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对改革开放的三个判断

    
    
    一、需要用新的视角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几乎没有人会否认。但是在如何来解释这种成就时就可能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象。美国著名学者哈耶克有句名言，他说事实也许并不能证明对错，但是对事实的解释如果发生错误，就可能改变事实和人类的生存环境。对于中国40年改革开放成就的解释即使人们存在一定分歧也许不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但尽量准确的、而不是片面地解释事实，对未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将是至关重要的。
    笔者以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因素很多，但集中起来看有两条最为关键：一是从战略方向上看，中国从1978年后选择了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三个一”的方向，即找到了改革开放一条道路，确立经济建设一个中心，构建起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二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世界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相契合，信息技术革命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巨大的红利，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
    战略方向上的“三个一”选择，严格说并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尽管当时做出这一战略选择的直接动因是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这一战略选择本身首先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是国家政治战略方向的重大转折。道理很简单，这三大政治战略调整，对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来说，却意味重大，因为做出这样惊世核俗的战略方向改变，意味着他必须同时抛弃另外三个政治战略：这就是抛弃闭关锁国、封闭保守的道路，甚至要“与狼共舞”；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回到集中发展经济的轨道上来；抛弃被实践证明是一种并不成功的计划经济体制，创造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新体制。这三大转换，在当时的环境下其艰难度可想而知。
    正是这一战略方向上的重大选择和调整，开启了中国长达40年顺应世界潮流发展之路，其结果是使中国经济逐步与世界融为一体、特别是融入了发达经济体这个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平台，把中国带入发展的快车道。
    我们对比一下，1978年改革开放起步的时候，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最低曾降到只有1.8%（1980年），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最低点。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达到15%，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8%，位居世界第二，这应该够得上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了。。
    在上述战略转折下造成这一个结果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现在看来有四条最不应该被忽视：
    一是建立经济特区和开发区，集聚产业和政策，逐步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二是中国巨大的市场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外国资本看中了中国低廉的人力成本和资源价格优势，在给他们带来了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新技术、新理念和新的经营方式，为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做出了一定贡献，也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崛起提供了示范；三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国经济步入快车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机遇，加快了中国经济如入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平台的步伐。资料显示，在2001年中国入世前，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还不到5%，但入世18年后，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已上升到15%；四是在此过程中，发达经济体也对中国开放了市场，一方面为发达国家的普通民众享受到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深度融入世界、走出国门拓展了巨大的空间。目前中国对外贸易总量中与欧洲、美国、日本等世界发达经济体占比超过60%。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赶上了世界信息技术革命的顺风车，分享了世界信息技术革命的巨大红利。这一点过去往往不被人们所重视，甚至做出一些在笔者看来并不正确的解释。我们知道，1946年美国IBM公司发明人类第一台数字计算机，由此开启了一场继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信息技术革命。从1951年美国第一次用计算机处理当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开始，这场信息技术革命大体经历了四个阶发展段：
    从1950年到1980年30年间是主机时代。那个时候计算机体积庞大、运算缓慢，成本昂贵，不可能普及。从1980年到1990年经历了10年的微机加局域网时代。之所以经历了30年主机时代能够跨入新阶段，关键在于两方面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即芯片技术和运算技术。特别是芯片技术的发展，可以使复杂的计算机线路浓缩在一个小小的芯片上，把体积庞大的计算机变成台式机、笔记本甚至小小的手机。最早出现的网络概念是在美国军方。当时五角大楼配置了一些计算机但相互无法传递信息。美国人创造性地将五角大楼计算机连接后让它们能够相互传递信息，这就导致一个概念的出现，即局域网。在此之后又出现了城域网，直到1990年国与国之间的互联网终于被商用，开启了人类进入互联网的新时代。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不断涌现，因此大体从2013年以后信息技术革命进入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
    通过上面简要地介绍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1978年的改革开放，刚好契合了新技术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即微机加局域网阶段。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到来，一定意义上我们得益于美国在信息技术方面的一些重要创新成果，如开放的Linux（1994年3月，Linux1.0发布，代码量17万行，当时是按照完全自由免费的协议发布，随后正式采用GPL协议）和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统等在全世界都可以免费用，我们免去大量的基础研发方面的基础投入，集中在应用领域做文章，从而使中国的信息产业和互联网产业异军突起，开创出占领世界先机的消费互联网的新局面。目前中国引以自豪的华为、百度、阿里、腾讯、中信通信、京东、联想等国际知名的IT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几乎都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崛起的。特别是华为，通过多年创新积累，已经在5G领域取得了明显领先的优势地位。这也是华为在此次贸易战中之所以被推上风口浪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在互联网应用领域异军突起、后来居上，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社会财富。目前，中国和美国、欧盟的贸易额分别占了中国贸易总量的14%和15%左右，最早和日本的贸易额占比曾超过了10%，现在下降到大约7%，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电子产品制造大国了，对日本电子产品的依赖度大大下降了。目前中国每年引进的全球电子产品元器件占了全球60%，进口芯片所化的资金达到8千多亿美元，成为进口商品中消费外汇的第一大户。
