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我看“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这是当今的一个热门话题。什么是“中国模式”?提出“中国模式”的目的何在?它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会产生什么影响?我试着对这些问题作一探求。
    什么是“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最早来自外国，来自经济学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持续30年以9.8％的速度增长。中国从改革前的人均国民总收入199美元贫困的低收入国家，进入了人均突破2000美元中等偏低收入国家入门的门槛，排名由第175位上升到第129位。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估计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和美国的经济差距也在逐年缩小。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商品十分匮乏的国家。而现在，中国的钢铁、汽车、造船、水泥、发电装机容量、原煤、化肥、棉布、洗衣机、电冰箱、空调、彩电等210多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以上数字均引自国家统计局发布)。改革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成员，现在货物进出口量世界排名第三位，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也是最受欢迎的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之一。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增长令国外经济学家刮目相看。“中国模式”由此而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说，我们从未见过像中国那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在一段时间内以如此强劲的步调增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独一无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中国模式”具有启示性。在最近一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反而得到了快速发展。因此，“中国模式”的说法传播更广。不过，在经济学家的眼中，“模式”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案例。如最近风行“印度模式”，因为印度近十年来经济增长速度为7％～9％，今后几年可能要超过中国。“印度模式”不同于“中国模式”：中国以加工业为主，是“世界工厂”，印度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超过50％，是“世界办公室”；中国经济对外依赖大，印度内需是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中国经济政府主导，印度经济由市场主导(詹德雄：《印度经济增长和印度模式》，载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编《世界问题研究》，第286期)。我们很熟悉外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称赞。其实，称赞印度经济的评论也不少。
    然而，到政治评论家那里，“中国模式”内涵发生了变化。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的作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他的新著《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中对“中国模式”做出了解释。他认为，“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不太可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于是也就不可能为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的收益。”
    1980年代以《大趋势》一书而闻名中国的奈斯比特，在他的新作《中国大趋势》中认为“中国模式”是“纵向民主”。即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所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这与西方的“横向民主”截然不同。“纵向民主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奈斯比特认为，这一模式显然是中国30年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领导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国家走出贫穷、实现现代化了。”
    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政府的理念和对西方式民主理念的回避”。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狄忠蒲(Bruce Dickson)在一篇文章里也认为“为了保证这些增长政策的实施并限制对平等和社会福利的需求，威权统治是必要的。”
    这些外国人不可能在短期内了解中国。读他们的著作会发现，他们回避了中国的现实矛盾，只看到中国光鲜的表面，离中国现实有很大的距离。库恩是中国的上宾，官方为他的采访和写作创造了优越条件。他这本书的致谢名单有300多位，其中省部级官员100位以上。他访问的基本是中国政府开列的体制内人物。他没有到底层采访，从采访到写作，只用一年时间。我们不能期待从他这本匆忙写就的著作中了解真正的中国。在江泽民的提议下，奈斯比特选择“中国大趋势”这个题目。他为此组织了一个项目团队，这个团队由天津财经大学和南开大学的三位老师和20多名学生组成。学生负责资料收集。项目组搜集和摘编报纸的信息，译成英文提供给奈斯比特。项目组选择了100多个城市的报纸，大多是各地的日报。奈斯比特不要中央报纸，他认为地方报纸能够真实地反映民间情况。他认为有倾向性的《南方周末》一类的报刊没有选。他不知道，地方报纸也是官方报纸。我们当然不会期待，这种拼接、提炼官方报纸而成的《中国大趋势》能反映中国的未来趋势。
