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战略定位与创新发展机制研究

    内容提要：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深水区，雄安新区的设立肩负了探索创新发展道路和寻找全新经济增长动力的历史使命，具有一般国家级新区所不具备的战略定位。雄安新区的设立符合世界各国在面临“大城市病”、解决经济增长动力问题和寻求区域间平衡发展方式所遵循的一般规律，同时具有中国特色，将为中国乃至世界未来新区的建设进行实践。本文认为，雄安是继深圳、浦东之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中的又一重大战略，要释放雄安新区的建设红利，需要准备把握雄安新区建设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各战略目标的关系以及雄安新区与京、津、冀等周边地区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推动机制体制创新，探索全新发展模式，吸引和培育创新要素，建立高新高端产业是实现雄安新区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雄安新区；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
    一、雄安新区设立的意义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自设立之日起，雄安新区便吸引了全球目光，这是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及发展方式转型关键时期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探索深化改革以努力构建经济增长新引擎、打造北方经济增长极做出的重大决定。尽管媒体普遍采用“横空出世”来形容雄安新区建立的振奋人心，但雄安新区的建立并非旦夕所致的“横空出世”，作为“国家大事、千年大计”，雄安新区的设立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探索中的重大决定，是长期实践的成果，更是未来长期建设的目标。雄安新区的设立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不难看出，雄安新区的设立主要基于两项重大目标：其一，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和构建河北省新经济增长极为牵引，实现京津冀区域的全面协调发展；其二，以雄安为画布，勾勒出创新发展模式的蓝图。但“千年大计”的雄心向世人宣告，雄安新区的最终目标是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通过创新发展理念，在华北核心地区建立起创新发展实践区，形成向外辐射和输出创新技术、创新理念、创新制度等创新概念的创新中心，带动中国乃至世界实现创新发展，成为信息流、技术流、商流、人流、物流五流合一的世界枢纽，构筑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
    这样的定位已注定雄安新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的建设体现出了与中国之前所建新区不同的特色。雄安新区不仅仅是单纯地建设一座城市或简单地打造一个经济开发区，站在历史新的起点，它被赋予更重要的使命。首先，它为中国新时期城市建设与发展树立起一个标杆，改革开放的40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城市发展迅速，但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后推动力源于投资拉动、工业拉动和外向型经济，以房地产开发为先导的城市发展模式和重工业化为主导的产业选择，带来城市繁荣的同时也造成人口过快增长，城市边界不断外延，城市管理水平与城市扩张速度不相称，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生活压力激增。雄安新区的设立将打破这一传统城市发展与新区扩张模式，以绿色、现代、智慧城市建设为抓手，集聚高端高新产业，吸纳创新元素，为新时期中国城市建设开辟一种全新的城市建设理念。其次，雄安新区的建设是全面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基点，有助于其他特大城市解决大城市病，探索优化发展的新路子。雄安新区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通过建立京津冀城市群，以雄安为连接点，衔接京、津、石三地，协调资源合理分配和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缓解北京、天津“大城市病”的同时，有效带动周边地区共同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雄安新区设立之初就不是仅针对单体城市，而是更多地考虑与周边区域的协调，它将成为京津冀城市群的一个重要子系统和空间节点。其三，以雄安新区为核心区域的京津冀城市群将探索中国式发展模式，使之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建设中国“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的重要试验区与实践区，在科技、产业、文化、制度等方面探索全新发展理念，成为中国向世界开放的窗口和与世界交流的平台，建立世界级城市群，提升区域乃至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其四，雄安新区处于历史新起点，探索未来中国发展的战略方向，是“国家大事”，是实现“中国梦”和“两个百年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环节和战略布局。目前，国家正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三大发展战略，而京津冀协同战略既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交汇点，也对长江经济带城市、产业发展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其具有更高的战略地位。特别是雄安，作为京津冀协同战略中盘活整盘棋的重要一子，确为“千年大计”，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指引作用。因此，其建设不在一时之功。无论从设立、设计、建设，还是管理、完善等各方面都需要谨慎布局、缜密设计、精细施工，唯有如此，才能在中国复兴之路上再造一座千年之城。
