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资本的逻辑与精英的堕落

    
    
    马克思当年刻画了一个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即一个彻底由资本主导的社会。在马克思看来，这简直是一个无恶不作的社会。马克思因此不仅呼吁被资本统治和剥削的人们（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且他本人还投入于当时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风云一时。
    马克思之后，由西欧发起的社会主义运动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发展，一条是欧洲道路，一条是苏俄道路。到今天，人们知道尽管这两条道路都避免了马克思所说的“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但结局是很不相同的。
    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促成了资本主义的转型，即从马克思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开始向福利资本主义转型。这个转型当然是长期的，即使到现在还在进行。
    总体上来说，福利资本主义就是要在资本和社会利益之间达成一个平衡：一方面，国家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创造财富，国家再通过税收等政策为社会提供福利；另一方面，国家节制资本，防止资本作恶，尤其是在社会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福利社会因此也体现为规制型社会。当然，辅助欧洲资本转型的还有其他很多要素，包括传统宗教、公民社会、自称为“第四权力”的媒体等。
    苏俄道路则完全不一样。这个模式假定资本的本质就是恶的，因此彻底消灭了私有资本，而实行国家资本。今天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是苏俄创造的概念。不过，正如历史所显示的，这条道路没有走得通，它没有解决“如何有效创造财富来满足人民需求”的问题。
    但人们没有预期到的是，马克思当年所说的“金钱原教旨主义”会在中国再生。马克思批评西方政府只是资本的代理，即政府替资本管理国家事务；而在苏俄模式下，尽管国家直接掌握了资本，但因为彻底消灭了市场，国家资本演变成计划经济。
    资本在今天中国的运作方式既非西方，也非苏俄，而是在政府和资本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就造就了今天中国的社会形态。事实上，无论是个体还是企业组织，其语言、行为、未来的愿景中，得到张扬的往往是金钱，似乎除了金钱，社会一无所有。这可以说是典型的“金钱原教旨主义”。
    的确，马克思还是对的。当金钱成为社会粘合剂的时候，这个社会的人们就要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了。从早年“血汗工厂”、奶粉事件到近来的疫苗事件、滴滴事件等，所有这些事件的发生似乎不可理喻，但却是“金钱原教旨主义”的逻辑结果。
    资本异化
    在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中，各个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甚至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金钱关系，而社会各个层面的治理（企业和社会组织乃至国家）也主要使用货币方法，是一种可以量化的数字管理。
    从这个角度看，就并不难追溯近来频频发生的事件根源。企业通过理性计算，如果减去赔人命的钱之后其利润还是极其丰厚，一些事情就还是会“无所顾忌”地去做。
    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的崛起，不仅表明资本出了问题，更表明政府的监管出了问题、社会本身的道德体系出了问题。或者说，各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资本的全面“异化”。
    首先是政府监管权力出了问题。政府权力理论上说是公权力，就是为了大众而存在的权力。在最基本的层面，政府权力的存在就是为了提供法律与秩序。但实际上，只要政府是“唯一”的监管者，那么监管就有无效的可能。
    这里更重要的是权力和资本的关联，或者说政商关系。一方面，在权力面前，资本似乎什么都不是。各种事件爆发之后，一旦政府介入，最庞大的资本也得败下阵来；但另一方面，当权力需要资本的时候，或者权力成为资本的坚强后盾的时候，资本所能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也往往超越人们的想象。一旦权力纵容资本、为资本推波助澜，就必然会导致资本的为所欲为。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逻辑都是一样的。
    不难理解，一旦权力需要资本的时候，资本就对权力构成了制约。企业出了事情，资本就能借助权力，轻易把事情搞掂。在上述案例中，在“危机”最终爆发之前，其实都早已经出现了各种“小危机”，而资本都能在保护伞下“化解”危机，因此等待着的只会是更大的危机。
    更值得探讨的是，资本有着让受害者二次受害的能力。每一次发生这样的危机，资本必遭深刻谴责，而受害者得到最广泛的同情；但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谴责和同情过去之后，在一些情况下，同样的场景仍会重现。
    社会制约
    在很大程度上，“金钱原教旨主义”不仅是资本的逻辑，更是深入于人心、是整个社会的逻辑。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用钱换生命，生命等于金钱，这是资本逻辑。深入些看，这不也是社会逻辑吗？
    不管怎样，出了那么多事，资本都能轻易用钱来搞定。对很多人来说，西方社会能够花巨量的、纳税人的钱来为个体追求正义，是难以理解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说，这种“正义”意识的缺失，是资本赖以为所欲为的社会心理基础。
    这里就涉及资本、权力和社会三者的关系。理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很不容易，发达的西方社会花费了200多年的时间，而大多发展中国家直到今天仍然面临无穷问题。在西方民主化之前，资本和权力基本上是一体的，资本是权力的基础，社会一直处于弱势。但随着民主化的推展，政治权力和资本分离开来，权力逐渐从资本的基础转移到社会基础。在早期，社会力量主要表现为社会运动，但逐渐地，社会力量表现为选票。
    无论是福利制度还是监管（资本）制度，在西方都离不开民主。但是，西方“一人一票”制度走到今天已经走向另一个极端，造成精英之间互相否决，形成不了一个有效政府，从而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
    东亚社会在实现这三者之间的平衡方面则有不同的经验。资本、权力和社会之所以能在东亚平衡，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直处于强势地位的“政府”的功劳。
    这其中主要是因为儒家传统的政治影响。在儒家传统中，政治精英既是统治者，也是社会进步的责任承担者。在经济上，东亚社会政府的作用已经充分表现在“发展型政府”的概念上，就是说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除了市场，政府发挥了较之西方大得多的作用。
    实际上，在社会权利甚至民主权利的实现上，政治精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人们也发现，东亚社会那些成功的民主化，大多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而实现的。
    日本在这方面很典型。自明治维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精英们问自己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够“文明”了吗？政治精英不仅自己求进步、求文明，而且努力把文明推及到普通老百姓。日本之后，其他东亚社会也基本上沿着这个路径实现进步。
    反观当下中国，情况似乎就没这么乐观。部分极端的资本精英、权力精英，有时“甘愿”自我堕落。这部分人不仅没有能力引导社会的进步，甚至会利用社会弱势的特征，牺牲社会利益，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在任何社会，就其本质而言，所有问题都是精英的问题。精英堕落了，这个社会就会变得极其无助。西方也一样。在精英民主阶段，精英之间能够达到共识，经济发展、制度建设、社会治理就很有效；但现在精英之间没有共识了，大家就走向民粹主义，精英毫无责任可言，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民众。
    因为精英“责任担当”的丧失，其不仅不能奉献社会，反而变本加厉地向社会攫取，使得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自身、财富、安全感到如此巨大的不确定性。社会也逐渐见出隔离、焦虑等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奶粉、疫苗和滴滴车等事件，给整个社会造成的阴影难以估量。
    不过，“故事”的走向也很明确：如果精英继续我行我素，那么精英本身必然成为这种自私行为的牺牲品。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一而再再而三证明了的。
    来源：IPP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