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财政支农：传统语境下的现代思维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提出新的“四个现代化”理念，即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2015年3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提出绿色化发展的新内容，“四化”变成“五化”。“五化”之中，其中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这“三化”是载体，信息化是手段，绿色化则是价值观问题。所谓“绿色化”发展，即按照生态原理、遵循自然规律的发展，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应该沿着这样一个价值观去思考，现在三大载体中的关键就是农业现代化这条腿太短。
    今天社会上不少人把农业现代化与现代农业混为一谈，但二者不是一个概念。所谓现代农业就是工业化农业，又称石油农业，它只是对传统农业的提升改造，主要在一产里面做文章，追求单一的经济目标。传统农业特点就是在一个封闭的内循环里缓慢向前发展，传统农业进化到现代农业，注入了两个外力，一是从石油里提炼的化肥农药，二是机械代替了人力畜力，这使传统农业来了一个大翻身。农业现代化则是打破了旧的产业格局，引入了二产和三产，农业现代化与现代农业的区别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在产业体系上，农业现代化构建的是一二三产融合，上中下游一体，产供销加互促的这样一个体系。第二，农业现代化追求的不是单一的经济目标，而是五大目标同时推进，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集合目标。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够明白财政支持农业现代化从哪儿入手，怎么支持。因此财政支农，当下要树立传统语境下的现代思维，强化十种意识。
    一、是“三农”不是“一农”
    在农业社会，历朝历代都是以农养政、以农养兵、以农养城、以农养国，我国农业税征收从公元前594年鲁国初税亩开始到2006年结束恰好2600周年，我们结束了以农养政时代，进入以工养政、以商养政时代。这是了不起的壮举。但“农”仍是基础，这个规律没有变，也永远不会变。作为最早发育起来的农业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母体文明，它是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并行不悖、共生共荣的一种文明形态。而不是最落后、最腐朽、最该抛弃的文明。没有农业现代化，其他任何现代化都是空中楼阁。建设农业现代化，农业是本体，农民是主体，农村是载体。农业现代化不是把土地规模化，实现机械化，然后设施现代化，就是农业现代化了。这只是作为本体的农业具有了现代性。但作为农业经营的主体农民如果没有现代意识、现代理念、现代技术和现代管理，再先进的设施也产生不了现代效益。而即使本体、主体都现代化了，作为载体的农村各种配套设施跟不上，如道路不畅、网络不通等，同样产生不了现代效益。同时，只追求单一的经济目标，不追求五位一体的综合目标也不是农业现代化。因此，必须重构一产、二产、三产相互融合的农业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启农业现代化议程，做到“三体共化、十农并进”。“三体共化”，即作为本体的农业、作为主体的农民和作为载体的农村要共同实现现代化。“十农并进”，就是要共同推进农村人才、农民组织、农民工、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农村土地、农产品与农资价格、农村金融、家庭农场、农村环境等十个方面的建设。
    二、是“六产”不是“一产”
    准确把握新常态，积极应对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农业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所谓新常态，即要把农业打造成“第六次产业”。“第六次产业”是由日本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新概念，所谓“六产”，就是农业现代化既要提高改造传统农业，又要发展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还要发展为农业服务的服务业，“1+2+3＝6”。这与我国所要建设的农业现代化在内涵和外延是基本一致的。要演绎好农业新常态这个大逻辑，农业必须重新认识自身，重新解释自身，重新谋划自身。
    所谓重新认识自身，新时代的农业不光是基础，还可以发挥引领作用。比如荷兰花卉、新西兰牛奶、我国山东寿光的蔬菜、陕西洛川的苹果等，都成了引领当地经济发展的龙头，支撑带动着一国或一域的经济发展。