    因为雄安新区的特殊地位，在其建设中应该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将其打造为国际化中心城市；同时，应突出中国特色，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使现代创新元素与传统文化、历史相交融；在建设中要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创新现有全球新城区发展模式，创新中国文化；要高点定位，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牵引，以创新产业为依托，打造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新城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创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二、雄安新区建设中重要关系的判断
    （一）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之于经济学亘古不变的讨论，政府和市场多年来一直是经济发展争论的焦点。自雄安新区设立之日起，围绕雄安建设究竟采取政府主导的外力推动型发展还是通过培育市场走内生动力性发展一直存在争议。政府代表强有力的行政干预和对资源的宏观把控，而市场则代表自由竞争和资源的自由流动。雄安新区建设究竟依靠外力的推动还是内力的集聚，成为社会各界争论的焦点。纵观理论界现有研究，对雄安新区如何建设和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观点。
    第一种观点支持政府推动型的发展道路，雄安新区作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被寄予厚望并赋予重大历史使命，这与其所处京津冀协同发展经济洼地，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资源集聚与京、津两地呈“断崖式”差距形成鲜明对比。而国家赋予的优惠政策是零起点新城建设的特殊资源，政府的引导是雄安新区建设起步和资源流入的重要因素，缺乏政府的干预，雄安新区建设难以成型。
    第二种观点认为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入的今天，政府应让位于市场，退而成为市场的服务者，政府的过度干预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而完全依靠央企的市场是被扭曲的市场，技术创新不能得到市场的检验，很难说会带来技术和市场的繁荣。此外，与中国许多新区开发所存在的问题一样，土地成为政府和当地人民间重要的博弈资源，由政府主导的雄安新区建设面临着政府与当地居民产生冲突的风险，而且可能出现之前并未出现过的中央政府与当地居民间的冲突，从而带来不稳定因素。
    第三种观点认为新区建设是在政府规划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上配置资源的作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发力，才能推进机制体制创新，实现雄安建设目标。政府的工作主要是“搭平台、建基地、搞服务、做配套、造环境”，市场则应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主要的作用，将政府的“推力”和市场的“引力”相结合，单纯依靠政府或市场都无法完成雄安建设这一千年工程。
    第四种观点认为在市场和政府之外应该融入更多社会治理因素，共同参与雄安建设。市场和政府都存在失灵问题，雄安新区建设应该摆脱单中心的治理结构，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建立“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的基本格局，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激发更多力量参与新区建设。
    本文认为，雄安建设道路的关系并非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选择，而是发展阶段的选择。雄安建设起步阶段从一个相对落后地区向区域乃至全国增长极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源集聚，而雄安并不具备吸引资源自然流动的天然优势。此时，政府政策则成为其最大的资源，通过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初步开启资源的集聚过程。而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转移这一目标定位本身就是政府主导和推动的，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干预，无论央企、高校，还是政府部门、公共服务机构都很难主动迁入，如果没有这些先行部门的进驻，人才、技术、资金等资源也很难流入，其他企业和研发部门更难进入，何谈市场内生动力和创新发展？此外，雄安新区建设肩负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京津冀城市群这一战略目标。