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位：力推新一轮“高水平开放促高难度改革” ——纪念对外开放40周年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中国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对外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关键一招。在全面深化改革呈胶着状态、难啃的硬骨头很多之际，若能顺势借力打力，将开放的外部压力转化为改革的内部动力，则我国又将增添新的战略机遇。
    开放与改革是孪生兄弟，“以开放促改革”是40年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经验
    改革开放40 年来，我国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变成了开放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对外开放历程大致走过了四轮，每一轮对外开放都推动了国内体制改革，加快了我国现代化步伐，大大增强了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让中国在更广领域、更深程度与世界融合在一起。
    （一）1978—1992年，以试点为特征的开放突破期，实现了对长期封闭体制与计划经济的“突围”。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如果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率先拉开改革序幕，那么深入突破固有思想束缚和体制障碍，则来源于沿海对外开放的“破局”。通过创办经济特区、经技术开发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等试点开放，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样板和经验。
    1979年广东向中央提出给予更大自主权、允许参照外国和“四小龙”成功经验，搞出口贸易合作区。但反对者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的几个省隔离开来。强烈反对者一直不少，就连“经济特区”这个概念也是被逼出来的：当时对“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等名称有争议，邓小平听完习仲勋汇报后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初定名为“出口特区”；反对者说他们不懂，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广东领导人反映很快，说“对了，叫‘经济特区’好”，最后邓小平同志同意了这一名称。当谈到配套资金时，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80年5月，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1988年4月，设立海南经济特区，并给予较大的政策倾斜。尽管开放始终伴随着“丧权辱国”、“搞租界”、“卖国贼”、“复辟资本主义”等强烈反对声，但一批先行者敢于担当，冒着巨大风险，做好“让人火烧赵家楼”的悲壮准备，国门还是毅然决然地打开了。一位开发区高管说：“在跟外资打交道过程中，我们学到了很多，第一是办事要讲效率，第二是要讲法治。没有这些经验的累积，建立自信，我们可能不会那么积极入世，全面融入全球市场”。当时为建一个合资酒店要惊动17位高层领导人，1979年3个月内就出台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7部法律，其速度堪称奇迹，既刺激了法制意识的增强，也向世界昭示了中国的开放决心。这些特区、开发区、开放城市等的设立和运行，大胆地冲破了传统体制的重重束缚，以开放促改革取得重大成效，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先行先试的成功经验。
    （二）1992—2001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引领的开放扩大期，促进了面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系列根本性改革。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后，中国面临西方联合制裁；苏东剧变，更是给社会主义带来巨大考验。是重回封闭，还是继续开放，成为重大的战略方向问题，备受海内外瞩目。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打破了姓“资”姓“社”的争论，极大地解放了思想，开启了第二轮改革开放进程，改革和开放两大进程汇成历史洪流，不仅破解了西方的围堵，也让中国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
    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党的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将对外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紧密联系起来；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运用我国比较优势发展开放型经济、与国际经济互接互补的总要求。对外开放的地域继续向纵深推进，1992年以上海浦东为龙头，开放了重庆、武汉、九江等6个沿江港口城市和三峡库区；随后几年又开放了13个沿边城市和11个内陆省会城市，以及一大批符合条件的内陆市县。2000年，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至广大西部地区。至此，我国基本形成了从经济特区（点）、沿海开放城市（线）、沿海经济开放区（带）、所有内陆地区（面）的全面开放，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的区域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这一阶段，我国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框架，综合国力大为增强，利用外资曾高达全球1/3，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有所上升，并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积累了体制、观念、人才和物质基础。
