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新农村：中国式道路该如何走

    主持人　人民论坛记者　曹钰　王慧
    嘉宾
    马　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王志刚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李　周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建设新农村的背景与困难
    记者：中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重新提出新农村建设呢？它的提出有什么重大的现实意义？
    
    马戎：中央现在提出新农村建设，我认为主要是出于几个原因：一是农村的经济发展，特别是生产力水平和生产组织的管理水平明显滞后于城镇地区的发展，不利于城乡经济的整合和协调发展；二是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大量过剩，需要转移到城镇地区；三是由于收入过低、发展机会太少等原因，农村和小城镇地区的人才持续流失，使中国农村今后几十年的发展缺乏人才支持，没有后劲和可持续性。
    王志刚：受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影响，在制度安排和政策层面上，我国存在着重工业和城市，轻农业和农民，造成城乡社会资源占有差距扩大，农村公共服务长期靠农民自力更生进行建设，公共财政逐步将农村和农民边缘化，导致农业和农村发展远远滞后于工业和城市，农民生产条件和生活水平大大落后于城市居民，城乡发展差距扩大，城乡间没有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局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于城乡之间的和谐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记者：与“三农”问题相比，新农村建设在解决农业与农村问题上，有什么重大突破？
    王志刚：与之相比，现在我们谈新农村建设，主要从具体的任务和工作来谈，从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来谈。另外，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速，国家有实力有能力支援“三农”发展。因此，此次新农村建设是在国家重点投入的背景下展开的。马戎：建设新农村，就是要通过对农村建设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出台一系列切实可行的规划和措施，逐步改变不利于中国城乡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现状，落实以人为本，贯彻科学发展观，而不仅仅是解决“农村太穷，农民太苦、农业太落后”的问题。
    李周：我觉得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性不在于突破了什么，而在于它所体现出来的要把事情做实的工作态度。也就是说，中央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与过去提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比，目标更具体了，更便于操作了，更便于度量了。这是最值得肯定的显著变化。
    记者：建设新农村面临的困难和症结是什么，您认为最核心、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王志刚：农民收入提高不快，粮食生产积极性不高，乡村基本公共设施落后，教育收费现象严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没有确立，生态环境恶化。核心问题在于农民收入问题。
    马戎：建设新农村的困难和症结，从长远看，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农村学校教育质量太差、农村教育太落后。只有充分重视农村教育，才能培养出大量的人才，有了人才才可以发掘出当地各种资源和机会，推动当地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这样才能形成良性互动，从而推动农村真正的发展。
    李周：中央的农村政策具有既一脉相承，又不断递进的特征，但相当一部分农村干部一心想着开创新局面，缺乏继承的心态。这种心态与自上而下的考核机制结合在一起，新农村建设就有可能成为并村、圈地、拆房的理由，就有可能采取做表面文章、在看得见的地方做文章的做法。为了有效地制止这类现象，应该尽快以自下而上的考核机制替代自上而下的考核机制。建设新农村的区域阶梯政策
    记者：中部、东部、西部在建设新农村政策方面有什么不同？它们的重心分别在哪里？
    王志刚：我国中、东部和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村的生产、生活和生态条件不尽一致，其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也应有所不同。对东部的新农村建设应该向发达国家看齐，尽可能地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生产、生活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中部要大力改善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提高农民收入，注重农村生态条件；西部重点应该放在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方面，投资兴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杜绝教育乱收费现象，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总之，新农村建设的资金重点应向西部和中部地区倾斜，努力缩小这些地区的收入差距。
    李周：我觉得中央政策必须一致，只有这样，才有理由加大对西部的扶持。由于发达地区的财政能力显著地高于欠发达地区，各个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力度很可能有些不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格局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会存在。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政策的目标并非消除发展差异，而是把差异控制在人们可接受的范围内。其实，以较高的紧张程度获得在较发达地区生活的机会和以较低的紧张程度生活在相对差一些的地区，实际上是不同偏好的人群做出不同决策的结果，诸如此类的内容并不是政策调控的对象和任务。
    新农村离我们还有多远？
            记者：您认为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农村相比，我们的差距在哪里？
    马戎：中国农村至今还是传统的小农耕作的模式，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农业有着本质的差别，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农民与日本、美国、加拿大农业劳动者在受教育水平、观念、技能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距，在健康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些差距不是短期内可以赶上的，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农村教育改革入手，切实投入必要的资金和人力，加强管理，摸索经验，逐步发展，经过5―10年，是应当可以见到成效的。
    　记者：新农村建设如何才能把要求和措施具化到农村，落实到农村，如何才能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王志刚：新农村建设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同时要明确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马戎：中国的现代化的基础之一是农业的现代化，农业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水平要有一个质的提高，直接投入农业的劳动力规模要减少，为农业服务的其他行业（育种、防治病虫害、运输、灌溉、能源、农产品加工等）要有一个大发展，这些发展的基础是人才，是新型的中国农民。
    另外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医疗卫生问题，要建立农村医疗保险体系，改变农村医院自负盈亏的经营机制，国家要加大对农村保险体系的资金投入，使基层医院能够正常运行，真正保证绝大多数农民在生病时能够得到必要和合格的治疗。
    李周：新农村建设关注的是农村发展。从理论上讲，发展包括经济增长、结构提升、政治改善、文化进步四个方面。发展的核心是人力资本提升、技术进步和体制、机制改进，这三个方面是把新农村建设落到实处的关键所在。
    记者：您认为建设新农村最关键、最重要的是什么？
    王志刚：提高农民收入、制度化和第三方监督机制。
    李周：新农村建设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任务是加大对人力资本的开发，造就一代高素质的新型农民。有了这样的农民，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会充分发挥出来，政治改善和文化进步的作用也会充分发挥出来。这也是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精髓所在。
    记者：如何做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让农民体会到新农村建设的实惠和好处？
    王志刚：民主决策，建立多方参与的协议会制度。
    李周：农民是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的最大受益者，一定会积极参与。所以，这个问题更好的提法应该是如何有效制止各种挫伤农民积极性的行为。要做到这一点，一是政策规定必须非常明确；二是加强宣传，让所有农民都知道新农村建设做什么和怎么做；三是制定并实施自下而上的考核制度。
    记者：新农村建设应避免进入哪些误区？
    王志刚：新农村建设不等于新村镇建设。由于新村镇建设主要是硬件方面的东西，容易“看得见，摸得着”，效果立竿见影，很多基层干部过度热衷于新村镇建设，有的甚至贪功冒进。而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增加农民收入等这些与农业、农村发展联系更为紧密的工作，由于它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显示出政绩，往往受到忽视或冷落。在进行新农村建设时，要注意避免这种片面的做法。在检查新农村建设工作或制定考核措施时，也要注意从综合层面进行。
    李周：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并不是物质标准，而是让所有的农民都衣食无忧，心情舒畅，个性得到张扬，所有的干部都依法行政，行为规范，尊重农民。我们应确立的目标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在较低的发展阶段达到较高的社会和谐水平。
    文章出处：《人民论坛》 (2006年 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