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各方政府的协同和配合，而只有中央政府具备调动各方政府的能力，缺乏中央政府顶层调配，任何一方都很难在雄安新区建设初期“无利可图”的阶段作出让步。之于土地这问题，如果任由市场发展，资金涌入，地价飞涨，既不利于雄安新区的开发建设，也不利于雄安绿色创新、以人为本发展目标的实现，从而又回到以往新区开发“土地经济”带动的老路。最后，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重要节点，雄安建设需要顶层设计和国家战略，这是市场机制所无法实现的，而“功成不必在我”也说明雄安建设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而是需要有为政府持续的推动和引导，也只有政府可以承担建设中出现的任何问题。中国政府具备集中精力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也已有成功主导建设深圳、浦东的经验，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应该充分相信政府在雄安建设初期所不容忽视的作用，同时，国外新区的建设——早至伦敦新城的建设，现到东京、首尔新城的建设都具有政府的影子。
    当然，政府的引导在城市建设初期具有重要意义，但政策红利不能持续地保障雄安的千年发展，培育自身发展动力是城市建设的重要任务。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活力是在雄安新区具备一定规模和自生能力之后所经必由之路。政府应该扮演发展引导者和市场服务者的角色，推动创新成为雄安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创新不仅是科技创新，还包括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以及业态创新等。探索制度创新不仅是雄安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中国改革的总体方向，力求政府小规模、少层级、小机构、宽职能、严执法、大监督等，逐步实现市场机制的“守夜人”的角色转变。
    由此可见，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在雄安发展过程中并不矛盾，不同发展阶段应该有不同的推动力，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需要先认清雄安所处发展阶段。
    （二）战略目标的关系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设立雄安新区，文中指出雄安“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前一部分指出雄安新区的设立是为探索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方案，后一部分指出雄安新区的设立是探索创新发展道路。两项任务并重，不可忽视。本文认为，“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应在这两项任务中被给予更多的重视。雄安要发展成为京津冀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中国经济改革的增长极，需要要素的集聚和资源的流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通过继承北京优质资源，建立自身创新产业，属于北京对雄安的“输血”过程，而探索创新发展的“雄安模式”是自身“造血”过程。雄安新区不是京、津伴城，不能依托两地的发展而发展，而应形成反磁力能力，不能只靠北京资源的“恩赐”，而是应该将资源从周边吸引过来。践行创新发展道路的雄安是绿色、现代的智慧新城，尤其机制体制创新，使雄安成为创新氛围浓厚，城市充满朝气，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极佳的现代化新城。在此基础上，才能将北京疏解的资源留住，并吸引全世界的智慧资源，进一步实践创新发展，这也是雄安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缺乏创新要素的雄安，且不论吸引世界资源，相对落后的发展水平对区域内资源磁力也十分有限，对北京非首都资源的疏解效果也只是暂时的，不能根本改变北京的“大城市病”，也不能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应该看见，京津冀协同发展本身就是机制体制的一次创新，现有的行政制度各管一方很难实现真正的协同，而要建设京津冀城市群，也需要对现有行政制度、税收制度、分配制度、户籍制度等体制进行创新。此外，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目标是世界级城市群，是中国对外交流的窗口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拳头”，这都需要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的提升，需要机制体制的变革、需要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创新作为支撑。
    此处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认为创新发展是雄安新区建设的主要任务，并不否认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要性，相反，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迁入，为雄安带来了优质的创新资源和难得的发展机遇，是雄安新区实现创新发展的基础，两者互相影响，相互促进，缺一不可。
    （三）疏解与承接的关系
