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建军：山乡巨变的伟力必定磅礴再来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赞叹：“脱贫地区处处呈现山乡巨变、山河锦绣的时代画卷。”《求是》杂志2021年第20期刊发的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署名文章《新时代文学要牢记“国之大者”》一文写道：“周立波1955年携全家从北京回到故乡湖南益阳农村安家落户，他白天同群众一起劳动，晚上记录所见所闻所思，有时一直写作到天明，成就了长篇小说《山乡巨变》。新时代文学工作要努力拓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途径方式，引领作家不断提高深入生活、发现生活的能力和自觉，在‘身入’、‘心入’、‘情入’中创作出反映新时代、具有大气象的精品力作。”
    当时，我正在中央党校参加一个学期的封闭学习，看到这篇文章内心十分高兴。因为这标志着，中国作协正式官宣，中国作协作为党领导下的文艺社团即将成建制地向周立波、柳青等老一辈作家学习，牢固树立“和人民一道前进”的创作理念，全部身心投入火热的生活和书写人民的光荣事业中。
    2021年12月15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首次提到“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
    2022年3月17日，中国作协会正式发布“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征稿启事。《旗帜》杂志2022年第5期发表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文章《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新史诗》。
    昨天，我看“观潮的螃蟹”文章得知，7月30日上午，在十八洞村精准坪广场举行了中国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授牌仪式。最近几天，中国作协团队还将重走清溪村，感悟新旧“山乡巨变”，书写崭新的历史诗篇。
    （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习近平总书记这句话就是对周立波创作《山乡巨变》的经典总结和肯定。二十世纪50年代，湘籍作家周立波全家从首都北京迁回老家益阳，与家乡乡亲天天生活在一起，亲眼见证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活生生实践，《山乡巨变》一夜成名，影响亿万国人，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标记。
    六十多年前，周立波回到久别的故乡，把自己的文学创作根植进家乡清溪村的沃土。十年左右，他就与乡亲们朝夕相处，得以在田间地头、村舍屋场等任何地方与村民随时谈心，于广阔天地、白墙青瓦间搜集大量第一手最真实素材。所以，他在故乡就能遇到了书中“亭面糊”的原型邓益廷，还学会了许多乡亲劳作时的方言土语。《山乡巨变》等一系列文学作品，是他扎根乡村十载孕育出来和自然流淌出来的文学硕果，这些作品不仅生动深刻展现了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业合作化运动对乡村的历史性重塑和巨变，而且也尽情倾诉着对社会主义山乡未来发展的美好愿景和期许。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就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人民，靠“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高举的党旗就是镰刀锤头旗，代表着共产党要唤起工农千百万，一起革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命，彻底推翻“三座大山”，让贫苦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为人民谋利益，为民族谋复兴，就是我们党的初心使命。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是为人民脱贫的，就是要为全国山乡巨变的。
    半个多世纪前，周立波笔下的山乡巨变来自于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合作化”运动。这一山乡巨变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社会伟大变革过程，史称农业集体化。
    那么，这场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是什么、来自哪里、最终走向如何呢？农业合作化就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就是党中央带领全国农民在农村对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主要包含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业合作化的起源其实大可追溯到红色革命根据地时期、解放区时期，那时许多农村早就组织了互助组进行农业生产。1949年10月至1953年，全国农村开始以办互助组为主，同时试办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全国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加速。1952年底，全国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到830余万个，参加的农户达到全国总农户的40%。1952年冬至1953年春，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为纠正这种倾向，中共中央于1953年3月8日发出了《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五年计划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195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稳步前进”的方针。1953年10月15日、11月4日毛泽东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提出互助合作运动是农村中一切工作的纲，是农村工作的主题，说“纠正急躁冒进”是一股风，吹倒了一些不应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年12月16日，党中央公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农业合作社从试办进入发展时期。农业生产合作社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1954年农业合作社的数量比1953年增加了15倍。
    第二阶段：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农业生产初级社在全国普遍建立和发展。1954年4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提出，1955年合作社要发展到30万个或35万个。1954年11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进一步提出在1955年春耕前将合作社发展到60万个。1955年4月，合作社发展到67万个。1955年1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通知》，要求各地停止发展，集中力量进行巩固，在少数地区进行收缩。3月上旬，毛泽东提出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停止发展、实行收缩和适当发展。4月下旬召开了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总结经验，布置工作，提出要求。1955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华东区、中南区和河北、天津、北京等15个省市委书记会议。根据毛泽东原来的提议，会议提出1956年发展到100万个社的意见。1955年7月，全国原有67万个合作社，经过整顿，巩固下来的有65万个。
