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三个关键点

    摘要：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能够响应现代化发展要求并及时吸纳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成果的经济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篇大文章，必须咬定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瞄准新一轮产业革命和国际竞争制高点，在动力转换、资源配置和体制保障三个关键点上形成合力。一是攻克“三推动一提高”（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难题，构建开放式协同创新体系，形成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二是建设“四位协同”（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构筑科技、金融、人才向实体经济集聚的制度体系。三是构建“三有”（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保障体制，以激发各类微观主体活力为指向，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关键词：现代化经济体系；微观主体；市场机制；要素配置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课题“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激励机制创新研究”（2018G06）；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竞争政策理论前沿与政策走向”（批准号：SKGJCX2017-03）。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新时代的重大理论命题，并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2018年1月30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只有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也才能为其他领域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上述论断为我们把握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和关键点提供了根本遵循。从经济发展实践看，经济体系作为以往发展的结果和继续发展的起点，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不能根据发展阶段、发展任务和发展环境的变化推动经济体系演进，经济发展就会受到束缚而停滞，阻碍国家现代化进程。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这个命题以来，经济学加强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一些文献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视角（吴俊杰〔1〕，2018）、基本取向（蒋永穆〔2〕，2017）、基本框架与实现战略（程恩富、柴巧燕〔3〕，2018）、产业体系基础（刘伟〔4〕，2017；刘志彪〔5〕，2018）和国际经验（周文包、炜杰〔6〕，2018）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在研读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讲话基础上，结合前述文献，提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含义并对其关键点作进一步提炼和分析。
    经济体系不是静止的、简单的系统，而是在动力转换、要素配置和经济体制等因素作用下，不断融入科技、人才和制度等时代元素而进化的复杂系统。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能够响应现代化发展要求并及时吸纳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成果的经济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篇大文章，必须咬定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瞄准新一轮产业革命和国际竞争制高点，在动力转换、资源配置和体制保障三个关键点上形成合力。一是攻克“三推动一提高”（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难题，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形成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长期向好态势和中高速增长。二是建设“四位协同”（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构筑科技、金融、人才向实体经济集聚的制度体系，提高实体经济吸纳现代要素的能力。三是构建“三有”（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保障体制，以激发各类微观主体活力为指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微观监管和宏观调控改革，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一、攻克“三推动一提高”难题    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之所以强调持续提高创新能力，是因为科技创新及其成果的应用，能够不断释放和培育新动力，实现收益递增，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实现发展动力转换。经济增长动力可以归结为生产要素投入数量增加和要素配置效率提高。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之外还有一个要素是全要素生产率。制度创新释放的创造力和科技创新造就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更加重要的原因，全要素生产率因此被称为技术进步率，这里的技术进步应该从广义上理解，包括科技进步、组织管理改善和制度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若达到70%以上，一般就可以认为形成了能够支持人均收入持续提高和国家现代化的经济体系。
    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中不能归因于资本、劳动、土地等有形生产要素投入数量增加的余值。在劳动力、土地与资本等生产要素达到一定水平必然出现边际收益递减，收益递减达到一定程度，单纯依靠资本积累并不能实现人均财富增长，反而可能落入收入陷阱。经济理论以厂商在其生产可能性曲线上进行生产为假设，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意味着企业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移动。由于生产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在一定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下，最大产出只能位于生产可能性曲线之内，企业可以接近但无法逾越生产可能性曲线实现更多的产出和结构优化的提升。在资源稀缺条件下，只有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才能改变生产要素边际递减规律，使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右上方移动，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实现单位产品成本的降低和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只有创新才能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使经济体系摆脱低端锁定状态，提高产业附加值，推动经济发展过程持续向高质量方向迈进。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借助不断创新的知识生产和配置打破旧均衡，建立新均衡，才能持续提高人均收入和推进经济发展进程。
