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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引言：这些年，在对这一领域不断深入的研究过程中，不时会忧心一种现象：从普通百姓到各类媒体再到各级决策层，对稀土资源的特质、稀土产业发展规律及稀土管理体制的目标导向，普遍存在各种误解，其中一些不科学的观点和不客观的论调在不同程度上绑架舆情，左右决策，进而对中国稀土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以及行业健康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实际上，所谓“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稀土果然如石油之于中东，能够成为中国资源优势的代言甚至上升为大国资源博弈的利器吗？撰写此文意在做些难免不自量力的“科普”讨论。因此，哪怕只有一个读者阅读拙文并由此对这一组特殊金属元素有了更为严肃的观察，便足以欣慰。
2015年以来，中国稀土产业发展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稀土案”败诉后，财政、商务、海关等有关部门相继取消了出口税和出口配额，意味着采用传统贸易政策工具对稀土出口实施数量控制的“中国实践”宣告终止。受行业发展环境变化特别是出口政策调整以及市场需求的共同影响，稀土产品价格几乎全线回落，行业发展再度遇冷。与几年前“高热不退”形成反差，这一轮急跌行情中，不少稀土企业像是患上“重感冒”，萎靡乏力，寒颤不止。然而，当下稀土企业的日子固然难过，但与2010年后那一轮“政策发烧”下的境况并无本质不同。当时政策催生的价格暴涨虽使一批稀土企业赚满缸盆，让稀土行业吸足眼球，但事实证明，同样也是不可持续的具象和不健康的业态！
病得不轻：稀土价格一朝回到十年前
2015年以来，国内市场上稀土价格经历了“先涨后跌、大幅探底、再到逐步低位回稳”的变化过程。2015年一季度，关税取消、税收计征改革、国家收储等政策信号的释放一度使稀土价格出现短暂上涨。二季度之后，由于收储未到位，资源性产品价格遭遇全球性普跌，加之国内经济增速下滑，稀土价格放出一波大跌势，大部分品种价格全年跌幅在5%-25%，部分稀土产品价格跌幅甚至超过60%。
随着市场行情不断探底，稀土价格几近跌回10年前的水平。其中，轻稀土代表性产品——氧化铈的价格已回落至1万元/吨左右的水平，与2005年基本持平，相比2011年氧化铈曾暴涨至19万元/吨左右的历史高点，轻稀土价格经历了“过山车”式回调；而重稀土代表性产品——氧化镝的价格约为1400元/千克，虽比2005年高出3倍，但也仅是2011年峰值价格的1/10左右（见图1）。同时，稀土价格指数的持续回落和低位运行也反映出行业景气的严重下挫（见图2）。
现在看来，国际市场对持续走低的价格以及中国取消“关税+配额”的政策调整做出了快速、直接的反应，导致出口急剧放量。来自中国稀土协会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稀土产品出口量约3.48万吨，同比增长25.2%，出口金额约为3.73亿美元，出口均价10.71美元/公斤，同比下降20.2%。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价格处于低位，2015年稀土出口普遍“量增值减”，这种情况在中重稀土出口中尤其值得关注。据海关统计，除了氯化镝出口量下降35.2%，2015年金属镝、铽、氧化钇、氧化铕（中稀土）、氧化镝、氧化铽等主要中重稀土产品出口价格同比降幅分别达36.4、12.6%、52.2%、71.2%、57.5%、27.0%。在人民币持续贬值条件下，中重稀土出口“量增值减”问题实际上更为突出。
价格回落、出口量增值减加速了稀土企业盈利状况恶化。2015年，五矿稀土、厦门钨业、广晟有色等稀土上市公司相继呈报大幅亏损。迫于连续亏损的情势，五矿稀土等六大稀土集团先后加入行业“限产保价”阵营。此举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价格颓势，但总体来看限产保价的效果并不到位。这表明整合后的六大稀土集团骨架成型，羽翼未丰，尚未形成全面掌控定价权的综合实力和快速反应的精准联动机制。
