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能源经济与管理学术年会"综述-经济学-经济管理网-新都网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和中国“双法”研究会能源经济与管理分会联合主办，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武汉大学气候变化与环境能源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承办的“第七届中国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战略学术研讨会暨第四届能源经济与管理学术年会”于 2013年10月17—18日在武汉召开。
    国务院参事室刘燕华、清华大学何建坤和张希良、中国社会科学院裴长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戴彦德、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王毅、美国伯克利劳伦斯国家实验室沈波、日本名古屋大学薛进军、武汉大学齐绍洲、复旦大学吴力波、南京师范大学田立新、北京理工大学廖华等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就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能源安全与发展、低碳经济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做大会主题发言。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天津大学以及美国伯克利劳伦斯国家实验室、日本名古屋大学等30余所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00多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气候变化与能源战略管理”这一主题，分享了一批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
    一、应对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转型问题研究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气候变化是全球性议题，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世界各国都需要减少化石能源消费和CO2排放，走低碳发展的道路，这是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根本途径和战略选择。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不断加强的过程中，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的中国，面临空前的减排压力。
    何建坤指出，“德班平台”谈判将确定全球2020年后的减排机制框架及2020年前加大减排力度等主题，中国作为排放大国地位突出，将面临空前减排压力。杜莉指出，虽然欧美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仍有龃龉，但在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强制减排上已逐渐达成一致，随着《京都议定书》进入第二承诺期，以欧盟为代表的气候变化应对“急先锋”试图将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纳入到减排框架中，2013年6月美国推出的《总统气候行动计划》也坚持了其建立全球一体化减排市场的一贯立场。美国在减排议题上的态度日益主动、行动日益加强、成效日益显著将带给中国越来越大的压力，今后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很可能会被要求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更多地“共同承担责任”。综上，温室气体减排既是中国突破国内资源环境制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也是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进程中争取主动所必须的战略选择。
    在应对策略方面，薛进军提出CO2是一种新的环境污染物的观点，进而指出地球温暖化、气候变化实际上都是环境问题，应当用环境政策来应对和监测碳排放，把气候变化、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统筹考虑，中国应力争把污染治理和温室气体减排“两步并作一步”走。杜莉认为，应对气候变化不一定要牺牲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也不一定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应涵盖和协调经济、社会、能源、环境等多重目标，多目标综合应对气候变化，形成整体联动。
    何建坤认为，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应坚持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强调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呼吁发达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留有必要的发展空间和提供资金技术支持。薛进军则主张中国推行“积极的和平崛起”战略，提出中国要在世界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应当积极参与发达国家集团，跻身“发达经济俱乐部”，并通过国际投资支援发展中国家，提高对国际组织和国际活动的贡献度，积极参与国际重大事务，由此来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发言权。
    在战略框架方面，王毅指出，绿色低碳发展已经成为中国“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手段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途径，但是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并不清晰。何建坤指出应明确低碳发展在国家和地区总体发展战略中的定位，赋予其优先权重，加强制度和政策保障体系的建设，为低碳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张希良勾勒出中国低碳发展转型管理的逻辑图，指出中国低碳发展转型管理应由经济社会低碳转型、能源体系低碳变革和国际碳排放空间分配三个方面的管理组成，涉及战略问题、科学问题和支持平台三个层面。
    在实施路径方面，何建坤、戴彦德等认为实现低碳发展应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核心和关键，从大幅度降低能源强度和碳强度入手，以煤炭消费和CO2排放的总量控制目标和CO2排放峰值目标“倒逼”低碳发展。他们认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要走上低碳发展路径，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费和CO2排放要率先达到峰值，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要在全国率先实现煤炭消费和CO2排放峰值。也有学者在省际层面上进行了研究，郑季良对辽宁、广东、湖北、陕西和云南等五个低碳经济试点省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径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总体上各省低碳发展水平不高，但在金融业、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电子信息、生物制药、特色农业等领域各具相对优势和低碳发展潜力。
    二、能源安全与能源发展问题研究
    能源问题是本次研讨会中最受关注的议题，学者们一致认为，全球已进入发达国家引领的能源转型进程中，能源战略涉及到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风险防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此中国应予以高度重视。
    目前，世界正在经历能源领域的两场革命，一场在传统能源领域，以美国的“页岩气革命”为代表；一场即“新能源革命”，在这两场革命中美国的领导地位均日益凸显。