    过度依靠生产要素数量投入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受制于收益递减规律束缚，必然导致众多企业积聚在产业链中低端环节且为了微薄利润而相互竞争。技术、管理、制度等要素具有收益递增性质，能够成功化解传统生产要素的收益递减效应，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只有培育一批高技术、高附加值和强品牌的行业领军企业，发展壮大新动力并不断接替旧动力，提高各种生产要素的整体效率，减少对投资、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的数量依赖，才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发展质量不断提高，推动经济体系向高附加值方向攀升，提高参与全球生产的收益。产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通过发展壮大经济增长新动力，推动新旧动力转换，经济增长实现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飞跃，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高并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科技进步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深远，实现超额利润和高速成长的企业多归因于掌握核心技术，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人均收入增长主要源于科技创新。
    发展动力转换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离不开新旧产业接替及其导致的国民经济主导产业转换。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源于众多领域一波又一波且相互加强的科技创新，一些创新放大了其他创新的影响，进而引起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动力的重大变化，催生出一批对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产业。正如杰克·戈德斯通〔7〕（2010）所描绘的，推动众多产业实现工业化的因素很多，包括工人教育和训练程度的提高、金融和资本对新产业的投资以及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等，但在每一项重要技术改进的背后，都有着相应的技术创新。工业革命之所以首先在英国发生，是因为英国最先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自然哲学家的思想、仪表技师、手工艺人的技术与企业家和工厂主的目标不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积极地相互交流汇聚到了一起，造就了连续涌现、不断加速的新变革。20世纪中后期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众多科技创新深刻改变了国民经济各产业，并在21世纪初发展成以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为主要特征的新工业革命，使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提高，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科技创新特别是核心技术攻关具有高投入和高风险的性质，只有与科研机构以及供应商、用户、投资方建立紧密协同关系，组成攻关的突击队、特种兵，才能形成新技术研发及其产业化能力。而且，关键知识普遍分布在大小不一、目标不同的各类组织中，单一主体很难完成整个创新流程的各项活动，科技创新必须从依靠单个组织的内部资源转向加强内外部合作，与相关组织紧密协作联合开发产品和服务，关键共性技术创新更需要建立在内外部资源整合和协同之上。为此，必须构建开放式协同创新体系，充分调动更多社会主体和资源积极开展创新活动，集聚各方在基础研究、科技成果产业化和产品开发等方面的专长，促进产学研各环节紧密协同、科技与经济融合互促的联动机制。
    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就是对我国开展开放式协同创新的部署。传统创新模式强调企业的单主体作用，企业独立地开展创意、研发、产业化等活动，忽视大学、供应商、用户等外部资源和政府在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割裂了创新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系。开放式协同创新体系强调加强组织间协同，整合利用外部知识和资源，集聚各创新主体的能力与专长，利用企业内部和外部两种资源紧密融合，高校、科研机构、融资机构、创新型企业、政府和公众等众多主体的相互支持和配合，各参与方通过产业关联、知识共享、能力互动和信息流动相互作用完成创新。在开放式协同创新体系中，企业不仅在内部寻找所需知识和技术，而且跨越组织边界与其他组织合作，利用内外部资源的协同效应弥补企业内部研发资源缺陷。这就要求改变传统独立和封闭的创新组织方式，建立互相信任、互相合作的氛围和环境，使创新各方在互惠共生的合作环境中得到共同发展。在开放式协同创新体系中，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功能。企业诞生于市场，对科技创新的市场应用前景天然敏感，其组织和配置创新资源，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的作用不可替代。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是集聚组织创新资源的领导者和创新成果的直接受益者，在把握创新方向、集聚创新人才、组织创新团队、转化创新成果等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以企业为主体，就是激励企业充分认识开放和协同在创新中的重要性，不仅要增强自身研发能力建设，而且要提高创新要素的整合能力，发挥企业创新需求、创新决策、创新组织和成果转化应用的主体作用，牵头组织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并对创新决策结果负责。高校主要承担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科研院所在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及产业化上优势突出，很多研究尽管重要但未必能够获得直接利润回报。同时，也离不开政府研发经费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应当在加强基础和前沿研究的同时，更准确地把握企业和产业需求，融入产学研协同创新之中，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坚实的知识和技术支持。
    开放式协同创新既需要有效的市场，也需要有为的政府。市场在引导创新方向、评判创新成败和创新收益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更多地发挥市场对科技创新的选择作用，激励各参与方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产品创新，根据市场需求变化调整研发活动，基于市场交易关系开展协同合作。政府作为创新制度与环境的供给者和维护者，要支持企业根据自身条件选择研发方向、投入方式和合作模式，协商制定风险分担和收益共享制度，用法律和制度来保证、约束各方的行为和权利义务。政府还应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企业科技创新的直接干预，弥补市场在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和科技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不足，支持企业没有动力和难以完成的研发活动，鼓励企业加强研发能力建设，为市场发挥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提供保障。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企业往往难以独自负担全部投入、成本与风险，政府应当在不削弱市场作用的前提下发挥积极作用，引导创新资源向产业关键基础共性技术领域集中，完善科技投入的利益补偿机制，并从战略高度提高财政支持基础研究和竞争前技术研发的强度和规模。
    二、建设“四位协同”的产业体系     做强实体经济