    这里还不能不介绍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看法。福山在1989年发表了“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然而，2009年8月底新华网发表了一篇编译过来的文章，题为《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这篇文章强调，福山肯定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福山把中国模式归结为：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这种传统是西方难以企及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二是高度的行政管理体制；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在这以后，一些研究者核对福山那篇文章的原文，发现那篇在网上流传的报道，对福山的某些言论做了脱离语境的“选择性”编译。比如，在那篇报道中有这么一段：“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现实模式受到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在印度'民主'模式与中国'权威'模式之间，更多国家钟情中国，前者代表分散和拖沓，后者代表集中和高效。”而东京大学的王前翻译的福山相关的原话是：“看到这些国家和印度那样的民主国家的民主决策过程，很多人赞赏中国的那种权威主义所具备的比较迅速的决策能力。不过，那种权威主义的政体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因为没有法治，也没有选举进行监督，所以其问责，只是面向上面即共产党和党中央，而非面向政府应该为之服务的人民。”(转引自舒泰峰：《“捧杀”中国》电子版，第三篇第二节。)与福山本人有过接触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擎认为(同书，序言)，福山重视中国30年来的发展经验，也发现中国政治文明的独特传统及其对亚洲地区现代化发展的深远影响，认为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他至今仍然没有放弃他的一个核心理念：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之外的现代化模式迟早会面临民主化的压力，会遭遇巨大的困境而难以长期维系。
    外国人热烈讨论中国模式，中国人自己不会落后。
    2009年12月北京大学教授潘维主编的《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出版。此书一问世就人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作为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著作。潘维也到中国设在国外的孔子学院和英国下院等地宣讲“中国模式”。潘维以《中国模式--中华体制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一文为该书的总论。总论认为，“中国模式”由三个子模式构成--国民经济体现独特的经济模式；民本政治体现独特的政治模式；社稷体制体现独特的社会模式。潘维认为民本政治有四大支柱：一，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潘维认为，民本主义思想在中国古代就已成熟，到今天则体现为“为人民服务”，“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二，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承袭于古代文官制的中国官员遴选机制是一种“绩优选拔制”。这种制度就选官标准而言，较之擅长“得民意”的竞争型选举制有更广阔的与时俱进的弹性空间。三，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潘维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领导核心”，具备这三大特性。四，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潘维认为，不同于西方的三权分立，中国是分工而不分权。
    “分工不分权”，在权力集中的情况下分权。那么怎样分工呢?潘维将分工体系列为十个方面：民本思想对执掌行政权力的软制衡；党政分工所形成的精致的“双行政”体系；中央与地方的分工形成“条条”和“块块”之间的相互弹性约束；任期与年龄规定构成执政者定期交替的硬制衡；集体讨论，集体决策，但“班长”负主要责任，民主与集中相制衡；纪检、检察、法院、反贪体系等专业检察机构规范官员行为；干部异地交流和异地任职制度；人大、政协的监督作用；舆论监督；各政府官僚机构的不同利益视角导致均衡和决策谨慎。潘维着重谈到对司法独立的看法：“就中国的社会条件而言，党对司法的统一政治领导极为重要。无条件地讲司法独立，便有食洋不化之嫌。”
    研究中国问题，中国学者比外国学者更有条件。潘维先生如果真诚地面对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凭他学贯中西的功力和建立“中国学派”的雄心，一定会取得相当高的成就。但是，细看他们的主张，不仅和库恩、奈斯比特一样，对中国现行体制全盘肯定和歌颂，还全面肯定了改革以前的30年。他说：“模式是对'成功'之路的'归纳'。成功在于我国以六十年的奋斗开创了'中国模式'之路，而危机来自偏离这个'法宝'。”他的有些看法不无道理，但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悖中国历史和现实。他说“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价没有剥夺农民，反而比市场价更有利于农民。”中国农民同意这个结论吗?他为前30年的多次大规模的镇压辩解，说：“共产党虽然强调'阶级斗争'。但与西方社会不同，斗争对象并非中国社会的某个实体'阶级'，而是局限于某类'思想'和极少数代表这种思想的'分子'，目的是统一思想，稳固政权，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数以千万计的受害者能接受这个看法吗?他强调，“权利和责任两分。西方强调权利，中国强调责任。'责任本位'构成了'中国模式'的思想基础。”请问：一个没有权利的主体怎能承担责任?他批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说”是拿西方教条来判断中国的结论。请问：邓小平在1980年代就提出政治改革滞后，也是西方教条吗?(这里引用的潘维的看法来自潘维的《中国模式--中华体制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电子版。)
