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制造业结构调整方向与重点

    ［摘要］“十四五”时期，中国进入基本实现工业化后的发展新阶段，在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总体要求下，制造业规模还需继续扩大，要素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变动将成为制造业结构调整的直接动因，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是结构调整的根本动力，全面深化改革是结构调整的制度保障，全方位对外开放创造有利外部环境。形成高质量发展动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促进产业融合和加强全球产能布局能力是“十四五”时期面向制造强国的结构调整重点。
    ［关键词］“十四五”时期；制造业结构；产业升级；结构调整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总体上进入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发展新阶段，制造业增速放缓，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十三五”时期头四年下降了1.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制造业结构出现持续改善的势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的战略任务，“十四五”时期，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上，我国将迈上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的新征程，制造业结构调整将深入推进。
    一、“十三五”制造业结构变动情况
    （一）行业结构：装备制造业比重持续提高
    “十三五”时期头四年，制造业在工业三大行业门类中增长最快，且变动幅度远超“十二五”时期。在制造业的31个两位数行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汽车制造业是占比上升最快的三个行业；相比较，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占比下降较大。2019年制造业中营业收入占比最高的五个行业依次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合计占比为42.5%，前五位行业的集中度呈现不断上升的势头。从制造业产品类别的结构变化看（见表1），一般加工业占比下降了4.56个百分点，机电行业占比提高了2.63个百分点。高端装备制造是国之重器，也是目前制约我国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的最大瓶颈，以装备制造为主的机电行业占比上升，顺应了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的客观需求。
    表1 规模以上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产品类别结构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2019）》、国家统计局。
    （二）要素结构：资本深化趋势显著
    从劳均固定资产原价这一指标看，我国制造业呈现出不断资本深化的趋势，2016年制造业劳均固定资产原价较2012年大幅上升61.3%，这符合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2011年前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均达到历史峰值，但“十二五”期间劳动密集型行业占比却呈现缓慢上升的态势。这主要是由于2012年前后我国资源型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结构调整和去产能加速推进，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等重资产行业占比大幅下降；同时，资本密集度相对较低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装备制造行业快速发展，导致劳动密集型行业占比出现回升趋势。“十三五”时期头四年资本密集型行业占比则快速上升，在此期间占比上升幅度最大的前五位行业，有四个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带动了资本密集型行业占比提高4.32个百分点（见表2）。不过，随着我国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以金属加工业、化工化学业为主体的资本密集型行业预计将出现萎缩。
    表2 规模以上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要素结构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2019）》、国家统计局。
    （三）技术结构：产业高技术化快速推进
    “十三五”头四年，我国制造业R&D经费投入强度保持逐年攀升的态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R&D活动的企业占比翻了一番，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活动日趋活跃。2013年后中央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大量涌现，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趋势加速，这些结构性变化拉动“十三五”期间中、高技术密集型行业占比快速上升（见表3）。
    表3 规模以上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技术结构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2019）》《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1－2019）》、国家统计局。
    二、当前制造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制造业结构出现良好的转型升级态势，但是依然存在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局面没有发生根本性扭转，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之路任重道远。
    （一）产能过剩现象依然突出
    “十三五”期间，我国主要制造业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有了明显回升，但是产能过剩依然具有领域广、程度深、易于复发等特点，这是阻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一个顽疾。2019年我国大部分制造业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在70%—80%之间，全部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为77.1%，约有1/4的潜在产能没有转化为生产能力。从行业分布看，资本密集型行业产能利用率偏低，而技术密集型行业产能利用率较高。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传统行业出现产能过剩，一些新兴行业（如光伏、风电、机器人、LED显示等）也因大量资本短时间进入价值链低端环节出现了产能过剩，即所谓“先进产能”而非“落后产能”的过剩。［1］地方政府不恰当的市场干预行为，在产业选择时不考察经济规律，不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劣势，盲目选择高增长行业的短期行为是造成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打破地区竞争下的体制扭曲才能从根本上缓解产能过剩问题。［2］在地方治理机制取得根本性突破之前，产能过剩问题仍将反复出现，去产能将是持久攻坚战。
