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剑峰：我们需要有质量的就业(4月2日)

    在实体经济通缩风险加剧、各项经济指标表现不尽如人意之际，就业数据看起来是几乎唯一靓丽的指标：与2013年一样，2014年城镇新增就业超过了1300万人。这就引出了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只要有就业，就会有收入，社会就会稳定，因此，经济增速再怎么下滑也用不着担心。但是，如果就业增加对应的是持续的增长动力衰减，经济增速的下滑必然会导致收入的下滑，而收入的下滑反过来又会通过影响消费和总需求，最终形成收入下降和增速下滑的恶性循环。所以，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就业规模的粗放增长，我们更需要的是有质量的就业。欲达此目的，归根到底还是靠耳熟能详、但尚不尽如人意的改革过程。以下，我们以三个问题来梳理逻辑思路。
    就业数据真实吗？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就业自1998年以来即处于负增长状态，城镇就业的增长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保持社会和谐的基础。因此，判断就业形势好坏与否就看城镇就业数据了。
    按照单位类型，城镇就业可以分为国有单位、集体单位、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外商投资单位、个体和其他单位等11种单位类型的就业，新增城镇就业应该是这些单位新增就业的加总。不过，国家统计局只公布了城镇新增就业数量，没有公布上述11种单位类型新增就业的数据。这里，我们就只能用城镇就业的存量数据和城镇11种单位的存量就业数据来进行分析，即采用各年度的存量就业之差来推算各单位新增就业。与统计局公布的新增就业数据相比，这种推算包括解雇、退休、离职等导致的存量就业的变化。
    首先，我们将城镇11种单位的存量就业加总，然后与城镇就业数量做一比较。按理说，加总的就业数据与公布的总城镇就业数据应该是相等的。但是，我们发现并非如此：从1998年到2012年，加总数据一直低于城镇就业数据，在2010年前，前者相当于后者的75％到85％，2010到2012年前者相当于后者的90％以上。因此，在1998年到2012年间，要么是11种城镇单位的就业数量被低估，要么是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就业数据被高估。然而，2013年却发生了相反的变化：加总的就业数据超过了城镇就业数据，前者相当于后者的113％。那么，2013年难道是11种单位就业数量被高估，而统计局公布的总的城镇就业数据被低估？统计局数据低估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在劳动人口总量已经下降、经济形势相当严峻的情况下，1300万人的新增城镇就业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进一步对11种城镇单位的就业进行分析，我们发现，2013年加总数据超过城镇就业数据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11种单位中的“其他单位”：2013年，其他单位的就业增加3370万人，远高于2012年的702万人和2011年的1168万人。计算其他单位就业的增速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2013年其他单位就业数量比2012年上升43％，增速远快于之前10年的15％左右的平均水平，而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998年，我们也看到其他单位就业的增速为异常高的51％。换言之，“其他单位”或许成了一个在经济低迷时期调整就业数据的“蓄水池”。如果假设其他单位的就业是用来进行数据调整的“非真实就业”，那么，在扣除这部分就业后，2013年和2014年城镇单位的“真实就业”分别减少2200万人和2800万人。当然，这里的统计非常粗糙，所以，就像公布的新增就业数据很可能被夸张那样，我们也可能夸大了“真实就业”减少的程度。
    就业质量高吗？
    由于就业数据的统计规则尚无法看到详细说明，我们对统计数据的质疑可能站不住脚。为此，我们退一步假设统计局的数据是对的，然后以这些数据为基础，来评估一下就业的质量。
    从宏观角度来衡量就业质量，可以采取这两种方法：其一，新增就业是否能够提高人均产出。如果就业增加而产出没有增加，就如同目前那些负债累累、靠借新还旧苟延的“僵尸企业”一样，这样的就业也可以说是“僵尸就业”；其二，新增就业是否能够提高资本的投资效率。我们知道，劳动力和资本是生产函数中的两大要素，劳动力增加，则资本的边际产出必然提高，反之亦然。所以，如果就业增加了，而资本的投资效率没有提高、甚至在下降，那么，这种就业也是无效和不可持续的。
    我们从三次产业的角度来考察就业的质量问题。除了就业从农村向城镇转移之外，我国就业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就业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可以看到，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除了1986年、2004到2006年、2010年和2012年等少数几个年份外，我国第三产业就业的增速一直快于第二产业，以至于自1994年开始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占比就超过了第二产业。另一方面，从2012年起，第三产业的GDP份额也超过了第二产业。因此，如果将第三产业与服务业等同的话，可以说，从2012年起我国就完全变成了一个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体。