    建设“四位协同”的产业体系，就是使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与实体经济形成相互支撑和相互加强的协同关系，使各类要素特别是高端要素更好地服务和支撑实体经济发展。与一般要素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配置不同，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属于可移动要素，其流动受价值规律驱动，需要采取经济激励措施引导其流向。“四位协同”的核心是建立把稀缺生产要素配置到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机制，推动实体经济向以先进制造业为主的方向和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其中，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从大到强的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等高端稀缺要素供给能力是保障。
    一个产业吸纳高于平均水平的要素，要求实现高于平均水平的收益能力。只有推动实体经济向高附加值方向发展，才能提高实体经济对高端稀缺要素的吸纳能力。原因在于，生产要素配置到实体经济是通过要素流动实现的。只有一个产业的附加值比其他产业高，信贷资金和股权投资才能获得足够高的报酬率，劳动者也能得到报酬更高的工作，这些要素才会从较低附加值的产业流向较高附加值的产业。资源按照这种规则和流向进行配置，不仅个人收入得到提高，低收益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会收缩，高收益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会扩大，经济结构会沿高附加值阶梯向上攀登，进而促进整个经济体系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既能协调庞大而复杂的宏观经济体系，推动资源流动和改善资源配置，也能促进企业通过市场获取稀缺资源的经济活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互融合渗透，推动资源向更有效率的部门流动，是经济结构优化提升的重要方式。金融的本质是服务，服务实体经济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原动力。从价值链看，制造业产品一般含有少数高价值零部件，这些高价值零部件含有知识产权，成本高，构成最终产品总增加值的很高比例。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是研发、设计和核心零部件附加值主要由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企业获得，组装和部分制造附加值由中国企业承担。发达国家企业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中国居于中低端，绝大部分增加值由发达国家企业获得，因此，贸易顺差反映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反映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国制造业企业分享的增加值比例偏低，削弱了对高端要素吸引力。
    我国实体经济向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和攻克核心技术方向攀登，更需要发挥金融的资源配置作用。为此，需要提高银行信贷投向实体经济的比重，加强重点产业薄弱环节的资金保障，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保障新兴科技企业和中小企业资金需求。但一个时期以来，货币资金在金融系统内部空转，信贷资金和社会投资“脱实向虚”问题突出，金融、房地产及其他虚拟领域收益偏高导致过度投机行为，使本该进入实体经济的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进行套利活动，拉长了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流程，提高了实体经济获得信贷和投资的成本，加剧了实体经济困难。必须采取经济激励和监管措施，解决金融业务独立于实体经济并主要服务自身的问题，实现金融等要素配置“脱虚向实”，转变到服务实体经济上来。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求处理好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关系。直接融资有利于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等风险较高的产业发展，解决传统商业银行不能满足的多样化资金需求。银行信贷等间接融资主要来源于家庭储蓄，具有风险厌恶的性质，更倾向于配置给经营效率相对较低的传统产业，有利于传统低风险产业成长。因此，商业银行要创新资金供给方式，坚持以信贷业务为主的同时积极发展非信贷业务，支持市场主体提高融资能力和资金运营管理能力。在积极推广固定资产抵押贷款的同时，挖掘抵质押资源，推广发展好投贷联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存货融资、应收账款融资、金融租赁等多种融资模式。鼓励社会资本采取股权投资等方式投资实体经济，大力发展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基金，改善初创企业和种子企业的资金供给，促进创新型企业的创立和发展。
    解决实体经济当前的融资困境，更好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作用，要求加快金融改革，引导金融机构简化信贷审批流程，创新产品和服务，开展投贷联动、股债结合等金融服务，拓宽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完善金融机构业务评估和指导制度，拓展实体经济融资渠道，解决实体经济融资渠道窄的问题，构建适应实体经济投融资需求的金融服务体系。加强金融业务监管，使更多金融资源配置给实体经济，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水平。
    作为一种可以持续产生和利用的要素，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我国实体经济人力资源供给短缺和企业员工稳定性低等问题存在多年，特别是创新型人才“脱实向虚”已经成为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的瓶颈。推动人力资源向实体经济集聚，面临实体经济对人才的吸引力、吸纳力低等挑战。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更好发挥政府对人力资源流向的支持和引导作用，优化人力资源供给结构和提高人力资源质量，完善财政补贴企业集聚人才和使用人才的政策，提高行业骨干企业对科技领军人才、复合型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的吸纳能力。以产业发展和企业需求为导向，支持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加强合作，建立企业与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双向柔性人才流动机制。完善人才部门与实体企业的联动。加快人力资源培养，促进人力资源合理配置。既要吸引留学生回国和引进国外专家，又要加快重点领域和行业急需紧缺人才、适用人才的培养；加大对知识转移转化、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和支持力度；充分调动劳动者的创造性和能动性。既要培养和使用好高端研发人才，又要培养和使用好优秀工程技术人员和高技能产业工人，完善产业工人技能等级制度，培育适应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人才队伍。
    三、构建“三个有”的经济体制    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三个有”是相互联系和促进的关系，中心内容是实现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微观主体有活力的统一，形成能够有效配置稀缺资源的经济体制。实现这一点的关键是发挥好政府服务、监管、协调与引导作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通过市场竞争促进经济体系的良性进化创造条件。市场犹如精心设计的超大型计算机，通过竞争传递信息，为各类主体的行为提供激励和约束机制，引导个人和企业行为，解决资源配置问题。甚至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真正天才之处不是私有财产，也不是利润动力，而是竞争（路易吉·津加莱斯〔8〕，2015）。
