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从需求侧刺激的惯性还在

    4月16日，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主办的“SAIF·CAFR名家讲堂”，发表主题演讲“研究中国的真问题”。
    这两年我参加一些论坛，我常常说这么三句话：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索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核心是研究基本问题。我觉得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的同仁们对改革开放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就现象答问题的多，对基本问题却常常研究不透。现象这个东西是多种规定的集合，而且是千变万化的。一个新的现象出现以后热闹一通，但浅尝辄止，没有把这个基本问题弄明白。过了两天，有某些因素发生了变化，有可能是一种很偶然、很次要、很短期的因素，导致现象表现有所不同，于是又来一次浪潮。这个浪潮又是这样，就事论事、浅尝辄止。当同样的事情以稍有不同的面貌出现时又觉得是一个新问题。因为对本质没有认识，所以新现象出现的时候，原来那些得到的认识不但没有深化，反而忘了，于是又重新来，每次都从零点开始，每次都走不远。
    所以，我觉得需要在每一次浪潮来的时候，把基本问题弄清楚。因为本质的东西是比较稳定的、长期的存在的，这样我们的认识才能步步深入。以前的成果向前发展，而不至于每一次都回到零点再来。但是我们似乎有个习惯，要的就是答案，而不是把这个过程弄的技术上更好，然后自己来找到答案。
    所有现实问题都值得研究，但是要回到基本，从基本的地方弄清楚，然后一层层往现象推。马克思提倡抽象法，他说研究的过程是抽象，抽象最本质，最稀薄的。马克思抽象到最后，从研究资本主义变成商品两重性、劳动两重性。亚当·斯密抽象，他认为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在分工。当然，到底谁抽象得最对还可以讨论。但是方法是对的，通过研究，把本质的东西抽出来，一层层地把次要因素加进去，最后浮现出整个现实，而不是急于就现象论现象来就事论事的回答问题。
    对中国来说，贯穿着几十年的经济发展的是两个主要线索：增长模式的转型、体制的变革。我想就这两个问题讲一讲回到基本问题是什么。
    关于增长模式，我们就现象提出了很多的口号。缺点在哪里？就这些现象直接解决这些问题，是从现象层面上解决问题。每一次口号提出后都经过学习，可是没有把基本的认识留下来。比如说，从1981年到2015年提过很多口号，各个口号看着都是对的，但是好像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改革开放以后国务院所属部门和一些咨询机构做了很多研究，到了1981年年末就由国务院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十大建设方针”，比如有降低重工业的投入，拯救我们的农业，发展轻工业，发展商业，如何进行技改等等。它是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的十大方针。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经济学还是跟海外隔绝的，所以效率这个概念很少有，叫做效益，当然效益也不清楚是什么。我们当时这些人有的人说效益就是利润，有的人说利润不能表现效益。但是这个问题是抓准了的，其实就是效率问题。
    到了1995年国家计委提出，很多经济问题都是因为靠投资驱动的这种外延式增长导致的，于是找了一个苏联口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苏联在1959年准备用三个五年计划超过美国。超过美国是按增长率算的，说完全没有问题。一个五年计划后发现问题不对了，一个是苏联增速下降，因为劳动力紧缺。增长力下降后三个五年计划总量上就超不过美国。更加麻烦的是技术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苏共中央就要求经济学界讨论。经济学家得出政策的结论，苏联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而西方国家的经济增加主要是靠效率提高。
    所以苏共中央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要解决问题就要提高效率，他们从《资本论》第二卷找到一个词，主要靠资源投入的增长，叫做外延增长和粗放增长，这是翻译问题。而靠效率提高的增长，叫做集约增长或者内涵增长。于是就提出一个口号，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粗放转到集约。
    1995年国家计委觉得我们也有这个问题了，就接受了苏联的口号，向党中央提出我们要实现这个转变。党中央做了研究，中央机关还进行了一些讨论，研究了苏联为什么没能实现。当时的认识是体制不行，它这个体制是实现不了的。所以在“九五计划”里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第二个转变是第一个转变的基础。
    计划通过后，过了几年，人们慢慢地不知道这个转变是从哪儿转到哪儿了。后来我发现报道最多的提法是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这个就跟原来的意思不一样了。就我们经济学家文献看，只有科尔奈的《社会主义体制》这本书里面专门有一节，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来解释这个口号。一般人说法叫增长质量、增长数量，其实他的内容要用增长函数才能说得清楚。
    1995年的“九五计划”还可以，因为那个时候改革跨了一个大步。到了“十五”就不行了，赫夫曼有一个经验定理，说工业化后期是重化工业化时期。他是从工业化的前期往外推的，但这中间隔了一个第二次技术革命，所以这个定理是有问题的。但他的定理一下子风靡全国，全国都搞重工学化。用大量的投资去做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十五计划”整个期间的增长模式是往后退的，到了后期各种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十一五”的时候又有一次大讨论，到底该走哪条路线呢？最后回到“九五计划”的意见占了上风。《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就是这个大讨论的产物。“十一五”提了一个口号叫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十一五”的主线。
    以后提出的几个口号，其实内容都一样。比如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各种说法，什么叫跨越，为什么中等收入会有陷阱？比较让人可信的，是世界银行的解释，在中等社会阶段有些增长动力此时已经不管用了，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其实就是提高效率。
    后来的引领新常态也有这个问题。西方说的新常态就是说进入一个相当长时间的衰退状态。但对我们来说，走向新常态或者引领新常态，要实现的常态有两个特点：第一，增速下降，第二，效率提高。中央领导讲转向新常态，但到了报刊或者民众的讨论，就说我们已经在新常态里面了，那这个新常态就是第一条，没有第二条。真正要实现一个我们所期望的新常态，一定要有第二条，关键也还在效率问题，然后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了。
