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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从图3可以看出，当集聚力在模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则如同图3的虚线，经济最终塌陷
五、总结性评论
本文首先总结评述了传统经济理论对区域经济非均衡的研究中发现几点不足，尤其是没有考虑制度变迁和政府行为因素以及多重均衡存在性问题，随后通过结合Baldwin and Martin(2003)“C-P模型”与Baldwin etal.(2003，2006)Footloose Capital Model（F-C模型）建立了一个两地区拓展的“C-P-I空间模型”。但不同的是，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对制度性因素的忽视及完全理性假设的局限，本文转向强调包含制度变迁和政府行为的“社会基础设施”(Hall and Jones，1999)在集聚过程(Agglomeration)中的作用，通过分析区域中心—外围结构形成的演变路径表明：以外部性成本形式进入空间集聚模型的制度变迁与政府行为对经济集聚（扩散）具有重要作用，而影响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主要表现在社会基础设施价格的转化上，并在Bladwin(2002)的黑洞区位上影响集聚与扩散的黑洞条件，制度变迁与政府行为表现出明显的渗透效应。
经济的空间集聚（非均衡）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的突出特点，各地都出现了或政府主导或依托市场形成的产业集聚区。经济空间集聚意味着一个地区的繁荣与兴起，逆集聚则可能导致一个地区的衰落。然而，区域经济和一个城（镇）的兴起与衰落绝不是随机事件，除了大量偶然的随机因素之外，区位特有的个体效应如区域制度特征、区位优势与区域政府行为对兴起与衰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区域发展规划中着重于发展经济和城市中心，旨在改变开放前追求平衡布局所造成的人力、物资的巨大浪费的局面，发挥经济集聚效应，推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即追求所谓的“效率”阶段，从而区域呈非均衡态势。如今，随着经济发展，各种社会问题凸显，应是到了大力发挥经济扩散效应，先富“帮”后富的时候，即要注重“公平”之时。拉大的区域差距已成为影响经济和社会问题发展的重要困境，如何缩小地区差异，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地区之间均衡、协调发展，为21世纪初中国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和现实问题之一。
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均可以解释经济的非均衡分布，传统贸易理论的解释主要基于“比较优势”，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则基于“规模经济”。需要指出的是，区域非均衡发展和空间集聚是个十分复杂的经济现象，通过对经济增长中适宜制度、组织行为绩效的再认识，我们试图将区域制度和组织行为特征纳入新经济地理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当中，在“空间维度”中考虑“冰山成本”式的制度变迁和政府行为渗透作用问题，中国现实情况是，中国行政体制和官员升迁制度使得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主动或强制推动空间经济演化，而有些甚至不管合理和科学与否，在政绩考核指引下，地方政府行为具有过度作为倾向，因此，必须考虑政府行为的边界和效率问题。显然，制度的变迁和政府行为在集聚过程中影响着本地市场放大效应、累积循环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我们揭开了North和Thomas(1973)所谓的促进经济发展的被“黑箱化”的机制。当处于对称均衡状态时，如果本地存在制度和政府行为优势，社会基础设施价格下降，那么由于本地社会基础设施价格对本国真实收入的负效应，使本地真实收入高于外地，本地制造业份额上升，经济向内积聚。一旦经济偏离对称均衡状态向内积聚，由于Krugman的累积循环效应和Venables的产业关联效应，这种经济内聚过程不断自我强化，最终形成经济中心和城市中心。相反，如果本地的制度和政府行为存在劣势，社会基础设施价格上升，经济将向外扩散，而沦为经济带的边缘。
本文的不足在于制度和政府行为在传统“C-P”模型中未能进一步分解说明和模拟计算，但未来在实证研究中，将是笔者一个拓展的方向，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以及强势的中央政府领导下，在“空间维度”之外，制度的变迁（包括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以及地方政府行为在解决未来中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带来的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中将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以期更加符合我国区域经济的非连续性增长现实的理论判断。
注释：
①尽管同时代不同学派对经济研究的对象和角度不同，但从经济思想演化及经济理论发展的纵向过程来看，经济学研究的重心还是有个清晰的界限，无论是从供给角度还是“需求落点”的转向。详见蒋自强、张旭昆、罗卫东等著：《经济思想通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张旭昆编：《西方经济思想史18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②Avner Greif(2008)认为各个地区或国家都有着不同的“技术”特征，如不同的地理位置、有用的知识和资本存量，这些差异会影响经济绩效；同样也有着不同的“非技术”特征，如伦理道德、法律规范及其执行方式、产权配置和保护方式、腐败状况等，不同的社会在“非技术”特征上的差异有其历史根源，这种差异反映了过去的文化、社会和权力结构，以及早先的政治传统等。现有制度不仅影响着学习、模仿及创新新制度的试错过程，而且影响着引入新制度要素的成本和收益，使新制度朝着与现有制度要素相关且不会偏离太远的方向演进，这似乎是种“引力”作用。详细参见阿夫纳·格雷夫：《大裂变：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
