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勇：对欧盟财政契约能有多高的期待？

    近期，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再次引发了中国帮助欧洲走出债务危机的遐想。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谁也很难独善其身，量力而行，相互帮助，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双赢。中国也已同意将更多地参与其中。此前，欧盟成员国除了英国和捷克外，有25个国家签署了欧盟财政契约草案。财政契约要生效，还需要各国立法机构的批准。据报道，捷克暂未签署是国内政治程序所致。看来，绝大多数国家已认识到严格财政纪律之于欧洲经济稳定的重要性。
    财政契约所要求各国做到的基本内容并不新颖。年度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财政赤字率3%，债务余额不超过GDP的60%，仍然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弹的老调。只是，当年的马约似乎像耳边风，成员国或在某些国际大金融机构的帮助下，玩弄财务技巧，或干脆直接违背马约的规定。此次财政契约创新之处是设置了惩罚条款。成员国预算如严重超标，欧盟将进行处罚，结构性赤字超过0.5%就要缴纳罚款。罚金最高可达违规者GDP的0.1%，并由欧洲法院监督执行。
    欧债危机的实质只是缺钱吗？如果资金的注入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各国政府就不会犹豫不决，更不会耗时良多，贻误战机。欧债危机从表面上看是成员国不遵守马约，肆意挥霍的结果。财政收入上不去，财政支出却下不来。这是诸多陷入危机境地成员国的共同点。增加收入和减少支出似都可起到缓解危机的作用。但是，稍一追问，收入上不去的原因，就会发现其后的经济因素。增税不仅难以增收，反而可能让经济更加困难。经济困难时，按照一般逻辑，过过苦日子是应该的。可是减少支出在政治上的困难已经多次表现，遭遇薪水削减的公职人员甚至以罢工应对。财政支出的紧缩，还会带来经济紧缩效应。已经遇冷的经济对于紧缩有多大的承受力实在值得怀疑。经济金融危机发生时，财政紧缩让形势更加严峻在过去已有教训。
    那么，欧债危机难道就永远难以摆脱吗？答案是否定的。即使政府什么都不管，假以一定的时日，债务危机也终将过去。这种放任的做法不能消除漫长时间内因市场作用所带来的巨大痛苦，所以，各国政府不愿意也不敢选择这条路。债务危机国政府自救也是一条路。但是，主权债务危机所带来的融资成本高昂实际上堵死了这条路。唯一可行的路必须借助于外力，或者是外部资金的注入，或者是有外部力量帮助债务危机国以较低的成本融资。
    金融大鳄索罗斯建议利用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和欧洲稳定机制，确保欧洲央行为意大利或西班牙等国新发行国债的偿付能力风险提供担保，欧洲央行可从各商业银行购买这些债券。欧洲银行管理当局可将这些国债视为现金，因为可随时将它们售与欧洲央行。他认为，只要国债收益率比欧洲央行的利率高，各银行就会发现，以国债形式持有过剩的流动性具有优势。那时，意大利和西班牙就能以接近欧洲央行存款利率的收益率（1%）为其债务重新融资。索罗斯的建议直指债务危机国居高不下的国债收益率。显然，这是一条路。但是，谁又能够推动欧洲央行这么做呢？为什么索罗斯的建议不能得到采纳？桥归桥，路归路。如果采纳了索罗斯的建议，那么这很可能导致各国政府的道德风险。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会因为自己犯错而遭到惩罚。这对于那些没有犯错的国家来说是不公平的。对于那些犯错程度较轻的国家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货币统一财政不统一已是欧元区正常运行所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欧洲统一之前，要让欧盟成员国让渡财政主权，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因此，通过财政契约的方式，构筑财政防线就成为次优选择。从现在来看，财政契约最终能够生效，还需要各国政府的共同努力。即使生效，让有一个契约能否真正得到执行的问题。超越国家的欧洲法院的执行力又有多强呢？如果只是个别国家违约，那么执行力很可能不是问题。如果遭遇的是此次欧债危机中几乎所有国家都陷入违约的境地，欧洲法院又能如何应对？为解决当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所想出来的应对方案仍有陷入僵局的可能。但愿各成员国能够从此次危机中吸取教训，不再发生普遍的危机。
    即使财政契约最终得到批准，它所解决的仍只是中长期问题。短期内影响欧债危机的因素仍需解决。区分各国责任的外部注资仍然不可或缺。所以，之前确定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仍应发挥积极作用。此次财政契约签署所涉及的欧洲稳定机制（ESM）对于加入契约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种新的支持力量，也是契约所涉及的权利和义务对等的体现。
    也许欧元本来就是早产儿。但是，既然生产了，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尽可能创造条件，克服各种困难，让欧元能够持续下去，因为欧元消失的代价不是当下全球经济所能够承受的，也不是欧盟内非欧元使用国所能应对的。
    其实，财政契约订立也非治本之策。主权债务危机不再发生的前提是各成员国都能做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就业是各成员国需要面对的难度更大的问题。只有经济持续增长，才能消化超过2300万的失业人口。可是，时下，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活力；经济结构不合理影响经济活力；创新不足同样影响经济活力。欧盟各成员国政府所能做的是适应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调整相应的制度安排，从而为创新提供足够的激励，为经济结构在更高层次上的合理化提供必要的支持，为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较为充足的财力。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