    潘维否定“民主与专制两分”，把皇权专制条件下的一些概念，不顾语境地搬过来，作为抵制今天民主潮流的武器。作为学者的潘维应当知道，民主和专制的对立，中外学界用汗牛充栋的著作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潘维先生怎么能不加论证，轻轻的一句话就给否定了?如果否定了“民主与专制两分”，也就否定了中外一切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潘维否定“计划和市场两分”，30年的改革不就是把计划经济体制变成市场经济体制吗?按潘维的说法，这场改革也就没有必要了。
    综上所述，一些中外学者近年宣扬的“中国模式”包括几个要点：一，肯定和赞扬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二，肯定和赞扬改革前的30年；三，主张中央集权和“大政府”，肯定“威权体制”；四，排斥现代民主制度，否定普世价值；五，否定“五四运动”以来对中国皇权专制的批判，掀起了最新一轮尊孔读经高潮。
    既然肯定和赞扬现行的政治体制，就没有必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既然肯定和赞扬改革前的30年，30年的改革也就多此一举。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五四运动”以来对中国传统的否定，在某些个别问题上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处，但“3i四运动”对皇权专制的批判是真正的、必不可少的启蒙。否定“五四运动”以来的启蒙是历史的倒退。“中国模式”论者把中国近30年的经济成就归功于权威政府，这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政府更有权威，为什么经济没有出现奇迹?而近30年经济奇迹恰恰是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多年被压抑的社会活力得到了空前的进发。“中国模式”论者主张集权政治。集权政治的成败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远见和品德。柏拉图“理想国”的国王是全智的哲学家，但人性的弱点不可能保证每一位执政者都是“哲王”。所以，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国家具有不确定性。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就否定了他老师的意见。柏拉图晚年也走出了“理想国”。在亚里士多德以后，在某些国度曾多次出现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但随着时代的演进，这样的政治制度逐渐式微，选择民主制度的国家越来越多，选择专制的国家越来越少。现代民主制度是人类文明的成果，虽然它有不少缺点，但至今还没有一个比它更好的制度。“中国模式”完全否定了现代民主制度，而拿出的替代品却是集权政治制度，显然是不高明的。
    从今天对“中国模式”的歌颂，我想起了上世纪30年代一些西方著名学者对前苏联的歌颂。
    那时的背景是西方面临经济危机，而前苏联却“一枝独秀”。今天，西方又面临经济危机，中国又是“一枝独秀”。历史已经证明，当年歌颂前苏联的那些学者犯了历史短视症，但愿今天的学者，不要步他们的后尘。
    权力市场经济不可持续
    改革30年来，不仅经济飞速发展，政治上也有明显的进步。政治进步表现在以下方面：1，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废除了地、富、反、坏、右等政治身份，各类人政治上一律平等；3，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4，由家长式的全能政治转变为共治式的威权政治，由一个人“说了算数”到集体负责制；5，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有相对独立的利益，有相对独立的事权和财权；6，抛弃了、搁置了乌托邦式的理想，追求现实利益；7，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松动，舆论一律的情况有所改变；8，对世界局势的评估发生了变化，用“和平发展的时代”取代“革命和战争的时代”，停止了“反帝反修”和支援世界革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以上这些，使中国人的自由度也比过去大大地提高了。过去紧张的国际关系也大有改善。
    但是，中国的现状离民主政治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民众对国事的参与程度很低；民意表达渠道很不通畅；对政治权力的制衡力量微弱；政府权力过度扩张；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司法不能独立；新闻没有自由。中国目前还是威权政治体制。
    “中国模式”全面肯定了中国的现状。而中国的现状就是“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这种模式已经蜕变为“权力市场经济”。
    在“权力市场经济”模式里，国家行政权力控制市场运行、参与市场交易。权力可以变成商品，进而变成资本；资本也可以收买公共权力为其谋利。权力和资本共同垄断和霸占重要社会资源。远离权力中心的人们很难通过勤劳和智慧来获得财富和提高社会地位。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是当今一切罪恶的渊薮。今日中国公共权力的腐败已经超过社会能够忍受的限度，成为全民感到剧痛的社会癌症。
    有人用“权贵资本主义”来概括上述社会现象。我认为这个说法不确切。第一，“资本主义”这个说法早期在学界对它没有定论，直到20世纪之初才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而什么是“社会主义”至今也没有定论。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面，“权贵资本主义”回避了公共权力的责任。而造成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公共权力参与市场和控制市场。所以，我认为用“权力市场经济”比较贴切。
    权力市场经济必然产生“寻租”(rent seeking)。“寻租”就是寻求“租金”的活动。什么是“租金”?现代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租金”是指由于缺乏供给弹性的差价收入。供给弹性的缺乏是由于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管制抑制了竞争，从而扩大了供求差额。通俗地说，由于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管制，增加官员的干预权力，使得接近权力的人能够得到或占有“租金”的特权。经营者为了寻求租金，向官员行贿；从租金中得到利益的官员，又力求保持原有租金制度和设立新的租金制度。这样由“寻租”到“设租”，就产生了一个贪污腐败蔓延、因果相关的恶性循环。