    然而，我国就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这种变化远不能令人欣慰。统计数据显示，由于劳动生产率较低，我国三产的人均产值一直低于二产。例如，在2013年，我国一产、二产和三产的人均名义产值分别为2万元、11万元和9万元。这意味着，随着这种结构变化的持续，我国的经济增速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降。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下滑将是加速度的：从2007年到2013年，扣除物价变化后的三产人均真实产值的增速基本都低于二产，在2013年就业规模大幅度上升时期，扣除物价影响后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人均真实产出增速分别为10％、8％和1％，三产增速远远低于二产。可以预期，2014年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以第一个标准、即新增就业和新增产出的关系看，当前就业的质量不高，就业越多，经济增速下滑越快。
    从三次产业的角度看就业和投资的关系，我们同样发现就业的质量存在很大问题。这里，我们以“增量资本产出比”——支撑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本/产出比的上升幅度——来反映投资效率的变化。这个指标越低，则说明资本的边际产出越高，资本投资的质量越好。数据显示，全球金融危机后迄今，资本效率全面恶化。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到，在2009年之前，我国总体的和三次产业的增量资本产出比大致维持在3到4倍的水平，从2009年开始，这些指标迅速上升。到2014年，一、二、三次产业的增量资本产出比分别为5、10.6和11.4倍，吸纳就业最多的第三产业投资效率最差。
    当然，有人会说，投资效率差点、经济增速慢点都没事，只要就业增加、社会稳定就好。而且，商事制度的改革使得就业增加与企业注册数量同时增加，人民创业热情极大提高。然而，这些新增的注册企业及其带来的新增就业至少在眼下还没有多少经济活动。投资效率低、产出增速慢会导致就业人员收入和总需求增速趋缓，最终会使得那些低质量的就业无法持续。这一点从近三年PPI的通缩就可以看出来。计量统计模型表明，自1991年以来，我国第二产业就业增速每增加一个
    百分点，PPI增速会上升0.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增速每增加一个百分点，PPI增速会上升1.2个百分点。2011年以来，我国第二产业的就业还在增长，而第三产业就业的增速甚至在迅速加快。但是，与就业增长相伴的却是PPI连续负增长。就业增长和PPI通缩不符合基本的宏观经济规律，这表明，就业的增长对应的不是收入和总需求的增长，这种就业或许就是有水分、低效的。
    如何实现有质量的就业？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强调，追求注水、没有质量的就业数量正如我们过去以高耗能、高污染、高杠杆为代价来追求虚高的GDP一样。我们承认经济下滑的现实，但不能因此从“唯GDP”论变成“唯就业”论。可以看到，由于新增就业集中在城镇，后者在本质上也可以说“唯城镇就业”论。但是，“城镇”这个概念本身在我国就有偏，这就使得“城镇就业”也是一个存在误导的指标。
    根据社科院人口与经济研究所的一项成果，对于“城镇”和“乡村”，国际上通行三类划分指标：第一是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第二是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和建筑密度，第三是人口的就业构成。其中，人口密度和人口规模是广泛采用的城乡划分指标。据联合国的一项统计，全球有98个国家采用了人口规模和密度指标。在我国，统计上城乡划分标准的制定是以中国市镇建制模式以及行政区划为依据将地理行政区划分成城镇和乡村。如果以通行的人口规模和密度指标来界定城乡，这项研究发现，与OECD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功能区在人口和经济的集聚方面，业已处于较高水平，城镇化水平仅低于日本和韩国，比美国和加拿大还稍高。换言之，我国的城镇化或许已经基本完成。如果是这样，那么，作为城镇就业上升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劳动力由乡村向城镇的转移就没有太多空间了。除此之外，随着人口老龄化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经济活动人口的减少和城镇公共服务成本的上升也将使得城镇就业数量的增加日趋困难。
    从三次产业的角度看就业质量，根据库兹涅兹劳动生产率定律，驱动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动的根源在于各产业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当就业结构是向具有更高劳动生产率的产业迁移时，经济结构才能得到优化。在经济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就业从农村向城镇、尤其是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迁移是必然趋势。如果就业的迁移伴随着投资效率的提高和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则经济将从中等收入水平跃升到高收入水平。反之，在城镇就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不断增加的过程中，投资的效率越来越低，人均产出的增速越来越慢，则经济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观察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经济能否通过就业的迁移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就是要遵循比较效率原则：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要高于第二产业。有关统计数据展示了4个高收入国家和4个中等收入国家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从中可以看到，高收入国家的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普遍高于第二产业，因此，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就业规模的扩大是立身于高生产率的“实力”，而非脱离效率的凭空规模扩张。相反，在4个中等收入国家，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普遍低于第二产业，这些国家就业结构和产出结构的演变不过是复制了高收入国家就业和产业结构演变的“外壳”，提高效率的内核并无体现。
