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反思现代金融的发展与转型困境(1月26日)

    2015年底，美联储首次把利率从近零水准上调。近期，包括副主席费舍尔（Stanley Fischer）在内的几名美联储官员都表示，2016年预计有几次升息。例如，旧金山联储主席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在1月8日表示，只要经济继续成长、核心通胀指标趋于稳定、失业持续减少，美联储今年就会4次升息。可以看到，部分联储官员的预测依据主要是美国经济的复苏早已稳固，与其他国家面临通缩压力截然不同。例如，美国2015年12月非农就业报告显示，当月就业岗位增长29.2万个，说明就业市场持续好转。
    哈佛大学的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在NBER工作论文《关于重大金融危机复苏期间的实证分析》中，通过分析历史上近百次危机，发现从危机中复苏需要的平均年限为8年，中位数是6.5年。当美国似乎率先“独树一帜”地走出了危机的阴影，以及华尔街的投行家们又欢呼于金融创新盛宴与金融技术的绚烂之时，我们不禁要问，金融危机的“魅影”真正离我们远去了吗？
    始于200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金融体系带来了深远冲击，迄今为止已经接近10年了。关于危机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2015年1月，美国金融年会（AFA）主席Luigi Zingales尖锐地指出：“危机以后，学者用危机前的数据就揭示了金融增长的负面效用。因此，危机前相同的证据是可以搜集到的，但是彼时却没有人搜集。为什么呢？可能的原因是，学者受限于时代潮流，学者寻找的证据类型被时代潮流影响。”由此看来，跳出“时代潮流”来预测危机是困难的。即便是在事后剖析危机，同样也难以脱离实证分析的“自我验证”。
    面临经济新常态挑战的我国，既要充分考虑未来中美经济走势与政策选择的相互影响，更需要深刻反思现代金融的发展与转型困境。
    一方面，需要强调当前阶段金融改革的核心目标是更好地服务于实体，改变金融业“自我游戏”的倾向。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也在普遍反思金融创新的失控，以及金融能否真正促进“美好社会”的发展。在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不应该只有利于金融部门的自身利益，而是应当真正使得更多企业获得良性的金融“血液”支持，从而得以健康发展和增进就业，并最终落到增进民众的福利之上。这也就是五中全会所强调的“共享”，亦即要使个人真正能够充分分享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成果。
    另一方面，需要认识到不是数量增长就意味着金融改革成功。随着中国金融体系的“跨越式”改革与发展，各类“总量性”、“规模性”指标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渐在全球都位居前列。从包括金融相关率在内的早期金融深化指标来看，我国在世界范围内也已经比较突出。但是，规模并不能代表一切。例如，我国目前的P2P网络借贷平台的交易规模已经号称全球第一，但是其中确实“沉渣泛起”，在涌现出诸多优秀创新平台同时，也有大量“劣币”跻身其间。再如，在上世纪末期以来的历次危机和动荡之中，国际上许多“资产巨无霸”式的大银行都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这告诉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过去偏重于规模的金融改革衡量标准，应该更加重视金融结构、金融服务功能等层面的问题，跳出金融的“绚丽面纱”，着力解决金融低效与失衡。(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6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