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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印度根本超不过中国?

http://www.newdu.com 2018/3/9 爱思想 方绍伟 参加讨论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起飞几乎同时发生。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的时候,印度也开始改变自己的计划经济模式;1990年代初,中国加快了市场化的改革步伐,印度也差不多在同时启动自己的改革开放。
    由于相近的大国规模和类似的经济发展速度,印度在经济上赶超中国,便成了近年来在国内外被再三提起的一个话题。但是,中国人心里想的是欧美,想的是从经济和制度上都赶上欧美,再说,有不少中国人其实是看不起印度的。只是最近几年,中国的贪污腐败、贫富差距问题日益严重,印度赶超中国的话题就又开始升温。而且,印度在软件行业、资本市场、公费医疗等方面确实有值得一提之处,“宁可信其有”的心理就随着情绪而出现了。
    不过,愿望和情绪是一回事,事实及可能性则是另一回事。“印度赶超中国”会不会“只有光而没有热”呢?其实,话题本身是有模糊之处的,例如,说“经济上赶超”,这指的是总量GDP还是人均GDP呢?是GDP的总体规模还是GDP的增长速度呢?GDP之外的购买力平价又怎么样呢?还有,在分析经济发展的原因时,我们应该强调的是经济效率对经济总量的影响,还是应该强调财产权利对经济总量的影响呢?环境问题和其他社会代价又如何算呢?当然,最重要的是,如果印度不行,中国会不会因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危机而更不行呢?下面我们一步步来分析。
    1,数字的对比
    当我们考虑“总量GDP还是人均GDP”时,人口的因素就进入了“印度赶超中国”问题的视野。最近又有西方经济机构预测,在2030年前后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后,印度可能在2050年赶上中国而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因素在中国经济赶超美国时没有成为障碍,但当中国的总量GDP超过美国时,中国的人均GDP却将远远地落后于美国。而在中印对比时,人口因素却会对印度的总量GDP和人均GDP超越中国有较大影响。从现在到2050年还有不到40年的时间,我们可以先来看看过去40年(1970年到2010年)的中印情况对比。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资料进行计算(unstats.un.org),按可变美元价格来分析,中国对印度的GDP比例,从1970年中国是印度的149%,1980年的166%,1990年的124%,上升到2000年的255%,2010年的333%;就是说,40年内中国从总量GDP1倍多于印度,发展到3倍多于印度。相应地,中国对印度的人均GDP比例,从1970年中国是印度的103%,1980年的120%,1990年的96%,上升到2000年的216%,2010年的310%;也就是说,40年内中国从人均GDP大约等于印度,发展到3倍多于印度。
    很清楚,同样在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量增长都大大优于印度,即便考虑了通货膨胀及汇率因素之后也如此(用不变美元计算时1970年代的中国经济规模会小于印度,但2010年中国还是3倍多于印度;用购买力平价计算时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和人均量还是2倍多于印度)。
    与此同时,按照联合国的统计资料,中国对印度的人口比例,从1970年中国是印度的144%(8亿比5.5亿),下降到1980年的138%(9.6亿比7亿),1990的129%(11.2亿比8.7亿),2000的118%(12.5亿比10.5亿),2010的108%(13.2亿比12.2亿)。也就是说,40年内中国人口增加了5.2亿,印度的人口却增加了6.7亿。而且,印度人口的增加,不仅没有使印度保持经济规模大于中国,反而是使印度经济在总量和人均上的落后都在持续扩大。
    2,人口问题
    过去40年如此这般,未来的40年印度又能拿什么超越中国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干活的人少了,被扶养的人多了,经济发展速度就会降下来。美国、日本战后的高度经济增长,中国今天的经济奇迹,无不和人口的增长和结构息息相关”(薛涌:“印度超越中国是迟早的事”,《中国经济网》,2010-10-28)。这个观点企图证明,中国人口的日益老龄化将使印度获得比较优势。
    可是,从过去40年的数据看,这个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在过去的40年里,印度也一直在从人口增加比中国更快中获得人口结构年轻化的好处,可这个好处并没有使印度变得更好,反而是在相对优势上变得更坏。而未来人口结构的更大好处,面临的将是更大的人口总量的压力。在人口总量压力还没那么大的过去40年里,印度经济对中国的相对落后尚且在持续扩大,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印度在未来40年会突发奇迹呢?