    201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将北京定位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由此可见，首都的核心功能就是建设“四个中心”，为中央党、政、军等领导机关的工作服务，为国家的国际交往服务，为科技和教育发展服务，为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服务，除此之外，都可以理解为非首都功能。但是非首都功能也并非都要疏解，作为特大城市，北京城市的正常运转所需生产、服务、管理、协调、集散等基本功能应该部分保留。北京的问题是叠加了过多的非首都功能，已经严重影响其正常运转，为城市发展带来巨大负担，这些重复叠加功能就是北京需要重点疏解领域，《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这些领域包括“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消耗产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区域性批发市场等部分第三产业”、“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等社会公共服务功能”、“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和企业总部”等四类非首都功能。
    雄安新区作为“千年大计”，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是有明确的自身定位，并非北京疏解的就是雄安需要承接的，而应根据“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四大功能定位有的放矢的作出选择。重点承接北京疏解出的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不符合条件的坚决不能要。如上文所述，“高消耗产业”不符合雄安战略规划和发展定位，坚决不能接收。“区域性物流基地、区域性批发市场等部分第三产业”也不在雄安发展定位中，雄安不应接收。相反这部分产业对于河北其他地区发展区域物流和商品集散产业，解决密集劳动力就业有很大帮助，北京绝大多数商品交易市场已被疏解至环北京地区，不仅分散北京过重的非首都压力，也可以保证对城市生活、生产的有效供应。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应该是雄安重点承接的部门，雄安打造创新之都，不能缺少科研单位的支持，不仅应该承接，雄安还应该想办法吸引更多的高水平大学和科研单位入驻。医院等公共服务机构也是雄安稀缺资源，是留住人才的前提和保证，应该重点承接。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是雄安作为国际开发城市，发挥对外合作、交往所需部门，企业总部是现阶段雄安获取企业资源最有效途径，通过央企的整体进入或总部进入，雄安可以快速地建立起自身产业体系，从而发展高端高新产业。
    由此，雄安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转移时，应该符合国家对其的定位，符合自身发展理念，符合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分工，符合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符合构建反磁力中心和带动周边共同发展的原则，符合首都副中心、国际交往窗口的布局，有选择地进行承接。
    （四）雄安与京津冀的关系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两年后，雄安新区问世，是为了破解三地发展中遇到的协同瓶颈而设立，通过在京、津两城之外，于河北腹地设立雄安新区，平衡区域间发展差距，创新机制体制，协同各方利益，有序实现京津冀共同发展和京津冀城市群的形成。因此，本文认为，雄安与京津冀三地关系是在协同基础上、依据自身比较优势的差异化发展关系。之前的发展，京津冀协同难以推进，主要在于京、津两地作为区域性特大城市对资源具有极强的吸附能力，河北则成为经济洼地，尤其是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还肩负着北方的经济中心，承担了过重的城市功能，不仅对自身发展造成压力，也影响了周边区域的发展。
    雄安新区的设立，重要职责正是打破北京对资源的绝对垄断地位，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两地关系非常明确，即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首都功能的拓展区，根据自身创新发展规划，承接北京疏解出的优势资源，从而形成首都圈内具有独立发展能力的核心城市。
    雄安新区对于天津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天津滨海新区曾经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要疏解地必然受到雄安新区的影响，而雄安的远景规划为全国意义的新区，区域中心城市以及下一个中国经济增长极。雄安的崛起，势必会影响天津对资源的集聚效应，从而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但这却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促进天津奋力改革、深度开放。同时，天津和雄安应该实现差异化发展，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制定发展目标，从功能定位看，雄安新区要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而天津建设高新科技研发转化基地、中国北方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北方国际物流中心以及北方第一自贸区，两地存在显著差异。天津应该准确把握自身定位，借助自身优势，与雄安新区协同发展。天津滨海新区与雄安新区在体制创新、产业发展等方面可以建立互动关系，利用沿海港口优势，以及国际物流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优势，天津将是雄安新区今后开展对外贸易活动的主要通道。