    （三）2001—2012年，以制度性开放为特征的开放深化期，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巩固和完善。2001年我国加入WTO，不仅大大降低了对外开放的交易成本，而且实现了制度上的突破。如果说，加入WTO之前的开放是一种“选择性开放”，那么之后的开放就是“接轨性开放”。这一时期，伴随开放的历史进程，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民营经济迅速发展，金融体制、投资体制、住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全面推开。加入WTO成为中国经济的拐点，开启了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周期。
    这一重大开放举措对改革的巨大推动，集中体现在法律法规的修订上，仅中央部门就清理修订了23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全面推进了涉外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我国2004 年4 月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明确将外贸经营权审批制改为登记制，并删除了关于经营资格条件的要求。加入WTO 还倒逼了传统银行业的股份制改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先后挂牌上市。WTO两年一次的政策审议，更是增强了国内的规则观念、信用意识，推动了现代化的制度建设。据当事双方回忆，当时入世签约机会稍纵即逝，如果不是中央决心很大、临机果敢，一线同志敏锐性强、汇报及时，不惜背负“卖国”骂名，恐怕就错过去了，不知还要等多少年；什么外贸外汇工业世界第一，恐怕还是想象。
    （四）2012年至今，以“一带一路”及高水平开放为特征的开放引领期，增添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动力。2012年十八大召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为基本立足点，以“一带一路”为顶层设计，以新一轮高水平开放为战略举措，以开放型世界经济为合作愿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共同目标，推动我国对外开放再上一个新台阶。经过40年的开放积累，我国逐步从学习运用走向规则引领、从利益分享走向责任担当、从顺应大势走向主动塑造、从自身开放走向引领世界开放、从世界边缘迈向舞台中央，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140多个国家和80多个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推动形成了内外联动的开放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达沃斯、博鳌及联合国、G20等一系列重大国际场合的宣示，主动扛起了自由贸易、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大旗，深孚世界所望，展示了中华文明的魅力。这一阶段的对外开放，是在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前所未有地走近国际舞台中央的背景下进行的，我国在更加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体现了大国的责任与担当，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些开放举措特别是博鳌四条措施和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出台，使对外开放向高水平迈进，必将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强大正能量，全中国的创造活力有可能被再次激发。
    （五）40年辉煌而艰辛的历程表明：开放也是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开放带来的活力比改革还要大”。开放与改革都是发展的动力，都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支柱，一粗一细不行，一高一低也不行，需要同等坚实，共同支撑。邓小平指出，“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必然要求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改革任务重的领域，往往是开放不够；开放难度大的领域，常常是改革痼疾，开放与改革历来都是孪生兄弟，分也分不开。改革为开放创造体制基础和内部条件，开放为改革提供全球视野和外部活力。没有改革，开放是无源之水、效果不彰；没有开放，改革方向不明、行之不远。改革靠部门协调、靠自身觉悟往往难推动，因为部门都不愿放权，各行业不想既得利益受损。在对外谈判中，一些对国家国民十分有利的协定，往往因某个部门、某家垄断企业的阻扰而中断，令人十分痛心。如果有外部压力的强力倒逼，以国家名义承诺开放，在外部竞争压力与公平竞争规则的推动下，不少改革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仔细思考，为什么经常出现“开放带来的活力比改革还要大”？