③Karl Popper深受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哈耶克、罗素等人的影响，在其《知识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1932)、《研究的逻辑》(1934)、《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45)和《猜想与反驳》(1963)等著作中批判经典的观测—归纳法，其证伪主义学说是批判的理性主义，波普尔认为科学理论和人类所掌握到的一切知识，都不过是推测和假想，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掺入了想象力和创造性，好让问题能在一定的历史、文化框架中得到解答。
④Carter(1998)、Alla A.Schmid(2004)认为大脑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和大脑各模块具有某种独立影响人类行为的能力，即大脑并不是单一整体，而且可能是内部不一致的两个特点，决定了个人决策与行为的范围或能力。
⑤这一阶段，集聚主导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在区域经济发展上表现出严重不平衡。经济的持续增长与地区差距的不断扩大“两条曲线”并存：“经济高地”的东部沿海、“塌陷的”中部、落后的西部以及背着“包袱”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形成巨大反差。
⑥本文所论述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包括区域经济集聚、产业集聚（集群）或扩散、聚集经济等区域间不平衡发展态的广义概念。
⑦从18世纪起，古典经济学家Smith(1776)、Malthus(1798)、Ricardo(1817)及Young(1928)、Schumpeter(1934)、Knight(1944)等都探讨了驱动经济动态发展的基本因素，试图解释财富的积累和生产率的增长。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Harrod(1939)、Domar(1946)等人将Keynes(1936)的宏观经济理论进行动态化扩展，随后Solow(1956)、Swan(1956)、Cass(1965)、Koopmans(1965)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引入外生的技术变化，解释了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Lucas(1988)、Romer(1990)、Rebelo(1991)、Barro(1995)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模型重新思考的基础上，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内生化，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前景。而随着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制度内生性的假设逐步被引入发展经济学视野（North，1992；速水佑次郎，V.W.拉坦，1994），又扩大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
⑧马歇尔(1920)提出的“外部性”与制度学派“外部性”有所不同，他认为劳动力市场共享、中间产品投入（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溢（技术外部性）使得同行业企业集聚于同一地区而获得运输便利和信息优势，虽然外部经济难以度量，但该分析法仍然提供了一个在完全竞争环境框架下的考察收益递增的分析工具。
⑨佩鲁(Perroux)认为，“极化效应”促成各种生产要素向增长极的回流和聚集，“扩散效应”促成各种生产要素从增长极向周围不发达地区的扩散。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极化效应”是主要的，当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其效应便削弱，“扩散效应”加强。而增长极效应是一种多种效应的复合体，如上游下游效应、集聚效应和互利效应等。
⑩布代维尔(J. Boudeville)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把经济空间划分为三类：均质区域、极化区域和计划区域，把增长极分为由市场机制支配的自发生成的增长极（“极化区域”）和计划机制支配的诱导生成的增长极（“计划区域”），经济空间集聚来源于个体和厂商的趋利行为，其中，由政府诱导产生的“计划区域”集聚现象在当今世界各国相当普遍，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11)“频率依赖效应”认为一个个体对创新者是模仿还是反对依赖于群体中有多少成员已做了这种选择，不管创新者主观偏好如何，竞争过程将对其进行选择。报酬递增（正反馈或自增强）作为“频率依赖效应”的一种重要特性近年来得到了更多的讨论。由于新奇创生的不断突现，Witt认为，协调与脱协(de-coodinating)的活动常常同时并存，共同形成了可观察的市场过程，它导致了“非均衡态”（集聚与扩散）的永存。
(12)以纳尔逊、温特和多西(G.Dosi)等为代表的学者只是演化经济学中的“新熊彼特”学派（贾良根，2004），新熊彼特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爱德温·曼斯菲尔德、莫尔顿·卡曼、南希·施瓦茨等，他们秉承经济分析的熊彼特传统，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主要是将技术创新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重视对“黑箱”内部运作机制的揭示，该学派虽然坚持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传统，但所关注的是不同层次的问题，熊彼特忽略了创新在扩散过程中的改进和发展，而新熊彼特主义者的着眼点则在于创新的机制。
(13)我们认为制度与政府行为既影响厂商投入的固定成本，如土地、房屋，也影响其可变成本或边际成本，如工人工资，因此，由制度和政府行为组成的“社会基础设施”既可能有正渗透效应，如减少交易费用、增强技术外溢，又可能有负渗透效应，如增加企业生产成本。由SIQ可知，制度和政府行为是以指数的形式引入成本函数的，制度和政府行为影响厂商成本和作用于要素是非线性的，拓展了制度和政府行为的作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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