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其中布置在东北地区的项目约占三分之一；而援建的106个民用项目，布置在东北地区的有50个。这种布局是出于“资源”和“军事上的需要”，但完全改变了此前中国工业70%集中在沿海的格局（薄一波，1991：297—298）。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共有12个直辖市，仅辽宁就有5个（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大连当时是仅次于北京、上海和天津的全国第四大城市。1952年，全国各省市区人均GDP排序的前10位，有8个来自北方（东北三省，京、津，地广人稀的内蒙、新疆，宁夏）。直到1978年，辽宁全省的GDP总量在中国大陆排在前三，仅次于上海和江苏，号称“辽老大”。鞍山是“钢铁城”、沈阳是“飞机城”。
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形成了这种工业“北强南弱”的总体格局，一直至改革开放都变化不大。改革开放后，在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推动下，东南沿海省份经济快速跃进。到2010年，我国经济的南北格局开始发生转折性变化：在中国大陆各省市区人均GDP排序中，处在前10位的，南方已占5席，即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北方地区的五席则是北京、天津、内蒙、辽宁、山东。
到2020年，区域发展的南北差距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中国大陆各省市区人均GDP排序的前10位中，已经没有东北三省的身影，辽宁跌落到17位的中游水平，吉林和黑龙江则分别跌落至倒数第4位和倒数第2位。
（二）新发展阶段区域发展南北差距的凸显
进入新发展阶段之后，我国区域发展的新南北差距进一步凸显。最鲜明的对照是辽宁和广东这一北一南两个经济发展重镇之间的比较。1952年，辽宁GDP总量是41亿元，广东是29亿元，辽宁是广东的1.4倍；到1978年，辽宁GDP是229亿元，当年增速为10.7%，广东是185亿元，当年增速是1.0%，辽宁的GDP仍是广东的1.2倍。但这一情况在1980年之后发生巨变，到2020年，辽宁GDP是25115亿元，广东则为110760亿元，广东GDP是辽宁的4.4倍。改革开放后40多年的今天，辽宁和广东两省的经济地位已经完全反转：2020年广东GDP总量排全国第一；而辽宁跌落到全国第16位，不到广东GDP总量的四分之一，人均GDP排17位，经济增长速度更是跌落到全国倒数3位。
三、“双重路径依赖”和转型的艰难：关于“东北现象”的理解
（一）东北经济下滑的原因
东北经济的下滑有其特殊的原因。我们先用排除法，排除那些解释一般经济发展的原因。第一，东北的经济下滑，不是因为自然资源条件的限制。东北地区生态环境良好，煤炭、石油、矿产等自然资源丰富，还是国家的粮仓，不像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在农业社会阶段受到缺水或少地的限制。与世界其他同等纬度的国家相比，天气的寒冷也不是解释东北经济下滑的理由。这些都说明，东北地区不是因自然资源条件限制带来的经济下滑。第二，东北经济的下滑，也不是工业基础薄弱的问题。东北有深厚的工业基础，工业发展水平曾长期领先全国，也聚集了大量工业发展人才。第三，东北经济的下滑，也难以归结为某些社会结构因素。在改革开放初期，东北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人均受教育水平等都位居全国前列，2020年辽宁的城镇化率为72%，除上海、北京、天津之外，排在广东和江苏之后，与浙江同一水平。
从全国来看，相比较其他省市区，东北经济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一是国有经济比重高，国有大企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二是属于煤钢老工业基地，重工业对整体经济具有巨大的影响。这两个特点在某种程度也是相伴而生，形成了“双重路径依赖”，对东北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和后工业化转型产生长期的影响。
林毅夫等人（1994：3—4）认为，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一经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便相继形成，这种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是内生的，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林毅夫（2021：79—80）一直坚持他的这种从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推导经济运行体制和机制的逻辑，认为一个经济体的技术、产业、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等结构都是内生的，其结构的转型也是内生的，并将此称为新结构经济学。2017年，林毅夫领导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研究中心还专门发表了《吉林报告》，认为东北经济下滑的内因是轻重工业结构失衡，
从而造成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就业岗位减少，劳动力流失严重；出口严重不足，拉动增长无力；产业集群度不高；很多产业以国企央企“唱二人转”；体制机制扭曲严重；营商环境不良，民营经济占比小、活力不足；等等。因此，“产业错位”不仅是直接造成东北经济脆弱、形成东北经济困境的源头，而且是“体制固化僵化”的根本原因（林毅夫、付才辉，2017：5—20）。
