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发展格局形成中新经济要发挥引领作用

    摘要：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要加快形成新的发展格局。而在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中，存在平衡发展战略与不平衡发展战略两种战略选择。一个经济体越过起飞阶段转向成熟阶段，意味着结构性红利的消失，结构性红利的消失意味着推行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基础条件不复存在，经济发展战略相应地要做出从不平衡发展战略转向平衡发展战略的调整。然而这只适用于生产力一直没有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生产力水平如果发生重大变化，必然会带来结构变化，形成新的结构性红利，创造出推行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前提。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正在创造实施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前提条件。在新技术革命这个大背景下，实施不平衡发展战略就是要发挥新经济的引领作用。新经济的影响是横向的，带有全局性，发挥新经济的作用有利于利用我国的结构性双面优势，创造新的结构性红利和提升我国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新经济；双面优势；结构红利；不平衡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全球创新链的调整及其影响研究”（19AJY013）。
    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发展格局的支撑。发展格局的对错能决定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败。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发展阶段大体上可分为追随阶段、并跑或领跑阶段。在追随阶段，发展中国家曾出现过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两种不同发展格局导向的探索，结果是选择出口导向的国家取得了较普遍的成功。中国正在由追随阶段进入到追随、并跑、领跑阶段，由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阶段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既然经济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发展相应地也要有新的发展格局的支撑。这个新的发展格局就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大背景下，新的发展格局的形成则需要发挥好新经济的引领作用。
    一、正确、全面理解新经济
    美国自1991年3月走出衰退期之后，直至2000年3月之前，经济长期保持持续增长，且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财政赤字都控制在较低水平。当时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这一态势超出了主流经济学的预测力，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故将其称之为“新经济”。发生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被美国经济学家冠以新经济名称的“新经济”也引起过国内学术界的短暂兴趣，但随着2000年3月美国纳斯达克指数狂跌，“新经济”很快就淡出了中国学术界的视野。自2016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新经济”这一概念后，新经济再次受到了学术界和实践部门的关注。此时的新经济虽然名称与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相同，但其内涵却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根本变化，概而言之，就是前者以第三次工业革命为支撑，后者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为支撑。由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仍处于孕育期，对其方向有着不同的解读，新的概念、新的技术又层出不穷，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也做了诸多有益的探索。我们借鉴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典型文本分析，对各种概念进行重新编码、归类，将现有的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概念、所涉及的技术合并成四类：（1）与数字化相关；（2）与网络化有关；（3）与智能化相关；（4）与绿色化相关。概言之，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一次聚合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等四大趋势的颠覆式的技术创新。没有网络的数字化，数字会成为“孤岛”，没有数字的网络化，网络则是“没有水的水管”，没有智能化的数字化，数字价值难以真正实现，没有绿色化，新工业革命就会因受资源环境的制约而难以为继（张其仔，2018）［1］96－104。
    二、为什么新发展格局形成中新经济要发挥引领作用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专辟一部分对此展开论述。加快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在各种竞争性目标间配置资源，这除涉及投资多少的决策外，还涉及三个主要类型的决策：向哪些部门投资；在既定要素禀赋和发展目标下，哪些项目应优先；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和服务，应使用哪种要素组合。但这类决策明显地受到发展战略性质的影响（A．P．瑟尔沃，2015，275）［2］275。从发展战略而言，有平衡发展战略和非平衡发展战略两类战略可供选择。“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到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特点之一，就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支撑起我国高速增长的传统的“结构性红利”正在消失（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3］4－17。罗斯托根据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曾将一个国家的发展划分为传统社会、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消费阶段、高生活质量阶段。按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的划分，一般都认为，中国已经越过了起飞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课题组也用S形曲线表达了类似的思想（刘霞辉，2003；张平，2020）［4］41－47，［5］37－49。一个经济体越过起飞阶段转向成熟阶段，意味着结构性红利的消失，结构性红利的消失意味着推行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基础条件不复存在，经济发展战略相应地要做出从不平衡发展战略转向平衡发展战略的调整。但这只适用生产力一直没有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生产力水平如果发生重大变化，必须会带来结构变化，必然会形成新的结构性红利，创造出推行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前提，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创造这个前提。在新一轮技术革命这个大背景下，选择不平衡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新的发展格局更加有效。