    （二）高技术产业徘徊于低水平发展
    大力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在“十三五”期间取得明显成效，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高技术密集型行业规模增长迅速。但是制造业长期存在“高端产业低端化”的结构性矛盾，高技术产业徘徊于低水平发展。第一，从价值链环节看，制造业企业主要投资高技术行业附加值较低的下游环节，对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研发的中上游环节投资不足。例如，在工业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的系统集成属于附加值最低的模块，但国内多数机器人企业集中在产业链下游，承担二次开发、定制部件、售后服务等工作。第二，从要素匹配看，高技术行业的资本深化程度不足。对照行业资本深化程度和研发强度，可以发现当前我国高技术密集型行业普遍属于轻资产行业，技术密集程度甚至与资本深化程度负相关，这表明，高技术行业仍然呈现劳动密集的倾向，在生产制造环节过度依赖劳动投入。第三，从供需结构看，高端产品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随着我国的产业追赶，这种矛盾有所缓解，我国部分消费行业（如手机、家电等消费品）已经接近世界领先水平，国产替代率大大提高，但高端产能不能满足国内需求升级的矛盾依然存在，进口商品与出口商品的单价有巨大差距。例如，2018年进口汽车的单价是出口的约3.5倍、进口集成电路单价是出口的约1.9倍、进口医药品单价是出口的约11.5倍，即便是在产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的钢铁行业，进口钢铁单价也是出口的约1.4倍。
    （三）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深度不足
    虽然“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初见成效，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积极效应日益显现，但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深度不足，融合模式尚不成熟，没有充分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颠覆性作用。一是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标准制定滞后。发达国家“两化融合”的起点很高，德国和美国分别制定了“工业4.0”和“工业互联网”的融合标准，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示范应用，推动对外技术和标准输出，抢占全球标准的主导权。［3］由于我国行业和地区间发展层次差距过大，客观上增加了我国制定统一融合标准体系的难度，在全球标准竞争中已经落于下风。工业产生海量数据，但机械设备种类繁多、应用场景复杂，不同环境有不同的工业协议，数据格式差异较大，不统一标准就难以兼容，也难以转化为有用的资源。目前我国具体标准的研制和推广工作刚刚启动，市场接受度还不高。二是跨学科高端人才储备严重稀缺。多数制造企业对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在工业应用领域开发能力较弱，而信息技术企业对工业生产流程和工艺又了解不多。先进制造技术人才与软件系统集成人才相割裂，懂制造技术的不懂软件控制，而懂软件控制的不懂制造技术，对两者融合有深刻理解的复合型高端人才稀缺。三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有待完善。深度融合意味着全产业链实现数字化管理，需要高度安全的网络环境，以确保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的信息安全。工业数据的安全要求远高于消费数据，工业数据在采集、存储和应用过程中一旦泄露，会给企业和用户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四是核心关键技术相对薄弱。目前关键工业软件、底层操作系统、嵌入式芯片、开发工具等技术领域基本被少数发达国家垄断，我国能够生产的工业传感器与控制产品大多集中在低端市场，控制系统、平台数据采集开发工具等领域的专利多为外围应用类，缺少核心专利，严重限制了制造业信息化方案的推广。
    （四）“两端挤压”使制造业结构升级压力陡增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凭借比发达国家更低的要素成本，以及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完善的制造业配套体系、更稳定的政策环境参与国际制造业分工，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从自身看：2010年前后我国迎来刘易斯拐点，［4］人口红利趋于衰竭，劳动力、土地、资源、能源要素成本不断推高，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增强，以前支撑制造业经济高速发展的政策措施效果减弱，有的传统政策甚至适得其反，粗放式的制造业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从外部环境看：一方面，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开始反思“制造业空心化”产生的问题，开始纷纷推进了“再工业化”战略，促进以制造业为重点的实体经济部门发展，推动制造业向本土回流。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智能制造技术能大幅替代低成本劳动力，依赖低劳动成本优势的国家和企业的竞争力将被削弱，发达国家高劳动力成本劣势减弱。为了保护本土制造业和限制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美国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我国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分工和贸易关系。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制造业基础设施和经济政策明显改善，以明显低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更优的财税政策吸引国外投资，服装、电子装配等产业已经率先呈现了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趋势。［5］受国内外发展环境和条件变化，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两端挤压”的窘境，［6］相对于发达国家尚未形成质量效益优势，相对于新兴国家也不再具有劳动成本优势，我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迫切而艰难。
    三、“十四五”制造业结构调整新趋势
    从“十三五”开始，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传统动能大大减弱，制造业在增速趋缓的同时结构升级压力增大。“十四五”时期，制造业发展的各种环境和条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结构调整转型趋势也将基于这些变化。