区域经济领域的专家魏后凯，也是从经济的结构性因素和体制性因素分析了东北经济陷入新困境的原因。他指出，“很明显，近年来东北经济面临的新困境是各种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世界经济增长低迷、中国宏观经济下行等外部因素外，一些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也起着关键作用。东北地区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多，资源型产业所占比重大，产能过剩行业相对集中，加上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科技创新活力不足，由此受到市场低迷和经济下行的影响较大。”（魏后凯，2017：28）但是，魏后凯（2008：60）在此之前提出的东北振兴的产业政策方向，与林毅夫等人在《吉林报告》中提出的发展与民生相关的轻工业有所不同，他认为“国家支持东北地区振兴的重点领域应是重大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国家战略性产业基地建设、重点领域的创新能力建设、加快推进改革开放步伐四个方面”。
社会学界对国有企业的研究很早就引入了“单位制”的视角，即认为国有企业组织的“行政属性”、企业办社会的“功能内卷”和企业资源的“非流动性”等“单位制”特征，对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产生关键性的影响（李培林等，1992：95—99），由此产生的高社会成本，造成国有企业“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内卷（李培林、张翼，1999）。
长期从事东北地区“单位制”研究的田毅鹏（2004）认为，从体制性、制度性的角度看，所谓“东北现象”，实际上与“典型单位制”有关，即“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空间条件，使得单位体制的诸要素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出现得最早，贯彻得最为彻底，持续时间最长，其内在结构也更为单一，其消解过程也自然非常缓慢，形成了一种别具特色的‘典型单位制’”；他还认为，这种“典型单位制”对东北经济转型产生重大影响。就像有学者所分析的，“在这一区域内，企业一方面曾受到旧体制的严重束缚，但另一方面至今仍对旧体制存有深深依赖；经济发展既受害于旧体制，又受惠于旧体制；职工与社会心理上既迫切向往改革，又对旧体制颇多怀念，相当多的干部、职工对市场经济下的竞争怀有担心甚至恐惧，对竞争的压力思想准备至今不足。这种状况构成了老工业基地体制转轨的重要障碍。”（吴艳，1997：96）
我们在研究东北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大规模“下岗”问题时，曾发现与一般常规推论相反的“人力资本失灵”现象，即在市场化转型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以往的人力资本积累（文化程度、技术水平、经验），对他们的再就业收入水平和社会态度的理性化不再发挥作用（李培林、张翼，2003）。东北学者刘平（2004：148）则进一步认为，“人力资本失灵”现象其实是对老工业基地社会市场化程度不足的证明，“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主要问题，可能不在经济因素方面，而在社会因素方面……单位制社会和市场社会这两种此消彼长的机制及派生的各种问题，构成了老工业基地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些矛盾的一个标志性现象是：东北既存在着庞大的对外地劳动力的需求市场，又存在着大规模的制度性失业群体。‘人力资本失灵’不只是人力资本要素本身的失灵，而且还是社会机制的失灵。”
多数学者都是从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来分析东北经济下滑的原因。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的赵儒煜、杨彬彬（2016：63—64）把“新东北现象”的原因归结为三个衰退，即“资源性衰退”“结构性衰退”“体制性衰退”。一些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三大战略的政策效果的比较中，东北振兴战略的效果较弱（洪俊杰等，2014：28）。还有学者从政府干预、金融深化的角度分析“新东北现象”，认为经济结构扭曲是东北经济失速的根本原因，产业结构服务化效果差阻碍了经济增长；重型工业结构虽可带动经济增长，但这种作用正效率递减（褚敏、踪家峰，2018：63）。
实际上，从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东北的经济发展并没有表现出“异常”，当然相比较东南沿海的快速发展表现得相对沉寂。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国有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东北因国有企业比重高而显得格外严重。在随后的国有企业重大改组中，东北地区成为全国失业最严重的地区，到1997年底，“下岗”人员已达259万人，占全国“下岗”人员的比例超过22%，很多大型国企的“下岗”人员高达20%—30%（李培林，1998）。从1997年到2003年，是东北“下岗”现象严重的“悲壮”7年。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东北地区一直在采取各种办法努力实现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的转型，包括派遣大量干部到南方学习经济发展经验，发展个体经济、民营经济；大力实行国有企业改革，进行民营化、股份制改造以及大型国企“主辅分离”等；努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和民生相联系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特别是2009年，国家提出“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后，对东北地区的投资力度明显加大，特别是采取了解决东北老工业基地债务负担、技术装备老化、资源枯竭型城市困难等针对性强的措施。