    对于推动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有两种战略选择：一种是平衡发展战略，另一种是不平衡发展战略。决定选择何种战略背后考量的因素，是是否还有结构性潜力可挖，如没有结构性潜力可挖，则需选择平衡发展战略，如仍有结构性潜力可挖，则宜选择不平衡发展战略。大多数研究倾向于前者，但后者也并非没有市场。对于后者，刘世锦最具代表性，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经济体，仍有很大的结构性潜能，他所谓的结构性潜能，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潜能。［6］，［7］中国挖掘这些潜能的过程也就是不断赶上发达国家水平的过程。但在把这种潜能变成现实生产力时，中国面临着双面劣势的制约。
    2007年世界银行在《东亚复兴》中提出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就是一个经济体在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经济增长会变慢［8］。世界银行在《东亚复兴》中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思想源自Carret Geoffrey。Carret Geoffrey于2004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间迷失的全球化》一文。此文比较了1980年至2000年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及低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增长情况，发现与1980年相比，高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实际人均GDP的比值增长了20%，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的实际人均GDP比值下降了50%，即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实际人均GDP增长都高于中等收入国家。这一现象令作者感到困惑，因为就一般理解，中等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相比较，经济与政治制度更良好，劳动力素质也更高，因此从理论上可推断，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应高于低收入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对于这一与理论预期相悖的现象，作者提出的解释是，在高附加值市场上，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中等收入国家有劳动力技能相对有限、金融与法律体系相对不完善的劣势，因而无法与高收入国家进行竞争，结果是只能在低附加值市场上与低收入国家进行标准化产品生产的竞争；但与低收入国家相比，中等收入国家又有劳动工资相对较高的劣势。故一个经济体在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需进行两面竞争，既要同低收入国家进行竞争，又要同高收入国家进行竞争，在两面竞争中如果都无相对优势可言，即为“双面劣势”。［9］这种劣势是由中等收入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决定，故为结构性，所以，中等收入国家面对的双面劣势，是结构性双面劣势。
    中等收入国家的双面劣势是内生的，如果不能识别、发挥和培育出相对优势，就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破除，需要识别出、发挥好、培育出“相对优势”，利用“相对优势”积累资源，达到逐步破除“双面劣势”的制约。但一个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经济体面临的双面劣势，是将其成本与低收入国家比，将技术水平与高收入国家比而产生的。是否可以设想另外一种认识框架：相对于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的成本虽然较高，但可以通过培育生产复杂性相对较高、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产品的能力与低收入国家开展合作；相对于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技术能力可能有所不足，但仍可利用其成本较低的优势与之进行合作。可以设想，一个低收入国家，符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特点，初期有无限的劳动供给，故可利用其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通过加入全球分工体系参与国际竞争，由于具有成本优势，可以预期的是，其现代部门的规模会不断增大，经济总量扩大，人均GDP会增加，并最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演进过程可能会陷入双面劣势困局，但其前提是此经济体所依靠的仅仅是成本优势，其技术水平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如果这个经济体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过程中，其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在相对优势上就会形成双面优势的局面：其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与高收入国家相比虽然落后，但与低收入国家相比却处于领先；而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劳动力成本仍然较低，仍可依靠较低成本与发达国家开展合作与竞争，以此实现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与双面劣势是内生于中等收入国家所处发展阶段一样，双面优势也是内生于中等收入国家所处发展阶段的，因而也是结构性的。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而在发挥双面优势上，新经济带动力最强，可以带来新一轮的结构性红利。
    新经济发展能起到引领领先优势的作用。新一轮技术革命推动新产品、新业态、新市场不断涌现，极大地扩展了消费者的选择空间，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对于传统的产品和市场，发达国家具有先发性优势，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具有模仿性、追随性，但对于新技术革命催生的新产品、新业态、新市场，发达国家并没有像在传统产品、传统业态和传统市场上那样建立引领性优势。全球的市场竞争正在经历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大变局下，我国须通过科技创新建立在新型市场中的引领优势，并通过在新型市场中建立的引领优势，引导新技术加强对传统产品和服务的改造，可推动在传统产品和传统市场上形成新优势。这一优势一旦在国内创立出来，完全可能转化成国际市场竞争的新优势。
    为了测量和评估中国新经济在全球中的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产业竞争力研究课题组于2018年构建出新经济指数，包含了6个一级指标、38个二级指标。一级指标包括创新能力、全球化、绿色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图1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产业竞争力研究课题组根据其设计的新经济指数计算的部分国家2015至2017年新经济指数的算术平均值。^①如图1所示，美国的新经济竞争力在47国中处于优势地位，中国的新经济竞争力位列第二，是唯一个进入到前十的发展中国家。分项考察，美国囊括了创新能力、绿色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共5项指数的第1，全球化指数位列第7。中国的新经济竞争力：数字化和智能化位居第2，全球化位居第4，创新能力位居第6，绿色化位居第15，网络化位居第16。将新经济指数与人均国民收入关系进行拟合，其关系接近幂函数关系。如果将人均国民收入的高低代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体发展水平，则全世界可分为三种类型的国家或地区：一种是新经济发展水平与总体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国家或地区；一种是新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整体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还有一种就是新经济发展水平超前于整体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从分析的47个国家来看，57．45%的国家属于第一类，31．91%的属于第二类，属于第三类的仅有美国和中国。由此来看，中国的新经济与美国相比虽有差距，但仍具有比较优势（张其仔、张建英，2019）［10］1－19。
