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争平:“外部性”理论与“三农”史研究

    自19世纪后期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外部性”概念以来，外部性理论经过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的发展，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可以将外部性理论与“三农”史研究结合起来，有利于为“三农”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新的分析工具。
    一、关于外部性理论
    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所谓“外部性”也称外在效应或溢出效应，主要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是在有关各方以价格为基础的交换中发生的，因此其影响是外在的；如果给旁观者带来的是福利损失（成本），可称之为“负外部性”；反之，如果给旁观者带来的是福利增加（收益），则可称之为“正外部性”。全体社会成员都可以无偿享受的公共物品，可以说是正外部性的特例。个体经济活动付出的成本和得到的收益可谓个体（私人）成本和个体（私人）收益，而这一活动带给旁观者的额外成本和额外收益就是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
    经济生活中的外部性是广泛存在的。生产中养蜂人放蜂使果农收成增加，企业的技术发明被其他企业无偿引用等等，都会产生正外部性；而化工厂向江河排放污水就会有负外部性。私人消费也会产生外部性，如吸烟，开车都会造成对空气的污染，半夜放音响给邻居带来的噪声等，都产生负外部性。
    我们以往在经济史研究中较多地谈论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而实际上外部性的存在也会对资源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一个经济主体的行动能够增进社会福利，然而他自己却不能因此得到相应的收益，那么他就难以持久采取这类行动；反之，当一个经济主体的行动能够使其自身受益而又不需要支付由此带来的额外支出，那么他就会无所顾忌地扩大这种活动。为了合理配置资源，增进社会福利，保持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外部性问题（经济学家称之为外部性内部化———即将全部社会成本施加给造成外部性的人）。
    经济学家解决外部性的方法主要分为公共政策和私人解决两大途径。公共政策主要包括政府管制（政府通过规定或禁止某些行为来解决外部性）、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收税(通过税收或罚款，例如征收排污费治理污染等负外部性影响,使私人成本增加到社会成本的水平)和补贴（通过补贴补偿正外部性影响，使私人成本下降到社会成本的水平）。私人解决的方式有道德约束、慈善行为、利益各方签订合约等，利益各方签订合约包括企业之间的合并。例如，由于蜜蜂授粉使苹果增产，养蜂人就可与苹果园主签订合约按一定比例分享增产收益，或与苹果园主合并为一个企业，成为最典型的外部性内部化。著名的科斯定理认为：如果私人各方面可以无成本地就资源配置进行协商，那么，私人市场就总能解决外部性问题，并有效地配置资源。但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私人主体本身往往难以解决外部性所引起的问题。
    二、外部性因素在农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农业生产周期长，资金周转慢，技术进步滞后，较强地依赖于自然环境，农业发展反过来又影响或改变自然、生态环境。农业经营往往以农户及小农场为主，单位规模较小，因此农业私人成本（或收益）与社会成本（或收益）的差距较其他产业为大；再加上农产品一般来说量大值低易腐，相对运费高，储存损耗大，农产品价值实现的难度大，使农业在交换中往往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农产品市场供求波动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其他商品。这些特征使农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容易被迫接受外部成本或流失外部收益，农业与外部性因素关系十分密切。
    在供者方面，草原、林地、绿洲、水库、河渠、耕地等景观对保持水土、净化空气、美化环境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社会公众也因此而无偿获益，这是农业提供正外部性的典型例子。而有些农业活动，如毁林造田，及滥用高残留性和毒害性的农药，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提供了负外部性。在受者方面，工业、交通、能源、通讯、商业中的“三废”及电磁污染等，都会影响农业生态环境。农业的发展环境由于受到了工业等非农产业的负外部性而趋于恶劣。
