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吉军：发展经济学的演变、行为转向及其当代意义

    内容提要：发展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往往会受到不同经济学流派的影响。通过考察发展经济学的演变过程，可以揭示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政府主导发展经济学、新制度发展经济学和不完全信息发展经济学之间的异同点。由于现有新古典传统下的经济发展理论都没有涉及信息处理不完美或心理维度问题，因此有必要重点探讨行为经济学对发展经济学的心理或行为的作用机制。因心理账户、默认规则和认知偏差等非理性行为系统性偏离经济人模型，从而对当代经济发展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综合研究表明，行为失灵与市场失灵、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等经济理论形成的互补认识，摆脱了自由市场和政府主导的简单两分法，更全面认识到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助推作用，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两只手”有机结合奠定新的微观基础，也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视野，为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政策启示。
    关 键 词：经济人模型  新古典发展经济学  新制度发展经济学  行为发展经济学　　economic man  neoclass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s  new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economics  behavioral development economics
    一、问题的提出
    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始终没有发生变化：为什么有些国家贫穷？政策如何解决贫穷问题？穷国与富国之间、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为什么会长期存在，甚至还会继续扩大？如何解释这种差异？从经济发展角度看，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传统或主流发展经济学(又称旧结构经济学)，是由罗森斯坦-罗丹、缪尔达尔、赫希曼、纽克斯、普雷维什和辛格等创立的，对自由市场的偏见和对计划的偏好是显而易见的，这可以从他们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型滥用和对社会政治制度的忽视中看出。传统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对市场力量缺乏灵活性和敏感性(或者说市场失灵)，诸如价格、税收和管制等因素的变化并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他们认为，政府干预是摆脱贫困陷阱的充分条件，这种经济思想形成不仅源于1929年资本主义大萧条和20世纪30年代苏联中央计划进行的相对成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且与1936年凯恩斯革命所倡导的政府干预以及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投资决定论有关，致使人们极度关注市场失灵，逐渐形成政府主导发展模式，包括中央计划、强制储蓄、进口替代工业化、官方国际援助和国有化等，忽视了政府失灵所带来的危害，看不到政府失灵与公共选择等问题。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发展经济学受到质疑乃至否定，理论与实践开始支持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一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的最大障碍，是缺乏一种有效的制度，而政府主导发展模式在解决激励机制上的失败，因信息不完全和机会主义行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成了理性选择，低估了政府所面临的信息和激励问题；二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发展表明，竞争市场机制是唯一利用了最少信息并且产生帕累托最优的机制，突出强调市场完美的重要性，诚如世界银行在其1997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政府主导干预，强调市场失灵和政府纠正这种失灵的中心作用，但从整个世界来看，这种隐含的制度假设太简单化了”。显然，政府失灵对经济发展的障碍远甚于所谓的市场失灵，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及其制度缺陷所带来的巨大的交易成本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从而将经济理论注意力转移到新古典经济学市场万能方面，就像20世纪80年代由IMF、WTO、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推行的“华盛顿共识”，再度回归新古典经济学瓦尔拉斯均衡，只不过是以理性预期形式出现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为核心的新新古典综合学派，着眼于新共识宏观经济学，迫切需要考虑制度、激励与信息等方面以确立新发展经济学①，主要与诺思的交易成本与产权范式下的新制度发展经济学②有关，并与斯蒂格利茨等信息不完全范式的新发展经济学③形成互补。而且，林毅夫④突破旧结构经济学，将结构转变放进经济发展研究中，创建了新结构经济学，本质上是新古典结构经济学，忽视了生产要素流动有限性和不确定性问题，仅仅看到了政府在比较优势和因势利导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
    不论是传统的政府主导发展经济学、新制度发展经济学，也不论是旧结构经济学还是新结构经济学，以及信息不完全发展经济学，虽然涉及有限理性、交易成本为正和信息不完全问题，但都没有涉及主观信息处理和偏好稳定问题，并没有摆脱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这些理论将机会成本概念拓展包括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等，加深了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但都未能涉及经济主体的心理动机与认知偏差(心智模型)，无法解释为什么贫困无法终结问题⑤，因此，必须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一种新的行为经济学方法，从而揭示竞争市场的压力不会矫正经济主体的错误，反而市场会使这些错误更加糟糕。⑥