出口量增值减的态势引发对中重稀土资源安全的担忧。短期而言，此轮出口放量总体上是国际买家逢低买入的结果，同时也是全球市场对中国稀土贸易政策调整做出的理性回应。应该看到，受2010年以来中国收紧稀土出口、价格攀升抑制的一部分国际需求需要借力价格回调释放，而基于对政策环境不确定性的预期，不排除主要进口企业趁政策环境相对宽松之机快速补货，增加库存和储备。就供给侧的情况来看，主要由政策驱动的为期5年的这一稀土轮行业调整，其效果与国家政策的设计初衷相去甚远，不仅未能实现对国际定价权的掌控，而且2011年稀土价格暴涨后各地纷纷新上项目，加大投资力度，稀土冶炼分离和初加工生产能力快速膨胀，正规开采的原矿产品无法满足产能扩张的需要，重稀土私挖盗采屡禁不止，几轮“稀土打黑”成效有限。
稀土“不稀”：科学认识稀土资源特征
除了受供求关系变化影响，稀土行业发展“忽冷忽热”的怪像是政策用力过猛的结果，而政策发力不准与各界对这组特殊金属元素的认知有直接关系。相比基础金属，人类对稀土元素发现利用的历史较短，对其可开采储量至今仍有争议。
1787年，瑞典人Arrhenius在一个采石场中首次发现了含有钇的矿石。18世纪末至19世纪，各种稀土元素陆续被发现。由于其发现初期仅存在于较为稀少的矿物中，故被称为稀土（Rare Earth，简称RE或R）。这一名称虽沿用至今，但随着勘探技术不断提高，稀土被证实在地壳中的分布是相当广的，其总含量甚至超过铜、铅、锌等常见金属。其中，轻稀土——铈在地壳中的储量在各种金属元素中居第25位，其常见程度与铜接近，高于铅在地壳中的含量。稀土元素中相对比较稀少的是钷等元素，但即使是含量最低的“稀土金属”镥，其在地壳中的含量也比金要高出200倍。鉴于其相对稀缺性的变化，国际应用化学联合会现在已经不再使用“稀土金属”这一概念。实际上，地壳中最稀有的金属元素主要是金（Au）、钌(Ru)、铑（Rh）、碲（Te）、铼（Re）、钯（Pd)、锇（Os）、铂（Pt）、铱（Ir）等稀散和稀贵金属，17种稀土元素均不在最稀少的金属之列。
因此，从资源赋存来看，世界稀土资源储量相当丰富，正所谓是“稀土不稀”。目前，除了南极洲尚未见发现稀土资源的报道外，其他各大洲都有一定稀土矿藏。中国毫无疑问是世界第一稀土大国，资源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40-50%，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以及非洲的一些国家都拥有稀土资源。近年来，随着稀土勘探日益活跃，一些大型矿藏相继被发现，加之世界范围内尚有海洋和更深地层的稀土资源未被勘探，地球上稀土的实际蕴藏量可能会远远超出预期。
基于“稀土不稀”的判断，对于一些分布广泛的轻稀土完全没必要、亦没有条件实行国家管控。实际上，内蒙古白云鄂博矿区与铁矿石伴生的镧、铈等轻稀土元素储量规模庞大，如不及时进行规划化开发利用，将引发严重的生态困局。但同时也需要强调，稀土资源的开采冶炼条件与铁、铝、铜等基础金属（或称为矿石型金属，Rock-forming Metals)相差很大。相比矿石型金属，目前已探明的稀土资源分布非常分散，成矿条件较差，普遍品位较低，难以规模化开采制备。从这一角度来看，稀土金属仍具有较为突出的稀缺性。
重稀土：中国独有？
即使轻稀土世界分布广泛，重稀土总归是中国独有的吧？的确，综合评估，离子型重稀土是中国最为独特、最具应用潜力的优势矿产之一。然而，过去10年间特别是2007年以来，国家采取多种措施对这一优势资源进行全方位管控，其积极进展虽不能全盘否定，但面对“重稀土出口放量、价格深度回调至10年前的水平”这一现实，必须承认稀土开发利用的资源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财税政策、环保政策在目标导向、工具选用以及具体执行层面存在较大偏差，且至今仍未调整到位。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部分决策者以及市场主体对重稀土的资源优势缺乏客观、科学、全面的认识和判断。一些不负责的学者以及缺乏知识沉淀和系统分析的媒体推波助澜，有关稀土的各种不实言论混淆视听，误导公众。