改革动力有时不如开放，体现在：一是硬性约束不强；二是参照借鉴不明；三是眼界不够广；四是违规处罚不力。对外开放对国内改革具有“倒逼效应”和“锁定效应”，有推动前进和防止倒退的双重功能。我国被当成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不仅在于开放本身的红利，更在于开放带来的巨大改革红利。通过国际经贸谈判、商签多双边贸易投资协定、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等相互开放市场，外部压力促使国内政策作出相应调整，这就会对国内改革产生“倒逼”效应，推动改革加快向前；我国通过国际谈判作出的承诺必须严格遵守，否则就会面临违约指控和相关制裁措施，即是说，自己答应好的，必须要干；落实不到位，有外国人监督，有政策评估，甚至成被告，还可能败诉，影响国际形象和国家利益，这就是“锁定”效应，又叫“棘轮”作用，客观上很好地防止了改革倒退。开放中可以对比各种模式、各种做法，好中选优，吸纳运用；一旦犯规，面临外方控告、重罚，自然就有动力认真改革。总之，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国际合作竞争，带来国外先进理念、规则、技术和管理经验等，从而加快国内体制机制变革，建成更具活力、更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40年来的辉煌历史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先声，循着“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加快改革—基层活力”的路线图。如果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不能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区，就很难产生改革开放初期的一系列大胆突破。如果没有邓小平南方谈话时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思想突破，在倒退与开放间可能会徘徊更久，就很难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勇敢作出加入WTO的战略决策，正是得益于前20多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成果，产生了融入世界经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强烈愿望。当前，中国梦及初心使命的方向引领，“四个全面”及“五位一体”的顶层设计，全面开放新格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正在孕育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催生新一轮“以大开放促大改革”，正在呼唤新的基层创造与群众首创，焕发全社会的整体活力。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十分艰巨，依然需要对外开放这一强大动力
    中央反复强调，当前的改革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临不少难啃的“硬骨头”，“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任何改革阻力都很大，面临现有格局和既得利益，打破困难重重。改革的动力哪里来？如何让动力远大于阻力？这是每位改革者面临的头等难题。
    (一)从国际对比看，体制改革的阻力大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全球共通的社会现象。改革阻力大，古今中外亦然。改革成功者必讲究艺术，如北魏孝文帝改革时，为减轻迁都的强大阻力，以更艰苦的“南征”之名，换来大臣的赞同；商鞅变法时，“徙木立信”，树立法令的权威，取信于民。当前全面深化改革，难度大已成共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如何寻找及增大改革的动力，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头等大事。
    著名制度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奥尔森，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国家兴衰》等著作中反复说明：任何国家，一旦稳定久了，就会产生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既得利益会高度固化与制度化，成为发展阻力；既得利益“固化则国衰、打破则国兴”。打破既得利益，要么靠剧烈冲突甚至战争，要么靠改革开放，形成变革的巨大动力。一些西方国家，利益集团游说是合法公开的，既得利益很难改变，如美国的军工利益集团、枪支利益集团等，得罪利益集团，总统也可能面临被暗杀的威胁。
    (二)从现实可能看，全面深化改革的六十条任务，70%以上均可通过高水平开放来促进。当前，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正从“边境上措施”深入到“边境后措施”，涉及到各种国内规制。如果我们因势利导，妥善利用，就必然会对国内政府治理、法律法规、贸易投资、财税金融、环境保护、农业和服务业等领域的体制、机制、制度的变革产生深刻影响。我们对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60条改革任务做了逐一梳理和对照，发现约40多条即70％以上改革内容都可以、也需要通过对外开放加以推动。比如说：一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遵守国际规则、履行对外承诺、参与规则制订等，更好地借鉴国外的先进理念、规则、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全面提升国家治理水平。