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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语言经济学将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存在着语言变量的研究中，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还没有被很好地解答，在其研究范畴、对象和方法等问题上还存在着一定的疑问和混乱。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深入理解和把握语言经济学实质，促进中国语言经济学研究向纵深发展。语言经济学的几个基本问题包括：(1)语言成为经济学的研究话题，主要在于语言自身的经济属性，即语言(技能)是一种人力资本，(官方)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社会)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2)要区别“经济”和“经济学”两个不同的概念，语言经济学是“‘语言’的‘经济学’”与“‘语言经济’的‘学’”两者的总和；(3)语言经济学研究要注重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在语言及相关问题上的运用，而非停留在概念的使用上，在方法上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4)语言规划的经济学分析，并不是要取代传统的语言规划研究，而是作为语言规划研究的一个有力补充；(5)语言产业是文化产业的基础组成部分，与教育产业也存在着交集，在语言产业对经济贡献度的具体度量上，不能拘泥于单一指标，要多方面综合考察。
关键词：语言经济学/语言规划/语言产业作者简介：张卫国(1974— )，男，吉林省安图县人，经济学博士，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副教授，语言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加拿大渥太华大学访问教授，主要从事语言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研究。
语言经济学，是采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及工具，把语言和言语行为当作普遍存在的社会和经济现象来加以研究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张卫国，2011a)。21世纪以来，语言与经济的联系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越发紧密，语言经济学的重要性正在提升，推动语言学和经济学学科交叉的研究非常必要。近年来，国内已经涌现出不少研究成果，但是作为新兴学科，语言经济学还不为大众所熟知，国内学者对“什么是语言经济学”以及在其研究范畴、对象和方法等基本问题上还存在着一些疑问和混乱。纵观语言经济学的发展，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还没有被很好地解释或解答，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制约了语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本文讨论了语言经济学的几个基本问题，试图澄清其中的若干疑问和混乱，希望有助于深入理解和把握语言经济学的实质，促进中国语言经济学研究的纵深发展。
一、语言为何成为经济学的研究话题?
经济学中谈及语言，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关于语言的片断论述，而现代经济学中真正对语言问题进行经济学思考的第一人是信息经济学家雅各布·马尔萨克(Jacob Marschak，1965)。在考察语言信号传递效率问题时，马尔萨克引出了关于语言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的讨论，并提出了语言具有的成本、收益、价值和效用的观点。不过，马尔萨克最初也只是表达了一种朴素的语言经济学思想，既没有进一步的理论阐述，也没有相关经验支持。巧合的是，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同时兴起，其中人力资本和教育投资中语言学习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而语言学习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必然要计算其成本和收益，进而产生价值与效用问题。这为马尔萨克的语言经济学思想提供了理论支持。从此，马尔萨克的观点和人力资本理论相结合，一并催生出了语言经济学这门边缘交叉学科。因此，作为一个术语，“语言经济学”来自马尔萨克(1965)的一篇同名短文；而作为一门学科或研究领域，它成就于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张卫国，2011a)。
