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伟礼：“中国模式”的本质是全方位改革开放

    国际学术界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所谓“中国模式”的命题是2004年5月由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的文章最早提出的。其实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文献资料看，“中国模式”命题最早是由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而且他不止一次地提出并不断加以阐述，到1992年南方谈话他把“中国模式”的本质内涵归结为改革开放的“全方位章程”，并具体阐述了有关“中国模式”的五大特性。
    邓小平对“中国模式”具体而系统的论述
    早在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中就强调：“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
    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指出：“我们不靠上帝，而靠自己努力，靠不断总结经验，坚定地前进。总之，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
    1985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时强调：“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
    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穆加贝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讲道：“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讲道：“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期间，更是明确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从上下文的逻辑连贯性来看，这里邓小平所讲的“章程”是指道路、制度、方针和政策，在他的心目中已经把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全方位建立的章程看成是“中国模式”的内涵。他认为，只要这些改革开放所开创的道路，所创立的制度、方针和政策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中国就大有希望。
    邓小平对“中国模式”五大特性的分析及其意义
    重读南方谈话，人们不难读出在整个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紧紧围绕这些改革开放的“章程”，揭示了这些道路、制度、方针和政策的“创造性”、“时机性”、“全面性”、“关键性”及“坚定性”等五大特性，人们也可以把这五大特性看做是“中国模式”的特性。
    首先，“中国模式”的命题是中国几代人艰辛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并体验到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逐渐提出的。这种探索和坚持充满着创造历史的首创精神，充满着改革者不畏艰险的大无畏创造性。邓小平认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恐怕再有三十年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经验很多，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三提醒我们，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他明确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并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试验。他主张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对于今天处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紧要关头的中国而言，坚持改革开放就是要保持勇于探索的大胆创造性，特别是要尊重人民群众中蕴藏的社会主义首创精神。我们既不能因为别人的失误而漠视先进文化和普遍价值的存在，更不能因为强调传统特色否认普遍价值而把社会主义搞得面目可憎。全面改革必须全面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没有借鉴就没有创造。拒绝学习先进文化，拒绝取长补短，从来不是邓小平一贯主张的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更不是我们应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性的聪慧策略。
    其次，邓小平非常重视改革开放的时机性，他再三强调抓住时机，他说“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他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央一再指出，我们正处在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要抓住时机，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不为任何干扰所困惑。然而，我们有些同志由于对邓小平所讲的这种机遇和时机性理解不深，有时候又总是为某种政绩所迷惑，一遇到国际风云变幻就抓不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不花精力去搞“越高越好、越新越好”的科技事业以及教育事业，却纠缠于某些口号之争，一会儿竖某历史名人的雕像，一会儿又撤像，朝三暮四，分散人民群众的建设精力。这一教训值得记取。
    再次，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的“全面性”问题，也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资本主义，这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一贯强调，思想文化卫生体育领域必须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的方针，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很长的历史阶段，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他还说，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对于改革开放的全面性和两手抓方针，我们已经引起足够重视，但是对于靠法制建设来抵御腐败的侵蚀蔓延，力度不够和制度不到位。特别是有关源头上控制腐败的制度，譬如干部家庭财产公开制和党代表常任制与干部撤换制罢免制相结合还没有真正落实，制度反腐和心理建设相结合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反腐倡廉历史使命还任重道远。其实，与其把思想道德建设看成个人修养，不如把心理建设看做是公共道德的组织行为，只有把确立科学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与干部的政绩观、人生观、价值观建设相结合，才能取得一定的社会实效。
    第四，邓小平再三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在共产党内部。邓小平重申，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不要迷信；老年人越老越要谦虚一点，不要作障碍人的事。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干部选拔制，必须在贯彻群众路线上下足功夫。只有在政治竞争上做到择优录用人才，不拘一格降人才，造成人才辈出的局面，才能使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
    最后，邓小平以历史的眼光阐明了坚信马克思主义、坚持改革开放的坚定性的极端重要性。他清醒指出，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他告诫人们，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确实如此，相对于今天西方发达国家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西方社会的人们在探索更为合理的社会制度；放眼我们周边的邻国，他们正在执政党的创新变革中有所进步、有所发明。事实证明了邓小平所讲的那段话：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坚信马克思主义，坚持改革开放的坚定性不动摇，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今天的世界上你真的可能一事无成。
    “中国模式”研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今天“中国模式”的研究已经涉及到改革开放的成功不仅仅归结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的结合，而且涉及中国不同于欧美各国的独特社会政治动员体制特点，譬如集中办大事的效率优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组织优势、改革开放形成的制度创新优势以及中国文化传统儒道释兼容并包的文化包容优势等等。但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由于过分强调传统特色，固守悠久历史传统，在“中国模式”的一些研究中，也出现了某种不健康因素，甚至把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手段（例如朝贡体系等）也当作优点加以肯定。由此可见，中国模式研究不能离开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思想原则，不能离开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精神，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不断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改革精神。离开这些基本思想元素，就是背叛革命历史、背离实事求是，就是没有读懂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精神。
    对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我们必须热中有冷，始终保持清醒，不被别人“捧杀”。在肯定我们某些政治优势的同时，必须清醒意识到我们的政治文化中还有不少弊病：譬如权力腐败、权力崇拜、滥用权力、滥用资本，甚至出现“权势分利集团”、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还没有社会化为国民的自觉意识、实用主义盛行、拜金主义张扬等。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邓小平的心目中，“中国模式”只是发展中的改革开放全方位的章程，还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创新。我们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取得成效，人民群众得到实惠，大多数人对于现状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分配不公、官员腐败和环境恶化，治理的任务还很重。特别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如何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企盼为念，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需要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真正以战略思维、理性思考和忧患意识考察问题，我们绝不能自娱自乐、自鸣得意、自我满足。新的国际国内形势非常复杂，充满挑战，特别是对于执政党的挑战格外严峻。“中国模式”研究是一种复杂性研究和系统性研究，来不得半点马虎，来不得半点不懂装懂。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中国，谁都不能说对深层次的现实国情完全了解清楚，对国民精神深处的价值心态也不能说了然于心，而是必须以小学生的态度，老老实实向群众学习讨教，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认真调查研究，对改革开放全方位的章程一一审慎研判，才有可能做出一些有益工作。这就是我们重读邓小平20年前南方谈话所领悟到的最大心得体会。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