    市场机制有效，就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解决好市场竞争不公平、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实现资源根据价值规律进行交易和流动，形成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竞争的市场环境。这就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和微观主体行为的直接干预，将政府的主要职责定位于市场管不了和管不好的领域，为企业和社会发展提供合法经营、公平竞争、高度法治的营商环境，消除制约市场配置资源的障碍。当前，要结合放、管、服改革，严格规范政府的权力和行使规范，解决好放权不到位、监管不到位、服务不到位等问题，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和不见面审批。尤其要解决好政府服务不到位、不作为问题，不断改进和优化对企业的服务，积极作为、主动作为、靠前服务，使政府对企业发展多关注、多调研、多引导，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宏观调控的目的是既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又要避免市场经济不稳定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保持一个可预期的交易环境。宏观调控有度要求政策制定实施更加关注预期，有针对性地主动引导市场预期；政策目标聚焦到长期性、结构性和经济运行稳定性问题，政策内容更加注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外经外贸政策的协同；政策手段优先使用影响市场总供求和普惠性的工具，最大限度减少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直接调控，最大限度为微观经济主体松绑，最大限度扩大微观经济主体自主选择空间。
    “三个有”的核心是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其他两个“有”必须服务于这个“有”。微观主体包括进行生产和投资的个人与企业，是经济体系的基本组成元素，在经济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微观主体行为受市场竞争环境是否公平、激励导向是否正确的因素影响，也受政府在规则制定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和基础研究、环境营造等方面发挥作用情况的影响。产权保护、要素市场化配置、市场竞争规则完善等制度安排是激发企业和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不可缺少的因素。目前，微观主体行为和活力释放还受到不少不合理的限制和束缚，致使企业不能对市场价格和供求变化做出快速反应。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把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并提出了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等目标。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必须尊重和保障各类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和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坚决整治政府扩大行政垄断、限制商品要素流动、差别对待辖区内企业和辖区外企业以及政府部门所属的事业单位、中介机构“近水楼台先得月”等问题。
    在设计市场制度和行为规则时，充分考虑微观主体可能的反应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约束一切对社会有害的行为，鼓励一切对社会有益的行为。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体系，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使竞争规则更加公平透明，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激励企业家从事创新创业和发现创造活动。打破行政性垄断，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制度和政府行为规范，为各种所有制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尤其要提高资源配置透明度，规范招标、采购、项目审批等方面的规则和信息披露，解决好歧视中小企业和外地企业问题，防止资源在不同规模、不同地域企业之间的错配。还要注意引导企业专注于生产性创新而不是寻租活动，在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上进行长期投资，不断改进生产方式。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成熟和定型，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地方还很多，特别是市场价格发现、供求关系调整和要素优化配置的功能发育不充分，企业行为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健全，市场竞争作用不如成熟市场经济体制有效。因此，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不能照搬成熟市场经济体制做法，而是强调政府与市场的互补性，通过发挥政府作用来强化市场功能。除宏观调控以外，还需要政府在中观和微观层面发挥市场一时不能发挥的作用。在中观层面，政府不仅要引导经济发展方向和促进战略性产业发展，还要制定并组织实施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在微观层面，政府为实现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等目标，要对微观主体进行必要的管制和行政干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和定型，动态调整政府与市场作用边界，改革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关系，更加重视竞争政策的作用，促进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有效融合，注重通过竞争政策限定不合理的政府行为，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参考文献
    〔1〕吴俊杰.论现代化经济体系：一个整体性视角〔J〕.宏观经济管理，2018（12）：19-25.
    〔2〕蒋永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坚持的基本取向〔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12）：29-33.
    〔3〕程恩富，柴巧燕.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框架与实现战略—学习习近平关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思想〔J〕.经济研究参考，2018（7）：3-13.
    〔4〕刘伟.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新发展理念的体会〔J〕.管理世界，2017（12）：1-7.
    〔5〕刘志彪.建设实体经济与要素投入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J〕.天津社会科学，2018（2）：109-114.
    〔6〕周文包、炜杰.国家主体性、国家建构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基于西欧、美国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经验〔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5）：1-8.
    〔7〕〔美〕杰克·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M〕.关永强，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50-155.
    〔8〕〔美〕路易吉·津加莱斯.繁荣的真谛〔M〕.余江，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