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亦华：用生态理性匡正经济理性

    绝对化的经济理性导致对自然环境的损害
    经济理性是近代经济学鼻祖英国亚当·斯密1776年在《国富论》中提出的。斯密凭着自己对人性的观察，认为每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经济人”，都有理性的利己之心，主观上的利己心在“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展开竞争，客观上推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使整个社会福利增加。“理性经济人”的论点成为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逻辑支撑点和方法论原则。
    遗憾的是，经济理性被绝对化、教条化。人类按照经济理性行事，在经济发展中取得累累硕果的同时，在自然界却埋下了祸根。在200多年前，人类的人口规模、生产规模、消费规模都比较小，经济活动对自然界的索取不是很多，自然界对轻微的伤害可以自我修复，经济学家们对此都未在意。随着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扩大，对自然环境的损伤逐渐加大，斯密的后来人未尝没有看到，但为了理论的简约性，他们将经济对自然的损伤略去不计。当时，经济理性指导下的经济活动只对局部自然环境有损害，而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尚未造成威胁，这时，其理论体系依然具有合理性。问题在于，当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超过自然界的承载能力并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构成威胁时，经济理性依然罔顾其患，人们继续“在铁砧上锻造自然”，就日益丢失了原先的理性，走向了非理性。
    对此，恩格斯早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提醒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经济理性下的现代科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砍进了深深的一刀”。人们对经济理性表示深深的质疑，希望寻找一种更高级、更全面、更深刻的理性对它加以校正。
    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的区别
    如果以莱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作为生态理性觉醒的标志，那么生态理性的崛起迄今已有50年的历程。现在我们可以将200多年前问世的经济理性与50年前问世的生态理性作一比较，看一看有何不同。
    1. 不同的价值观。以经济理性为出发点的传统经济学，以人类为自然万物的主宰，认为自然界除了满足人的欲求之外，再没有其他价值。经济理性把人的财富积累和物质消费视为最高价值，以大量占有高档奢侈消费品为荣耀，置自然资源的枯竭于不顾。大规模的生产对自然界大规模采伐，大规模的消费对自然界大规模排废，构成对自然界的大规模戕害。与经济理性不同的是，生态理性把生态系统视为母系统，把经济系统视为子系统，视大自然为万物之母，人类之母。生态理性承认人类是万物之长、万物之灵，承认人在自然系统中的卓越地位，但不承认人类是万物的主宰。人类要想从大自然那里获取生存、发展所需的使用价值，就必须保全和养育自然万物的生态价值。因此，生态理性强调把人类的物质欲望及对自然的改造、干预限制在能为生态系统承受和恢复的范围之内。经济活动须得考虑生态环境的规模约束，在经济系统的吞吐量保持常量和较小增量的情况下，改变自身的结构和功能，从而维护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2. 不同的成本观。不同的价值观派生出不同的成本观。经济理性只有经济成本的概念，没有生态成本的概念，把森林、草地、河川、湿地、一切动植物等尽皆囊括在庞大的经济系统中，只管无止尽地索取，无需计入成本。许多自然物一旦被迫纳入经济活动，便失去了在自然界繁衍并保障其他自然物（包括人类）繁衍生存的机会。生态理性看清了这一点，认为经济扩张过度使用自然物，会使它失去生态价值。生态理性还看清了经济理性没有想过的另一笔成本——生产、生活废弃物的处理成本。理性经济人把大量的生产、生活废弃物一股脑儿推给大自然，或倾倒于江河湖海，或堆积于城郊、乡村，除了花一点运输费，不再支付其他成本。生态理性认为，企业和城市一时节省了处理废弃物的成本，却给自然界增加了需要几十年、几百年才能消化的巨大生态成本，给整个社会加重了苦不堪言的生存成本。
    3. 不同的资源配置观。经济理性追求资源配置的规模，同时追求资源配置的高效。这在传统经济学里一直被夸耀不断，但用生态理性的眼光来审视则问题很多。以经济理性来衡量，有土快耕、有矿快开、有林快伐，都是理性的。而生态理性则要掌握分寸和节奏：有些土地应该休耕，有些矿藏可暂时封存，大多数的林木应该封山保育，或者有选择地间伐，对飞禽走兽不可见猎而喜，对鱼虾不能酷渔滥捕。生态理性在讲配置资源时，更强调保护、培植资源，生生不息，永续利用。
    4. 不同的人际关系与国际关系。经济理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以人类为中心，导致全球自然环境的恶化；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以理性经济人为中心，造成贫富分化；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以发达国家为中心，掠夺、牺牲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环境，给世界增添不安定因素。有些发达国家，不肯承担全球的环境责任，或在某方面承担国际责任，在另一方面又制造生态麻烦。如日本，在控制地球升温方面作出努力，但海洋捕鲸却一直未停。英国在向外输出环保技术设备的同时，又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工业垃圾。美国政府堪称经济理性的巨人，生态理性的矮子，一度拒绝签署《京都协议书》，后虽勉强签署，行动上却不受国际约束。然而，不同国家、地域之间的生态系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全球遭受污染，一国岂能幸免？一位高级卫生官员提交过一份全球变暖对美国国民健康影响的听证会书面证词，竟被白宫方面篡改，淡化其严重性。《纽约时报》曾作报道：白宫环境质量委员会办公室多次不顾事实，对气候变化的报告加以删改。显然，经济理性不可能维护生态正义，须得在生态理性的框架下凝聚各国共同建立全球性的生态正义。