    由于农业生产较强地依赖于自然环境的特点，在全人类农业文明曙光初现时，外部性因素就在发挥作用。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及古华夏四大文明都在大河流域兴起，都为了治水，不得不把水利工程作为公共物品，由规模更大的组织，乃至由国家，来举办大型工程。此后，各种各样的水利工程，如古代中国的郑国渠、都江堰等等，一直发挥着明显的正外部性，不仅有利于当时的农民，也惠及后代子孙。历史上，负外部性在农业中发挥作用的例子也相当多。例如，谭其骧先生曾经指出，唐代及其后人们在黄土高原与黄土丘陵地带尽量扩大垦种面积，扩大粗放农业经营，引起严重水土流失，使得黄河下游的河床越填越高，洪水越来越集中，黄河流域陷于千余年水旱频仍贫穷落后的境地(《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谭其骧先生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他虽然没有用“外部性”概念，但是实际上指出了历史上不合理的农业开发所造成的巨大负外部性影响。
    三、外部性因素在农业发展中作用不断加强
    笔者认为，在农业大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以下三大主要趋向，使得外部性因素在农业发展中作用呈不断加强趋势。
    第一个趋向是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城乡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在这一过程中农业专业化不断发展，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棉农、菜农、果农等增多，他们的产品要大量出售，他们所需的粮食等要从市场上购买，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这一过程不仅加强了农业内部的专业分工和相互依存，同时也促进了农业与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密切联系，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农业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必然体现为农业生产同农产品的加工、销售以及同农业生产资料的制造、供应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使得农民的当年收益及来年生产规划等，更加容易受到其他地区有关农产品的交易或与农业相关产业市场变动的外部性（经济学家较多地称之为“金钱外部性）影响。
    第二个趋向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使得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困难加大。这一趋向不仅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而且也由于农业经营规模的缩小（例如农民大家庭分家后兄弟各自经营等，中国改革初期由原先的生产队经营分成农户各自经营也可以作为特例），使得田界纠纷、沟洫排灌矛盾等等增加，使原来同一经营单位的内部问题成为外部问题，必然加大了外部性因素的作用。
    第三个趋向是生态环境趋于恶化，公害增多（从人类社会发展大历史看），这也必然加大了负外部性因素对农民生活对农村经济的作用。古代的滥砍滥伐造成水土流失，洪水泛滥，使下游的众多小农遭遇飞来横祸。近现代这种情况就更多，例如，我国工业“三废”对农业环境的污染正在由局部向整体蔓延。2000年全国因固体废弃物堆存而被占用和毁损的农田面积已达200万亩以上，8000万亩以上耕地遭受不同程度的大气污染，仅淮河流域农田因大气污染造成的损失就达1.7亿元。全国利用污水灌溉的面积占总灌溉面积的7.3%，比上世纪80年代增长了1.6倍。近年的禽流感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农村的养鸡专业户哪怕自己的鸡场防疫工作做得再好，只要周围3公里以内有一别人散养的鸡染上病，被确定为禽流感，就会防疫需要而给这一块地方的养鸡专业户带来巨大损失。尽管政府会有补贴，但是仍然有经济损失，并且还要考虑养鸡户的情感与心理承受（经济学所讲“福利”包含心理因素）等，可以说散养鸡得了禽流感造成的负外部性特别大。
    四、余论
    在历史上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领域出现了很多优秀成果，笔者认为如果再结合外部性理论的有关分析，可以使我们的研究更加理性。例如结合外部性理论的分析，关于国家给予大河流域上游“退耕还林”农民的补助，是对“退耕还林”正外部性的补贴，是合理的。再如，我们现在讲国家财政对农民要“多予少取”，笔者认为这对目前国家与农民关系来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仅这样讲不够。这不仅是多与少的问题，还应当加上“取之合理，予之有道”才行，才能可持续发展。而要做到“取之合理，予之有道”，应当结合外部性理论的有关分析。我们现在讲对贫困农民的帮助，不能光“输血”，还要帮助他们建立“造血”机制，在这一方面也要结合外部性理论及有关公共物品的理论。
    现代经济学体系中有关外部性理论仍有不完善之处，仍有待发展。笔者认为，应当进一步研究各类社会组织在解决外部性问题中所起的作用，在研究有关“三农”外部性问题解决时也要考虑农民的组织化，发展专业协会、合作社、村民会等多种多样的农民组织，有助于“三农”外部性问题的解决。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