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庆杰：中国正确的工业化路径是如何找到的？

    夏庆杰，英国巴斯（Bath）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爱思想网受权首发，转载须取得授权。
    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采取计划经济模式和重工业发展战略，采用的是以农村农业生产补贴城市工业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后，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制度、允许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创办乡镇企业从事工商业活动，允许城市个人创办个人和私有企业组织从事工商业经济活动。
    从欧美日本、以及中国新近的成功工业化的路径来看，在工业化开起阶段实施重工业化战略不是正确的工业化路径，原因是这种发展战略需要大量的国家财政补贴。
    初始工业化必须是最底层广大农村民众可以参与的工业化进程，最底层广大群众在初始工业化过程走出贫困陷阱，还有初始工业化的成功自然会引发重工业的大力发展。
    “很明显，在中国，教育不仅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而且也是工业变革的推动力。我认为，如果不把中国工业革命与中国的教育发展成就联系起来，就不能理解中国的成功。”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为工业化准备好了基本条件，改革开放就是把中国解放后储备的巨大能量发挥出来。邓小平引爆中国巨大能量库的魔法就是在中国经济体系中逐渐引入市场因素。
    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之后，全世界都在惊叹中国的经济奇迹，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清华大学文一教授在《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认为以纺织服装等轻工业为主业的乡镇工业化是中国工业革命成功的核心。本文作者还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农村集体企业、个体企业和城镇非国有企业选择从事纺织服装等轻工业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市场化自主行为。
    一、正确的工业化路径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合理解读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文一教授的核心思想是成功工业化国家如欧美日等国、以及今天的中国基本遵循了类似的工业化路径：第一，强有力的政府对本国市场和经济发展环境的呵护、对国际市场的开发；第二，以纺织业为主导的乡村工业的大面积先行发展，汇聚成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第三，初始工业化成功后产生的对动力、能源、交通通讯、机器制造的巨大需求导致了重工业的大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用上百年、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杀戮土著、侵略战争、掠夺殖民地、奴隶贸易、奴隶制、贩卖鸦片、控制国际市场等）完成的工业化，中国在和平发展情况下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就国际市场而言主要利用了二战以来形成的国际贸易金融投资体系。
    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议前，中国基本完成了农村乡镇企业和城市非国有企业为主导的、以纺织业等轻工业为主的初始工业革命（文一，2017）。在这次工业革命中，其主要参与者是数以十万计的农村乡镇企业和城镇非国有企业，这些企业不需要国家的财政补贴，完全靠市场竞争而生存，也不影响农村的农业生产。在农村粮食产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数以百万计的乡镇企业（和城镇非国有企业）职工通过从事纺织服装等轻工业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而增加了收入，这也是中国农村贫困率在1980年代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中国初始工业化快速完成的核心秘密之一在于中国政府的各级行政组织都极为重视经济发展，乡镇和村行政领导人甚至亲自担任乡镇企业创业发展的企业家，领导村民创业、致富。这种做法克服了很多乡村工业化的制度障碍，如乡镇、村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以乡镇、村行政组织、村集体的名义从村民中筹款，从银行得到贷款，在购买原材料、销售产品时也用政府的名义提高信誉度。尽管中国没有西方国家花上百年时间培育的商人阶层、信誉制度、产权制度，但是新中国在广大农村建立的农村集体经济行政组织起到了替代作用，以乡村政府名义创办的集体所有工业企业、乡村干部上阵担任企业经理的制度创新破解了中国乡村工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融资风险、商业风险、各种制度障碍。这一点可能是中国初始工业化快速完成的核心秘密之一。（文一，2017）
    以农村乡镇企业和城市非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初始工业革命的完成带来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效应：首先，对以轻工业产品为主的国有企业形成了强有力的竞争，其结果是人浮于事、效率较为低下的很多国有企业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被迫关停并转；中国政府在“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战略下，对具有国计民生价值的重工业国有企业（能源、电力、交通通讯、航空、铁路、造船、银行等）进行了重组和现代企业治理制度方面的改制。其次，初始工业革命产生了对电力、能源、交通通讯的海量需求，从而引发了以电力、能源、交通通讯、机械制造为代表的重工业革命。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渐进式的，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没有采取前苏联东欧国家式的大规模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全面私有化运动，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诸多重化工业企业依然存在，经过改制后变得更具有市场竞争能力。因而当1990年代中期以后重工业革命重新开启时，中国的重工业国有企业获得了新生，在以能源、发电、交通通讯、航空、机械制造工业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重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文一，2017）。最后，中国初始工业革命成功形成的巨大购买力和1990年代重工业化的实施吸引了海量外资涌入中国。