二是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遵守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通行国际规则，促进国内外贸易投资自由化，最大限度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形成更加统一、规范的法治市场经济，减少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功能。三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遵守国际通行规则，增强政府透明度，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严格依法办事，界定监管范围，减少行政审批，有利于防止政府越位、错位和缺位，建设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四是促进法治中国建设。通过遵守对外承诺、参与规则制订和利用司法审议机制与争端解决机制，修订完善国内的《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等，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促进依法治国。五是促进公平竞争和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参与“竞争中立”和政府采购协定谈判，区分国企公益性与竞争性功能，规范优惠补助措施，强化公司治理，提升国企竞争力与活力，促进外资、民资和国资公平竞争，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六是促进国内投资体制改革。通过双边投资协定和相关自贸协定谈判，实施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推动投资审批制度的改革，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七是促进农业、服务业及相关产业改革。通过遵守国际农业补贴规则，减少和规范直接干预农产品价格的做法，更多转向增加农民收入和支持农村发展。通过国际投资和贸易谈判，扩大市场准入，促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基础设施等行业加快改革，增强活力与效率。八是促进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和谐。通过相关产业对外开放，加快社会事业改革发展；通过借鉴国际经验，放宽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九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参与国际气候变化、环境产品与服务的谈判，完善我国利用自然资源的机制，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十是在科技创新、文化体制、人才支撑、城乡一体化、国际发展援助、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等领域，也可以通过参与21世纪新议题谈判，以扩大开放来深化改革。
    以开放促改革的途径主要有四条：一是对外谈判签署多双边协定，二是遵守通行的国际规则或履行对外承诺，三是自主开放如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四是主动借鉴国际经验、汲取国际教训等。其中，对外谈判包括多边、诸边、区域、次区域、双边等多种谈判渠道。世贸组织多哈回合以及服务贸易、政府采购、信息技术、环境产品等诸边谈判，我国参加的中韩、中日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自贸区谈判，双边的投资协定（BIT）、商贸联委会等，都是重要的开放平台。发达国家曾经推动的TPP、TTIP、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谈判，日本加拿大等11国签定的CPTPP等，均提出了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可以作为以开放促改革的参照系统，并为我国推动高水平开放做准备。
    （三）从当前需要看，改革阻力依然不小，改革成效不及预期，迫切需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倒逼。改革的动力无非两种：内部动力，主要来自于党中央的历史担当，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以及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外部动力，主要来自于对外开放，包括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与经济全球化，参与、完善和维护国际规则与国际秩序，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现在的改革动力内强外弱，相互配合还不够，成效还不算显著，人民获得感不高。在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仅从内部推动难度很大，措施落地很难，为什么？因为没有国际对标，压力不够大，动力不够足。
    比如，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中央领导人反复强调，但仅仅在课题报销一环，尽管有关部门出台了相应文件，但为什么过了好几年了许多地方的政策还落不了地？报销手续极为复杂，繁文缛节耗费了科研人员大量时间和精力。没有外力，没有抓手，改革难以落地。又比如自贸试验区，有了一些新成果；但一些自贸区同志反映，与预期差距不小、感受度不够高。由于是自主开放，受部门的影响还是很大，负面清单老是砍不下去，内外联动、上下联动还不强，没有更多的跨国公司参与、没有更大的基层创造活力，成果自然受限。又比如营商环境，在多次国际比对中，我国排名都比较靠后，原因在哪里？与发达国家一一对比，就更容易找到差距了。