    中国抓住了信息技术革命的历史机遇，也反映在中国经济结构的构成上。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90万亿，其中数字经济贡献达到31.3万亿，占比超过34.8%。这一占比仅次于美国。这说明中国已经不是简单的一般的制造业大国，它首先是个电子业的制造大国。
    二、需要正视改革开放面临的困难局面
    中国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革开放的使命远远没有完成。在被称为百年历史大变局的形势下，我们要清晰地看到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困难局面。
    首先，在国际局势发生很大不确定的状态下，与世界发达经济体所构建的经济平台脱钩的可能性有上升的迹象。中美贸易战正在由贸易领域向经济领域、科技领域、金融领域扩散的趋势，有专家甚至认为，如果管控不好，不排除中美会出现新冷战的局面。中美贸易战的升级，无疑会对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影响。如果在美国的压力下，发达经济体出现某些抱团、甚至联合围堵中国的现象，必将对中国形成很大的国际压力。一旦真的出现与发达经济体平台脱钩的问题，将对中国造成的冲击是非常之大的，高层决不可掉以轻心。
    与此同时，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如果真的出现外资因为贸易战等因素大批撤离中国，将会对中国的就业、出口、地方政府财政以及债务偿还等都可能造成很大冲击。
    其次，被中国视为科技优势的IT行业，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国家安全等为由，对一些重点企业实行零部件的禁运，有可能出现釜底抽薪的危险效应。这对决定国家竞争力命运的科技创新可能造成重创，并引发整个电子信息产业的风险。因为中国的多数IT企业、包括大多数互联网企业，并不像华为那样在研发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即使华为也是高度依赖全球产业链的，一旦发生基础零部件禁运，其影响也不可低估。
    再次，国家治理中也出现某些令社会担忧的苗头。比如“民营经济退场论”、重提消灭私有制的声音出来之后，对社会形成了巨大杀伤力，就足以说明社会的脆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前所未有的提要防范七大风险：即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建。这也许从另外一方面说明改革开放面临的困难局面。
    三、需要用新的战略视野布局未来的改革开放
    在国内外整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改革开放面临困难局面的状态下，笔者以为高层只有用新的战略视野布局未来，才能防止改革开放出现大的波折，以人民利益为最高福祉的改革开放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一是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即真改革、真开放，最大限度防止与已经融为一体的世界发达经济体系脱钩。从当前中美贸易摩察的发展态势看，似乎还有继续朝着更坏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这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也引起国内绝大多数有识之士的担忧。因为从过去40年的发展经验看，中美关系无疑是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决定着中国整个外交关系的大局。中美关系稳定，中国的整个外交格局稳定，反之，就会对外交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习近平总书记讲，“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因此，在中美贸易摩察越是出现困难的局面，越要理性、冷静应对，切忌感情用事。要以更高的战略视野看待当前中美贸易、经济等领域出现的问题，以及发达经济体系对中国未来改革开放发展大局的深远影响。如果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真的与世界发达经济体系脱钩，自立门户，不仅再想进入会非常困难，而且有可能改变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格局，甚至背离1978年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群体奠定的“三个一”的改革开放方向。
    二是坚决割除依附在市场经济体制上的毒瘤，通过真改革、真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兑现当年的入世承诺。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的，按照当时环境我们做出了一些承诺。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确实也兑现了许多入世时的承诺。但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一直处于探索实践之中，发展中又出现了诸如权贵利益集团等的干扰，使这一体制的构建显得尤为艰难。因此，在包括兑现入世承诺方面都还存在一些问题。因此，虽然中国入世已经18年了，但包括欧美、日本等仍然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中间确实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但中国能从这次贸易摩察中看到自身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以此来倒逼改革，割除依附在市场经济体制上的毒瘤，抓紧与国际社会的市场经济规则接轨，这对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会产生巨大的推动力，也会获得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的认可。
    三是要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防止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活动，管住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也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动摇这个中心。这中间最大的问题，其实既不在市场，也不在民众，而在于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如何处理与市场的关系。如果我们的政府依然想过多地靠行政权力配置资源，过多地干预经济、干预社会，国家没有能力管住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可能变为口号，被各种各样的政治所干扰，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太多，值得永远铭记。
    四是下决心改革国家治理结构，按照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和符合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目标的思路，完善改革国家治理体系，使其真正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迈进，而不是相反。正像本文前面讲到的一样，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是从确立“三个一”重大战略方向转折开启的，同样，对未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布局，依然要有很高的战略视野和政治气魄。从当前中国的实际看，这一战略视野和政治气魄，就是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总目标：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在笔者看来，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关键是要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和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目标——人民当家作主，如果离开这两个大的路径，任何改革都可能变味，甚至会走回头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加速国家治理结构变革和现代化，本身就是中国未来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使命，也是真正决定未来中国改革开放能够最终获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本文是作者在2019年6月1日，由中国经济出版社主办的“改革、改变、展望”年度财经论坛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