    按联合国的估计,印度的人口可能会在2030年前后,就超过中国而成为世界第一。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下属的人口司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称,如果生育率保持在目前的水平,到本世纪末,印度人口将可能达到中国的两倍,世界人口也将突破100亿。这是非常可怕的预测。
    按照印度联合健康部的说法,印度2045年实现人口稳定在14.5亿的目标已经无望,现在只能争取在2060年将人口稳定在16.5亿左右。“除非暴增的人口得到控制,否则的话,教育、医疗、食品、住宅、干净饮用水、保健卫生及清洁环境都无从谈起”(“印媒称2045年印度人口难稳定”,《环球网》,2011-01-12),更不必提经济的更快发展。
    在过去的40年里,由于印度经济从有利于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制造业,持续地转向了不利于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服务业,印度的就业问题一直比较严重。随着人口的继续上升,印度要考虑的恐怕就不是人口结构年轻化的好处,而是人口结构年轻化所带来的更大就业压力。所以,印度政府现在更操心的,与其说是解决新增人口的就业问题,还不如说是如何更好地将避孕用品送货上门,并以相当于成本10%的价格卖出,甚至干脆白送。
    人多力量大的谬论,我们中国人早就领教过了。人口拥挤是突发事件、社会危机甚至是国际冲突的温床。实际上,人口问题还是考验制度能力的大事,因为计划生育会损害人权,不计划生育也会损害人权。关键之处是,计划生育对人权的损害是明的,不计划生育对人权的损害是暗的。所谓暗的,就是经济学里讲的“负外部性”,它是一种无代价和附带性的资源损耗。就像空气污染,排污时无代价,污染是生产或消费的附带行为,结果损害的是环境。
    人口的量度是个难题,太少了不行,太多了就变成类似于污染的相互影响和干扰。突破人口总量的临界点,个人对社会的净贡献就会递减。可麻烦的是,具体的个人不是平均意义上的个人,谁也无法事先知道个人对社会的净贡献;个人的平等权就这样导致了大量“负贡献人口”的出生。现在印度的问题,本质上是以对人权的暗损害去替代对人权的明损害。人权通过“负外部性”而被损害,这就是我提出过的“民主公地悲剧”的观点。除了印度的人口问题外,西方的赤字公债是另一个突出的例子。当然,“民主公地悲剧论”是一种实证的历史哲学而不是一种规范的政治哲学,“民主公地悲剧论”不是在反民主,而是在描述民主的历史结果(见方绍伟:“产权国家论”上篇,《领导者》2010年4月号)。
    由于人口结构和个人权利问题日益突出,中国的人口计划生育是到了适当调整的时候了,但是,印度的“人口公地悲剧”必定是一个爆炸性的问题。
    3,发展的原因
    在人口问题之外,也有别的“印度赶超论者”,从其他方面去分析印度的优势。华人学者黄亚生先生就认为,印度在法治、司法独立、资本市场、企业家精神、市场竞争、产权保护等方面都优于中国(见黄亚生2003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的“印度能超过中国吗?”及2012年3月9日《财经网》的“中国模式不存在,印度或超越中国”两文)。不过,印度的腐败也超过了中国。按“透明国际”公布的过去10年(2002-2011年)的“廉洁指数”(“贪腐印象指数”):中国大陆的“廉洁指数”是3.2-3.6,印度过去10年的“廉洁指数”是2.7-3.5,印度的廉洁低值和高值都比中国大陆差。
    即便认为印度与中国的腐败一样糟,中国在基础设施、侨资外资、高储蓄率、教育水平、政府效率等方面却优于印度。但关键的问题是,如果印度的上述优势,能够如黄亚生所说的那样使印度实现赶超,那么,在过去的20年里,这种赶超效应为什么偏偏没有发生呢?在黄亚生2003年文章之后的近10年里,这种赶超效应为什么也没有发生呢?而且,为什么实际的结果偏偏是印度的落后还在持续扩大呢?
