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绿色技术效率与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

    摘 要：以转移合理度为指标对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进行重新界定与测算，基于数理模型所得结论运用我国30个省2001-2014年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限模型及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及绿色技术效率对我国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的影响。结果表明：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存在绿色技术效率的门限效应，当绿色技术效率较低时，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效率的提升并不能促进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当绿色技术效率水平达到门槛值以上时，绿色技术效率和环境规制会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转移产生显著的直接与间接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环境规制；绿色技术效率；空间计量
       中图分类号：F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完善，我国整体经济水平得到巨大提升。但在这一成就背后，地区间的经济社会差距也逐渐凸显，东部地区依托地理与市场的优势得到长足发展，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仍相对滞后，如何调节地区差距成为我国下一步发展的当务之急。与此同时，在工业化进程中大量的污染密集型行业在东部地区集聚，导致东部地区环境急剧恶化，东部地区如何“腾笼换鸟”、实现产业进一步升级也是影响东部地区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产业转移作为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一个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那么是否可以在考虑中西部地区环境承载力的前提下，通过促进东部地区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区际转移，在缓解东部地区环境危机的同时借助资本转移助力中西部地区加速工业化进程从而实现全国的均衡发展便是一个亟需探讨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流动往往表现为一种逐利的市场行为，依托东部地区的技术与区位优势，污染密集型企业可以得到更高的边际产出，因此要促进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有必要从环境规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通过增加污染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成本迫使其主动迁出东部地区。而在另一方面，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迁移也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如果地方政府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经济效益的依赖性较强，那么政府可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阻止其迁出，因此是否可以通过促进东部地区绿色技术效率的提升，使得政府财税来源向新兴产业倾斜从而削弱污染密集型行业迁移的体制障碍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要促进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区际转移实现地区均衡可持续发展，有必要首先厘清环境规制、绿色技术效率与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的关系。
    污染密集型行业的转移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其经济意义及环境规制在其中的作用是学者广泛争论的话题。有许多学者认为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且有其积极意义。姚从容（2016）认为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并不必然导致污染集聚，而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也具有不确定及交替性等特征，因此基于促进经济效率和技术效率提高的目的，应促进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集群式转移^[1]。张彩云（2015）的研究显示在环境规制水平提高的过程中污染产业会先转出而后转入，在长期中加强环境规制能刺激企业降低单位产品污染排放，即环境规制能使污染产业转入地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赢^[2]。张平（2016）认为在考虑环境承载力的前提下，促进污染密集型行业合理转移对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其研究同时表明正式环境规制可以更加有效的促进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区际转移，非正式环境规制也因从整体上推动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而显现出经济效应^[3]。齐红倩（2015）的实证研究表明中西部地区承接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有助于降低当地居民的健康成本支出。也有很多学者认为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会导致中西部地区的“污染避难所”问题^[4]。王艳丽（2016）认为欠发达地区“污染避难所”效应存在的原因主要在于环境规制的竞争，即政府主动降低环境规制水平以增加本地区高能耗产业流入^[5]。胡德宝（2015）的研究显示污染强度与规制强度间存在反向相关关系，即存在“污染避乱所”假说^[6]。侯伟丽（2013）的研究也显示随着我国环境规制强度整体加强和产业结构变化，“污染避难所”效应增强^[7]。但是对这种效应的质疑声音也颇多。Porter (1999)^[8]、Eskeland (2003)^[9]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说存在局限性，环境规制只是影响投资选址的众多因素之一。赵细康（2016）的研究也表明，环境规制并不是导致污染产业空间转移的主导因素，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空间转移行为与其他产业并无明显差异^[10]。
    有关技术进步与产业转移的研究也有许多成果出现。部分学者关注到技术进步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如梁红岩（2016）认为从宏观视角看技术创新是促进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11]，崔建鑫（2015）针对长三角地区的实证研究同样表明创新能力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空间转移具有明显推动作用^[12]，李晴（2015）从企业视角的研究显示，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技术研发促进产业转移，而在融资约束条件下技术研发则对产业转移起抑制作用^[13]。但更多的成果则集中于产业转移的技术溢出效应，关爱萍（2013）的研究表明区际产业转移对西部地区各省份的技术溢出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14]。卫颖（2015）认为技术溢出带动转入地技术能力提升并进一步推动其产业结构升级^[15]。马永红（2016）的研究表明产业转移规模、创新程度及信息整合均与技术创新扩散速度正向相关^[16]。此外，关于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效率的关系及绿色技术效率的经济效益问题也有部分成果出现。陈超凡（2016）认为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尚未越过“波特拐点”，这与规制体系设计不合理有关^[17]。何枫（2015）的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技术效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并不显著，未能观测到环境保护、资源循环利用与企业产出增长的双赢效果^[18]。谭政（2016）认为通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省际空间学习效应可以实现中国省际的绿色协同发展^[19]。王志平（2014）认为我国绿色技术效率呈缓慢上升的趋势，技术引进必须与消化、吸收和改造相结合，才能真正起到提升区域绿色技术效率水平的作用^[20]。汪锋（2015）认为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稳步上升，中国经济增长正逐渐由资本、劳动、能源和环境容量等要素投入转变为可持续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驱动^[21]。
    现有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与待改进之处。第一、相关文献大多只关注环境规制的产业转移效应，缺乏将环境规制、绿色技术效率与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纳入统一体系展开的系统研究，没有充分考虑市场机制及政治体制对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的直接与间接影响效应。同时相关研究对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的测算普遍基于区位熵方法展开，但是并没有很好的论证这种方法的合理性。第二、从方法层面看，在模型分析基础上运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及面板门限模型开展的实证研究尚较欠缺。为此，本文在综合考察环境规制及绿色技术效率对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对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这一问题进行重新界定与测算，并运用中国30个省2001-2014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自回归及面板门限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实际价值与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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