    我国开放过程中，一些领域不得不对外开放时，往往还没有对内开放，出现了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入世时如此，当前扩大服务业开放时又将重现。比如，这些年我们开展民间投资评估，旋转门、玻璃门、弹簧门很多，民资进入垄断领域步履维艰。为什么？因为对内开放时，压力不够大、动力不够足，既得利益的骨头不好啃。所以“以外促内”，成为可以理解的常态。同时，越是不开放的领域，越是老百姓和企业不太满意的领域，就越是腐败案件高发的领域，也越是需要改革的领域，越是需要开放倒逼的领域，比如金融、能源、电信、医药等行业。
    我国第一轮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对“文革”惨痛教训的反思和摆脱极度贫穷的渴望；第二轮的动力，来自于对苏东剧变的警醒和突破封锁的胆略；第三轮的动力，来自于加快发展和融入全球化的愿望；第四轮的动力，来自于党中央的担当和中国梦的引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利益格局的日益固化，应该说自身改革的动力在逐轮弱化。对于垄断行业与既得利益，全面深化改革的难度很大，常常有人提出改革的动力在哪里？这一动力，除了来自内部外，还应来自于开放！闭门搞改革，行不通走不远；开放搞改革，乃国之正道。
    （四）客观认识我国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仍有三十年左右的较大差距，我国改革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近期出现了中国经济、科技、综合实力世界第一、整体上超过美国之论。以笔者曾经在省里的工作经历为例，省领导思维左右略偏一点都很正常，人非圣贤，实乃常情。但关键是能否得到矫正？身边“忠贞之士”多还是“私曲之徒”多？比如，省领导右偏10°，“忠贞之士”会微调为右偏5°，“私曲之徒”会夸大成右偏20～30°甚至更远，这下子就坏事了。那些中超美之论，错得离谱，有网友戏称“妖言祸国”。事实上，世界居主导地位的大国，大致有经济发达、科技领先、货币主导、政治稳定、制度先进、军事超强等特点，我国与美国差距依然不小：从硬实力看，我国名义GDP刚到美国的60%，人均只有其1/7，在国际分工中低端，总体上大而不强；科技水平总体在二档，如集成电路、汽车发动机等关键部件差距很大，且美国汇集了全球科技精英、吸纳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70%，创新能力超强；人民币基本不是储备货币，军事上与美国差距也较大。从软实力看，我国体制更加成熟和定型，恐怕在20、30年后，改革、法治任务很重，传统优秀文化和人文教养亟待弘扬，认同并学习中国的国家不多。从国际影响力看，我话语权、规则参与制订权正在上升，但国际号召力不够强、国际规则不够熟，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刚刚起步。
    就科技差距来讲，我国模式创新多或基础创新少，在芯片和发动机等核心零部件的差距大，加之工匠精神缺乏，创新教育、创新文化的抱怨不少，恐怕与科技强国有30年以上的差距。制造业是我国一大骄傲，增加值、出口居世界首位，但仍处于国际分工中低端，还没有走完自动化，要追赶信息化、再到智能化。一位部长把中国制造列入世界第三梯队，头脑很清醒，但在舆情汹汹中，这样的诤言警语也噤声哑口了。最近，工信部表示“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薄弱，对外依存度高，整体上仍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显示，32%的关键材料在中国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在装备制造领域，高档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等关键件精加工生产线上逾95%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我们与发达国家还有几十年的差距，建设制造强国的路还很长”，真是清醒的利国利民之语。
    从企业来看，华为专利虽居世界首位，但任正非认为我国与美国创新差距巨大，他反复说“不强调自主创新，一定要开放，一定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一定要继承和发展人类的成果……再花20、30年，华为才有可能向世界品牌迈进”。我国基站芯片自给率几乎为零，去年芯片进口2600多亿美元，华为、中兴、小米、联想等高科技公司，一旦受到美国芯片禁售，影响很大。人们常拿BATX（阿里巴巴、百度、腾讯、小米）与美国的GAFA(谷歌、亚玛逊、脸书、苹果)对比，虽然规模差距不太大，但实际技术水平相去甚远。若对比谷歌与百度的学术词条的内涵、严谨等，直判若霄壤。
    中国有句老话，“道在民间”。民间在想什么？想买外国便宜产品、想赴外国留学、想制度性防腐、想钱包更鼓一点。从条件好的家庭送孩子赴外留学、企业家移民他国、70%诺奖获得者为美国所用、美国创新能力遥遥领先、清廉指数很高、尊重法律与规则、保障公民权利、国民文明素质高等因素综合来看，我们在充分自信的前提下，还应保持谦卑，还要继续学习先进，我国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富与强尚不充分。我国经济规模世界第二不等于综合实力、国际地位第二，我国国力尚不能与美国并驾齐驱，软硬实力差距应在30年左右，到“双百”之路还要走30多年。