    ①关于新经济指数的测算及数据来源参见下列文献：（1）张其仔：加快新经济发展的核心能力构建研究，载《财经问题研究》，2019（02），3－12页；（2）张其仔，张建英：新经济竞争力的测算与国际比较，载《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9）No．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20页。
    
    图1 部分国家的新经济指数
    以“新经济+”推进国内产业链重塑，可打破发达国家在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和引领力。在推动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优势是传统产业基础较好，新经济虽然与美国相比有一定差距，但已有一定基础，可通过实施“新经济+”策略实现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和促进新经济发展的双赢局面。当前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总体特征是，发达国家的地位总体在下降，但在一些关键领域、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发达国家仍占支配地位。从分行业的增加值看，中国有很多行业的增加值在全球的占比并不高；在中美贸易中，以增加值计算的中美贸易顺差，要大大低于以出口额计算的顺差，其原因在于美国在产业链分工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可替代性弱。这样的分工格局不仅不利于中国产业升级，而且对中国的产业安全构成了威胁。在全球产业分工这个大格局上，中国不可能生产所有产品，但关键的领域和环节，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的领域和环节，必须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我国可通过推动“新经济+”，带动传统制造企业与新兴经济企业的合作、购并，培育世界一流的“新经济+”企业，带动国内价值链的升级，实现国内产业链的重构。
    新经济将为中国开展国际合作创造新空间，降低中国产业升级的结构性压力。新经济是中美之间竞争最激烈的领域。早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就认识到其制造业将面临的挑战，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制造业复兴计划，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其力度更是有增无减，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支撑其竞争优势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了下降。在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大背景下，美国仅通过国内经济改革，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全面振兴制造业这一目标。我国在与新经济关系最密切的领域对美国的依赖性很强。根据Google Patent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测算，2000—2016年，除国内自引外，我国对美国的专利引用，在半导体领域为81．58%，航空航天领域为63.07%，人工智能领域为86．07%，新能源汽车领域为78．17%，医疗器械及影像设备领域为78．34%。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不少发达国家也提出了重振制造业的计划，纷纷推进再工业化改革，但成效同样不明显，主要发达国家高技术产品占全球出口的份额没有出现明显反弹。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地位的变化，为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带来了结构性压力，也增加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开拓合作空间的难度。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为支撑的新经济有其特有的技术进步和创新的逻辑，为我国发挥双面优势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创新可分为果实类创新和重组式创新等类型，第四次工业革命遵循的是重组式创新的逻辑。果实类创新是由通用技术支撑的，其特点是在发达国家萌芽、成长、成熟后再传播至发展中国家，是线性的、串联式的。引领新一轮技术与产业革命的重组式创新，将完全打破传统式的全球创新格局，推动全球创新由串联式、线性式创新向并行式、非线性式创新转变，全球创新将呈现出多点、多处、多国、多层次的分布式特征。在新的创新方式下，可利用的知识资本存量越大、类型越丰富，新技术的产生、扩散、拓展速度将越快，这为全球共同做大“蛋糕”提供了可能性（张其仔，2019）［11］3－11。新经济是一种重组式创新经济，加快新经济发展有利于推动重组式创新的发展。因此，加快新经济发展有助于拓展全球经济合作共赢的潜力，中国加快新经济发展的核心能力建设有利于增加与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化解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冲突。
    形成新的发展格局，目的是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利益关系。所以，形成新发展格局战略的取舍还取决于其是否为增长带来好处和能否有机地将二者结合起来。从我国的发展实践看，通过发挥新经济的引领作用，带动我国双面优势的发挥不仅可创造新的“结构性红利”，还将提高我国抵御外在冲击的能力。“十一五”“十二五”时期，我国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增长较快，2005年我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重为6．39%，这个比重在2010年上升至9．13%，2015年上升至11．59%。“十三五”期间，国际竞争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的出口面临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但我国的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并没有因此出现“断崖式”下降，国际市场占有率在2019年仍维持在11%以上，仍然是出口大国。“十三五”期间，我国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基本保持稳定，产业国际竞争力仍维持在较高水平（见图2），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较好地发挥了双面优势，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部分传统产业的竞争力没有出现下降；二是在维持对发达国家出口市场基本稳定的同时，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呈稳定增长势头。比如服装是典型的传统产业，在“十三五”期间出口下降较快，而作为传统优势产业的玩具却呈现出较快增长势头。高技术产业出口量有的年份出口额下降较快，有的年份却增长很快，总体上仍呈上升态势（见表1、表2）。
    
    图2 中国与典型国家的国际市场占有率
    数据来源：根据WTO数据库计算。
    表1 部分行业“十三五”期间出口增长情况（以美元计价） （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表2 “十三五”期间中国对部分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增长情况（以美元计价） （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三、如何发挥新经济的引领作用