    为此，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述新古典经济学对发展经济学的影响；第三部分论述福利经济学对政府主导的发展经济学的影响；第四部分论述新制度经济学对发展经济学的影响；第五部分阐述信息不完全对发展经济学的影响；第六部分论述行为经济学对发展经济学的影响；最后是一般性评述以及关于行为转向的必要性的论述。
    二、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对发展经济学的影响
    从1776年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以来，主要关注宏观经济问题——财富创造、增长和政府经济政策，后经由李嘉图和穆勒以及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相综合形成新古典经济学，从而转向微观经济学，关心消费者选择和企业行为决策，以此为基础来分析收入分配、经济周期、一般均衡和国际贸易等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竞争市场均衡模型相当精确地描述了真实世界，因此他们认为，真实世界在帕累托意义上是有效率的，它并不需要政府干预，特别是政府干预本身看起来免不了严重的政府失灵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不稳定性的解决方案非常简单：让这个机器自行运作，然后它就能依靠私人竞争性市场自我纠正，实现跨期最优均衡。如果不被外部的干预所阻碍，给定每个人对生产的不同的贡献以及对消费的不同欲望，以自我满足为目的的个人之间的自由市场交易会产生对每个人而言最大可能的财富。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市场中的交易可以无成本的完成，所以为规范经济学提供了基础。其中，新古典经济学令人惊奇的地方是，它所宣称的个人自利的买卖、工作、储蓄等所达成的结果，事实上是一种经济的乌托邦：一种在所有个人之间，以及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完美的经济和谐。为了实现这个乌托邦，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社会必须授予并且保护每一个人充分按照自己的利益行动的自由，建立保护那种自由的制度框架，亦即竞争性市场体系和私人产权。个人拥有所有产品、要素以及企业的所有权。所有权被清晰地界定，并且包括了使用权、免于侵犯的自由以及转让的自由。完美的私有产权和完全的竞争性市场是一般均衡模型中的唯一制度，并且价格和数量符合帕累托最优，是对“看不见的手”这一观念的形式化。此时无限理性的经济主体，不仅可以将心理因素，而且也可以将真实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排除在外进行优化决策。在这种方法指导下，新古典经济学将贫困问题归结为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是社会壁垒阻碍个人通过自由市场交易去理性追求自身利益的途径。一类社会壁垒是源于人类的弱点，例如，个人期望获得市场控制权、垄断资源或商品，从而操纵价格；二类社会壁垒是涉及人类能力的自然局限，例如，人类无法预测的未来、不确定性可以扭曲市场选择；三类社会壁垒涉及某些生产技术的成功，例如，规模经济可以促进垄断取代竞争，因此垄断定价扭曲市场产出。由于这三类社会壁垒导致个人或国家财富低于没有壁垒时的财富情况，所以，它们可以导致贫困的产生。第二种原因是一些人理性选择了贫困。这些人通过选择闲暇而不是工薪劳动，表现出偏好闲暇。同样，他们宁愿现在消费而不是储蓄和投资以赚取未来收入(利润、租金、利息等)，因此，他们成为穷人。不是理性选择的壁垒，而是个人、群体和整个国家偏好及其选择的结果可以解释贫困。第三种原因是贫困既不涉及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的壁垒，也不涉及偏好和选择，而是涉及生产力。如果一个人可利用的生产资源极少，那么这个人也只能得到很少的报酬。拥有低生产力资源(非熟练劳动力、低产土地等)的个人，因此获得相应的一小部分产出。若低生产力和其他资源带来的产出收入的比例较低，他们的收入占比就较低。因此，为了消除贫困，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一个理性的政府应查明和消除阻碍自由市场壁垒的原因，目标在于建立完善的竞争性市场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个公民基于个人偏好、选择和个人拥有资源的技术生产力，都有平等的机会成为富人和穷人。尽管在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上内部意见不一，但新古典经济学家参照完全竞争市场模型，在消除“市场失灵”、追求完美世界方面是一致的。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家而言，贫困是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并不是政府需要和值得采取行动去解决的问题。⑦
    因此，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如果可以自行运作，市场经济会管理好自己，无论初衷多么好，旨在管理经济的外部干预，只会损害市场经济本来可以成功的自我纠正功能，突出市场万能。因此，他们坚持认为放松市场管制、扩展并创造新的市场来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警惕政府干预主义等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家偏爱对市场激励做出反应，并利用这种激励的个人和企业的私人决策作为解决贫困等问题更好方法。倡导市场是最优的唯一经济组织，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案是让市场自发运作。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在完全竞争的私人产权的经济和达到最优效率之间，存在着一个清晰的必要联系。斯密所认为的，每个人拥有的自由，按照其自身利益行动，但他们的行动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最终这个社会将会得到所能得到的最大可能的财富，它将会完全实现它的潜在产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市场的供求相等，此时社会达到了帕累托最优。因此，政府干预无非是维持完全竞争市场环境，允许鼓励私有财产所有者和利益最大化者达到他们的目的，并且使整个社会实现充分就业和产出最大化的均衡状态。一旦政府干预超出了自由竞争市场所需的范围，那么这种干预很可能导致经济衰退。