这些举措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有学者认为，中央提出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之后的2003—2013年的10年间，大多数年份中东北三省经济增长都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相对于之前和之后的增长，可把这十年称为东北的“黄金十年”（陈耀，2017：8）。但是，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2003年振兴东北战略提出时，正是我国开始新一轮大规模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时期，在此时期以重化工为特征的工业化加速，钢铁、建材、能源等产业突飞猛进，这种市场需求的扩大与东北经济结构吻合，虽然拉动了东北经济的复苏，却也同时进一步加深了东北经济的结构性和体制性路径依赖。一些大型国企在改革中已经完成的“主辅分离”，经历这一时期经营情况的改善后，又发生倒退。在某种程度上，“‘黄金十年’‘成效显著’遮掩了老工业基地长期存在的体制机制和结构性矛盾。事实上，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的体制机制问题并未根本触及，或有所触及但并不彻底（如减免国企债务，推动国企轻装上阵解决企业办社会的问题等），而结构性问题也由于市场旺盛需求反而得到加强（如大量存在的高能耗高物耗的低端产业，有的地方经济支柱近半个多世纪没有改变）”。（陈耀，2017：9）
总之，从以上对已有研究的回顾和梳理可以看出，对资源性产业、重工业的结构性路径依赖和对国有经济、单位制的体制性路径依赖，构成了东北经济“双重路径依赖”，极大地束缚和阻碍了东北经济的产业结构转型和市场化转型。
（二）理解老工业基地转型的艰难：50年转型期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经验来看，老工业基地的转型都经历了非常艰难而漫长的时期。换句话说，即便东北地区的经济不存在市场化转型的要求，作为煤钢产业和重工业老工业基地，其转型也要经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时期。我们很容易因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难以深刻认识到这一点。
以煤钢基地和传统工业为特征的老工业基地转型，几乎是所有主要发达国家后工业化转型时期出现的共同的问题，并不是我国独有的问题。
英国的曼彻斯特地区，是工业革命的发祥地之一，是世界上最早的工业化城市，曾是棉纺织业的世界重镇。在二战后，曼彻斯特的工业走向式微，到20世纪70年代末传统的棉纺织产业和航运产业相继陷入严重衰退，城市也开始衰败。20世纪80年代，曼彻斯特抓住了商务发展的大好契机，通过发展商务服务产业、区域零售服务业、金融服务业和航空服务业等成为经济转型的先行者，成为英国仅次于伦敦的商务中心城市。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曼彻斯特促进了创意产业、媒体产业、体育产业、教育产业、生物医疗产业等知识型、创意型、休闲型产业的兴起，被提振为英国乃至欧洲重要的以文化、创意、旅游为特色的都会（曹晟、唐子来，2013）。
法国东北部与比利时、德国接壤的洛林地区，从19世纪50年代起就成为法国煤钢工业重镇，为法国经济发展“黄金30年”（1945—1975）做出极大贡献。但伴随后工业化转型中的“去工业化”，洛林地区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衰落，后引进汽车制造业改造产业结构。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洛林地区的经济仍转型困难，是法国经济增长最慢的地区。洛林地区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走向绿色转型，发展生态产业，才逐步有了起色（张启元，2004）。
德国的鲁尔地区是德国的煤钢和制造业基地，19世纪中叶开始兴起，曾被称为“德国工业的心脏”，工业产值曾占德国40%。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煤钢等传统工业的衰退，鲁尔区经济一蹶不振。20世纪80年代是鲁尔区最黑暗时期，大批工人失业，其工业产值不足全国1/6。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鲁尔区转型加快，发展新型工业和轻工业，推行多样化发展，开发原来相对落后的莱茵河左岸和鲁尔区北部，大力发展绿色产业，现在已成为旅游胜地（柯文，1992；李蕾蕾，2002）。
美国中西部五大湖地区，即以底特律、匹兹堡、克利夫兰和芝加哥等为中心的老工业重镇，曾是美国现代工业的发祥地。20世纪70至80年代，受科技创新、全球化和强大工会等因素影响，这一地区工厂大量倒闭，失业率迅速上升，遗弃的工厂设备锈迹斑斑，因此被称为“锈带”，近半个世纪都陷入整体性、持续性的衰落（李诚固，1996）。该地区长期支持民主党，但2016年大选中集体倒戈，陷入困顿的白人蓝领选择支持鼓吹反建制和反全球化的特朗普，开启美国新的政党重组和区域重组进程。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振兴“锈带”的措施，但短期内难以奏效，2020年美国大选中，“锈带”重新成为支持民主党的“蓝墙”。
从英国的曼彻斯特、法国的洛林地区、德国的鲁尔地区和美国的“锈带”所经历的转型过程看，老工业基地经济转型的周期都不短于50年的时间。所以，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转型，我们也要有坚定的信心和足够的耐心，不要奢望在五年、十年之中就会出现奇迹式的变化，应该遵循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的基本规律，循序渐进。
四、应对“新东北现象”：在吉林建立“制造业转型创新示范区”
实际上，近十几年来，我国各个方面已经组织了对东北地区的大量调研，对东北的现状和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中央也对振兴东北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的各项举措也已经非常全面和有针对性。