    （一）要素结构和需求结构变化是结构调整的直接动因
    要素供给结构和市场需求结构是决定产业结构的基础性因素。从静态看，要素供给结构和市场需求结构决定了均衡条件下各类产品的生产数量和价格，进而决定当前的制造产品结构；从动态看，要素供给结构随着资本和技术积累的深化而不断升级，市场需求结构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升级，两者共同带动了制造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如果制造业结构因为外部干预严重偏离了要素供给结构和市场需求结构，将出现一系列严重问题，例如要素价格的严重偏离和产能过剩等。“十四五”时期，我国高附加值、高技术密集型行业比重将继续提高，这是要素结构和需求结构深刻变化的结果。
    一方面，传统要素优势减弱，回报率降低，新兴要素开始价值转换。在自然资源和环境要素趋紧的情况下，我国“人口红利”也在“十二五”时期达到顶峰，“十四五”时期必然呈衰减趋势，劳动力成本上升将给劳动密集度较高的行业带来沉重的转型压力。同时，我国长期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模式使资本快速深化，资本相对不再稀缺，资本投资回报率将进一步大幅下跌。虽然传统要素优势加速消失，但新的要素优势正在形成，这将构成“十四五”时期我国制造业发展新的要素基础。例如，凭借完善的基础教育和全球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我国已经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高技术人才队伍，“工程师红利”日益释放，形成创新驱动制造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同时，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中，数据成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并参与价值分配，而我国是全球数据创造规模最大、信息化基础设施最完善的国家，在数据应用相关技术研发、产业化发展方面已经形成中美两国领先的国际分工态势，［7］数据要素的应用必然将在“十四五”时期我国制造业发展和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需求结构变化进入存量调整和增量升级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均GDP已经迈过一万美元大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消费升级趋势更加显著。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下，扩大内需成为我国新的战略支点，将进一步刺激外销型制造业转向国内市场。国内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要求提高，在部分发达城市消费结构出现与发达国家趋同的现象，高端化、个性化、定制化的需求越来越大，高档日用品、医疗保健产品和休闲娱乐产品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增加，消费结构升级为制造业结构升级提供强大动力。
    （二）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是结构调整的根本动力
    到“十三五”时期末，我国各项工业指标已经达到基本实现工业化的水平，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动力转换和结构升级成为制造业突破发展瓶颈的唯一出路，自主创新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在中央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的政策导向下，“十四五”时期制造业结构变迁是工业化后期阶段创新驱动的必然结果。
    我国整体技术创新能力已经明显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在若干技术领域达到前沿水平，技术引进已不能再形成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持续动力。从2006年开始，“自主创新”“创新型国家”“创新驱动发展”“供给侧改革”“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等发展思路和战略目标先后被提出，制造业领域自主创新的技术积累成果逐渐显现。以企业科技活动支出为例，R&D经费内部支出主要反映企业在自主创新方面的投入，而引进国外技术经费支出、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经费支出、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支出主要反映企业在引进模仿方面的投入，2011年自主创新方面的投入首次超过引进模仿方面的投入，此后快速拉开差距，表明我国技术创新的主要模式和基本思路已经发生更本性变化。“十四五”时期，技术创新的高投入和自主性将成为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根本动力，并且，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为基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由浅层融合向深层融合升级，智能化时代将成为现实。
    （三）全面深化改革是结构调整的制度保障
    延续“十三五”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十四五”时期中央和地方将在财税、金融、市场、国有企业、地方治理等领域推动重大改革部署，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一系列改革举措将奠定制造业结构变迁制度基础。
    一是民营企业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民营制造业更为活跃。中央深化“放管服”等改革措施在“十三五”时期逐渐完善并取得初步成效，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减轻赋税、拓宽融资渠道、营造公平环境、完善政策执行、优化政商关系、保护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等六个方面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各种政策措施的效果将在“十四五”时期继续释放，中小型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得到改善。二是国企改革深化，混合所有制企业将越来越普遍。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被中央作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在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和内部治理机制的过程中，多种所有制在股权关系、人事任用和管理模式上互相融合，混合所有制向更深层次发展。三是产业政策转向竞争政策，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加合理化。“十三五”以来我国越来越多地引入了功能性产业政策，同时越来越关注产业创新政策和竞争政策，推出“负面清单”等改革措施，减少对市场的不当干预，推动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互补与协同。“十四五”时期，产业政策将更加聚焦和准确，政府将努力构建公平的竞争和发展环境。