    沈波等学者基于对美国“页岩气革命”的最新进展及发展趋势的研究，提出页岩气开采关键技术——水力压裂法取得的突破大大增加了美国的天然气供应，导致天然气价格下降，改变了美国的能源版图，2012年美国的石油进口已经降至1998年以来的最低点，可见“页岩气革命”对国际石油架构的影响正逐步显现，最终将会引起世界能源结构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能源供需的转变，可能带来美国的国际战略重心转移和政治军事布局的改变，即从石油产地集中的中东转向亚洲等其他地域，中东在世界油气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将会下降。
    近年来，美国和欧盟分别提出重塑能源、能源变革的战略和实施方案。刘燕华指出，这些发达国家一方面对中国的光伏产业实施“双反”，另一方面也在加速扶持本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沈波、杜莉等学者重点研究了美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后指出：近年来，可再生能源在美国的能源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升，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不断增长，特别是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实现成倍增长，2012年发电量分别比2001年增长7倍和20倍，这一增长趋势在2008年奥巴马上台施行“新能源战略”之后得到了明显加强。统一的全国性行动计划、明确的数量化目标、配套的机构设置、具有导向力的重点工程以及政府的身体力行这些都为美国新能源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关于中国能源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学者们不约而同地提及了近期困扰中国的雾霾天气，刘燕华认为，肇因于燃煤和汽车尾气排放的雾霾天气表面上是“环境病”，其实是“能源病”，中国实现生态文明的最大障碍是“能源结构病”。调整能源结构、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在于发展分布式能源，目前中国分布式能源发展存在可再生能源上网难、能源服务产业缺位和政策性障碍等问题。薛进军指出，中国石油天然气进口依存度逐年上升，而且上升速度很快，与此同时，石油天然气的储备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过度的能源对外依赖性，容易受到国际能源市场价格和供给的影响，进而潜在危及能源安全。同时，该学者还表达了他对能源可能引发的地缘冲突的忧虑，指出目前中国与日本、印度、巴西、南非等国，特别是越南、菲律宾等邻国在能源资源问题上既有合作也有纠纷，这些纠纷正在演化成领土争端和资源开发竞争的导火索。综上，中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能源结构、能源安全和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加速转型势在必行，张希良、何建坤等学者同时也指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国际气候制度与碳排放空间分配、世界能源体系变革等因素会增加中国能源转型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三、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大背景下，随着人类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兴起，国际贸易中被加入越来越多与环境相关的议题，贸易与环境成为国际气候谈判和国际贸易谈判中备受瞩目的焦点。
    齐绍洲指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诸如“向底线赛跑”、“污染避风港”、“资源诅咒”、“碳泄露”、“转移排放”等很多新问题，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上出现了已经实施的碳足迹、碳标识和碳交易以及酝酿之中的碳关税。实证研究表明：中国贸易开放与CO2排放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国际贸易对中国碳排放存在负面影响，R&D、进口、FDI水平溢出和后向溢出效应是能源节约型的，出口和FDI前向溢出效应是能源使用型的。基于此，该学者对传统经济理论做出反思，提出当今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对外开放研究的注意力应有所调整，即从强调劳动生产率转向碳生产率，从强调人均资本产出转向人均碳排放产出，从强调产品竞争转向标准规则的竞争，从强调竞争经济学转向合作经济学。
    部分学者关注到了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贸易中的“碳泄露”问题。宁亚东、李娴、丁涛对1997—2010年中国的生产隐含碳和消费隐含碳进行了核算，结果表明，中国的生产隐含碳明显高于消费隐含碳，两者之差占隐含碳比重的15%—26%，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贸易碳排放的净差，发达国家的“碳泄漏”是中国碳排放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作为“世界工厂”，中国为很多国家和地区承担了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基于领土责任的方法核算碳排放对中国明显不公平。薛进军指出制造环节是国际供应链上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但却属于低端环节，位于全球价值链中“微笑曲线”，的底部、“哭泣曲线”的顶部，中国在承担国际制造业转移的过程中就被锁定在这一环节。因此，如果将全球产业链与碳排放联系起来考虑，有些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即在中国的碳排放中有多少排放量真正是中国排放的？其他国家向中国转移了多少碳排放？中国的净排放量有多大？中国的碳排放来自何处？到底是什么地区排放多？哪些行业和产业在中国生产的排放最多？如何计量排放量并设计一个公平的气候变化政策，以合理分配减排目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为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节能减排及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也可有力回应国际上对中国碳排放的不公正的批评、攻击和责难，适当减轻“温室气体第一大排放国”的“头衔”带给中国的巨大减排压力。
    四、碳市场与绿色财税问题研究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中，各国用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手段主要包括直接管制、碳税（针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环境税）和碳交易（排放权交易）等三种。其中，后两者属于间接减排，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市场机制，为企业减排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和可持续的激励，因而在实践中被广泛应用。学者们一致认为，碳税和碳交易都可作为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政策选择。