事实上，语言之所以成为经济学的研究话题，一方面与语言经济学的产生历史有关，更重要的方面还在于语言自身所具有的经济属性。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语言(技能)是一种人力资本，(官方)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社会)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张卫国，2008)。在微观层面上，从个体出发，语言附着在人体上表现为一种人力资本，因为它满足人力资本定义的三个标准：(1)语言要花费代价(成本)才能获得；(2)语言(特别是外语)具有生产性，能为当事人带来收益；(3)语言能力是附着于人体的，因人而异。当前，语言经济学中所有语言与收入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研究表明，劳动力市场上不同语言群体间普遍存在着收入差距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之间的语言能力存在差异。语言上升到国家或地区层面，(官方)语言的选取或确定变成了一种政府行为，而且从消费的角度看，语言同样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即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在一个语言异质性的国家或地区，语言的使用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基于语言的消费(张卫国，2008)，每一个消费者对语言的消费都不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消费，(官方)语言表现为一种公共产品。因此，语言规划的经济学分析[特别是超国家经济体(例如，欧盟)官方语言的选择问题]以及语言经济和语言产业的发展研究，从语言的公共产品属性这里找到了研究依据和理论支撑点。当语言扩展到整个社会，在一个更广阔的宏观层面上，语言规范着人们的言说行为便体现出了一种制度属性，因而，语言又是一种社会制度(索绪尔，1980；Searle，2005)，且是一种元制度(韦森，2005；张卫国，2008)。那么，探索语言与交易成本的关系，语言作为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变迁，以及语言的传播扩散及消亡的经济学机理等相关方面的研究就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语言经济学的内涵与外延
关于什么是语言经济学，目前存在着这样几种代表性观点：弗朗索瓦·格林(Francois Grin，1996，2003)认为，语言经济学是指“在对表征语言变量的关系研究中，使用经济学的概念和工具。它主要(但不是绝对地)侧重于经济变量起作用的那些关系”；奇斯维克(Berry Chiswich，2008)认为，语言经济学“利用经济学方法和工具研究语言能力的决定因素和后果”；黄少安、苏剑(2011)认为，它研究语言形成和演变及其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以及语言、语言行为和语言政策如何与人力资本、就业、工资和收入分配等相关；甚至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1985)认为，修辞是一种语言的经济学，它研究如何在人们无法满足的倾听欲望下分配稀缺资源的手段。可见，在语言经济学的内涵和外延问题上，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有着不同的理解。
尽管语言经济学在定义上还存在着分歧，但可以看出，经济学理论、方法或工具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事实上，语言经济学自产生以来，它的研究内容和范畴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地在丰富和发展变化。从单纯以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语言现象和问题，到研究语言与经济的关系以及由语言等引发的经济现象(例如，语言能力对收入的影响、语言对贸易的影响、语言产业和语言经济的形成等)，语言经济学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扩大。今天我们所谈及的语言经济学早已超越了马尔萨克(1965)的研究范畴，既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语言，又立足语言问题研究经济，这是由它的跨学科性质决定的。
对语言经济学进行界定，还要区别“经济”和“经济学”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经济”，指的是人类的一项活动，而“经济学”则指的是分析人类行为的一种方式(Grin，2008)。因此，语言经济学可以被理解为“‘语言’的‘经济学’”与“‘语言经济’的‘学’”两者的总和(张卫国、刘国辉，2012)。这里有一个广义与狭义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凡是利用经济学理论、方法及工具来研究语言及其相关问题(无论是语言本体问题，还是语言应用问题)，均可理解为广义上的语言经济学研究(张卫国，2011a)。
区分了语言经济学研究中的广义与狭义，便不难理解目前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也有助于语言经济学领域的构建。广义上可以考虑如下取向：第一，考察语言变量对经济变量的影响。语言变量是解释变量，经济变量是被解释变量。最典型的便是语言技能与劳动收入关系研究，测度语言对收入的影响程度，国外已有大量的实证研究。在这一取向下，新近的另一个研究方向是语言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如，梅里兹(Jacques Melitz)，2008]。第二，考察语言变量和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重点寻求对语言变量的合理解释，如语言如何在外部条件下(特别是经济的力量作用下)传播、演化、消亡的，再如人们的语言行为是怎样随外界条件变化而发生变化的。阿里尔·鲁宾斯坦(Ariel Rubinstein，2000)等学者对语言结构、语义以及语用策略等问题所进行的博弈论研究也属于此类。有时，语言变量和经济变量可能相互影响，因而，解释变量可能不仅仅局限于标准的经济变量范畴，也可能属于非经济范畴，研究中需要加以甄别。无论怎样，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处理必须符合经济学假设和原理(Grin，2008)。
三、如何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语言?
