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生：世界包括中国存在长期性（结构性）问题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今天的交流会，非常感谢徐洪才博士的邀请。我主要的观点是从国际和国内希望从一个比较统一的框架下看看当前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刚才陈文玲司长、陆磊局长讲的关于宏观经济、调控框架、货币政策等问题，很多方面我都非常同意，我是从一个相对比较窄的角度来看全球经济和中国现在的状态。
    我们当前面临的很多问题有很多不同的视角，大家的理念、分析框架的差异会带来不同的结论，看问题的重点有差异。现在全球的很多问题，有很多应该做的，或者是需要做的事情，但是毕竟在一个短的时间内能做的事情有限，从政策来讲，怎么抓住当前经济问题的主要矛盾，这是我想讲的一个问题。
    第一点，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需求多还是供给多的问题，无论从宏观政策还是结构政策，都是有重要含义的。主要经济体，美国、欧洲、日本，还有中国，现在都面临“低通胀、低增长”的问题，增长率低，通胀率也很低，这就说明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主要是需求不足，供给过剩，如果供给不足的话，低增长应该伴随着的是通胀。
    刚才陆磊局长提到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小罗伯特·卢卡斯教授，他在70年代曾经号召经济学家少研究一些经济周期，更多研究经济增长的问题，因为70年代全球面临的是供给不足，需求太多的问题，所以会发现“低增长”伴随的是“高通胀”。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低增长”伴随着“低通胀”，说明需求不足，这是对宏观政策、结构政策有重要含义的。需求不足是短期的现象还是中期甚至长期的因素导致的？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是短期的现象，典型的宏观政策的逆周期调控，比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扩张，可能是非常有效的。但如果是中期、长期的因素导致的，我们要分析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一个问题，可能就不仅仅需要典型的宏观逆周期调整，还需要一些结构性政策来配合。
    这几年西方国家长期零利率附近，经济复苏很疲弱，或者相对比较温和，没有带来强劲的复苏。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大家预期美联储今年上半年加息，但是现在看这个时间点不断往后推，现在看12月份也很难落实。上星期欧央行总裁进一步给市场一个引导，欧央行可能要加大政策宽松的力度，说明现在需求不足的现象可能不是短期的问题，背后有中长期的因素。中国也一样，要看GDP的数字，其实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去年7点多一点，今年上半年7%，三季度6.9%，看GDP的数字是趋稳的，7%和6.9%，7.2、7.3、6.9又有多大差别？当然有些人对6.9、7这个数字表示怀疑，但我觉得即使看官方的数字，我们要从6.9以外看一些更详细的数字，其实我们能看到当前下行压力还是比较大。比如我看到一个数字，就是比较总需求和GDP的增长，什么是总需求呢？总需求是消费、投资加上出口，消费和投资是内部需求，出口是外部需求。中国总需求的增长，今年头三个季度，名义增长只有3%，名义GDP增长大约6%，也就是说总需求的增长只有GDP增长的一半左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PPI通胀这么严重，今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比较疲弱，过去支撑大宗产品的中国的需求和过去比起来异常疲弱。
    其实不仅仅是今年，过去四五年的时间差不多都是这样，中国总体的需求增长速度都是低于GDP增长速度的，所以我们国内也面临这样的问题，需求的疲弱背后可能不仅仅是企业库存需求的疲弱，甚至也不仅仅是过剩产能所导致的需求的疲弱，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我想讲两个方面：一个是中期因素，一个是长期因素，导致了我们的需求不足。中期是今年以来发的一些报告和金融周期的问题，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的差别，金融周期更加注重金融体系自身的周期性波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连接的重要纽带是房地产和银行信用，银行信用对融资条件影响非常大，即使在金融市场、资本市场主导的这种金融体系，像美国的金融体系里面，银行信用对中小企业也是非常重要的，银行信用代表融资条件。房地产代表风险偏好，一般房地产繁荣的时候，大家对未来经济的预期会相对好一点。
    这里面更重要的连接是房地产是银行信贷重要的抵押品，因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银行除了长期的客户或者是有稳定盈利的客户以外，银行一般都需要有抵押品才能发信贷。这种情况导致银行体系的扩张和房地产天然的联系在一起，好的时候大家都很好，房地产价格上升，抵押品价格上升，银行愿意贷款，银行愿意贷款经济就更好了，房地产进一步上升。到了某一个时间点，社会债务负担太重之后，就可能出现向下的调整，一旦发生一个拐点，下行的压力也会很大，持续的时间也会很长，就是所谓的顺周期。