    所谓重新解释自身，即今天的农业具有六大功能。一是日益强化的食物保障功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农业最重要、最基本的任务。随着人口增加和生活改善，对食物数量的需求持续增长，对品种的要求不断增多，对质量的追求日益提高，既要吃饱又要吃好，更要吃出营养和健康，农业的食物保障功能日益强化。二是前景广阔的原料供给功能。从目前来看，世界粮食总量供给人吃的还不到一半，大部分用于动物饲料和工业原料，尤其是能源。汽车加满一箱燃料乙醇，需要200公斤玉米才能生产出来，差不多是一个人一年的口粮。今天的生产生活用具，小到牙具、板凳，大到汽车、飞机零部件，都可以用粮食生产。三是不断拓展的就业收入功能。农业产业链条正从一产向二、三产业延伸，就业空间大大拓展，农民收入大大增加。美国农民占总人口的1%多一点，但为农业服务的服务业人员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高达17%－20%。四是修复环境的生态保育功能。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的产业，这是农业区别于其他产业的本质特征。而二、三产业只对环境产生破坏作用，只有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才具有对被破坏的环境予以修复和对尚未破坏的环境予以保育的独特功能。五是正在崛起的旅游休闲功能。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观念的改变、收入的增加、休闲时间的宽裕，促进农业旅游休闲功能凸显；随着城市化的负面影响加剧，城市居民普遍追求“返璞归真”“体验自然”，推动农业旅游休闲功能凸显。2014年全国有12亿人次到乡村旅游。六是承先启后的文化传承功能。中华民族有着灿烂辉煌的文明史，源远流长的农业文化是其重要的基础和内核。现代农业对于高科技等的传承更胜于传统农业。尤其中国农民总结创造出的“天时地利人和”这一农业哲学思想已经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文明的“黄金定律”。
    所谓重新谋划自身，即把农业打造成一个一二三产融合、上中下游一体、产供销加互促的第六次产业。一应在一产里强力注入现代理念、现代元素、现代技术、现代管理、现代设施、现代金融等现代元素，综合统筹考虑产业发展，练好“粮牧功”，念好“山海经”，唱好“林草戏”，打好“果蔬牌”。二应紧扣“四品”，提升二产。提升二产首先必须完整地打造几条产业链条。一是粮食及农副产品的生产加工产业链，二是畜牧及水产品的生产加工产业链，三是林业及林产品的生产加工产业链，四是秸秆的综合利用产业链。其次要在“四品”上下功夫。“四品”即农产品加工的品相、品质、品位和品牌。品相即要好看；品质即要有好的质量；品位即要把握不同档次的需求；品牌即要追求品牌效应，人类已经进入品牌时代，非品牌不消费已成为定势。三应致力创新突破，提升三产。农业服务业发展前景广阔，尚待挖掘的潜力十分巨大。尤其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介入，农业服务业正以无数新业态的面貌出现，线上线下日新月异，炫彩纷呈。把农业打造成第六次产业是新常态下的新命题，需要比较长的历史过程。农业要适应新常态，演绎好自身发展的大逻辑，必须做到“三有”，即要让农业有效益；农民有事干；农村有生机。三者并重才能在新常态下解决好中国的三农问题，不可顾此失彼。要做到“三有”，必须城乡统筹，让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这“两公”不能只姓城不姓乡。人要进城，城要下乡。要实现从“物”的新农村到“人”的新农村，必须抓好三要素：居住环境美、社会和谐美、人的心灵美。三美与共才是完整的美好乡村。
    三、是“三物”不是“二物”
    迄今为止，人类在农业领域对于生物的三大界别中的植物、动物研究和利用较多，也正在不断深化和发展，而对微生物界深入研究和应用不够。在整个生态系统和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微生物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和“幕后英雄”，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大主角，必须把微生物放到和植物、动物同等重要的位置予以开发利用。
    发展微生物新型农业，由植物、动物资源为主组成的传统“二维结构”农业，调整为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新型“三维结构”农业，才是一个产业结构健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微生物农业是微生物资源产业化的工业型新农业。微生物农业突破了传统农业的局限，由向光（阳光）要粮、向地要粮的生产方式，转变为向草（秸秆）要粮、向废弃物要粮的生产方式。与传统农业相比，微生物农业依靠人工能源，不受气候和季节的限制，可常年在工厂内大规模生产，高产高效，是创建节水节土、无环境污染、资源综合利用的工业型农业，是农业可持续发展潜力最大的新路子。