    (五)从问题导向看，现在开放的关键是自信与学习的有机统一，是否需要继续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根据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自信与谦虚辩证统一，自信与学习并不矛盾，关键是把握好二者的度。一方面，如果没有自信，没有独立自主，我们可能早就与拉美或苏联一样，基本照搬照抄，付出巨大代价未必有好效果；而我们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前面还有社会主义，市场决定作用跟着政府更好作用，中外特点的黄金结合才让我们有今天的成就。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学习的心态，没有对发展差距的深刻认知，没有对标国际的孜孜追求，没有创造仿真国际环境的具体目标，没有借鉴世界经验的宽广胸怀，绝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现在，我们经济、制造、贸易、外汇等总体规模确实今非昔比，科技水平也出现了跟跑为主、跟跑并跑领跑并行的情况，中华文明的软实力正在逐步发力，国民对文明复兴深信不疑，现在重视主动作为，但这并不是我们不要继续学习、勇于借鉴、戒骄戒躁的理由。我们还要继续看到技术的差距、创新的差距、发展的差距、现代化的差距、文明程度的差距、综合国力的差距。“凡是过往，皆为序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建设学习型政党”“形成学习型社会”。我们应坚守学习先进的心态，坚守海纳百川的胸怀，不为已有的成就沾沾自喜、不为过去的成绩固步自封。
    正当有人对近年不少夜郎自大现象深感忧虑之际，恰逢中兴事件发生。作为中国人，我们应坚决反对美国制裁中兴，相信其背后不乏政治考量。但另一方面，此事又是一副很好的清凉剂，让更多国人清醒看到：原来我们与美国技术水平还相差甚远，已经超过美国的说法原来不靠谱。这客观上能更好地刺激中国芯片产业发愤图强，加大投入、加快追赶，早日摆脱对外依赖；增强国人的法治意识、规则意识、信用意识，减少“耍小聪明”及逆淘汰现象。
    “比世界还大的，是心胸”，“开放了，心胸就大了”。对外开放首先是人的开放，只有思想上、眼界上、知识上、技术上持久开放，不断学习世界先进知识、技术和规则，才会真正走向富强。如果思想禁锢、心胸封闭，就难以真正、全面开放。“出于崖涘，观于大海。”开放才会谦虚，谦虚使人进步。退一步讲，即使我们已经世界第一了，按照先人教诲，“骄兵必败，哀兵必胜”“满招损，谦受益”，还应虚怀若谷，学人之长、容人之短，争取以德服人、德化外邦，弘扬“和”的文明。历史教训是，谁先犯错谁出局。德国曾因改变俾斯麦的政策走向冒进而带来灾祸，近代以来我国因外敌入侵而两次中断现代化进程，当前亦应尽力避免外部因素第三次打断我现代化进程，确保不犯“颠覆性错误”。
    以开放破解“囚徒困境”，将经贸摩擦的外部压力转化为“以大开放促大改革”的内在动力
    冷静分析“我之所需”与“外之所压”，树立“最大公约数”思维，借机掀起新一轮的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全面深化改革。
    （一）历史地看，每一次“外部压力”都会变成“内部动力”，助推了我国竞争力提高和市场体系完善。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我有五次301调查（1991年4月、1991年10月、1994年6月、1996年4月、2010 年9月），事后客观地看，我国处于体制转轨期，各方面制度不够完善，如法治意识不够强、市场不够规范、产权保护不够到位等，最终皆以我国改进工作、合理退让结尾。去年美欧日一致对我国市场经济地位非难，也值得自我反思。这些经贸纠纷既给我国带来调整压力与某些负面影响，但客观上促进了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助推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国外也有先例，日本当年汽车受到美国高压，由于善于变外部压力为前进动力，不断提升制造技术及整体竞争力，诞生了丰田、铃木、本田等全球品牌，最终成了赢家。一位入世谈判的同志说，“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是，靠部门自身觉悟、部门间协调很难推进，每个部门都有考量、都不愿主动放权。但在外部压力下，许多改革难题迎刃而解”“今后越开放，对体制触动越大，中国得到的红利越大”“中国通过开放获得的不仅是开放本身的红利，还有改革的红利”，可谓一语中的。
    （二）“我之所需”与“外之所压”的交集是我国开放重点，应对得当就会双赢，缠斗不止只会双输。我国对外开放的大政方针早已确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对外开放新体制”，有一系列开放要求。客观地看，不少改革方案并未落到实处，“口头上喊开放、行动上反开放”现象不少，人民的开放获得感不太高。十九大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更是成为共识，最需要一个契机与抓手，打破对待开放“总体上支持、落实上反对，抽象地赞成、具体地否定”现象。多年研究对外开放，有一个重要感受：谈判讲究对等开放，但事实上有时候主动开放，不需要外国对等，不需要外部压我们，我们也需要扩大开放，比如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所以，转变开放观念尤其重要。换个角度看，外方要求的一些内容，比如降低消费品关税、开放服务业、保护产权、改善外商的营商环境等，大少内容不正是我之亟需吗？做好了就是改善民生福利的好事善事，也是提升长期竞争力之事。比如，抗癌药艾瑞莎，美国10.5美元，中国500元，贵7倍多，汽车贵1-2倍、红酒高8-10倍、奶粉、水果、服装等不少都比美国高不少，每年中国人的海外旅游消费1153亿美元，颇能说明问题。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办得很及时、很必要，如果辅以大幅降低关税及相关税收，进口更加便利化，人民的福利改善就更大。又如国企改革，发达国家讲“竞争中立”而非“所有制中立”，主要是促进扩大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反对不合理的垄断，这也是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还比如民间投资第三方评估中，看到那么多“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一些地方后任不理前账、地方政府当老赖等，民资与外资对营商环境的诉求相似。所以，一些外企报怨也是中国企业与民众的抱怨，有的外方责难所指，恰恰是我改革所向，二者基本没有冲突。如果我们树立“最大公约数”思维，以更高水平开放来应对，则压力可化为动力，可谓一箭双雕!