    配额分配是建设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核心要素，与会学者对碳市场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此。杜莉、张云分析了EU ETS分配机制的演变阶段，总结出EU ETS分配机制设计的特征。王璐从全球各国碳排放权分配方案中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6组方案进行比较研究，提出可以从历史责任起点的确定上提出改进思路，采用人均累积法作为碳排放权分配方法。齐绍洲、王班班、刘蒂通过跨期交易标准理论模型，分析了三种配额分配方法在三种存储和借贷情况下对配额跨期交易的影响后认为，条件成熟时允许配额借贷；尽量采用拍卖或外生分配；免费分配方法中，基准线法优于历史法。庞韬、段茂盛指出全国ETS配额分配需要综合考虑协调配额分配与相关政策的关系、区域差别和地区特点、行业特点、中央和地方两级的责权分配等问题，以提高分配方案的公平性和可行性。此外，张炳、朱帮助、马淑姣等学者还就碳市场的运行效果、碳市场价格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碳税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又一政策选项。杜慧滨借助斯塔克尔伯格博弈动态模型的分析认为，碳税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进行减排的投资，随着减排技术的提高，减排投资的效果会日趋明显，同时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也会随之增进。在征收碳税的同时，政府还应采取补贴等其他措施，共同促进企业提高减排技术。方国昌根据碳税约束下的四维节能减排模型研究的结论，提出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总量规模最大、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板块，在该地区开征碳税可以更好地发挥地区优势，展现其经济发展标杆的示范作用，在碳税实施中积累具有推广性的经验。
    关于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孰优孰劣的问题，目前尚无定论。吴力波、钱浩祺、汤维祺、李长河借助MAC曲线和动态区域CGE模型所进行的研究指出，在气候变化的框架中，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分别属于价格政策和数量政策，需要在适当的时期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与选择，当实际减排量位于MAC曲线拐点左侧时，价格政策更优，反之数量政策更优。他们建议，中国最晚应于2016年开始实行碳税政策，对于部分MAC曲线较为平缓的地区，可以考虑碳税政策与碳交易政策并存的混合政策。张炳提出，如果要把碳税和碳交易两套政策混合并用又不相互排斥，就必须将两种政策的相互影响纳入制度设计中加以考虑。
    五、能源与环境经济复杂系统建模
    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背景之下，能源供应安全问题备受关注，由此诞生了一系列研究能源规划和预测能源供应和需求的模型；20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安全问题日渐进入人们的视野，1985年《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的签订极大地激发了能源环境模型的开发与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各国能源需求量的逐渐增加，能源在世界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各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所关注的焦点已从单一的能源问题转变为能源经济、能源环境、能源技术、能源安全等多个重点领域，这一时期的能源模型多为能源经济环境模型。与会学者结合中国实际，在能源与环境经济复杂系统建模方面也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一致认为能源系统是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气候等多领域的复杂系统，因此建立“能源—经济—社会—环境—气候综合集成模型”将是未来能源复杂系统分析与建模的发展趋势。
    部分学者借助于模型研究，对中国和不同区域节能减排的效果进行了评析。范如国、罗明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利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估算了1993—2011年间全国和各省区的能源反弹效应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时空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了我国各省区在1995—2011年间各时空点上能源效率演化的局域性质以及能源反弹效应存在时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提高的复杂性影响。杨冉冉、龙如银、牛源引入SORMBCC超效率评价模型，建立以万元GDP能耗、工业SO2排放量和万元GDP CO2排放量为投入指标，以GDP、工业SO2削减量和CO2排放强度降低量为产出指标的节能减排绩效评价体系，对江苏省13个地级市节能减排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刘源、林剑艺、崔胜辉基于LEAP模型通过模拟厦门在基准情景和控制情景下能源消费量和温室气体、NOX以及SO2的排放量，评估节能减排措施的效果，定量分析节能与环境减排的潜力，并详细分析各部门的贡献率。
    部分学者借助于模型研究，对中国部分地区和产业的环境效率进行了测算。商立峰、解百臣、王一舒以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发电行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各省份发电部门的环境效率。李强将SO2排放作为“坏”产出，构建基于序列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测算1999—2010年中国能源工业整体及其四大细分行业的环境生产率，并利用核密度函数估计法检验其收敛性。
    其他学者的研究还包括：田立新详细介绍了云计算、云模型、大数据、大连接的发展概况与趋势及它们在能源供需网络、能源价格波动等研究中的实际应用。万伦来基于Tapio脱钩模型检验淮河流域工业化与生态环境的脱钩性问题。张瑾、李金铠在 Marcelo Arbex提出的内生分析框架基础上对自产能源和进口能源影响中国各部门经济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模拟了相关变量变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闫晓霞运用最优控制理论研究环境约束下可耗竭资源最优利用的影响。陈亚林研究了基于理想区间模型的电能质量综合评估问题。冯雪基于非线性叠加集成的思想，针对天然气需求变动的趋势，提出了适用于天然气需求变动趋势的非线性集成模型，并应用于中国天然气需求系统的预测和分析。这些模型研究涉及到了环境、能源、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充分体现出能源与环境经济建模的复杂性、综合性。
    六、结语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能源格局均处于变化和调整之中，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国际环境，各种与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相关的新议题层出不穷，令人应接不暇，成为中国政府、企业和学术界无法回避的新课题，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在这些领域的探索与开拓，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水平相比仍存在相当差距。发达国家对能源问题的研究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升温，已持续开展40年的时间，形成了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今天，这些研究成果已然成为他们气候治理和能源战略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学者仍任重而道远。
    杜莉、李锴（通讯作者），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30072，电子信箱：likai_whu@126.com，ldu@whu.edu.cn。此次会议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073114）、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2012BAC20B03）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0JZD0018）的资助，谨致谢意。

经济学

"第四届能源经济与管理学术年会"综述

Tags：第四届能源经济与管理学术年会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