    目前，有关专家把微生物农业归纳为六个方面。一是微生物饲料。包括微生物发酵饲料、微生物活菌制剂、微生物菌体蛋白饲料和饲用酶制剂等几类，具有优质、高效、无农药残留，并可提高动物防病抗病能力等特点。另外，由于微生物可工厂化生产饲料用粮，实现人畜分粮，且环保高效而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国内外研发的重点。二是微生物肥料。微生物肥料包括复合微生物肥料、生物有机肥和微生物接种剂等。通过微生物的生命活动，增加植物养分的供应促进植物生长，提高产量，改善农产品品质及农业生态环境。在土壤物质循环和养分转化中可以分解有机物和动植物残体，释放养分；产生抗生素，维持生态平衡；分解杀虫剂和除草剂等复合物；产生黏合物质利于土壤胶体和团粒结构形成；种群互利共生，如根瘤菌共生固氮和菌根真菌，为植物提供营养。三是微生物食品。它是利用有益微生物发酵生产的一类营养健康食品。微生物发酵酿酒、制醋、制酱等在我国历史悠久。近年来，食用菌以其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和维生素含量被列为重要营养食品，许多食用菌品种还有防癌、降脂及提高机体免疫力等功效而成为保健食品。四是微生物农药。微生物农药是利用微生物本身或其代谢产物作为防治植物病虫害的制剂。它具有高效、安全、无残留、有利于生态平衡和有效降低农产品中的有毒物质残留等优点，主要包括微生物杀虫剂、农用抗生素、微生物除莠剂三大类。国际上微生物农药的生产已形成了大的产业。五是微生物能源。微生物资源可以多种形式用作能源生产，植物废弃物，经微生物发酵可产生沼气，用作燃料或发电照明；植物的纤维素可经微生物分解，转化成酒精作为能源燃料。后者已被国际上公认为是21世纪能够替代石油的绿色能源。六是微生物环境保护剂。微生物环境保护剂是一项正在兴起的环保产业，不仅可以减少农药与化肥的使用，而且有着较好的分解农药和化肥的特殊作用，能将其残留成分降解至安全标准。国际上已有的产品包括微生物空气清新剂、水除污剂、土壤重金属降解剂、除臭剂、工厂污水除害剂、土壤改良剂、海面石油污染消除剂等。
    充分开发微生物农业的六大功能，让微生物这个幕后英雄走上前台，前景广阔，应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比如农作物秸秆利用问题，本来按照大自然分配好的食物链，农作物收割下来，种子人吃、根茎叶喂牲口，人畜粪便还田作肥料，农业就是在这样一个循环链条上向前发展的。今天为急功近利，食草动物主要喂粮食，造成6亿多吨秸秆无处堆放，农民只好一火焚之。政府为防焚烧，花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造成干群矛盾异常激化。解决问题的关键要给秸秆找一个出口，农民才不会焚烧，而传统农业的方法是最好的出口。今天利用微生物技术可以将秸秆变成食草动物最喜欢吃的各种风味的食物， 6亿多吨秸秆，可以饲养几亿只牛羊。科学测算，每7斤秸秆饲料配合一定的精饲料，可以转化为1斤活牛肉。中国秸秆如果实现80%的综合利用，就相当于增加8000万吨活牛肉，或相当于增产40%的粮食。牛是造粪机器，每生产一吨牛肉，约生产16.7吨牛粪，我国20亿亩耕地可获得上百亿吨的有机肥。如何让微生物由“微”变“大”，与动物植物同样受到重视，大有文章可作。
    农业在整个大系统布局中，应强化三物意识，同时植物系统应克服耕地农业的一元思维，推进草地农业发展；动物系统应克服与人争粮养殖方式，大力发展饲草、秸秆养殖。
    四、要“输血”更要“造血”
    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继起性。后一层次的文明是在前一层次文明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农业文明为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美国就是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然后实现工业现代化、城市现代化。中国如果农业这条短腿不能加长，那么实现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基于人类文明继起性的特点，文明的发展不可倒序。中国农业一直走的是刘易斯外延扩张的道路，把城市、工业发展起来反哺农业，这在一定的特殊阶段是可行的。但长期如此，其弊端已经凸显，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城乡二元制度根深蒂固的大环境下，仅靠输血解决“三农”问题是不可能的，而且问题会越来越大，越积越多。只有让工业和农业两个轮子一起转，我国农业才能走出困境。另一位诺奖获得者舒尔茨认为，农业必须走内涵改造的路子，才能强化自身，即农村必须培育内生性的物质基础，增强自身造血功能，靠工业、靠城市输血强壮不起来。舒尔茨还研究发现传统农业的资源配置最佳，最佳的资源配置之所以没产生最佳效益，是因为没有注入现代元素。我们今天应该两条腿走路，刘易斯和舒尔茨的理论都要用，特别更要高度关注舒尔茨的理论，把现代理念、现代技术、现代管理、现代金融、现代设施等诸多现代元素注入农业，培育农村内生性的物质基础，让农业农村农民同时现代化起来，农业这条短腿才能加长，农业文明才能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同时发展、同步发展、同样发展。