    ——理性对待西方要我“对等”的诉求，主动选择“以开放促改革”，更能彰显我国赢家风范。事实上，中西之间有一个重大误解：欧美多次强调应与中国“对等”（reciprocal），主要是针对我国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偏低、责任不足及开放度不高等问题，但我们常把reciprocal理解为“相互”或“共赢”（mutual）。如拉米认为，中国成功地让自己受WTO纪律约束远低于老成员，特别是在制造业、服务业、政府采购、国企补贴、投资对等领域有开放空间，“中国关税需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看齐”“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增长如此之快、如此之大，不该假装还是与印度、塞内加尔、博茨瓦纳一样”“贸易尚可‘区别对待’，但投资只应‘对等’”。客观地看，我国既是发展中国家、一个大国，又是发展很快的国家、全球化的赢家之一。如何在四者之间寻找平衡点、找准自身定位，确实需要兼顾各方，外方要求的“对等”并非全无道理。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持续以开放促改革，无论有无外部压力都是我自身发展所需。我国作为经济全球化重要受益者，更应彰显赢家风范，敞开赢家胸怀，认真倾听他国的抱怨，承担更大的开放责任，争取在新一轮高水平开放中，为复兴大业赢得更精彩。
    主动作为，力推新一轮以大开放促大改革
    当前，我国宜立足长远战略需要，从复兴大业出发，从“四个全面”需要出发，主动“以高水平开放促高难度改革”，高扬在达沃斯、博鳌的庄重宣示，打好经济全球化、开放型世界经济和自由贸易这一我之所需、世界所需的大旗，主动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主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让这轮经贸冲突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契机，成为以开放促改革的新起点。
    （一）增强高水平开放自信。按照入世承诺标准来衡量，我国履约是很到位的；但按第一出口大国、全球化主要受益者、负责任大国、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引领者等尺度衡量，我国开放水平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一些开放短板，也是国民心声、民企呼声。针对行业准入的旋转门、玻璃门、弹簧门，让更多的跨国公司进来冲一冲，当“鲶鱼”而非“鲨鱼”，可以促进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当前提高开放水平既必要也可行，一些担心站不住脚，比如，当年电视、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没有中方占大股的限制，开始都是外资占很大优势，然而外资水土不服，最后还是竞争不过中资企业。其他如轨道交通、光伏产品、风机、发电设备、程控交换机均是如此。吉利、比亚迪、奇瑞等汽车企业反映，扩大开放后对中国更有利。因为中国人的学习能力世界一流，应增强文化自信。只要做好自己，就可在开放竞争中“我自巍然不动”。
    （二）建立开放与改革联动机制。及早拿出高水平开放方案，密切结合啃“硬骨头”所需，增强以开放促改革的动力与活力。制订高水平开放的各个子方案，一要有分行业开放方案，在扩大制造业开放的同时，服务业、社会事业要拿出高水平开放方案。要以缩小中外价差为问题导向，推动进口自由化便利化。重点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的外资准入限制。二要与改革密切结合，以开放倒逼改革，倒逼产业升级与企业自强。如有对外承诺，必须要干，因为有外国监督、还会当被告，改革就好推了。以医疗为例，没有体制改革，“看病难、看病贵、看病险”不好解决；没有开放，没有外资民资进入，改革很难自己推动。三要加强开放联动，商品、服务、投资的开放要统筹推进，多方面参与开放谈判，保证开放的协同性、配套性，增强开放的整体效果。四要对标国际争取开放的“高水平”，如对标CPTPP、TISA、GPA、BIT等高水平协定中的开放要求。因为一般的低水平协定，无法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也无法推动高质量发展。