    （四）全方位对外开放为结构调整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积极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大幅降低“引进来”的门槛，同时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多支持，为制造业结构升级创造了有利外部环境。“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并且对外开放从“引进来”向“走出去”倾斜的趋势更加显著，中国制造业利用全球要素和市场实现规模增长和发展质量提升的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在“引进来”方面，“十四五”期间会进一步放宽制造业外资市场准入，鼓励外资企业在华设立全球研发中心、运营中心，构建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提高外资引入的质量，通过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充分竞争推动制造业结构升级。在“走出去”方面，资本“走出去”的步伐大大加快，制造企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积极利用全球资源和全球要素推动本国制造业结构升级，“一带一路”倡议带动的国际产能合作为制造企业“走出去”并提高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创造了新的机遇，不仅在全球范围持续释放我国制造业产能优势，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的国际投资准入形势恶化。值得关注的是，与之前的制造业对外开放战略比较，“十四五”时期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突出中西部的地位，深化经济欠发达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这有助于推动国内制造业布局的进一步优化。“十四五”时期，《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关于引导对外投融资基金健康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性文件将产生具体效果，民营企业“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成为制造业对外开放新的增长动力。
    四、面向制造强国的结构调整重点
    从历史发展规律上看，在人均GDP从8000美元向12000美元迈进的过程中，保持制造业的合理比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8］“十四五”时期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要在基本实现工业化后保持制造业发展动力，制造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也必须有所变化。
    （一）总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
    到“十三五”时期末，我国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从“十四五”开始进入深度工业化发展阶段，这意味着制造业总量扩张基本结束。一方面，作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国家，总量扩张的空间有限；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大规模对外投资，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制造业产能将部分转出，这会进一步导致国内制造业规模增长减速。“十四五”期间，制造业的发展要依靠新增长点的培育，更重要的是存量调整和质量提升。从结构调整的角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包括过程质量提升和结果质量提升。
    过程质量提升是指优化要素投入结构，降低对资源环境的负面影响。在资源和能源投入方面，降低一次能源消耗的比重，采用更环保的生产装备和工艺，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在资本和技术投入方面，不断提高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重点推进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在劳动力投入方面，加强职业培训和终身学习，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明显提升和人力资源的明显提升。
    结果质量提升是指先进制造业比重明显提升。从不同产品间的结构看，要重点发展抢占新工业革命产业制高点的产品，包括新一代数字信息产品、高端装备产品、生物医药产品、新材料产品、节能环保产品等；重点发展满足人民生活幸福水平提高的高质量的消费产品，包括健康食品、智能家居等。从同一产品结构看，要重点发展尚存在“卡脖子”风险的关键核心短板，例如电子信息中的关键材料、芯片、下一代显示等环节，装备产业中的核心伺服电机、控制系统等。
    （二）结构优化转向现代产业体系构建
    各个国家和地区资源要素禀赋不同、产业规模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就如同没有一个所谓“最优”产业结构一样，现代产业体系也必须符合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实际情况。“十四五”时期，按照“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要求，根据我国制造业面临的情况，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有三个重要的方向。
    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层面，中国现代产业体系中制造业必须是重要的主导产业，必须保持一定的规模。如果以现价人均GDP作为衡量标准，在相同发展阶段，美国第二产业比重约为30%、日本约为39%、德国约为42%、韩国约为43%。目前我国制造业的比重与日本、德国、韩国同等发展水平时比较明显偏低。在中国经济由大变强过程中，制造业必须保持合理比重，不能过早“去工业化”。“十四五”期间，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必须首先鼓励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调整制造业存量、挖掘增量，将制造业的比重保持在27%左右。
    从制造业内部看，行业结构将趋于稳定，但产业间的关联性要得到进一步的增强。虽然我国已经拥有全球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全的制造业供应链体系，但供应链的效率并不在全球领先，无论是上游零部件制造企业还是后端的整机制造企业，单个企业能够参与的供应链的数量比较有限，供应链比较脆弱，当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可能破坏整个产业的安全性。同时，供应链不同企业间的融合不足，大多数企业只是按照订单进行生产，并没有参与到供应链上其他企业的技术研发和工艺改进中，制约了整个产业的技术进步，在面对新技术、新市场时，供应链也难以在短期内进行调整和适应。因此，“十四五”期间，在制造业内部结构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结构调整的重点应当是加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间形成更加紧密的供应链联系。