    当务之急是统筹城乡，而统筹城乡的关键是必须跨越“止血、补血、造血”三重门，尤其要断然为农村“止血”。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村劳动力、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向城市单向流动的势头不减。一是金融。被“五龙吸水”的农村每年约有上万亿元资金通过金融渠道流向了城市。平均每个县高达数亿元。二是土地。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已有3亿多亩耕地被征。2014年土地出让金总额4万多亿元，有关调查显示，农民得到的补偿只占土地出让价格的百分之几。三是劳动力。2.6亿多农民工每人每年可为城市贡献数万元的生产价值，这种对农村的活劳动索取，比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剥夺来得更便捷，程度更深入。农村的大出血不是毛细血管的渗漏，而是主动脉的长期放流，目前这种势头不仅依然没有得到控制，而且出现新的创口和局部血流加速症状。长期的大出血，是三农多病缠身的根源。
    流血不止，补效大失；补而不足，元气难复；元气亏虚，血何以造！城乡统筹必须跨越“止血、补血、造血”三重门。这不仅决定着农业现代化进程，而且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全面实现。下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应在宏观层面出台有力政策，按市场规律配置资源。一是重构农村金融体系。构建以政策性金融为主导、商业性金融和农村互助合作性金融为主体、农业保险和信用担保机构并存及其职能有机协作的多元化农村金融体制。二是规范农地征用制度。既要重视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更要重视土地对农民的资本增值功能，使农民应得的土地市场收益得到切实保护。三是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一方面，抓紧建立健全统一、有序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体系，协调好城乡劳动者就业关系，实行城乡劳动力就业的公平竞争、同工同酬、同等待遇制度，保障所有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推动农民进城；另一方面，农村基层政府和组织应优化环境，出台优惠政策，并借助血缘、亲缘和地缘纽带，吸引民工返乡创业。四是高度重视农村可持续发展问题。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摆在和城市环保同等重要的地位，纳入全国环保和生态建设的总体规划，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止城市、工矿企业向农村排放“三废”。要认真贯彻落实生态环境责任终身追究制。五是缩小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2014年，我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89元。目前，我国家庭户均3.35人，按每户两个劳动力计算，每个劳动力年收入15838元，月收入1320元，而农民进城打工月收入近3000多元，即农民务农收入每月负值达一千多元，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何来，国家粮食安全如何保障！
    五、看增幅更看比重
    市场的主要功能是做大蛋糕，制造差距，政府则要分好蛋糕，熨平差距。以“共同富裕”为宗旨的社会主义中国，在资源配置问题上尤其要把以人为本落到实处，在奔向小康的路上决不能让一个村落、一个农民、一个贫困人口掉队。然而现实中，一是今天世界大格局是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研究了近100年来人类社会财富变化，100年来人类总财富增长了8倍，然而，富人的财富却增长了128倍，富人财富增长速度远超社会财富增长速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在资源配置上做好调控，分给穷人更多的蛋糕，给他们创造更多的机会。