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关于押租

    在湘中，我们还了解到有关押租的一些情况，这也是过去只读书、“尽信书”所未能弄明白的。如一位老人说：
    租地要有押金，防止你糟蹋地，或不履约。交押金，地主还要付息，一百元钱给六石息，有的大地主家要给七八石。
    过去不是加租，是加进庄。叫做“重进”。如地主家不需谷子，需钱，就加庄。加进庄后，息也高了。加庄的田，并不增加收入。押租多少跟他收入增减没关系。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押租要付息！老干部也对我们说：
    要交进庄，与交租也有关系。押金交得多，就抵消了交租，地主也就垮了。
    押租太多太少都吃亏。太少，佃户负担不起（田租）。押租太多，田主也负担不起（利息）。
    尽管我过去读过一些有关押租的史料，可是并未对这些给予足够的重视，也可以说并没有读懂吧！今天回过头来重读这些资料，感觉就不一样了。
    如老农所述，湘中五十石谷田，交五十块光洋押租，五石一亩，是为每亩五元。也有说要六元至十二元的（《宁乡县农业志》）。据史料记载，在清代乾隆年间，押租为“每亩一两至二两不等”；嘉庆年间，为“每田一亩质银二三两”（乾隆《长沙府志》卷14、嘉庆《宁乡县志》卷8）。如此看来，押租量似渐有增加的趋势。但这只是一个纵向的比较，如上所述，在同一时期，押租是可多可少的，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例如在乾隆年间，湖南有一亩要一两的，也有田十七担仅要二两一钱的，田二十亩仅要四两五钱的，押租较高的，则有田三亩要进庄银十二两，田十四亩五分（并园土一块），要进庄礼银六十两的，在其他地方甚至有顶耕银（二十四两五钱）超过田价（二十三两）的（《清代地租剥削形态》，页357、368、370、435、382等），种种情况，不一而足。
    湘中一百元押租，需付六、七石息，这是民国时的情况。清代乾隆年间，湖南湘乡佃户刘祖章连年“骗租不还”，田主龙重达将原得进庄银十二两外加利银四两，令其退庄（《清代地租剥削形态》，页389）。四川也有押租付息的现象，在清代末年，有些地方押银一百两，每年要少计租谷五石（《巴档抄件》）。有些地方“每钱百千文有扣息谷五、六石者“，其数随谷价而增减，米贵则减至三石、二石；“故县属佃户终岁勤劳，所获均过主户租赀倍半”（民国《什邡县志》卷5）。
    民国年间，湘中石谷（一百一十六斤）价值二元，算来押租的利息率约为百分之十二至十四；光绪年间，四川谷价每石“二三钏”，如以百千文扣息谷五六石计，中数约为百分之十四（《什邡县志》）；如以“母钱十千四斗为息”计，息率则为百分之十左右（《广安州新志》）。
    四川关于押租的记载中说：“佃户承耕时，主户必取钱为质，曰随租钱，一曰押佃钱，曰母钱”。又说：“主户富则寡取，凡石谷田取钱千，则岁取租息四斗，多则类推”；若主户贫者取钱十千，“则佃胜于买。计母钱十千，四斗为息，佃户例不纳租”；久之，“主户亦鬻田于佃户矣”（光绪《广安州新志》卷10）。这些都说明田主取得押租，同时是应向佃户付息的，而押金多少，实牵动主佃双方的利益。
    押租轻重，并无“定率”，这点和老人说的也是一致的。清末民初，四川有些地方“田肥省力者重，田瘠倍力者轻，以出田谷一石，押钱一贯为适中”。“地主富裕宁减押佃以实租，地主窘急，则宁短租而加押，故无定率”。“至有与卖价相埒，概不收租者，曰加大押租”（民国《南川县志》卷4）。故有一些地方，佃户押钱多者较为有利（光绪《彭县志》）；也有佃户佃田“出谷百二十挑”，“以稳钱三百串佃耕，每年租谷二十三石，随后加成稳钱五百八十串，年租两斗”，便“与贱价出卖无异”的例子（《永川公牍》）。而从田主一方来说，“押重则租必轻，租轻则一年所入，不敷一年之用”（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6《书院·白鹿书院经理钱粮规条》）。
    如上所述，农民佃田交付押租，即通过交纳一笔银钱而取得一块田地的使用权利，和佃户的身份。如果租期有限，他可以到时取回这笔押金；如果租期很长──这正是多数佃户的期望──这笔钱就算“借”给了田主，依然不能算作地主收益。这种安排，只是制造了取得佃权的难度，或成为田主权益和土地得到良好利用的一种保证。没有一定“资格”和“资产”的人是不易取得佃权了。可以说，它与田主的收益，另一方面，也与佃户收入的增减无关。