应该看到，中国重稀土的资源优势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重稀土资源具有相对“独有性”。尽管现阶段离子型重稀土集中赋存在以赣南为核心的中国南方地区，但并不意味着世界范围内完全不存在重稀土。实际上，受土地私有、环保要求、城镇化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发达国家矿产勘探开采法规比较成熟，与我国矿产探采机制和标准相差较大。一些低品位、处于生态敏感区的矿产在发达无法进入勘察视野。随着稀土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应用日益广泛以及勘探开发技术不断创新，发达国家一方面加大对中国之外发展中国家稀土矿产的勘探开发力度；另一方面加快向海洋要稀土。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在重稀土资源领域“一枝独秀”的局面并非铁板一块，将重稀土视为中国独有并试图长期垄断这一资源的思路和作法根本不现实。
二是稀土与基础金属的应用不同。作为“工业维生素”，稀土具有用量少、用途广的典型特征。据预测，到2020年，全球稀土消费量将保持在12-15万吨的水平，其中重稀土需求规模仅为1.5-2.2万吨。这种应用特点和需求趋势决定了重稀土这张牌虽有分量，但很难成为决定大国资源博弈牌局的“王炸”。
三是重稀土是可以替代的。不得不承认，自2010年以来中国控制供给的“组合拳”刺激了下游环节减量循环替代技术的开发应用，致使这类技术和产品的技术经济性凸显，重稀土减量替代甚至成为下游行业难以逆转的研发导向。笔者调研发现，这种“倒逼效应”不仅发生在重稀土主要进口国日本[1]，而且价格大起大落、政策预期不稳定也迫使国内下游企业减少重稀土使用，一些永磁材料生产企业不断减少钕铁硼中重稀土的添加，2015年部分企业已经将重稀土使用率降至零。调研中这些企业反映，即使重稀土价格回落，也不会回归原有技术路线，而将坚持不再使用重稀土。这一方面有助于缓解重稀土开采的生态压力；另一方面，也在一定上削弱了中国重稀土的资源优势。
四是重稀土的资源优势远未上升为产业优势。稀土行业竞争力的关键在下游应用，而一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决定着原材料开发利用的综合能力。中国稀土深加工和高端应用难以实现整体性突破既是“资源诅咒”下路径依赖的结果，也直接受制于工业化发展阶段以及原材料工业的总体水平。自2010年这一轮行业调整以来，“进口受阻”倒逼日本等应用大国在稀土应用技术上加快突破，并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进一步拉大了在新材料尖端领域与中国的差距。
五是重稀土的“资源主权”同样具有相对性。在正常情况（非军事冲突等）下，受到WTO等国际组织的制约。“禁止稀土出口”、“稀土制洋”、“稀土军事钳制”等论调有悖于国际贸易规则的常识，不仅不符合负责任的大国定位，而且易被国际舆论和贸易摩擦反制。在维护资源安全、保护生态环境、鼓励全球供给多元化的前提下，中国有责任依据自身资源条件适度满足国际市场上对重稀土的合理需求。从长远来看，可持续的开放利用有助于缓解稀有矿产资源的国际竞争，稳定全球稀土供求关系，进而稳固中国在稀土领域的资源主导地位。
揭开应用的面纱：民用还是军用？
稀土的价值终究要体现在应用上。由于其独特的物理和化学特性，稀土金属、稀土合金以及由其制成或含有稀土元素的新型材料，种类繁多，性能各异，从节能灯、催化剂、磁铁、平板电视，到混合动力汽车、风力发电机以及武器和先进军事装备，稀土在现代工业体系中几乎无处不在。
在其众多应用领域中，稀土在国防和军事中的应用无疑是最为敏感、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一些媒体片面夸大了稀土在国防工业和武器装备中的应用，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公众从媒体等渠道获得的关于稀土军事用途的知识并不全面，使得一些原本很常见的稀土品种被蒙上了神秘色彩，甚至一些人将普通的轻稀土产品出口也上升至危及国家安全的行为。