    在我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两个部分：一个是供给侧，从供给侧找问题、求对策，二是最终解决问题要靠结构性改革。为什么会提出要供给侧去找问题呢？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从需求侧找问题。三驾马车力气不够，怎么办？增加需求。有很多经济学家发表意见，说不对，研究长期增长不能从需求方面去研究，要从供给方面的因素去研究。于是中央定下来了，要从供给侧找问题、找对策。
    中间的环节是什么呢？就是提高效率、优化结构、纠正资源误配。怎么才能纠正资源误配，才能提高效率呢？要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但我们这个市场还没有建立怎么办？改革。框架建立了，但是很多中间的架构都是要改的，就叫结构性改革。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供给侧改革了。供给侧改革跟需求侧改革就成了相对立的一个东西了。我们说“三去一降一补”，其实是方针执行得好的结果，但是到底怎么做是另外一回事。现在仍有很多问题，我们从需求侧去刺激、去增加需求的惯性还在。
    另外，如果结构性改革或者说改革推进不够，效率提不高，也纠正不了资源误配，结构优化不了，用什么办法？用行政命令下指标，比如说钢铁下个指标今年降多少万吨，然后下到省，省下到县，县跟企业定合同、责任书，你今年下多少。但这样的话，距离原意我觉得就有相当的差距了。当然，在市场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行政手段是要用的，但无论如何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哪怕像十四届三中全会讲，起基础性作用也好，让市场发挥作用来解决问题。
    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具体问题都要回到基本。增长模式问题的本质规定是什么？我看就是索洛写的增长函数，这是一个总量，也可以取增量，资本K的增量，劳动力L的增量，技术发展水平A的增量，TFP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过去的增长是靠人口红利和海量的投资。人口红利大概在2005年、2006年已经消失了，劳动力总量从去年开始就下降。资本海量投资的支撑也已经用不下去了。它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回报递减，2009年那个刺激增长率上去了3%，而且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后来的刺激强度不比那时候差，而效果递减，到最近两年已经没有作用。另一方面，副效应变得非常大，杠杆率高得已经超过了临界点，特别是去年开始，进入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变得很突出。所以不能再用海量投资的办法去做了。
    现在的问题从供给侧的分析其实就是用索洛的增长函数来分析。经济专家们是用这个去分析的，但是大众好像很少接触，甚至学经济学专业的也很少接触，报刊更很少提到，于是因为基本问题不清楚，导致讨论现象问题时五花八门的各种问题就应接不暇。
    再讲体制，其实体制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但问题没有弄得很透彻。第一个问题，市场经济为什么优于计划经济？这个问题并没有讨论清楚，所以不断提出，最好的是希望把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另外一个问题是政府职能，这个牵扯到我们老理论经济学人，我们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解决这个。
    在二十世纪初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同样具有效率被论证，但是引用的是新古典模型，那个模型有个前提，信息是充分的。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计划经济，通过计算得出来，能够跟市场经济达到同样的水平。但是后来哈耶克给了这个论证致命的一击，他证明这样的信息机制是不可能建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我们自己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条：信息的非对称性。信息的完全性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信息是分散发生的。在经济活动中，你怎么把分散的信息集中到一个重要计划机关，然后通过他的计算切入呢？计划委员要把企业的信息集中起来，是要从下面往上报的。
    我的过去工作是跟国家计委是在一块儿的。有一年我参加制定价格计划，就发现了信息没有办法用。因为下面报的时候他们会把所有的产出信息少报，所有投入的信息多报，否则就是给自己找麻烦。因为他有不确定性，他要保险。计委他知道他虚报，所以就核对，就要砍一刀。但基层知道你要砍刀，他们就会比原来多报的，还要多报一点。这个叫做“头戴三尺帽，不怕砍一刀”。这个东西怎么解决呢？有人说，现在计算技术不是很厉害吗？建立全国网络，把重点企业的数据直接给到国家计委。这个事情苏联干过，罗马尼亚也干过。苏联好像是七十年代把网络建成了，没成功。有人说苏联太大，但是罗马尼亚不大，也不成。这个问题没有讨论清楚，现在又来，说大数据之后就搞计划经济就有效了。
    关于政府职能，十八届三中全会讲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除了市场的决定作用，还有政府的作用。仔细看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是说清楚的，这句话叫：要更好地发挥。就是说过去发挥得不好。那怎么更好呢？就是校正市场失灵，发挥市场作用，而不是用行政命令发指令性指标。但是那些基本的，为什么市场有优越性？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什么？没有讨论清楚。等到要解答的时候，有的人抓住这几条，有的人抓住那几条，结果就没有办法讨论起来。
    所以总而言之，我们要首先把基本问题研究清楚，因为它是讨论本质性的问题。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写《经济学原理》，他说，把本质的问题抽象起来，观察才能深刻，结论才有一般性。因为本质是贯穿在各种的现象中间的，所以对本质问题研究清楚以后，观察的覆盖面就可以更快。否则只能就事论事，就一些具体的问题做出回答，无法把这个知识迁移到别的现象上去运用。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今年经济工作的主线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两个方面，我们从基本问题上入手：一个是结构优化，就是纠正资源的误配，效率提高。另外一个是发挥市场的作用，通过改革统一开放竞争，把有序的市场建立起来。市场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纠正资源的误配，在再配置中提高效率。另一个是建立一个所谓的兼容的激励机制，使得人们有创新和创业的积极性、有推动力，这样才有可能创新。通过市场的这两个作用，比如说在“三去一降一补”上，就要通过两条，一条是通过奖优惩劣、优胜劣汰，把结构变得更好，一条是通过激励机制的改善激励创新和创业。通过这些，也许实现“三去一降一补”会比现在更加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