    第三阶段：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时期。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党的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和政策作了系统阐述，并对合作化的速度提出新的要求。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会后仅3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在全国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到1956年底，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参加高级社的达到农户总数的87.8%。
    历史表明，声势浩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使农村土地由农民个体所有转变为合作社集体所有，解决了土地公有的问题，这才有可能对土地利用进行科学合理规划，开展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可以这样说，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完全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奠定了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制度，开启了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历史时期，这是今后改革开放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土地流转集中经营的基本制度保障。
    此时，我的脑海中突然闪现电影《周总理回延安》一组镜头，这组画面反映了总理在1973年抱病回访延安的真实故事。影片中，他发现老房东郝二爷，好像很久都没有吃饱过，一碗大米饭很快就吃完了，吃完后还盯着锅里的看，想要吃却又不好意思，便把自己的碗筷放下，把开水倒进碗里，把剩下的米粒就着水一起喝下去。周总理招呼老乡们快吃饭，但老乡们都蹲在地上不肯上桌吃饭，说家里的婆姨和娃还饿着肚子，要把饭带回去。周总理吩咐工作人员，给老乡们带饭回去，老乡们这才放开肚皮吃饭。周总理知道延安还很贫穷，但是他没有想到人民最基本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战争年代时大家尚且可以吃饱肚子，但是在和平年代，却没有饭吃，他流下了自责的泪水：“这是我的责任啊，我没有当好这个总理。”
    从这个电影片段可以发现，因为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没有彻底解决中国人的吃饭和温饱问题。这一充满社会主义梦想与情怀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最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画上了句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广大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形式上似乎回复到了农业合作化前的个体经营状态。实际上，以包产到户为基本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业合作化以前的个体农业区别很大。主要区别在农业合作化之前的土地是个体农民私有的；而包产到户之后的土地所有权仍是集体的，农民与集体是一种承包关系，经营方式由集体生产变为农民个体劳动。当年农业合作化的目的，就是要将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改变为集体公有。
    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只是当时亿万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真实反映了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生动景象和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制度变革让无数中国山乡发生了巨变，这伟大历史功绩是任何时候都不可抹杀的。历史表明，生产关系的大变革往往会伴随一段时间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但总体而言，农业合作化不仅没有破坏生产力，而且极大促进了生产力。比如，1956年农业总产值就比1955年增长6.4％，工业总产值增长28.2％。而且，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技术改造逐年都在发展，粮食产量逐年都有增长。我们也不否认，在其进程中确实出现冒进和右倾主义，这是我们今天还要警醒的历史教训。
    （二）图片      2013年11月3日，湖南湘西州花垣县十八洞村，一张与老乡们合影的经典照片至今还放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办公室，那就是总书记和围坐在身边的乡亲们亲切攀谈的精彩瞬间，在这里，总书记首倡“精准扶贫”。从此，“精准扶贫”从十八洞村走向全国，照亮了千村万落的脱贫之路。以“首倡之地”行“首倡之为”的十八洞村，成为了中国精准脱贫的样板。
    历时八年，十八洞村人均收入由2013年的1668元增至2021年的20167元，增长11倍。湖南682万建档立卡贫困户、6920个贫困村、51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2020年底，中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这一伟大壮举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古老神州大地书写了人类反贫困斗争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故事，创造了又一个惊艳世界的人间奇迹。
    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减贫奇迹为什么没有发生在自诩现代化最高的美西方国家和地区，而偏偏发生在多被美西方责难和污蔑的古老神州中华大地呢？这是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独特魅力，
        