    判断金融周期一个拐点的发生就是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导致的是债务负担、还本付息的负担太重，由此会带来去杠杆，去杠杆只有两个途径，一个是降低实体投资，一个是降低消费，这两个都会导致总体需求疲弱。利率为什么会上升，在金融周期的某一个时间点，可能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在繁荣阶段，经济需求强，通胀压力导致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紧缩。美联储2004—2006年的加息是典型的一个例子，导致2007年美国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监管机构担任金融风险，加强监管，导致银行信贷的扩张速度放慢，由此导致利率上升。典型的例子是2013年中国的银监会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我的观点，2013年中央银行基于对金融风险的关心，对流动性的供应也比过去谨慎，所以中国金融周期的拐点是以2013年“钱荒”为标志的，利率大幅上升导致负债债务的调整。美国的金融周期在2007、2008年为拐点，中国是2013年。过去几年美国经过痛苦的调整以后，这一两年已经显示金融周期的企稳，形成新周期的起点，体现为美国房地产价格开始回暖，银行信用开始复苏。
    看其他国家的经验，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金融危机下半场的调整都是比较痛苦的，持续时间比较长。这里两个问题：第一，实体经济总需求，消费投资疲弱。第二，金融风险。很多金融周期的顶点都是和金融危机联系在一起。美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过去40年，70年代到现在，美国有两个完整的金融周期，两个顶点都是和金融危机联系在一起。在金融危机下半场调整时，不仅要关注实体经济的问题，还有金融风险的问题，怎么应对金融周期下半场“去杠杆”的调整所带来的实体经济或者需求的下行压力和金融风险，我们要看其他国家的经验，我把它总结为：总体宏观环境是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紧信用”是因为在金融周期上半场，银行体系过度扩张，房地产也过度扩张，到下半场调整。所谓的去杠杆，降低债务负担，意味着银行业的信用扩张自然会放慢，这在我们国家现在已经体现得非常明显。虽然刚才陆局长提到银行信贷今年增长速度不错，但是我们要看社会融资总量，包括影子银行、信托贷款、委托贷款这些总体的广义信贷来看，总体的速度还是比较慢的，所以银行“惜贷”的倾向，担心风险比较明显。这种情况下，支持总需求、控制金融风险，就需要财政政策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财政政策需要融资，为了配合财政政策，需要“松货币”。
    我们看未来，包括利率的走势，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我自己的观点，关键点可能还不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可能是一个结果，关键点是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稳增长的力度如果比较大，效率比较高，货币放松、汇率贬值的压力相对比较小，否则的话我们讲的金融周期下半场所谓需求不足、供给过剩，其实就是讲储蓄过剩，太多储蓄不容易做实体投资，过多的储蓄怎么消化才能达到经济的均衡，无非是三个渠道，一个是转化为国内的私人部门的投资，那就需要利率下降才能引导投资。另外一个是把过剩的储蓄转化为对外投资，意味着汇率要贬值，大家把钱换成外汇投资。第三个是政府财政扩张，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如果政府的财政投资多了，对国内的利率下行压力、汇率贬值压力会相对小一点。未来两到三年的经济下行压力，我觉得在金融周期的框架或者视角之下，我们不能低估未来这两三年经济的下行压力。总体的财政货币框架，银行相对比较谨慎，速度放慢，我们可能还会看到进一步的财政货币放松的措施。
    还有长期的因素也需要关注。那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这么宽松的货币政策，连续几年的零利率没有带来强劲的复苏？我刚才讲，美国到了金融周期新的起点，但是经济的复苏还是比较疲弱，这和过去的金融周期有什么差别？我认为，长期的因素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人口。最近的态势，主要经济体都是实体投资疲弱，中国的实体投资疲弱，美国的上市公司盈利其实是不错的，但是不愿意做实体投资，愿意回购股票或者是派息，欧洲、日本就更不要讲了，为什么实体投资疲弱？我们讲产能过剩，当然是一个方面，其实还有更重要、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人口老龄化，年轻的劳动力在下降，投资是为了新增的劳动力配置生产的机器设备，让他们就业，年轻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就不会出现那么多投资了。从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劳动力少了，劳动力的稀缺性增加，资本回报率下降，因为工人工资上升，资本回报率下降，当然投资需求就下降，没有过去那么强的投资需求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长期性的因素，主要经济体现在都面临这个问题，导致投资需求不足。