    二、正确的工业化路径是如何找到的？
    回过头来看，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采取计划经济模式和重工业发展战略，采用的是以农村农业生产补贴城市工业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农业补贴工业的主要方式是“价格剪刀差”，即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和抬高工业品价格。尽管这种工业化模式在短期内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工业化，但是由于传统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的分配体制下，职工和农民干多干少一个样，劳动者缺乏缺乏劳动和创造物质财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导致整个经济效率低下，人民生活所需要的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严重缺乏，根据世界银行标准改革开放前夕76%的农村人口和55%的城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Ravallion & Chen, 2007）。
    
    *“一五”时期发展起来的汽车工业
    改革开放后，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制度、允许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创办乡镇企业从事工商业活动，允许城市个人创办个人和私有企业组织从事工商业经济活动。这些改革开放措施的核心是在中国以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中逐渐引入市场因素，即农民在完成粮食交售任务后，可以自行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同样，农村集体、个体企业、城镇个体企业自负盈亏，在用工和生产决策以及销售等方面完全具有企业自主权。这些市场化的改革开放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物质财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从欧美日本、以及中国新近的成功工业化的路径来看，在工业化开起阶段实施重工业化战略不是正确的工业化路径，原因是这种发展战略需要大量的国家财政补贴。实施这种重工业发展战略的一种方式是依靠农业补贴工业（如前苏联、中国），其结果是从事农业的农村人口最后陷入大面积贫困。另一种方式是借外债（某些拉美国家），长此以往，这些国家必然是债台高筑、还本付息压力山大，最后变卖国产还债。实事求是地说，在落后国家实施重工业发展战略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战略。
    而以一个国家最底层民众大规模参与的、以纺织业等轻工业为核心产业的乡村工业化才是正确的工业化路径（文一，2017）。其原因是这种发展模式不需要国家补贴，最底层亿万民众通过参与初始工业化而脱贫，形成巨大的购买力和市场需求。此外，初始工业化成功的结果是导致重工业化的自然而然的发展。因而这种工业化一旦成功开启便可以自我向前推进。换句话说，这种工业化发展模式是可持续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是引入市场因素，即让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自己去决定生产什么。大量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之初从事纺织服装加工业完全是这些企业的自然而然的选择。其根本原因在于：吃饭穿衣是人们的最基本需求。区别是前者消费弹性低，一旦满足需求之后，增加消费的余地极为有限，另外由于土地数量的限制，粮食产量也无法无限增加；就中国多数省份来说，每户农民分不到一亩地，如果仅仅依靠农业只能解决温饱，无法不断增加收入（文一，2017）。
    对比而言，纺织业服装产品的消费弹性很高，工艺较为简单，而且纺纱、织布、成衣加工各个工序可以分解，产品数量可以无限增加，因而经营管理好的乡镇企业规模可以很大，因而纺织业通常成为初始工业化的首选产业（文一，2017）。另外，纺织服装加工业属于劳动密集性产业，劳动力吸收能力大，因包产到户效率提高而产生的农民剩余劳动时间可以在乡镇企业得到有效利用。英国、美国、日本的初始工业化无不从乡村纺织业展开。乡村工业化实施的结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广大农民的收入得到增加；另一方面是乡村工业的大面积发展导致了对电力、能源、交通通讯、机械制造的海量需求，从而引发了电力、能源、交通通讯、机械制造等重工业的飞速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初始工业化必须是最底层广大农村民众可以参与的工业化进程，最底层广大群众在初始工业化过程走出贫困陷阱，还有初始工业化的成功自然会引发重工业的大力发展。从中国的发展经验来看，只有以纺织业等轻工业为主的、有最底层广大民众参与的工业化才能导致大规模快速减贫。需要强调的是：改革开放之初，农村集体、个体企业选择从事纺织服装等轻工业完全是自主的市场行为。换句话说，从事纺织服装等轻工业是农村集体个体企业和城镇个体企业的自然而然的市场化自主行为。欧美日等国在工业化以前也有大量贫民存在，他们也是靠乡村纺织业的工业化而实现脱贫的。只有有广大中底层大众参与的纺织等轻工业的工业化才能实现大规模快速减贫，除此之外别无他法。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之一是：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只有最底层广大民众可以参与的工业化才能是成功的工业化。
        
    三、中国经济奇迹的其他原因
    尽管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实施的重工业化发展战略和农村集体经济没有使中国人民摆脱贫困，但是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起飞打下了坚实的政治经济社会基础。
    从政治角度看，毛主席留给邓小平的中国是一个政治上独立、领土主权完整的强大国家，具有强大的国家治理架构和组织、稳定的国内外政治环境等。