二是我国当前的财政支农比重过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财政支农的总体规模不断扩大，从1990年的307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14002亿元，增长了45倍多。从基数看，绝对数量不小，但从支农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来看还较低，多年在6%～7%之间徘徊，2014年也只占9.2%，比2013年9.5%还下降了0.3个百分点。目前，我国有270万个自然村，1.8万个镇、600多个市，有9亿农民和4亿城里人。我国的公共资源配置重点向1.8万个镇、600多个市的4亿城里人倾斜，而270万个自然村和9亿农民获得的公共资源微乎其微。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不仅财政支农的相对规模仍然较小，而且财政支农资金占全部财政支出比重更低，也慢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农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30%～50％，而我国财政支农的比重尚未超过10％。同样，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农业发达国家对本国农业的财政投入均达到农业产出的25％以上，日本的该项比重甚至达到45％以上，这都高于中国目前水平。由此看来，我国财政支农的比重亟需大幅提高。另外，鉴于我国农产品在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地位，有效利用国际贸易规则，增加对农业的财政投入仍至关重要。应清醒地看到，这个利益分配，是作为基础产业的一产与二、三产业的PK，是9亿农村人与4亿城里人的PK，是270个自然村落和600多个城市、1.8万个城镇的PK。
    六、用黄箱更用绿箱
    世贸组织设置了黄、绿、蓝三箱政策。“黄箱政策”是指农业补贴进入成本，干扰市场价格；“绿箱政策”是指补贴不进入成本核算，不干扰市场价格；“蓝箱政策”指限产计划下给予的某些直接支付，比如休耕补贴政策，中国没有休耕政策。我国的“黄箱政策”已经用尽。入世时我们承诺的黄箱补贴上线不超过农业产值的8.5%（发达国家为5%，发展中国家为10%），有些农产品补贴已经超越上限，再补贴就违反世贸规定。
    “黄箱”已经关闭，“绿箱”应全面打开。像农业科研、土地整理、农田水利、农村道路、扶贫开发、农民培训、科技推广、自然灾害救济补贴等都应该加大投资力度，村村通只通到村部而不是每个自然村。道路是农业发展的经络，生活的道路通了，生产的道路还无从谈起。水资源是农业发展的命脉，我国目前的有效灌溉面积仅为52％，更何谈旱涝保收，旱涝保收是传统农业都追求的目标，而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连有效灌溉都很难做到，现代化如何“化”得起来？再如农电、治污、扶贫等有很多地方都可大做文章。农产品安全、粮食安全是国家的安全，不是农民的安全，也不是基层政府的安全，更不是粮食主产区的安全，国家要保粮食安全，首先应保的是粮食主产区的能力安全，不改变这些地方靠天收的困局，就谈不上能力的安全，粮食安全则无从谈起。能力安全的关键就在于配套的农田水利、农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跟上。
    七、靠行政更靠市场
    据专家预测，我国每年仅农村发展资金缺口就达上万亿元。有限的财政资金只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必须引导社会资金投资“三农”。当前，特别是要鼓励发展“草根金融”。作为“草根金融”的农村金融本土力量，对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它可以整合零散资金，把零钱变整钱，把小钱变大钱，把死钱变活钱，充分发挥资金整体效益；可以增强农民的金融意识、增长农民的金融知识；可以培养农民的群体意识和集体精神；可以激活农民发展经济的内力；可以开发农民的诚信意识；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和效率；可以强化农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可以推进民主精神的培育；可以探索发展农村高端服务业；可以实现从“组织农民”到“农民组织”的飞跃，等等。
    财政应坚持引导、鼓励、支持的政策方针，大力培育农村金融的本土力量。农村金融的本土力量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本土组织力量，即资金互助组、资金合作社、小额信贷公司以及村镇银行等；二是本土资本力量，即融通本地资金的需求与供给；三是本土人才力量，即培育农村金融人才。三股力量的聚合构成农村金融的本土力量。它具有自下而上生成、地域性强、规模小、“软信息”（如人与人之间的血缘、辈分、宗族关系，借款人的工作能力、经验、信誉、贸易相关博弈等）以及“抵押品替代”作用等特点。