一个必须澄清的事实是，当今世界只有相当少的一部分稀土被用于军事科技，其在军事领域应用的数量和品种都很有限，且需要与其他尖端材料、特种合金和高科技手段相结合，才能发挥稀土的特殊作用。如制造核潜艇虽然使用了稀土，但其下潜深度主要靠高端钛合金支撑。即使是国防工业最发达的美国，稀土在民用工业中的应用规模也远远超过军事领域。目前，美国消费稀土最多的领域是汽车尾气催化净化，所用稀土占其总消费量的25%，美军的需求仅占其稀土消耗总量的5%左右。日本、欧盟稀土消费同样主要在民用领域。正是基于这种应用结构，加之美国本土稀土资源比较丰富，在中国实施稀土出口管制及其影响集中显现的2011年，美国发布了美军对中国稀土依赖程度的评估报告，得出了“中国限制稀土出口未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的结论。
比较世界主要应用大国的稀土消费结构，中国同样应将民用作为稀土产业发展的主导领域，使其独特性能在工业原材料创新、消费升级中得以充分释放。同时，集中高端人才，加快开发研制应用于先进军事装备和武器的关键稀土材料，使稀土资源在提升我军装备水平、实现国防现代化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六大集团主导稀土产业整合：一直有话要说
从产业组织理论的层面理解，最令国人痛心疾首的所谓“稀土卖出白菜价”的现象似乎不难解释，而甚至恰恰是现行稀土产品成本构成和定价机制的必然结果。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在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特别是稀有矿产品成本不能反映资源的真实价值（应涵盖自然使用价值、生态环境价值以及开采加工投入等），加之政府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稀土即使被卖出“白菜价”，仍会使开采冶炼企业获得卖方剩余，尽管这部分剩余可能被压得很低，但对于不需要承担或仅承担少量资源有偿使用和环境保护责任的卖方企业来说，最终还是有利可图，这也进一步将中国推向了“资源诅咒”的陷阱。
基于这一角度，中国作为具有资源优势的稀有矿产品的主要卖方，市场集中度偏低、难以形成应对拥有垄断势力的发达国家买方的谈判合力，似乎是定价权缺失的症结所在，由此引申出“推进稀有矿产资源整合、提高行业集中度、搭建统一交易平台”等政策含义也受到了相关主管部门的重视。以此为稀土整合的目标方向，由包钢（集团）公司、中国五矿、中铝集团、赣州稀土、广东稀土和厦门钨业六家大型矿业集团公司分别牵头兼并重组的方案似乎理应成为稀土产业组织政策的必然选择。
然而，这种政府主导形成卖方垄断的模式不仅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学者的质疑，而且部分资源富集地区的地方政府和稀土企业对整合方案也存有异议。学者们显然更关注的是，这种非市场化的整合可能会有效率，却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原则，而来自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阻力则凸显出稀土行业的利益博弈。根据工业与信息化部的整合方案，未获得国家稀土整合平台的地区，其资源面临着被其他省区稀土整合平台吸收的局面，而一些央企和地方国企则意图借机控制资源，这势必引发利益冲突。正是由于被整合的企业和地方政府不愿放手当地资源，导致整合成效不佳，这些矛盾在南方稀土资源和产业集聚区尤为突出。另外，外部资本进入不充分也是造成稀土行业整合困难重重的重要原因。归根结底，稀土产业规模小，政府介入深，行业整体风险较高，难以吸引民间资本和金融机构参与。基本依靠行政力量推动而缺少资本纽带的重组，已经给稀土行业发展打上了浓重的“去市场化”印迹，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隐患。
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顺利完成行业整合，稀土产品的国际市场定价权也未必能够“花落中国”。特别是南方离子型重稀土，由于资源高度分散，加之行业上游开采冶炼等环节工艺技术相对简单，进入门槛偏低，主导整合的几大集团未来不可能具备直接开采全部矿点的能力，而实际开采者仍将是被整合的当地小矿业公司和个体老板。在这种情况下，超采、偷采甚至走私对市场秩序的干扰和冲击依然难以避免。可见，由简单的“拉郎配”式重组形成的卖方市场势力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稀土出口的定价地位和贸易条件。