    雄安新区对于河北而言，是一次后发赶超，跨越发展的契机，以雄安为牵引的河北各地区参与到京津冀协同战略，打破了之前京、津两地对河北资源的过度吸附，京、津两城重复承载的资源和产业将有序向河北转移，对于河北提升产业结构具有积极意义。而雄安作为集中承载地，不仅吸收了北京的优质资源，还通过创新发展路径，实现自身的内生动力培育，带动河北其他地区发展。河北省应该抓住机遇，与京、津两地实现融合发展、错位发展和协调发展。
    总之，雄安新区与北京、天津以及河北的关系为“和则立、争则破”。差异化的协同发展有利于各地区间优势互补和资源有序流动，推动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而缺少了合作而各自为政，视彼此为竞争对手，争取更多资源的做法，只能带来资源的不平衡集中，以及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重回中心城市过度开发、而周边地区过度贫困的老路。
    （五）雄安与通州的关系
    虽然都具备承载北京功能疏解的任务，同为北京发展的两翼，但雄安新区与通州有着明显不同的定位。首先，雄安有着高于通州的战略定位，他不仅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承载地，更是“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的创新发展实践区，是探索中国改革发展模式的实践区，肩负实践“中国梦”和京津冀世界城市群中心城市的重要使命，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而这些是通州所不具备的。其次，雄安是非首都功能的承载地，是首都功能的拓展区，不仅承接非首都功能，也需要承接部分首都相关部门和产业的进驻；而通州是北京行政副中心，更多的是对接北京行政中心及城市功能的转移。再次，通州是北京副中心，是北京的附属部分，属于伴城性质；而雄安新区的定位远远超过“北京伴城”，而是和北京、天津形成差异发展，要建成为一个具有国际眼光、世界标准的，高规格现代化新城，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大城市。
    因此，雄安和通州在产业选择和城市功能定位上是有显著差异的。首先，雄安新区应该更加突出首都拓展区的定位，承载国家行政、文化、科技和国际交往部门的进驻；而通州则应该主打北京城市拓展区这张名片，从建设北京CBD和文化中心入手，打造商业核心区和文化产业功能区。其次，雄安作为独立发展的城市，不仅要承接企业入驻，而且要承接央企总部或央企整体入驻，同时配套教育、医疗等国际一流的优质公共服务系统，建设抗衡北京吸引力的反磁力中心；通州则不需要明显的反磁力功能建设，而是应该和北京形成一体，通过打造北京“后花园”和“休闲区”以吸引北京居民来此生活和居住。
    雄安和通州作为北京的两翼，各有侧重，如能定位清晰，功能明确，选择差异化的发展路线，北京副中心的建设就不会因雄安的崛起而受到显著影响。相反，在北京两侧，一个是经济、娱乐中心，一个是行政、创新中心，对于环北京地区功能合理布局具有促进作用，有利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利于京津冀城市群的建设。
    三、雄安新区创新发展政策建议
    雄安新区建设着眼于未来新区的发展，其发展模式将为中国其他地区实现改革转型，突破发展瓶颈起到示范效应。进入经济新常态的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传统经济增长动力机制难以为继，探索全新的发展模式和中国顺利实现伟大复兴和“中国梦”道路，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突破、改革和创新的过程。传统制度红利及改革红利逐步消退，突破传统模式束缚的藩篱，选择全新的发展模式势在必行，雄安新区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犹如白纸一张的基础成为全面推行创新发展模式、探索全新发展道路的天然优势。同时，雄安新区千年之城的目标也需要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与发展动力，不断创新发展模式、突破机制束缚、构建创新产业、汇聚创新资源本身是雄安发展的内在需求。因此，雄安的建设需要走出一条创新引领的发展道路。
    （一）实现机制体制创新，释放改革红利
    雄安新区现阶段定位为河北雄安新区，行政关系隶属于河北省，但是雄安新区的建设，包括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打破原有行政区划的限制。行政区域内，各自为政带来的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发展模式严重阻碍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如果不能打破这一束缚，仍然可能对雄安新区建设造成影响。本文认为，不必强调雄安新区隶属于北京或者河北，亦或是天津，其被赋予的历史使命足以使其成为独立于三者的行政单位。三地也不应拘泥于雄安建设中利益分配的得失，完全可以由三地共同支持雄安建设，而按照三地出资和贡献程度对投入部分进行分红，甚至可以参与税收分配。如北京大量的央企和科研单位迁入雄安，这部分税收和创造的价值可以由北京和雄安共享，并制定一个合理的分配比重，也可极大地激励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到雄安的动力。
    土地政策方面，雄安新区应该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原则，可以采用只租不卖、配给制的住房政策，严控建设用地，限制地价飞涨对雄安建设造成的负面影响。待时机成熟再逐步放开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同时可以在雄安试行房产税，从而有效抑制房价疯涨。打破户籍制度对于人才自有流动的限制，雄安新区要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创新资源是其优先吸引和集聚的资源，而人才是创新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打破户籍限制，使得人才得以在雄安享有优质的教育、医疗、社保服务，同时强对人才的服务力度，吸引人才的汇聚。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与户籍制度改革同行，不必受到本地户口限制，建立起覆盖全民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发展。