    大力培育农村金融的本土力量：一是做好与外置金融的对接，即财政惠农资金与金融机构支持三农信贷对接，达到一定标准可以给予补贴。二是在中西部地区广大农村，财政应拨出专款用于启动资金，在村一级着力培植内置金融的资金互助组。三是大力培植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内部发展资金互助组织。按照成员封闭，存贷业务封闭，资金报酬视经营状况确定，不事先给出固定标准的原则，让合作社成员自由加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解决合作社成员自身的资金需求问题。四是财政部门应配合地方政府把培育农村金融本土力量作为基础性、战略性的系统工程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实抓紧抓好。
    八、促发展更保生存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当前，各级政府促发展、保就业的压力较大。但我国农村还有近一亿贫困人口，按照国际上人均每天消费低于2美元的标准，这个群体更大。这么一个庞大群体，每年扶贫资金仅400多亿元，平摊到每个人仅有200多元，无法解决实质性问题，他们是弱势中的弱势。再加上扶贫资源分散，精准扶贫很难精准。中国式扶贫依然延续的是计划经济时代“包打天下”的思维模式，想让所有的穷人都能发财致富，这不现实，也不可能。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不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制度下，都有一个没有发展能力和发展意愿的弱势群体，需要政府兜底，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在发展致富的问题上，政府只能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为其提供条件、创造环境。最发达的美国依然还有6000多万人靠政府补贴生活。中国扶贫问题就在于该保的如基本生活、教育、医疗、住房等没有彻底保到位，而在发展致富上过分用功夫，却收效甚微。
    当下应当采取的措施是该保的，彻底保，彻底兜底，让应保者无生存之忧，一人一年4000元，全国上亿贫困人口也不过4000亿元的开支；能扶的量力而行，按市场规律渐次推进，不可花钱树典型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只有把“保”和“扶”的关系弄清楚，中国扶贫才能走出误区。保生存眼下还应特别关注“裸老族”问题，即第一代农民工。由于年龄、技能、体力等方面的原因，第一代农民工不得不返回家乡重新务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他们的生存状态关乎和谐社会的进程和中国现代化的质量。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农民工普遍向往城市，有回乡意愿的仅占7%，但现实是在城里买房的仅占0.7%，这两个“7”的巨大反差，值得深思。由于各方面都不愿意支付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化所需的成本，大多数农民工来到城市之后，无法实现“能力再造”，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卫生服务、教育等方面权益，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事简单的、机械的、低水平的劳作，通过出卖体力和青春换取在城市稍作停留的机会。一旦没有体力可出、青春可换，那么“回家”也就成了农民工唯一而又无奈的选择。“用之而不养之，用之而不护之，用之而不留之”。这是农民工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历史宿命。他们回到家乡，多年的打工生活使他们荒废了务农技能，不会务农，也不想务农。当年他们进城打工，或为挣钱盖房子，或为子女挣学费，或为家中病人挣药费，而今体力耗尽，两手空空，社保也没能覆盖到他们身上，辛苦半生，裸身老去，后半生谁来为他们买单。这个群体未来还将面临一个最严峻的现实是职业病问题。全国有两亿多职业病患者，主要是农民工群体。一份调查显示，85.7％的农民工职业病患者都在自己的家中死去。在人生面临生与死两大关头的关键时刻，身在何处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在家还是在医院是生活质量的根本体现。社会上将看得见的流血的伤叫“红伤”，看不见的不流血的伤叫“白伤”。第一代农民工所患“白伤”，目前尚处于隐形阶段。如果若干年之后这些人职业病高发，打工挣的钱也已花光，那不光是个人的痛苦，更是家庭的负担、社会的包袱、政府的责任。上亿患者对农村、农业的拖累，今天很难想象出会是怎样的结果。
    九、盼得利更盼便利