    第二个长期性的因素是贫富分化，刚才陈文玲司长也讲了这个问题。过去40年贫富分化越来越厉害。贫富分化的影响是消费不足，穷人想消费没有钱消费，富人有钱消费，但是是少数，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总体消费需求下降。对于全球来讲，不存在出口的问题，最终需求就是消费和投资，两大长期性因素。贫富分化抑制消费需求，年轻的劳动力减少抑制投资需求。所以主要经济体总需求疲弱，不仅仅是我前面讲的金融周期下半场的房地产和债务调整那么简单，还有更深层次、更长期的因素。
    长期因素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我觉得这个因素从短期内来看可能重要性不是那么大，但是值得我们关注，就是现在大家讲得比较多的共享经济，有人说是分享经济，滴滴快车、途家，这些影响是什么？他们是提高了现有资源和资本存量的使用效率，一个出租车的使用率是80%，一辆私家车使用率只有20%，一部分私家车既起到私家车的功能，也起到出租车的功能的话，总体的汽车使用效率就会有明显提高。当然，对经济是好的，资源使用效率提高，但是又有另外一个影响，就是降低投资的需求。因为现在的使用效率提高了，过去出去旅游住酒店，现在可能通过网上互联网平台住在别人家里面，如果大家都这样做，意味着新增酒店需求会降低，汽车和酒店是最直接的例子，还有其他很多例子。当然，共享经济的规模现在还比较小，在宏观上的影响还不是那么大，但是未来几年如果进一步快速扩张，也可能会导致这个结果，实体投资的需求是抑制的影响。
    把这些放到一起看，我今天讲的第二个观点是我们讲需求疲弱，可能有一些是结构性、趋势性因素，靠典型的财政货币政策是解决不了的，靠什么？需要结构性政策，根本性的改革措施。就中国来讲有三个方面：
    第一，需要尽快全面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不仅仅是二胎的问题，现在要鼓励生育。有人讲，现在就算多生小孩，20年以后才能成为劳动力，这话我觉得有问题，如果20年都来不及，现在更应该采取行动了。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需求不足，不是供给不足，小孩今天出生了马上就增加消费需求，所以现在放松计划生育政策，鼓励生育，既是有利于当下，又是有利于未来。
        
    第二，三中全会里面讲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我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讲的。我们的收入分配的差距越来越大，当然有各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税收体制有关系，我们的税收大部分来自于增值税、流转税，就是交易税、消费类的税，谁消费占收入的比例高谁的实际税率就高，这样的税制实际是不利于中低收入阶层的，是有利于高收入阶层的。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里面也强调，要降低间接税或者流转税，提高直接税、所得税，尤其是财产税，这是“十三五”规划应该值得期待的一个方面，税收体制的改革，尤其是房地产税，不仅是提高效率，也有利于促进公平。
    第三，政府推动的“一带一路”计划。有人担心政府主导的对外投资是不是有效率，能不能找到好的项目等等，当然，实际操作中确实有很多问题，很多困难需要克服，但是我们不能低估“一带一路”这个计划对解决长期性结构性问题的重大意义。我刚才讲年轻的劳动力越来越少，降低投资需求，讲的是主要经济体，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有很多年轻的劳动力，印度、非洲、中东，他们有过剩的年轻劳动力，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过剩的储蓄投资到这些国家去，为什么在零利率环境下美国的资金、欧洲的资金不能投资到非洲、中东、印度这些有大量年轻劳动力的国家？根本性的问题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导致的结果是汇率大幅波动，当然汇率的波动背后有很多原因，包括新兴市场国家治理机制各方面的原因，但是一个客观的效果就是私人部门对新兴市场国家投资的意愿不是那么强，因为即使这个项目比较好，回报率还可以，但是有可能会被新兴市场国家汇率的大幅波动所侵蚀。私人部门投资期限一般比较短，几年时间，长的也就四五年时间，所以私人部门虽然有很多过剩的储蓄，不愿意到人口年轻的国家去投资。
    怎么办？需要政府引导投资和政府主导投资，政府的投资期限一般是比较长的，20年、30年甚至更长时间，在这样一个投资期限，汇率的波动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谁也不知道这样一个长的期限里汇率是怎样的，所以“一带一路”对我们把过剩的储蓄投资到年轻的人口的国家，促进他们的经济发展，也可以分享国家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最后总结一下，我的主要观点是短期来看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比较大，这可能还不是短期的因素造成的，可能有一些中期和长期的因素所带来的需求疲弱的问题，应对的政策除了一般讲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外，可能还需要一些结构性的改变和相关的措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