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菁：“新时代”的宏观经济理论

    改革开始初期，邓小平做出一个今天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判断，那就是未来国际的大势将会是“和平与发展”而不是“战争”。随后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判断的准确性。可以说，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所有决策，都是基于这一大判断的基础之上的。
    战略的成功必基于形势的正确判断。下一个三十年，我们将要面对的大势是什么？
    对此，十九大报告给出了新的判断“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实际上是从经济的角度诠释了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宏观经济理论如果不能从更深的底层理解和阐释中国经济这一方向性转变，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能沦为权力转移过程中又一个例行政治标签。
    上一个三十年，中国的伟大成功来自于我们及时抓住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上经济大分工带来的机会（如“国际经济大循环”），通过制度创新（如“土地财政”），成功破解了制约所有发展中经济资本不足约束，一举跨越“低收入陷阱”，基本上完成了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才完成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在发展中阶段，就超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成为资本生成大国。在一个本应缺少资本的经济体里，居然出现了“资产荒”。对过去三十年中国奇迹般的增长，宏观经济理论并没有给出可以检验的解说。
    而下一个三十年，我们面对的将会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和挑战。这个挑战就是如何将巨大的资本转变为真实的现金流（或者说，有巨大的资本找到可以带来现金流的资产）。如果我们对这一转变的剧烈程度依然缺少足够的认识，认为未来的改革就是对原来增长模式的完善，就必定难以摆脱过去曾经成功的道路的惯性，建立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能成为一句空话。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宏观经济理论研究提出的是全新的问题。但目前的学术争论很大程度上还是围绕着“过去”的问题。举例而言，土地财政乃是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对于农地入市、同地同权、垄断一级市场、土地招拍挂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一制度的选择，决定中国城市化是否能够完成。
    三十年过去了，中国城市化的实践已经对这一争论做出了判决，在土地财政下，中国城市化积累阶段实际上已经基本完成——即使今天立刻停止土地财政，现在完成的城市建成区已经足以容纳87%的中国城市人口。这就意味着，尽管这一路径的对错还可以继续争论，但其历史意义已经减弱。这就像高考一样，今天的考试已经结束，无论答卷正确与否，都只能留给后人评判。对于我们而言，重要的是必须准备明天的考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宏观经济理论面对的挑战是，我们现有的工具，无法阐释（更不要说具体化）十九大报告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战略目标。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宏观经济理论工具也必须随之转变。比如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对的是经济从资本型增长转入现金流型增长，但我们用来衡量经济绩效的工具却还只有GDP一个指标。究其原因，就在于基于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宏观经济模型，无法区分资本和现金流（劳动力）。作为“量”的资本和作为“流”的劳动力属于不同的维度（dimension）——两者既不能对冲，也不能加总。GDP指标的缺陷，只是理论困境露出来的冰山。
    在正确的宏观模型里，GDP不应是一个简单的“量”，而必须是有“结构”和“分阶段”的——在资本积累阶段，固投高是“好的”GDP；在现金流阶段，利润高是“好的”GDP。换句话说，不同的增长阶段， 那一部分GDP带动的增长，比GDP本身的增长更重要（至少同等重要）。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可以简洁地翻译为“从固投拉动增长转向现金流拉动的增长”。“新常态”只是描述了GDP所能刻画的经济表面现象，但只要不能从理论上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找到新的刻度，转型经济的增长就不能有被有效观察。
    宏观经济理论需要重新理解什么是“增长”，需要重新建构已经越来越没有现实解释力的宏观经济模型。正确的宏观经济模型应当能区分“量”和“流”以替代传统的GDP作为新的经济刻度，并根据不同的增长阶段选择对应的刻度。这样，转型后的政府、企业乃至家庭，就可能从单纯的资本型指标（比如固投、GDP），转向更加精准的现金流指标（利润、税收、工资等）。比如，在资本型增长阶段，厦门的GDP（2015年3565亿元）排名在所有副省级垫底，甚至不如福建的福州（5618.10亿元）和泉州（6150亿元）。但在现金流型增长阶段，比较地方税收，厦门在副省级城市排名就会大大提前，不仅超过所有东北城市与沈阳相当（2015年606亿元），也高于福建省内的福州（560.46亿元）和泉州（388.3亿元）。
    如果说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比的是短跑，今后三十年，中国经济比的就是跳高。相应的，用来衡量经济的“秒表”（GDP）也要相应转换为“尺子”（利润、税收、租金、工资……）。新的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企业风险评级方法、个人信用评估标准已经呼之欲出。一旦经济规则改变，政府、企业，乃至个人的行为都会随之改变。
    比如，政府就不会将卖地获得资本性收益全部拿来增加固投，而是通过基金在投资已获得现金流（或者干脆直接拍卖地租）。或者更干脆拍卖地租或要求承诺税收。举债、卖地都将成为影响政府绩效的负效益。同时，由于资本估值必须依赖真实的现金流，虚高的资产就会从货币制造过程中分离出来。只要央行给定基准贴现率，货币的供给规模就可以得到控制。要素也将脱离虚拟经济（资本）重归实体经济（现金流）。拥有现金流的企业（如华为），就会取代拥有资本的企业（如宝能），整个经济也会随之转型。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味着创造全新的玩法。所有的比赛规则，都必须随之改变。争论过去模式的对错可能变得完全不重要。创造性重新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并非一种应景的学术标签，更不是主张放弃学术独立，将经济学变为权利的奴仆，而是因为政治选择对经济大势的变化做出了正确的响应，经济学工具必须及时跟进。假设政治没有对大势的转变做出正确的判断，宏观经济学理论的转变一样会到来。
    好的宏观经济学工具，将会极大地减少经济转型的不确定性。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重回30年前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敢为天下先的改革氛围。靠解读领导讲话的“学术研究”注定完成不了理论的改革和创新。只有在分散化的实践中，在不同思想的碰撞中，新的理论才有可能萌生。这需要极大的学术宽容。
    放眼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并不是中国孤独的比赛。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标志，先进国家几乎同步开始了从资本型增长（虚拟经济）转向现金流（实体经济）。传统宏观经济理论出现危机，意味着西方国家解释经济增长的工具同样需要改变。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同发达国家站在增长转型的同一条起跑线上。十九大敏锐地抓住了世界大势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势判断，很可能会同当年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的著名判断同等重要。未来三十年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升级，将是这一大势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