    但如果押租不付利息，这笔钱的数量将“与日俱增”，甚至不十年间即超过本金，它也就不成为“押金”，而接近于一种“投资”了。佃户实际上就不是“赁”得了这块土地的佃权，而是“购”得了他的佃权，──其价格将随佃期的长短而非耕地的大小而变化，──或是成为“合伙经营”、或“共同投资”了。
    或许，“租佃制度”就介于“赁”与“购”两者之间，——至少在农民眼中，——这种模棱两可性也使他们处于一种更有利的位势，去争取自己的权益，无论如何，农民好像是更有理了：（不管付不付息），反正我是“借”了一笔钱（有时还是一大笔钱）给你了！……
    农民在取得佃权的同时，交付田主一笔押租，田主可以把它作为“押金”，也可以拿它“放贷”，或是“投资”，若是缺钱，更可加以利用。也有田主拿押金去放高利贷（《宁乡县农业志》），取得较高利息的。但如果为此而加押，其押息却终不能不从地租中扣除。若押租过多，付息太重，便可能损失地租，甚至招致土地所有权的丧失（据老人说，押租越来越重，后来就只剩下两斗租，表示个意思，再往后田就没有了）。事实上，不少地主家庭就是这样破落的。
    所以，把加押称为加租，看来是不尽妥当的，也未必对田主有利。但押租太轻，据说也有不利之处，它可能引起农民的“兢佃”。
    当然，史书上记载赣南等地也有“出银买耕”的，据说其“退脚贵于田价”，佃户获得的就不是一般的佃权，而是永佃权了（《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樊树志）。这中间的区别还是明显的。
    是不是所有的押租都要付息呢？这也是不见得的。如四川一些地方谷租之外，尚有银租，则“押租常无息扣”（《什邡县志》）。但它属于货币地租，与实物租有所不同（征收的对象即经营门类也有所不同）。例如我们在研究农民抗租行为时发现，大多数钱租交租率都比较平稳，实收率也比较高，所以二者不能一概而论。
    押租付息是不是个别地方的情况呢？显然，前述的计租方式仅适应于南方的丘陵地区，押租也是长江以南的习惯，北方很少，它们各有其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上的原因。这些惯例虽非通行全国，但也不仅仅是在个别地区，可以说，是在中国南方（从四川到湖南到浙江）的一个纬度之内流行吧（以上参见湘中调查）。
    最后，关于押租的问题，我们还要征引陈正谟的研究，以为参考：
    佃农缴给地主的押租金当然要算利息。各处的习惯，多是押租金多，租额租率都小；押租金少，租额租率都大；押租金的多少与地租的多少成反比例。所以计算地租时，应计算押租金的利息。……押租金的多少，常无一定，地主的经济状况愈趋衰落，愈向佃户加纳押租金，而地租愈减少。这对佃户大多有利。……各省租佃田地，有押租金者仅占30％，而以长江流域较多，上游各省尤其风行（陈正谟，页19—21）。
    以上说明，在租佃制度的研究中，我们还要许多工作要作。口述历史研究的开展，不管有多大的局限，却是其有效的一个途径。从另一种角度来看，租佃制在农村里本是一种“资金运作”方式，它涉及的是一个类于“金融”的问题，而不仅是一种生产制度。试举租佃制中的押租制为例：一个农民，如果有了一些资金，便可用来购买土地，不仅可以使其“保值”，也可获得可观的地租收入（不管是否租给他人）；对于另一个农民来说，如果觉得这块土地会有“出息”（剥削形态，页482），而又能够筹措到一定资金，──或典当衣物（剥削形态，页479），或是卖掉原有的几亩次地（田炯权），──他付出押金之后，租入这块土地，也就可以谋生；遇到田主缺钱的场合（田主缺钱花用的例子很多，参见剥削形态，页458、462、482等），其可能的应急办法之一，就是提高向佃农收取的押金，同时则须给佃农增付押息。押息渐高，渐与田租持平，最后田主就可能卖掉这块土地，使得佃户、田主身份互换，如此“循环往复”（这样看来，提高押租额并不等于提高地租额，租地的农民也不一定没有钱，更不就等于“贫下中农”，反而可能是一个“佃富农”或“佃中农”）。土地使用中的类似情况，还可从一田两主（仁井田升），以及土地典卖──如“出典人”与“典权人”都握有部分地权，前者可以回赎典地来要挟后者增价“找贴”（黄宗智，页37—38）──等例证中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