    1.加强以增强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机制建设，解决好新经济发展中的“卡脖子”技术问题。新经济的发展遵循重组式创新逻辑，这就决定了新经济的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关系会呈现相互交融的特点，也就是说哪个国家能把全社会知识创造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全社会的分布式知识利用起来，哪个国家就有可能在新经济发展中取得优势。因此，要发挥好新经济的引领作用，就必须加强以增强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机制建设，这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要让知识价值在市场交换中充分体现出来。
    发挥新经济的引领作用，有助于统筹好我国的发展与安全问题，但也要高度重视解决新经济发展过程中“卡脖子”技术问题。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还必须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不能完全通过市场的办法把全球最优秀的资源聚合起来，必须发挥好政府的作用，集中全社会的智慧才能尽快解决新经济发展中的“卡脖子”技术问题。但不能将解决“卡脖子”的技术问题与加强以增强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机制建设割裂开来，只有通过加强以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机制建设，全社会的知识资本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只有在全社会知识资本质量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我国遇到的卡脖子技术问题才会不断减少，集中力量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的能力才能不断提高。
    2.协同推进新型基础设施与其应用场景的建设。新型基础设施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从学术上来讲，老基建是与第一次、二次、三次产业革命相联系的基础设施，新基建是与第四次产业革命相联系的基础设施。但在新基建的过程中，要注意索洛悖论，即在新基建中生产率没有得到提升的问题。将新基建与应用场景建设同步推进是克服索洛悖论的有效途径。
    3.避免出现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双刃剑效应。中国是个人口大国，有着超大规模市场需求，而且成长性好。超大规模市场使我国在生产率持续提高、建立完整的产业体系、进行高水平创新创业、孕育世界级都市圈和城市群以及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等方面具备比较优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20）［12］1－7。但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需求和市场的高成长性也为形成封闭的自我循环提供了条件，这有可能抑制结构性双面优势的形成和发挥。要将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市场成长快的优势转化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国内市场必须是公平竞争的，从各国发展的经验看，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在国际上是缺乏竞争力的，为此，国内大循环必须发挥公平竞争的基础性作用；二是国内需求与国际需求的契合度高，契合度越高，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成长快的优势就容易转化为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发达国家因为技术能力、人均收入水平都较高，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引领者地位，有创造市场的能力，所以，发达国家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需求实现契合较容易。发展中国家因为是追随者，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需求相契合的难度大，所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通过引入外国投资者、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提升本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这种方式走的是一种逆循环之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要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就要在发挥这种方式作用的同时开辟新的空间，也就是要利用好国内市场，通过利用国内市场培育产业国际竞争力，更多地要走一条顺循环之路，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所以，企业既要把眼光放到国内市场上，也要树立国际视野，树立引领国际市场的长远目标。在体制机制上，要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促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的相互衔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要推动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改革进程，提出并建立更具包容性的贸易规则与机制、更有利于新经济潜力发挥和惠及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的方案。在推动全球经贸规则的改革中，可借鉴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经验，提出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坚持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大前提下，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具体落实到国际经贸规则的变革中，坚定地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坚持建立包容性国际贸易机制与规则，坚持共同而有差别的责任，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共同的责任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但可以自主选择其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承担的责任也应有所差别。
    4.解决好新型要素的出现与贸易要素转变带来的治理问题。在2019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佛里德曼在演讲中讲到，世界在变得更平、更快、更智能之后，会迈向更深。何为更深？“设想一下，如果你的衬衫里面植入了传感器，就可以测量你的身体功能，并根据你的健康需求通知电商平台，在沃尔玛为你购买食物，然后用全自动车辆或无人机将食品运送至你的冰箱，并在冰箱再次发出缺货通知后重新为你进货。”这就是他所说的“深”。从托马斯·佛里德曼对于深的解释中，可以看到，他所谓的深就是除了商品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数字世界，所谓迈向深，就是在商品世界之外加了一个数字世界。全球化的早期，主体是产品的全球化，次期是在产品的全球化之外，加上服务，新的全球化则在产品、服务的基础上加上数字要素。数字要素与传统的产品和服务具有不同的属性，当全球化在产品和服务的基础上加上数字要素之后，相应地要求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进行调整。如何调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探索过程中。“十四五”期间，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就需要解决由数字要素和数字贸易带来的新的治理挑战，要用国际视野推动服务业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核心是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推动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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