    （三）产业间比重调整转向产业深度融合
    传统的产业政策和规划的目标是调整优化产业间的比重关系，但所谓“高技术产业”“新兴产业”，或者“数字经济”本身难以划定边界，目标的制定和实现模糊不清。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十四五”时期的制造业结构调整应当更加注重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而不是一些特定产业部门产值比重的提高。
    一是推进制造业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电子信息制造等制造业部门本身就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中国是电子信息制造大国，电子信息制造业是重要支柱产业。“十四五”时期，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重点是实现经济效益的提升，一方面通过降低劳动密集程度应对劳动力成本上涨压力，另一方面通过技术进步生产技术含量更高、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制造业与数字技术、业态的融合发展是数字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十四五”时期，要积极推动数字技术在制造企业的应用场景创新、试点，将制造业和互联网产业竞争优势进行融合，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工业物联网系统、工业大数据，成为全球领先的“智能+制造”应用国。
    二是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既是适应发展环境新变化的必然举措，也是推动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动变革，对于积极应对当前制造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促进服务业转型发展与优化升级，以及提高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国际分工地位，都具有重要意义。“十四五”时期，要将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将成为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实践的触发点，需重点支持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制造、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与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科技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间的深度融合。
    （四）国内区域间布局转向全球布局
    工业化和制造业发展在区域上的不平衡是我国特殊国情，产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区域经济变动的基本特征。长期以来，我国产业布局结构的优化主要也是在国境范围内促进工业等产业部门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近些年，中西部地区以劳动力为代表的要素价格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不断缩小，中西部地区招商引资形势日益严峻，巨大的政策“透支”招商使得部分中西部城市在产业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实现财政收入的增加和民生的改善，还浪费了宝贵的土地和资本资源。我国制造业发展已经到了必须“走出去”实现全球布局的阶段，“十四五”时期，制造业区域结构调整的重点除了继续优化各个产业部门在国内不同发展水平区域间布局，更要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对外直接投资加强中国制造企业对全球要素资源、市场需求和产能布局的掌控力。
    “一带一路”倡议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制造业全球布局最重要的平台。要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联通，包括交通设施的联通、管道的联通、信息化的联通等，为制造业国际产能合作的人员、物资、产品和信息的流动奠定基础。要加强产业链的跨境协调，对外直接投资和工厂的迁移要同步推进供应链的转移。要与东道国共同开拓本地市场，特别是能够加速工业化进程的设施装备市场和能够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消费品市场。要注重中国品牌、中国标准、中国模式的走出去，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影响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制造业全球布局必须遵循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产能合作要注重对当地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有效带动，要依托工业的发展完善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本地供应链体系、培育产业工人队伍，带动制成品消费的增长。要与东道国共同开发新市场，并逐步构架由中国主导的、区别于发达国家过去仅仅利用当地廉价劳动资源的、最大程度实现双边或多边共赢国际制造业分工新框架，以此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参考文献]
    [1]郭朝先.当前中国工业发展问题与未来高质量发展对策[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
    [2]江飞涛,耿强,等.地区竞争?体制扭曲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J].中国工业经济,2012(6).
    [3]李廉水,石喜爱,等.中国制造业40年:智能化进程与展望[J].中国软科学,2019(1).
    [4]蔡昉.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J].经济研究,2007(7).
    [5]李建强,赵西亮.中国制造还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吗[J].统计研究,2018(1).
    [6]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20(2).
    [7]邓洲.基于产业分工角度的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优劣势分析[J].经济纵横,2020(4).
    [8]魏后凯,王颂吉.中国“过度去工业化”现象剖析与理论反思[J].中国工业经济,2019(1).
    于畅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创新、经济增长。
    邓洲,于畅.“十四五”时期制造业结构调整方向与重点[J/OL].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1(01):40-46[2021-02-18].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6.1295.C.20210124.1237.0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