    从土地制度来看，中国是城市土地国有制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在中央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的目标下，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建立经济发展区、工业园区等手段为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提供了工商业用地，通过拍卖住宅建设土地方式为城市民用住宅建设提供了土地，通过向农村征地方式把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为国有，从而为公路、铁路、电站、港口码头等社会设施的建设提供了大量土地。中国政府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便利了企业的投资用地问题，也化解了土地产权不清晰情况下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中国政府就是用这种政府提供土地的方式，实现了企业投资、住宅建设、公共工程（公路、铁路、水库、电站、机场）建设。中国的独特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是中国经济起飞的首要必要条件。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新中国在前苏联的支持下，快速搞了156个工业项目，能够生产国民经济需要的基础工业产品，建设了基本的经济发展急需的基础设施体系，如铁路交通网等交通通讯体系、钢铁工业、化工电子工业、电力能源工业、航天工业、军事工业体系等。此外，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为中国培训了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管理经验、大批工程师、经营管理人才、熟练技术工人等。
    从社会发展角度看，从1950年代开始不断实施和完善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体系和医疗体系为中国准备了优秀的劳动力队伍。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阿马蒂亚·森于2016年2月25日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曾指出：“很明显，在中国，教育不仅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而且也是工业变革的推动力。我认为，如果不把中国工业革命与中国的教育发展成就联系起来，就不能理解中国的成功。虽然这不是关于印度的讨论，但是如果说印度发展思想中有什么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下面这一点：在拥有受到良好教育和身体健康的劳动力群体之前，印度实现工业化是不现实的。”
    
    *建国初期的扫盲班
    四、中国工业化成功的关键是引入市场因素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为工业化准备好了基本条件，改革开放就是把中国解放后储备的巨大能量发挥出来。邓小平引爆中国巨大能量库的魔法就是在中国经济体系中逐渐引入市场因素。中国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其实质是在中国的以国有企业和农村集体经济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系中逐渐引入市场。农村包产到户、允许农村乡镇企业发展和城镇个体私有经济发展就是在不断引入市场。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中国要朝向一个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方向进行改革。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针对亏损国有企业的关停并转、减员增效、抓大放小的改革，实质上是在恢复国有企业的本来功能。2001年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在为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以及中国产品走向世界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全面为中国经济引入了国际市场因素。
    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以来不断在其国有经济为主的经济体系引入市场，充分发挥了有为政府、国有经济、市场经济的三大优势，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其标志是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五、总结
    关于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文一教授认为以纺织服装等轻工业为主业的乡镇工业化是中国工业革命成功的核心。笔者还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质是在中国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中不断引入市场因素，农村集体企业、个体企业和城镇非国有企业在1980年代初期选择从事纺织服装等轻工业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市场化自主行为，因而1980年代的中国初始工业化的成功更多是当时中国情况下市场化的结果。另外，只有广大底层民众能够大规模参与的工业化才能实现大规模快速减贫，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尽管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实施的重工业化发展战略和农村集体经济没有使中国人民摆脱贫困，但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为工业化准备好了基本条件（如强有力的国家治理和架构、统一市场、电力能源设施、重工业生产能力、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国家经济管理经验、工程师等受过教育的数以亿计的劳动力队伍，等等），改革开放就是把中国解放后储备的巨大能量发挥出来。引爆中国巨大能量库的魔法就是在中国经济体系中引入市场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的成功或者说中国模式的成功是中国有为政府、国有经济、市场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文一（2017），《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一版。
    2.Ravallion, M. and S. Chen (2007). China’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2 (1), 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