结论：大国心态与国家资源战略
在众多工业部门中，仅以产值衡量，年产值千亿左右的狭义的稀土产业无疑是一个小行业。近年来，方方面面对这个“小”行业引起的关注不是少，而是太多；关注的点不是集中在可持续开发和高端应用，而是杂音不断，始终伴随着妄自尊大、一叶障目。
毋庸置疑，随着稀土在高技术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国防军事工业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稀土这样一个“小”产业，却迫切需要有“大”战略作支撑。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稀土产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复杂的利益格局，而现行行业管理体制及其效率难以适应稀土产业发展的新情况。国家近年来对稀土行业秩序连下猛药，虽然短期内效果显著，但不仅部分政策工具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也触及了一些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并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行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有进一步激化的迹象。在这种政策环境下，一旦遭遇市场需求波动的夹击，稀土企业乃至全行业不仅很容易患上“感冒发烧”，而且按既定政策开出的药方抓药治病，只能是积重难返，久治不愈。
同时，稀土开采冶炼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有目共睹，特别是在南方离子型稀土资源集聚区，从以往的“搬山运动”到现在原地浸矿在部分地质比较疏松的矿区所导致的山体坍塌和水源污染，开采稀土引发的环境问题触目惊心。因此，即使面临“稀土案”败诉后的国际压力，中国也应坚持坚持合理控制稀土开采规模、有效保护治理生态环境。
再从发达国家稀有矿产资源战略调整的动向来看，为稳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防工业的原材料供给，近年来发达国家“脱稀土化”、“去中国化”的“合纵连横”战略调整思路非常明确，政策措施逐步到位，并已经开始影响稀土等稀有矿产品的国际供求格局。面对这一系列挑战，制定稀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国家战略势在必行。
大国心态显然要靠强大的战略能力做支撑。应认识到，不管国际市场上稀土产品价格和供求关系如何波动，并未动摇稀土作为战略性新兴产战略性关键原材料的地位。因此，稀土开发利用的国家战略始终要把维护国家资源安全和提升高端应用水平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科学评估中国稀土矿藏状况、开采条件及应用潜力，该管管好，该放则放，把政策重点聚焦到中重稀土上，从而为“工业强基”提供有力的原材料保障。同时，牢牢把握、统筹兼顾“开放利用”和“合理管控”两方面的政策需求，在多边贸易体系下，切实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以国际化视野和规范不断优化出口政策工具，尽快走出稀土出口管理的政策“空档期”，加快形成多元化、稳定、公平的全球稀土供给格局。
[1]近来日本研究机构和新材料企业连续发布重稀土替代技术和产品的最新研发成果。如日本东北大学的研究小组于2015年11月17日宣布成功研发出完全不含钐(Sm)、镝(Dy)、钕(Nd)等稀土元素的FeNi磁铁，相关论文已于2015年11月16日在ScientificReports上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