    （二）探索全新的发展模式
    雄安新区要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而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是改变之前粗放式、外延式的发展模式。不要水泥森林、不要玻璃幕墙，更加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融，建设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培育和发展绿色环保产业，高端高新产业，建立绿色交通网络。未来城市的模板应该是“水从城中过，城在山水间”的园林城市。为此，雄安应打破现有县域经济体系中固有产业结构的束缚，敢于和坚决关停高消耗、高污染产业，对迁入雄安的非首都功能应该有所甄别，污染、耗能企业坚决不收。以创智产业、高端制造业为实体产业基础，使雄安成为知识生产和扩散的中心。
    注重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人是城市中最重要的要素，城市的发展是为了人的发展，发展成果应让人民得以享有。因此，雄安在发展中应更加注重人民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让人们在城市中生活有实际获得感。建立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打造便捷的交通体系，培育一站式的商业模式，营造优美的城市环境。不以GDP论英雄，而应注重全社会的整体发展，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三）吸引和集聚创新资源
    创新发展少不了创新资源，对于现阶段的雄安而言，获取创新资源应该做好“接过来”和“留下来”两方面的工作。所谓“接过来”是指把握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机遇，承接北京优势资源，尤其是北京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央企总部、行政机关等部门，这些部门的入驻会为雄安带来创新所需的资金、人才、设备和信息资源。其中高等院校是北京最具优势的资源，也是雄安创新发展道路中最需要的支撑，本文认为，高校的迁入，不宜采取建设分校、设立二级学院的形式，而应该整体搬迁，包括逐步整体搬迁。原因有二，其一，分校及二级学院的建校模式使得学校的工作重心仍然在校本部，无论师资力量还是研究场地、设备都难以向雄安集聚，从而造成有形无实的搬迁；其二，高校——尤其是重点大学——如同小社会一般，往往具备完整的社会服务体系，从子弟学校到附属医院，都是雄安公共资源的重要补充，也是科技活动的有力后盾，可同学校搬迁整体迁入。因此，本文认为，应该从北京重点大学中选择部分高校整体迁入，如“清北人师”中的一两所，这些学校有优质的科技创新资源，也有留下这些资源的社会服务体系。
    所谓“留下来”就是要让迁入的创新资源能够主动留在雄安，这要求雄安配套教育、医疗等国际一流的优质公共服务系统，为迁入单位人才提供优质的服务。同时，国家也可以从政策上支持迁入人员的研发、技术活动，给予补贴、奖励等形式。雄安也应该积极培育自身优势，形成科技资源自由流入的洼地。
    （四）培育高新高端产业
    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支柱，雄安需要有自己的制造业，但雄安的制造业应该与其创新发展、绿色发展的功能定位相吻合。这要求雄安发展的产业应集中于研发型、环保型、知识型、技术型的产业，高新高端产业作为该类产业的代表，应该成为雄安新区发展的重点领域。北京具备大量高新高端产业企业，而这些企业中相当一部分是央企，央企是中国科技研发的主要贡献者，尤其在“大智移云”、特种机器人、智能装备、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军民融合等领域，这也应是雄安重点吸纳和承接的部门。此外，雄安应做好对高新高端企业的服务工作，通过减免税收、奖励人才、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等方式鼓励创新性企业进入，为其提供自由、开放的研发空间，帮助企业实现研究成果快速转化；搭建产学研资源共享平台，为企业与重点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提供便捷的通道；建设先进的网络体系，让入驻企业可以迅速获取领域内的最新动态及前沿成果。实现从依靠政策推动高新高端产业进入到培育自身高新高端产业的过程。
    （五）创新金融体系
    雄安现有基础较差，新区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而单纯依靠政府投入对财政是一个挑战，也不利于吸纳社会各界优质资源的进入。因此，雄安应该根据自身建设特点，提出可行的金融解决方案。一是，可以建立投融资公司，该公司可以由中央财政直接拨款，雄安自有，也可以通过京津冀三地共同注资并持有股份，或者由政府与企业、社会资本共同成立，从而拓宽融资渠道。二是，建立便捷、现代化的金融服务网络。着眼于未来新城的雄安新区建设要把雄安变为绿色、创新的智慧新城，充满便捷的智能设施和信息网络，金融服务应紧跟这一趋势，建设便捷的网络金融、智慧金融，服务雄安建设。三是推动金融与其他产业融合。鼓励产业渗透、产业交叉和产业重组，促进技术创新、服务创新、商业创新，通过产业融合方式，探索建立新模式、构建新业态。如推动互联网金融产业、养老金融产业、航天金融产业等。这些新兴产业既可以拓展雄安产业部门和边界，又可以支持雄安创新产业发展，服务雄安建设，对于雄安可持续发展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