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与其他学科最显著的区别不在于它研究的话题，而在于它的方法(Gary Becker，1976)。因此，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语言，重点也在于经济学方法的运用，这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但是目前对语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专门讨论还为数不多，仅有的一些文献也谈得比较笼统。例如，格林(Grin，1996)曾强调，语言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采取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包括前提假设和论证过程。国内有学者，例如，许其潮(1999)只提及诸如实证研究、规范研究、成本收益分析和比较分析等宽泛的方法。不过，按照经济学方法论三个层次的划分(黄少安，2004)，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是第二层次的方法论，即经济学的思维原理方法，而成本收益分析、比较分析等是经济学的具体技术性方法，属于第三层次方法论。在讨论方法论问题时，不能将这些混为一谈。
纵观科学研究文献，无论是哲学上的概念思辨，还是物理、化学领域的自然实验，再到经济学模型的解释与应用，就研究方法本身而言，大多旨在说服论证，因此，研究中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凡是能采纳的方法都应该加以采用，越是能融会贯通越好。具体到语言经济学，研究方法上也应如此。例如，语言与收入关系的研究，最新的前沿进展早已不再停留在文字描述上，而是采用各国的微观数据，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就语言对收入的影响程度进行回归估计，并且采取各种计量工具和技术，如工具变量法(Barry Chiswick and Paul Miller，1995；Hyot Bleakley and Aimee Chin，2004)，控制语言与收入的内生性问题，减少估计偏误。再如，语言与贸易关系研究，则采用新经济地理和国际贸易中广泛使用的引力模型，对语言与贸易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在语言政策和规划的选择和评价方面，大多采用案例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等；而在语言结构、语义和语用研究方面，演化博弈便是非常有效的工具。
语言经济学研究中还应考虑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考虑研究对象的哲学思考(如何看待语言经济学中的主体和客体)、如何认识语言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等，这有助于研究人员选择和提出正确合理的理论假设，进而指导语言经济学的健康发展。我们还要注意甄别语言学中一类带有“语言经济原则”字样的有关语法规则或言语交际的研究。理论上，它们与语言经济学应该是有联系的，而且因为涉及“语言”和“经济”两词，一些人往往认为此类研究等同或属于语言经济学研究范畴。但是从目前国内的研究取向和方法上看，此类研究与语言经济学还相去甚远。语言学中提到的“语言经济原则”一般多指基于齐夫(George Zipf)定律的语言省力原则，借用了“经济”这一概念，此外无他。“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主要是一种分析人类行为的方式。因此，语言经济学研究要注重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在语言及相关问题上的运用，而非停留在概念的使用上。
四、语言规划的经济学分析能否取代传统语言规划研究?
语言规划研究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末，原属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领域，是一种为了解决社会语言问题的政治和管理活动(Bjorn Weinstein，1980)，旨在影响人们对语言及其相关问题的选择(张卫国，2011b)，来解决社会经济、政治问题(Bjorn Jernudd and Jyotirindra Das Gupta，1971)。20世纪80年代起，陆续有针对语言政策与规划问题的经济学文献出现(Francois Vaillancourt，1983；Grin，2003)，扩展了传统语言规划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对语言规划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学应用于语言规划的特色在于：过程中更加强调理性选择过程，目标上更侧重于社会福利的提升(张卫国，2011b)。在具体内容上，语言规划的经济学分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张卫国，2012)：一是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解释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效应和内容。在分析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与民族、社会和经济等因素相互间的关系等问题上，经济学的引入能使分析和判断更全面、更准确。二是选择和设计有效的语言政策，研究讨论如何应用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来达到特定目的。例如，测算欧盟官方语言的效率和成本核算问题，为解决欧盟官方语言问题找寻出路。充分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能够提高语言规划实现特定目标的能力。三是评定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目标。主要做法是建构模型和评价指标，将语言政策的目标和结果相关联，通过成本收益分析等方法科学评价语言政策的实施效果。
与语言规划的经济学分析相比，传统语言规划研究的缺陷便显现出来。语言学的方法通常强调解构意识形态，来支持某种政策，进而描述这种政策的措施。这种基于语言学的分析自然有其优势，通常能够显示来自语言学本身的敏锐观察，但如何评价这些措施的效果，不是列举几个简单的人口学指标就能达到的。如何说服公众一种政策比另一种政策更需要优先实施或划拨更多的资源，传统语言规划研究并不占优，而这些恰恰是决策者所真正需要的。在引入经济学后，这种情况得到改善。经济学能够为语言规划提供一个较为强大的分析框架，尤其是在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选择、设计及评价方面。和传统语言规划研究相比，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能够给出一个判断标准，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特别有助于探究语言规划中的实际问题，而不是单纯地停留在政治辩论的层面上。
可以说，目前语言规划的经济学分析已经得到相当多社会语言学家的认可。也正是如此，语言规划学者似乎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语言学者期待着新方法的引入，打破传统语言规划研究中的瓶颈；另一方面又担忧，随着经济学定量研究在语言规划中的广泛应用，传统语言规划研究有可能会被取代，进而使语言规划研究步入“歧途”。语言规划学者的担心可以理解，但完全没有必要。语言规划研究中引入经济学，带来的只是方法上的变革，而经济学方法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特别是在模型假设和变量的选取上，为了简化模型可能无法刻画出全部的语言学变量，在某种程度上还需要与传统语言规划研究的定性研究相结合。因此，语言规划的经济学分析，并不是要取代传统的语言规划研究，而是作为它的一个有力补充(张卫国，2011b)。事实上，科学研究中范式的转变并不是难以接受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本身就经历过边际革命，20世纪以来又极大地受到了博弈论以及计量技术方法的影响。即使有朝一日经济学解决了自身的方法论问题，从而使语言规划的经济学分析全面地取代了传统语言规划研究，发生了研究范式上的变换，只要是有助于推动既有研究的深入，有效解决前人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这本身是一种科学进步。如果是这样，语言规划研究步入经济学研究的“歧途”又何妨?