    垄断是权力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垄断不仅扭曲了市场，也产生特权。当今的垄断主体主要是国有大型企业。中央直属国有大型企业代替原有的政府工业部门进行垄断。它们获得优质资源的垄断权，如石油、电信、烟草、煤炭、航空、铁路、电力、金融、保险等。它们利用廉价的资源、资金和政府优惠政策，取得垄断利润，可以决定企业的利润分配和员工工资。他们可以随意进入任何一个高利润领域。而对民营企业却是排斥、控制和吞并。处于行政垄断地位的企业出于自身利益。通过种种形式迫使国家出台有利于他们的政策。国有企业的高管和政府官员是可以互换的，今天是政府的部长，明天可能是某大企业的董事长。而这些可以互换的高管，相当一部分是高干子弟或者和他们关系密切的人。所以，今日的国有企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权贵阶层的俱乐部，是权贵者的分利集团。
    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有公平交易。在这种制度下，权力至上，权力崇拜，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权力等级上。权力中心就像黑洞一样吸收社会财富。在不同权力等级上的人，不可能平等交易。有权的人和没权的人交易，权大的和权小的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甚至前者任意宰割后者。
    寻租，垄断，不公平交易，必然扩大贫富差距。一边是拥有数亿、数十亿甚至上百亿财产的超级富豪，一边是大量的贫困人口。2009年中国政府将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合二为一，贫困线定为年收入1067元，约为150美元，2009年，提高到每人每年1196元，约170美元，平均每天0.46美元。按这个标准，2009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3597.1万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2010年9月26日)。按联合国每人每日1.25美元(38美元每个月)贫困标准计算有多少贫困人口呢?温家宝总理说，中国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温家宝：《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2010年9月23日在纽约联合国第6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讲话)。专家们计算的结果高于温家宝总理的这个数字。因为联合国这1.25美元指的是每天的食品消费量，而中国的贫困线是日收入。
    权力市场经济使社会不公正。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基本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错位。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
    权力市场经济使阶层固化。社会流动使处于底层的人们有上升的希望，可以缓和社会矛盾；社会固化，底层没有希望，社会矛盾就会尖锐。改革开放的前15年，中国社会流动很快，其中，后致性因素(主要是个人努力)的作用大于先致性因素(家庭的社会地位)。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先赋性因素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后致性因素的作用减弱，社会阶层开始固化。过去通过上学来改变社会地位，现在没有家庭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阶层固化不仅仅是上等阶层的阻止，还形成了一种利益机制：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一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一拉拢干部子弟，让干部子弟升官发财一让干部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接近权力中心的干部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坐在家里，也会有人把“乌纱帽”送到手上。这种利益机制造成了社会地位的世袭。
    在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势群体左右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使改革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从而使社会更不公平。那些有损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都是很困难的，而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出台就相当快。最典型的是住房改革和公车改革。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发[1998]23号文件”规定，1998年7月30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实行住宅商品化。在这以后，老百姓的住房的确是商品化了，买房成了老百姓最沉重的负担。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和中央部委盖了大量的豪宅，以“经济适用房”(低收入家庭才有资格买)的价格卖给公务员。这种变相福利分房的情况在全国有些地方比北京更为严重(杨继绳：《住房改革的由来和现状》，《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1990年代后期有350万辆公务用车，这些公车消耗远远高于国家财政对科研、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1998年国家正式推动公车改革。但是十多年没有丝毫进展。2007年全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5221755辆，一辆公务用车一年费用需要20万元(购置费折旧、维修费、油费、司机工资福利等)，全国为此消耗超万亿元，全国13亿人，每人平均承担公车费用798.7元(卞保武：《昂贵的官轿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主编《改革要情参阅》第6辑，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2页)。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