    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独特魅力，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书写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创举。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起就不忘初心使命，把为劳苦大众扶贫脱贫的责任自觉扛在肩上。历史和实践证明，“解放区的天，是人民的天。”经过二十八年浴血奋斗，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180多年近现代史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证明，广大工农只有翻身作了国家主人，才有可能让山乡巨变。所以，只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才为山乡巨变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东亚病夫”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虽然历经曲折，但党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取得了巨大历史性成就，这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当时的中国还有84%的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之下。经过脱贫攻坚战，中国贫困民众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的6079元增长到2020年的12588元，年均增长11.6%。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国社会长期稳定，中国减贫进程加快推进，绝对贫困人口已经没有。
    1986年，我国第一次大规模调整扶贫开发政策，从上到下正式成立专门扶贫机构，确定开发式扶贫方针，划定273个国家级贫困县。后来又将牧区县、“三西”项目县加进来，到1988年共有328个国家级贫困县。
    1994年，国家启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经过重新调整，国家级贫困县增至592个。
    200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出台，取消了沿海发达地区的所有国家级贫困县，增加了中西部地区的贫困县数量，同时将国家级贫困县改为扶贫开发重点县。
    2011年，中国将扶贫标准提高到2300元，在新的扶贫标准下，截至2012年末，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9899万。
    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战，不仅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还使长期困扰贫困地区的行路难、吃水难、用电难、上学难、就医难、通信难等一系列老大难问题真正得到解决，中国贫困地区整体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反贫困的实践特别是8年脱贫攻坚战中形成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开辟精准扶贫模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特别是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我国国情，把握减贫规律，出台一系列超常规政策举措，构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胜利，更是党领导亿万人民伟大脱贫攻坚精神的胜利，已经深刻载入人类反贫困光荣史册。
    综合有关专家观点，主要集中体现在“三个始终坚持”：一是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是脱贫攻坚的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形成脱贫攻坚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二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弘扬和衷共济、团结互助美德，营造全社会扶危济困的浓厚氛围，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脱贫内生动力。三是始终坚持坚持精准扶贫方略，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根源，求真务实、较真碰硬，做到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三个始终坚持”是中国反贫困特别是8年脱贫攻坚战理论与实践的宝贵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三）
    “让乡亲们生活富裕起来，让家乡变成美丽的花园”，这是六十多年前周立波最原始最真诚的愿望。今天的清溪村，风光秀美、文化诱人，周立波故居、山乡巨变连环画长廊、清溪剧院、网红民宿等，已经成为网红打卡景点。大气宽敞的柏油路旁，文人标识的周立波书屋、作家出版社书屋、王蒙书屋等几十座作家书屋，依次排开，中国作协“天团”为人民创作，为时代放歌，重走清溪村。
    我们知道，中国革命道路，有别于苏联“城市暴动”模式，而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所以，我们革命本来就是从农村开辟出崭新道路的。应该说，从乡村运动到新农村建设再到乡村振兴，都是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在农村的如何实现。无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论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山乡巨变一直是我们党以自我革命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回顾百年多党史和中国乡村巨变历程，中国“三农”没有辜负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没有辜负中国“三农”。
    今天，清溪村，每年吸引70万游客，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2万余元。这就表明，益阳清溪村，山乡巨变原型地，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示范区、新时代“山乡巨变”标志地、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基地，释放着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强劲动力。
    据媒体报道，2021年清溪村所在的谢林港镇生产总值达8.85亿元，人均纯收入23117元。清溪村正在采取措施深耕红色文化、地域文化、作家文化，促进生态、人文、产业等要素融合发展，形成“互联网+旅游+文化+康养”的完整业态链，打造文旅融合新村，带领村民迈向共同富裕。
    走进曾经“山乡巨变”的清溪村，为何在新时代再次爆发“山乡巨变”的强大动力？有媒体记者说，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所有的巨变，源于现代产业的“魔法”实现了农村生产力要素的有效聚合，催生出一批富有活力的经济单元。这说得很有道理。我认为，在这里不仅确实可以“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而且还看得见“山乡巨变”的历史与现实，现场感悟社会主义在中国农村的成功探索与实践，沉浸式体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擘画的乡村振兴战略生动实践。
    一段时间以来，农村劳动力、农田和农村其他资源长期闲置，在乡村振兴战略引领下，这些本来闲置的资源与市场有机对接，让闲置的资源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比如，媒体报道的山乡巨变村所在地谢林港镇益阳市福星食品有限公司，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电商平台+直营店”，直接带动周边季节性用工和临时用工7000多人次，为农民年创收近800万元。周立波的侄孙女周琴常年在外打拼，3年前，她就与丈夫一道回乡创业，投资1000万元，创办“清溪壹号”农家乐，带领村民发展乡村旅游。