2009年9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简称“振兴东北战略28条”）发布，提出的主要举措包括：优化经济结构，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加快企业技术进步，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全面振兴创造条件；积极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促进可持续发展；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着力解决民生问题，加快推进社会事业发展；深化省区协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201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简称“中央振兴东北26条”）。该文件提出了“四个着力”：一是着力完善体制机制，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深入推进重点专项领域改革（股权改革、林场改革、农垦改革），主动融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战略，对接京津冀等经济区构建区域合作新格局；二是着力推进结构调整，
促进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提质增效，积极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大力发展以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不断提升基础设施水平；三是着力鼓励创新创业，完善区域创新体系，促进科教机构与区域发展紧密结合，加大人才培养和智力引进力度；四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解决好社保、就业等重点民生问题，全面实施棚户区、独立工矿区改造等重大民生工程，推进城市更新改造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打造北方生态屏障和山青水绿的宜居家园。
我们可以看到，“振兴东北战略28条”和“中央振兴东北26条”提出的各项措施，实际上也都是围绕着两个转变，即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体制机制的改革。“中央振兴东北26条”对体制机制的改革进行了更加突出的强调。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三省深入调查时强调，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基地，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关乎国家发展大局（新华社，2018）。这就是振兴东北的“五大安全”战略定位。
关于振兴东北的药方已经很齐全了，关键是现阶段要有一个提振信心、试点先行的突破口，或者说要找到一个“药引子”。长期研究产业制度发展史的社会学家高柏教授（2021）提出一个建议，认为东北需要“经济特区”这样一剂猛药扭转困境。他提出三大举措：一是在东北建立经济特区，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直接提供一块“政策飞地”，做成深化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和扩大改革开放的根据地；二是通过吸引发达地区的直接投资，打造新动能的市场主体，5年内在东北每个省创造30万至50万个高新技术产业的就业机会，围绕向东北直接投资的发达地区各产业头部企业打造相关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形成支撑产业长期发展的生态环境；三是以建设工业互联网为突破口，着重打造产业数字化服务业，沿海发达地区在信息产业的优势和东北在传统制造业的技术积淀和人力资本，是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最佳要素组合。高柏教授的建议乍一看似惊人之语，细一想又觉得很有道理。
我的想法有类似之处。2021年年中，我在延边召开的一次东北振兴研讨会上已经提到，就是在吉林建立“制造业转型创新示范区”，提供一个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样板。这类样板的形成通常有两条道路：一条是“飞地式”发展道路，利用特殊的条件，选择全新的“无中生有”的产业集群发展道路，例如美国“硅谷经验”和我国的“深圳经验”；另一条是“内源式”发展道路，例如“韩国经验”和我国的“上海经验”。要在东北建立“制造业转型创新示范区”，从各方面的条件来看，还是要走“内源式”发展道路，不能完全依靠外力推动。但为什么要选在吉林呢？因为吉林地处东北地区的心脏，具有良好的农业和工业基础，特别是从东北经济的“双重路径依赖”来看，吉林具有转型创新的更大弹性和空间。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辽宁的产业符号是鞍山的“钢铁城”，黑龙江是大庆的“石油城”，吉林是长春的“汽车城”。相比较而言，吉林的产业结构更符合建立“制造业转型创新示范区”的要求。如果东北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创新示范区”能够成功，不仅对东北振兴意义重大，对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也具有重大意义。
总之，所谓“新东北现象”，是东北地区在后工业化和市场化转型中出现的新困境、新问题，但并不是“断崖式”的崩溃。“双重路径依赖”依然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老工业基地的转型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要有充分的耐心。东北老工业基地已经走过最困难的时期，区域经济复苏已有起色，我们需要以长远眼光看待东北振兴。当然，现阶段我们需要找准突破口，开拓出东北振兴的新天地。
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