    权力市场经济体制造成的现状是：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当今中国面临两大矛盾：劳资矛盾和官民矛盾。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制衡的权力，劳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被驾驭的资本。“仇官”和“仇富”的社会心理也由此而生。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正是这两对矛盾不断激化的表现。
    1990年代中期以来，群体事件逐年增多。1993年8700起，1999年3.2万起，2000年5万起，2003年5.8万起，2004年骤升到7.4万起，2005年8.6万起，2006年达到9万起，2008年超过10万起。最近两年没有公布统计数据，但贵州瓮安事件、陕西陇南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安徽马鞍山事件等规模大影响广的事件都是最近两年发生的。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维权性事件约占全部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75％以上。社会出现了不稳定，政府就致力于“维稳”。2009年中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总金额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超过国防开支，相当于医疗卫生的财政支出的2.6倍，和社会保障和就业的财政支出相接近(海涛：《政府维稳陷“越维越不稳”怪圈》，2010年4月19日《中国青年报》)。政府花这么多钱，不是解决影响稳定的社会问题，而是用来阻止和打击老百姓到北京上访。控制上访是中央对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一项指标，“截访”就成了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地方政府没有这么大的精力，私人办的“保安公司”就应运而生。北京的安元鼎保安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安元鼎保安公司和一些地方政府签订合同，限制上访者自由并押送返乡，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他们对访民施以暴力，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恶名昭著安元鼎，却得到了官方的高度认可。2007年，他们获得了由12家单位联合授予的中国保安服务“十大影响力品牌”；2008年又被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评选为“A级安保企业”。
    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被国家吞噬。权力市场经济，继续扩大政府的权威，社会继续被压缩在政府权力之下。一个没有“社会”只有政府的国度，政府直接面对百姓，是一个刚性而脆弱的国度，也是一个不稳定的国度。不进行政治改革，用政府的力量来“维稳”是舍本逐末之举，其效果当然适得其反。
    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方式不能持续。3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直接原因一是劳动者的权利得不到保证，因而劳动力价格低下；二是政府控制下的资源价格过低；三是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四是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
    由于劳动者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太低，(白重恩、钱震杰：《我国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下滑》，人民网，2010-1-2。)低劳动力价格不可持续。由于资源过度开采，资源低价格也不可持续。世界银行一份报告指出，全世界空气最污浊的20个城市，中国占16个；中国河流的污染已到了可怕的程度，有70％Pl上的江河湖泊和90％以上的城市地下水遭到污染。中国九大湖泊有七个严重污染(世界银行报告--《中国污染代价》Cost of Pollu-tion 1n China，中文被删节)。环境问题已经成为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刚性约束。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不可持续。目前人民币币值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结果是出口企业利润下降；对内贬值的后果是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上升。里外夹攻，出口企业无法生存。在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变增长方式是很难的。增长方式不变，增长速度就要下降。一旦增长速度下降，失业率就会提高，企业亏损面就会扩大。目前又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通货膨胀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货币太多，二是工资上涨。1992年后，中国每年以超过23％的增长速度印刷货币。2008-2009年，全球五大货币M2同比增长了8.38％，而人民币M2增幅却高达27.59％。2009年放出了9.6万亿的天量贷款，同比几乎增长一倍(金岩石：《通胀“功不可没”》，载《改革内参》2010年第23期)。工资和物价轮番上涨的趋势难以避免。
    与“土地财政”相关的房地产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一次又一次反抗“暴力拆迁”的弱者自焚表明，权力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少数人靠权力致富和多数无权者被剥夺的基础上的，已经把老百姓逼到以死相抗的地步。再持续下去是很危险的。