    5. 不同的代际关系。经济理性更不考虑人类上下代之间的代际生态正义。代际正义要求当代人在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发展时，必须维持生态系统的负荷能力，为下一代储存足够的资源。然而，经济理性只顾从自然环境和子孙后代那里大肆借贷，高筑债台，且久拖不还。事实上，现代社会的人们已经在品尝上几代“理性经济人”留下的生态苦果，而当前的“理性经济人”又在继续给下一代、下几代人栽下更深的苦根，留下更难吞咽的苦果。怎样厘清和分配现实的人与未来的人之间的生态利益和生态责任？是生态理性面临的历史课题，也是人类存亡绝续的大事。
    用生态理性匡正经济理性
    经济理性并非一无是处，它在一定的范围内还是有正面意义的。这就是，当经济活动限制在自然界可承受的范围内，还没有破坏生态平衡时，它依然是正确的；但当经济活动冲破生态容量的底线，对生态平衡构成破坏时，就应该让位于生态理性。生态理性比经济理性的视野更广阔，它把经济理性作为一个特例包含在自己的体系之中。即当经济理性对生态平衡造成破坏时，就要用生态理性来处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
    纵观科学发展史，科学理论的发展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形：原先的科学理论雄视历史千百年，无懈可击，被称为“完美的大厦”，后人毋须再造什么大厦，只要在现成的大厦里做一些修补就行了。后来随着新的科学事实被发现，原先的理论左支右绌，总是无法加以解释、应对，于是一种观控水平更高的理论产生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力学的出现就是如此，相对论力学并不否定牛顿力学，而是指出它在宏观低速的范围内是正确的，进入宏观高速领域，它就不再正确，必须让位于相对论力学。相对论力学把牛顿力学包含在自己的体系之中，把它作为宏观低速运动的特例加以处置。
    现在，生态理性把经济理性当作经济活动对生态平衡的损害为零的一个特例包含在自己的体系之中，这合乎科学理论的发展规律。然而，这种理论范式的转换至今还远远没有完成，是因为经济理性的理论形态即传统经济学200多年来已经相当完备，其积累财富的政策应用也有明效大验。尽管它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上暴露出弊病，但一些人认为经过理论的修补和政策的调整，可以加以克服。而生态理性的理论形态即生态经济学虽然也有了50年的历史，但理论形态尚未完备，尤其是政策应用很难达成共识，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非常激烈。生态理性要包容、整合经济理性，须有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更须有实践上的勇敢探索。一批先知先觉的科学家、经济学家为此奔走呼号，是非常可敬可佩的。一些地区按照生态理性安排实验，开辟生态农场、生态工业园、田园城市，也是值得效法、推广的。然而，这些还不足以使生态理性从目前的非主流地位转向主流地位。历史的转折需要国家层面、特别是大国层面上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历史在等待着这种宏大创新的出现。
    生态理性在理论上的确立和实践中的建树，便是生态文明。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这是全世界第一次由一个大国的执政党高举起生态文明的旗帜。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理性驱使下的增长方式产生的大规模污染，自己无法消解，便在不改变增长方式的情况下原封不动地向外转移产业，还将垃圾贴上“资源”的标签向外输出。既然有人买单，“理性经济人”就省得掏腰包花钱，放弃了在本国改变增长方式的努力，而把这样的历史契机推出了国门。我国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是这种产业转移和污染转移的最大目的地，也成了最大的生态受害者。美欧正直的学者和媒体说，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成了世界烟囱，世界垃圾场。据中国科学院测算，环境污染使我国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5%，其中主要是外源性污染。外源性污染是西方发达国家绝顶聪明又绝顶自私的经济理性，从反面激发了我们的生态理性，促使我们重振几千年的生态智慧。
    生态文明由我国率先提出，并不意味着我国已是世界上生态文明领先的国家。我国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构建人与自然相和谐、国与国相和谐、人与人相和谐的一种理想，需要我们长期的、坚忍不拔的努力，也需要全世界的理解与协同。我国目前生态环境保护的进展速度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整个社会仍沉浸在浓厚的经济理性的语境中，经济诉求人声鼎沸，压过生态诉求。一些沉迷于经济理性的人，把“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传统的生态智慧嘲笑为“迂腐之词”。我们的生态文明还有很长的历史路程要走，要经过几代人的奋斗。然而，旗帜已经举起，队伍已经列成。这是在现代意义上的“替天行道”，即替大自然行道，替全人类行道。只要我们在神州大地上走出一条成功之路来，必会得到大自然的回报，全人类的响应。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