    （三）强化开放的内外与上下联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此话切中要害，当前开放中有一个现象：中外联动上，外方参与不够；上下联动上，基层创造性不够，群众首创性不够、整体活力不足。下一步的高水平开放，就是要让更多外资进来，就是要保护和激发民间的无穷创造力。“高手在民间”，华为、腾讯、阿里、小米、联想等国际竞争力强的企业，都是民营企业自发生长出来，岀乎政府规划的预料。只要内外、上下互动起来，开放的压力释放出来，就会焕发社会整体活力。
    （四）汇聚成全球自由开放的正能量。
        
    
    
    我国在国际上常常得势不得分，有理讲不出、讲不透，不利于争取更大的道义力量支持，不利于创造更佳的国际环境。现在国内外对开放领域的疑问、误解甚多。如中国是否履行了入世承诺？集成电路对美逆差是多少？美国放宽高科技出口对减顺差有多少用？中兴是自己的问题还是美国的问题？中国真的超过美国了吗？等等，完全可以明明白白向人民说清楚。当前，话语体系建设的重点，一是国际重大场合话语权，主要是国家领导人的权威声音如在 “一带一路”峰会、达沃斯、博鳌、金砖峰会等众多场合，反对“逆全球化”、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目前成效明显。二是统计数据发布的话语权，这是最易被忽视、应放在重要位置的新话语权。原产地统计的缺陷有目共睹，应在WTO里力推全球价值链统计、以所有权为基础的统计和关联贸易统计。中国可率先以中美贸易为基础，每季度公布这三类统计。又如世界基尼系数的统计与常规公布，有利于显著增强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我们要学会用数据事实吵架，习惯于国际上经常吵架而不打架，习惯于争吵中共存。三是国际日常舆论话语权，这一点做得很不够。以这次最典型的集成电路为例，虽然自美直接进口仅102亿美元，不到总进口的4%；但实际自美资企业进口约1300亿美元，占了一半，实际对美逆差就从100亿增长到1300亿美元，如果加上苹果等在华销售，实际逆差还会扩大，对华总逆差就可能减少一半。四是国内理性舆论话语权，除了新闻发言人的单一声音外，还可加强权威部门、高水平专家和企业家的有深度、多层次宣传解释，既听生产者也听消费者的声音，用好各种自媒体与移动终端来传播。要有系统设计、经常性解读，如在中央台开设“开放大家谈”系列节目，由开放部门设计启动，用事实、数据、案例说话，把事实摆在判断的前面，增加理性声音，减少民粹和极端言论。
    (五)预防高水平开放下的风险。扩大对外开放，不在于利还是弊、危还是安、得还是失，而是如何兴利除弊、化险为夷。只要应对得当，即会利大于弊、得大于失；应对不当，就会走向反面。世界上开放的教训不少，拉美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失误也在于开放失度，防范意识、自主意识不强，政策出现反复，从一个极端跳到别一个极端，代价很大。日本“失去的十年”，既有美国压制的外因，更有对策失误的内因；西德同期应对马克升值则未出现明显风险。开放不是“傻大胆”，开放本身不是目的，不是为开放而开放，而是以国内需要为依归。我国开放的经验，在于两手抓、两手都是要硬，发挥了中国人辩证、中道、综合思维的优势。入世后“狼”没有来，也在于我们提前预防得好。当前人民银行已宣布系列金融开放措施，但风险防范一刻也不能放松，金融风险始终是经济风险的中心。同时，培养全社会的法律、规则与信用意识，引导企业“合规”经营，打铁还得自身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