    与“中国模式”对现状的全面肯定相反，我在这里揭示了当前的种种危机。这些危机说明，所谓“中国模式”(即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也可称为权力市场经济)已经走入了困境。合乎逻辑的出路就是建立“宪政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是中国的仁人志士百余年的追求，
    它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能够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由于当今的资本是附庸权力的，在驾驭资本和制衡权力两个方面，制衡权力当然是主要的一面。制衡权力是指监督公权、限制公权的活动范围，阻止公权进入市场交换领域。
    新一轮反“西化”之争
    “中国模式”是最新一轮的对“西化”的批判抵制。潘维反对“迷信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拆掉故宫建白宫”。其实，对“西化”的批判由来已久。
    为了挽救晚清危局，一些有眼光的人提出向西方学习，并且搞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在学习西方的时候，为了防止西方文化解构晚清的专制制度，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坚持“体”(即专制政治制度)的不变，是当时的一项基本政治原则。“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一些有识之士更加激烈地批判中国皇权专制的政治传统，大力提倡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同时也出现了以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名义反对“西化”的力量。此后，学习西方和反对“西化”的争论持续不断。反对“西化”，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其共同点都是为了维护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从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在体制层面和文化层面上坚持中国的传统。这对于全面闭关自守、夜郎自大来说是个进步。洋务运动的失败，说明这条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和“中体西用”相对立的是“西化”(包括“欧化”、“新化”的提法)，他们批评洋务派仅仅是“变事而已，非变法也”，主张在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上也学习西方。长期以来，“西化”和反对“西化”各执一端的争论不休。到上世纪30年代，又出现了“中国本位论”和“全盘西化”之争。“中国本位论”是1935年国民党政府授意陶希圣等十位教授写的一篇文章中提的。其本意是维护蒋介石政权及其思想体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没有保住清朝的“体”，“中国本位论”也没有保住蒋介石的“本位”。为什么在“西化”和反对“西化”的一轮又一轮的争论中，保守的一方总是失败呢?这是因为，反对“西化”的种种理论常常被执政当局作为维护既得利益和统治地位工具，特别是用来反对民主、维护专政的理论工具。著名哲学家艾思奇1940年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近代中国的一切反动思想，都有一个特殊传统。它强调中国的'国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抹杀人类的一般规律，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只能走自己的路。”(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载1940年2月延安《中国文化》。)
    从清末到“五四”，反对“西化”的一方实际是要坚持“孔化”。那时的争论是“西化”和“孔化”之争。西方文化早就分裂出马克思主义，并且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苏联政治体制。所以，“西化”有“苏联式西化”和“欧美式西化”；“孔化”近代也分裂为传统儒学和现代儒学等多种派别。到20世纪中期，“苏联式西化”在中国占了统治地位。中国的传统文化被一种西方文化(马列主义)打倒了，另一种西方文化(欧美式)被推到了对立面。在“苏联式西化”的过程中，倒真有一点“全盘西化”的味道。把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当成封建糟粕，不停地批判孔孟之道，批判“道德继承论”，提倡“厚今薄古”(即厚马列主义之今，薄中国传统文化之古)，照搬苏联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体制，苏联的教材搬进了中国的学校，连苏联的一些名词也不加翻译地拿过来了，“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等等。在大陆真正搞“全盘苏化”的时候，台湾反其道而行之，大力保持中国的传统文化。直到今天，台湾比大陆更有“中国特色”。
    邓小平曾经对波兰前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说：“我们两家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苏联模式也不是很成功的。”(邓小平：《根据本国情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9月29日，载《建设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二版，第144－145页。)1980年代中期，出现了新一轮“西化”和反对“西化”之争。这时反对“西化”的一方实际是坚持“苏联式西化”。在跨世纪年代，不是用西方文明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而是用现代民主制度代替“苏联式西化”的问题。改革30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上已经实行市场经济，政治体制还坚持苏联模式，从而使中国陷入了“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困境。俄国已经抛弃了苏联模式，“中国模式”论者，还珍惜人家已经抛弃的“弊帚”，再一次弹起反“西化”的高调，极力维护现存的政治体制，真是有点荒唐。今天的“中国模式”论既保卫“苏联式西化”，又保卫历次反“西化”论者坚持“孔化”。“中国模式”论者所掀起的反“西化”，只不过是近百年来反“西化”的一波新浪花。在尖锐的社会矛盾强烈呼唤政治改革的时候，在中国人十分渴望民主的时候，这一朵小浪花，能够阻挡中国民主化的巨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