    “给物给钱不如给个方便”，这是当下广大农民群众最强烈的呼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让农民群众获得更多物质利益的制度创新。从大包干到发展乡镇企业，从税费改革到粮食直补，从农民进城到合作医疗，着眼点旨在给农民更多的物质实惠。时至今日，让农民“得利”的文章还应继续，但他们当下最希望得到的不仅仅是钱物，更在于方便办事的制度供给，简捷便利的政策消费。审批万里长征图，让每个人望而生畏，何谈创业创新！让人提供“你妈是你妈”的证明材料，已经荒唐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从让群众“得利”到使群众“便利”，把“得利”寓于“便利”之中，这是适应群众新需求，深化农村改革的重大转折。安徽亳州市根据这一制度需求逻辑，探索出一整套方便群众办事，提供24小时全天候受理、360度全方位服务的“一路通”制度模式。从根本上破除了农民办事难的制度性障碍。
    他们历时数月，组织数百人对市县乡各级政府的权力进行彻底全面清理核准，共排出可网上办理的行政和服务类事项3307项，并对这些上网事项一一对应制定责任清单，明确责任事项和追责处置。他们将办事流程建立规范化模式，并制成运行图和办事指南在网上发布，群众只需按图索骥，不需跑路，不需找人，在家或世界任何有互联网的地方都可24小时申办。事情办结，由政府出资通过快递公司及时送达本人，不收任何费用。他们的目标是实现“七零化服务”，即服务范围零盲区、服务半径零距离、服务对象零见面、服务获取零花费、服务程序零缺陷、服务效率零误时、服务质量零投诉。
    亳州市利用互联网技术，创建起一个新制度的平台；运用互联网思维，挖掘出新制度的红利；开发互联网智能，让网络生成的新制度管人。这一创新实践，摸清了政府权与责的底数，建立了没有扯皮推诿的制度体系，规范了干部行为，走出了群众办事“四难”（门难进、人难见、话难听、事难办）的困境，设置了杜绝滋生腐败的屏障，找到了融洽党群干群关系的良方，重塑了党和政府的威信，重建了乡村社会的秩序，激发了人民群众创业创新的活力。为深化农村改革树立了新样板，为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开辟了新途径，为优化基层政治生态构建了新机制，为科层化服务变扁平化服务开发了新领域，为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打开了新视野，为规正社会“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供了新思路。是体制改革的创客，是制度创新的典范。财政应在全国大力推广亳州样本。
    十、保安全更保主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中国人的饭碗里必须主要装中国人自己的粮食”。粮食安全的前提是种业安全，种业是农业的基础产业，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是种业现代化。
    当今控制世界有“三金说”，货币是黄金，石油是黑金，粮食是白金。发达国家正以“白金战略”，从源头上控制别国粮食安全、粮食主权。
    美国在种子问题上有着极强的控制力。2013年，世界销售排在前十位的种子公司中，美国占4席，第一、第二、第七、第九位种子企业都在美国。2013年，世界最大的转基因种子公司孟山都总收入149亿美元，毛利77亿美元，利润率高达51.7%。中国7000多家种子公司不及美国一家，美国杜邦先锋的玉米种子占世界销量的80%。我国是大豆的故乡、大豆的原产地，但是我国大豆已被美国转基因大豆击垮，基本上全军覆没。目前，进入我国种业的外资企业已有20多家，他们均以强劲的势头挤占我国种业市场，挤兑我国种业发展。种业主权已经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高度关注。日本、印度等国积极采取措施，应对种子帝国控制，争取种子民主。欧盟诸国也纷纷出台法案，防止种子被殖民化。
    转基因种子是种子帝国实施种子殖民化的关键手段，这是被美国人称为“屠龙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从1962年就开始研究转基因，到现在已有50多年历史。基因编辑器具有删除、添加、激活、抑制等多种功能。美国目前的技术可以使几乎所有的农产品都能实现转基因化。转基因是技术，是不是科学还有待验证。技术就带有主观性，科学才具有客观性。人类追求真善美，自然科学解决真、人文科学解决善、艺术科学解决美。转基因属于自然科学，只能解决真，是把双刃剑。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于转基因问题必须坚持“研发要深入，推广要慎重”的方针。
    要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就必须把种业紧紧握在自己手中。种业必须上升到国家理念、国家意志、国家战略的高度予以谋划，加强基础研究，加大种业科研开发，急起直追，向种业强国挺进。
    来源：中国发展与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