    清溪村只是一个缩影。正是党中央乡村振兴战略激活新时代农村的满池春水，上演了又一场改变乡村命运的山乡巨变。十年来，湖南全省经济总量从2012年的22154亿元增至2021年的46063亿元，连续跨过3万亿、4万亿台阶；十年来，湖南加入“人均GDP超1万美元”俱乐部，正努力朝着经济总量5万亿元的新目标迈进；十年来，湖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7440元增至18295元，增长了146%。
    2021年，国家“十四五”规划开局起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起步，严格落实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等“四个不摘”政策，推动脱贫地区持续提升帮扶产业规模和质量，积极打造特色优势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带动脱贫人口就业和增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国家确定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并截至2021年底，全国脱贫劳动力通过务工就业3145万人，比2020年底增长4.2%。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同志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宏伟战略。他强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需要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他还说：“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
    乡村振兴战略主要内容就是“四总一制、五振兴七条路”。所谓“四总一制”，那就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就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就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其总方针就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其总要求就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制度保障就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四总一制”勾画出了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
    所谓“五振兴”，就是指产业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所谓“七条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必须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必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必须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必须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
    前段时间，我到涟源市古塘乡古仙界村调研，我们看到了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体会到党中央这一决策的英明和及时，但也心忧“三农”，与乡村干部促膝细聊今后乡村振兴的许多困难与出路到深夜。就当晚聊到的主要困难可以总结为“六个缺六个更缺”，即缺项目更缺产业、缺人更缺人才、缺钱更缺资本、缺农业条件更缺农业科技、缺文化更缺文明、缺管理更缺科学治理。
    推进乡村振兴，牵涉千家万户，必然千头万绪，困难很多，堵点痛点不少，推进起来绝非易事，须久久为功。当前，应该突出抓住三个关节点。
    一是健全完善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制度机制，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断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和活力，更好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二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让土地集体所有名实相符，建立健全集体资产各项管理制度，既应完善农村集体产权权能，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和公益事业，又应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办法，发展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三是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实际上也是农民进城和回乡的过程。我认为，无论进城还是回乡，农民及农民后代不能当“学奴”“房奴”“车奴”“医奴”，必定要把习近平总书记优先农业农村发展这一方针落到实处。城乡融合体制机制的变革就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必将爆发山乡巨变的洪荒之力。当前，既应健全多元投入保障机制，增加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又应切实建立健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把农村土地金的百分之五十一真正用到“三农”事业，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农村覆盖；还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强化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当代国学大家南怀瑾说：“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总归诗酒田园。”周立波等文人巨匠文学作品里的乡村，其实就是中国的缩影。农村还是当今中国相对发展最不充分的地区。因而，要了解和懂得中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懂得中国“三农”；要中国复兴，乡村必先振兴；要改变中国，就必须先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必须以思想变革引领新时代山乡巨变。文学思想的一场革命就是深化社会变革的磅礴力量，最强大的力量往往隐含在国民的文化觉醒和文化自信自立自强之中。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乡村振兴战略已经为这项伟大事业启航导向，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中正在壮行，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力量正在迅速聚集。衷心祝愿新的山乡巨变更好造福农民、改造国民、强盛国家，伟大奇迹必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期诞生。
    （转自：红网时刻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