五、语言产业的界定及其对经济贡献度的测度
近年来，随着新兴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关的翻译、培训、出版、科技等产业链条日渐形成，社会上也出现了许多新兴语言职业(如速录师、语言康复师、心理辅导师，等等)，语言产业的概念也应运而生。但是，什么是语言产业，如何界定语言产业与文化产业及教育产业的边界等，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和标准。如果从产业经济学角度出发，语言产业应是这样一种生产和服务活动：它主要采取市场化的经营方式生产语言类产品或者语言服务，满足国家或者个人对各种语言类产品或者语言服务的多层次需求。在微观层面上，各种语言类产品能够提高个人语言技能，增加个人人力资本，满足个人多层次的经济需求。在宏观层面上，各类语言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可以有效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黄少安、苏剑、张卫国，2012)。从国外的经验上看，语言产业已成为几个增长率最高的产业之一。例如，2004年，加拿大的语言产业为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额保守估计约27亿美元，而根据欧盟委员会于2009年完成的《欧盟语言行业市场规模报告》介绍，2008年，整个欧盟成员国语言市场总产值达到84亿欧元，未来若干年每年增长率将在10％以上。特别是在当前倡导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的形势下，语言产业对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因此，衡量和测算语言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非常必要，也是语言经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契合点。
测度语言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要解决两个主要问题。首先要从理论上界定语言产业的边界，其次要合理构建统计口径，找寻适当方法，准确度量语言产业的贡献。关于语言产业的界定，可以从前面语言产业的定义入手：(1)语言要形成产业，必须通过市场的运作方式，语言产品和语言服务是产业的核心。广义上，语言服务包括语言翻译、语言培训在内的社会语言服务；狭义上，语言服务则指在特定行业领域内进行服务时，以语言为工具手段的服务。(2)产业链条中的语言产品和语言服务要满足国家、社会或个人的语言需求，可以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3)语言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这是语言产业形成的一个标志。事实上，与文化产业相比，语言产业可以被看作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产业的基础组成部分。之所以将语言产业从文化产业中剥离开来，是因为语言产业越来越发达，具备了单独形成产业的条件。语言产业与文化产业分离的另一个好处在于，在今后的宏观经济统计工作中，可以直接将语言产业的数据纳入到文化产业当中，只要避免了重复计算问题，就可以大大简化工作程序和工作量。语言产业与教育产业存在着交集，特别是语言教育(培训)产业，既属于语言产业，又属于教育产业。反过来，人类语言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通过后天习得的，教育便成了语言产业的业态支撑点，语言产业特别是语言教育产业的发展以及语言产业链的延伸都离不开教育产业的发展(黄少安、苏剑、张卫国，2012)。有关语言产业、文化产业和教育产业的关系见图1。
图1语言产业与文化产业、教育产业的关系
明确了语言产业和文化产业以及教育产业三者的关系，哪些行业属于语言产业，便是一个统计口径的问题。由于语言产业外延很广，国内学者倾向于将语言产业划分得较细，如语言传播、语言教育培训、语言出版、翻译、语言康复、品牌命名，等等。但事实上，如此分类在实践中并不利于行业数据的统计调查，因为有时很难把一些分类同其他相关产业或生产服务区分开来。国外的语言产业统计口径则较宽，例如，加拿大的语言产业主要分为翻译、语言培训和语言科技三大类，之下再进行二级分类，由于数据无法精细到语言产业的方方面面，研究中往往就现有数据进行保守计算，然后再估算其他没有涵盖的语言产业。这不失为一种可以尝试的方法。
最后，在语言产业对经济贡献度的具体度量上，要多方面综合考察，而不是拘泥于某个单一指标。例如，语言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产业的关联效应和乘数效应，对财政、居民收入和社会就业的贡献，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等等。因此，在具体的测算方法上也有多种选择。在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时，可以计算产值百分比；在产业关联效应和乘数效应上，则要使用相关公式测算产业关联系数以及相关乘数；在语言产业对财政、居民收入和社会就业的贡献上，可以使用投入产出分析法；而测度语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采用计量经济学工具和方法则是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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