    黄亚生认为,中国是“自上而下型发展”,印度是“自下而上型发展”;中国依靠外资,印度依靠内资;印度超越中国的前景,可以从依靠私营经济的浙江超越依靠外资经济的江苏的类比中看到。可正是在这里,黄亚生犯了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道理很简单,浙江和江苏在制度背景上的“强政府推动”因素是根本不能被抽象掉的,而“强政府推动”恰恰是印度“自下而上型发展”的不足。也就是说,只有浙江以中国的制度为背景、江苏以印度的制度为背景,整个类比才能成立。所以,问题根本不在依靠外资还是依靠内资,而在于对经济发展原因的总体理解。
    简单地说,一国的经济发展取决于该国的“相对投入变动”、“相对优势变动”和“相对制度变动”(见方绍伟:“产权国家论”下篇,《领导者》2010年10月号)。中国在过去的40年里之所以能扩大对印度的经济优势,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在法治和市场竞争上的单项劣势,被这个“三大相对变动”上的总体优势所超过,而“强政府推动”的因素,碰巧也反映了中印两国在“政治文化传统”上的差别。黄亚生把“中国模式”比附于“拉美模式”也表明,他似乎漏读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惯性和新变动,从经济上而不是从政治上去把握“中国模式”,也正好是他误读“中国模式”本质和经济发展原因的缘由。
    当然,这里讨论的仅仅是一个总量GDP和人均GDP的实证问题,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财产权利、经济效益和平等分配等规范问题,并且也会涉及到这些规范问题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程度问题。因此,中印两国的经济比较,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中国“平衡三大相对变动及相关规范问题影响经济发展的程度”;第二,印度“平衡已有优势及人口规模影响经济发展的程度”。
    中国在政府责任和公民权利上的挑战显然是巨大的,但是,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可以认为,印度能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靠突发奇迹而在经济上超过中国。民主的印度之所以还那么腐败,那仅仅是因为文化规则决定了制度的运行,印度的种性制度甚至影响了民主制度的运行绩效;印度经济的总体绩效差,正是因为政府的执行力是制度文化决定的。
    4,问题在中国
    中印之间是一个有趣的对比,政府执行力弱的印度存在运行绩效问题,政府执行力强的中国则存在公民权利问题。谁超过谁只是个数字问题,关键还在于现实的感受,而不同的中国人对会不会落后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经济上未来40年印度确实很难超过中国,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还年持续多久呢?
    在我看来,预测印度经济在2050年赶上中国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中国问题而不是一个印度问题,“印度赶超中国”与印度无关,而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是否会陷入危机有关。更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两国的政治经济现状基本保持不变,那么未来40年印度经济确实根本不可能超过中国,而如果中国政治经济危机的概率高于印度,那么未来40年印度经济随时都可能超过中国。
    按照这个观点,过去40年的情况说明不了未来40年的情况,一切取决于人们对两国政治经济危机的估计。由于印度有相对更稳定的民主制度,中国的“强政府推动经济发展”显然同时就有更高的政治经济危机风险。依照“强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逻辑,我们确实可以结束一切中印对比的具体分析,确实可以结束一切关于印度如何不行的分析,从而把目光仅仅放到中国政治经济危机的风险和后果上。
    分析至此,不管未来的结果是否完全相反,当下中国社会的疯狂状态,正在表明中国人对未来毫无信心。争论可以是“权威之乱还是民主之乱”,但贪污腐败、裸官奸商、坑蒙拐骗、假冒伪劣,无一不是在表述着中国人“对未来大打折扣”。抢钱已经不是常规,抢大钱甚至也已经不是常规,抢大的快钱才是惯例。
    印度也好,欧美也罢,问题还是在中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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