    总结一下，发达国家在从工业化转向后工业化、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转向主要依靠第三产业的过程中，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的高效率是一个显著特征：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通常高于或等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这种特征成为经济“服务业化”的根本效率基础。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中，我们通常都能观察到一个效率低下、就业规模却很大的第三产业。由于这些国家的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当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转移时，社会资源就流向了规模庞大、缺乏效率的第三产业，从而导致经济陷入低增长的怪圈。
    我国的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不仅远低于高收入国家，也低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社科院陆家嘴研究基地的成果显示，2008年美国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分别是中国的66、13和18倍，泰国也高于中国：分别是1.2、1.7和1.3倍。另一方面，各国三产劳动生产率高于我国的倍数均超过二产的倍数，这说明我国的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要低于第二产业。进一步对国内一些发达城市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2008年，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的三产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二产的0.6到0.8倍。所以，在三产效率低于二产的情况下，就业结构和产出结构向三产的转移预示着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在前面等着我们。
    我国三产效率低的原因有多种，例如，税收体制不利于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从制造业分离出来，但根本原因在于行政官僚体制没有被打破。在这种体制下，大部分的现代服务业被约束于“事业单位”的范畴，如科研院所、大学、医院等。事业单位的弊端昭然：其一，垄断导致外部进入、尤其是民营资本进入困难。现在国家鼓励的全民创业很好，你可以去搞一个P2P、开一个网购商店——暂且不论这些互联网企业究竟能否增加实际的GDP，但是，你去开一个研究所、设一个大学和医院试试？其二，行政化和官本位导致事业单位内部效率低下，人员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大量时间用来应付繁文缛节，缺乏独立思考的空间和自由创新的能力。其三，一个不被注意的细节是，事业单位常常被作为财政的成本中心，GDP创造能力受限，甚至是不创造GDP的。例如，政府拨付给研究机构的经费被纳入成本。如果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同时研究机构按照市场化机制来运作，原先作为成本开支的经费将大部分变为后者创造的增加值。
    除了去行政化、去官本位化来改革事业单位、发展现代服务业之外，通过深度工业化来继续推动第二产业效率的提升也是经济转型的必要。基于一、二百年的经济历史统计资料可以发现，经历了工业化起飞、工业化成熟、以及向更高级阶段演化的资本主义增长过程，发达国家都发生过一个持续近百年的劳动力集聚的时期，这个时期最令人瞩目的统计特征是工业（或第二次产业）的就业份额持续维持在30％—40％甚至50％的高位。所以，不要简单地强调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在多数现代服务业还属于事业单位的时期。
    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均以城镇为主，实际上，在以农村为根据地的第一产业中也有相当大的潜力来增加有质量的就业。先前对我国三次产业人均产值、人均真实产值增速和三次产业增量资本产出比的计算表明，第一产业就业对提高产出和资本投资效率的潜力要高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在我国依然有近三分之一的就业集中在第一产业的时期，这个结果似乎与理论相悖，因为按照其他发达国家的就业结构，我国尚需从第一产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相当比重的劳动力。不过，如果看看许多一线城市已经兴起的到乡村耕种养殖的潮流，这个结果就不难理解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基本上是二、三产业和城镇改革创新的时代，农村的改革基本停留在之前的包产到户阶段。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改革措施的出台和推进，尤其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原先小块农地、传统技术和独家耕种的模式将会让位于大块农地、新型技术和现代农场的模式，根植于农村的第一产业或将成为新的创业和创新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