    三、福利经济学对政府主导发展经济学的影响
    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表明，当真实状况与完全竞争均衡并不一致出现市场失灵时，政府干预往往成为私人行动的替代物，这也成为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也是政府作为弥补市场失灵唯一的理论指导。因此，面对大萧条，1936年凯恩斯盯紧市场，随时准备干预市场不完全和市场失灵。因此，他们更加强调政府的作用，赞成用政府计划来处理持续的贫困及健康、保障和教育等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传统或主流发展经济学，从宏观管理走向理性计划，并未系统考虑政府活动所面临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甚至也不知晓政府是如何消除这些成本的。这种方法被德姆塞茨⑧批评为“梦幻谬误”(nirvana fallacy)——政府可以无成本获得别人无法获得的信息，实现完全有效率的理想化状态，从而可以获得最优公共产品数量、计算出理想化的国有企业产品价格以及获得最优税率和补贴消除外部性。
        
    由于忽略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问题，传统发展经济学倾向于政府万能式的建议：(1)发展中国家低收入水平造成低的自愿储蓄率和积累率。这就使发展中国家在一种自然状态下投资率很低，无法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经济运行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要想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要么由政府进行强制储蓄和投资，要么争取到足够的外援；(2)虽然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建立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但是这种制度安排并不适宜于发展中国家。一是因为照搬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实现现代化需要的时间太长，速度太慢，成本太高，所以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是跳跃式发展。二是私有制所带来的收入不均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资源浪费”，使人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即使照搬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实现了现代化，仍然不是一种“理想状态”，发展中国家还是可以做得更好；(3)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发展中国家应对本国的“幼稚”工业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但与此同时，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又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持悲观态度，认为初级产品的出口不仅将面临需求增长滞销状况，而且这些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进口的制成品而言会下降，因此贸易条件将不断恶化。基于以上论点形成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包括大规模地创建国有企业、制定全面具体的发展目标和投资计划、对私人经济进行广泛的控制或管制，以及歧视农民的价格政策和其他一些干预政策等。如果真实市场交易失灵，此时政府干预是无成本的，所以后者替代前者总是有优势的。同样，无成本的政府干预将使比较制度分析变得多余(政府总是最优的)，就像新古典经济学无成本的市场交易也没有给制度和组织留下任何空间那样，从而使制度和组织结构比较研究失去了意义。同样源于政府万能思想的影响，也体现在20世纪30年代兰格—泰勒等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模型中。它试图将马克思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斯密的竞争性市场和凯恩斯的对竞争性市场产生的经济周期的政府管理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人为创造市场，经过试错过程，就可以实现有意义的稀缺性价格。在那里，政府官员不会面临信息和交易困难，也不需要替代企业家发现的功能，也不需要考虑他们的产权结构，以及无需考虑官僚与大众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这一理论是柏拉图式的，应用于真实世界时，我们发现大公无私的哲学王可以制定和落实公共政策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可以说，市场失灵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大经济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保护私人产权免受破坏，力主让竞争性市场自行运作，政府的作用是非常小的。而大多数市场不完全是官僚机构对供求运作过程施以“看得见的手”干预造成的。而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认为，市场不完全问题最好由政府干预来解决，否则，市场不完全会继续存在，就是让社会无法在最大效率点上创造财富。凯恩斯主义比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家走得更远。市场不完全威胁到财富最大化，因而主张政府监管和干预。但很少考虑政府接管私有企业，提出一些塑造和管制个人和私有企业的宏观经济政策，认为它们可以防止、克服或抵消市场不完全。而市场社会主义者比凯恩斯主义走得更远。他们赞成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国有化)，即建立国有和国营企业，作为限制或克服经济周期和财富或收入不平等的必要方法。但像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那样，他们认为竞争性市场是管理资源和产品在个人、国有企业中的分配的最好制度。无论这些经济学家是否相信市场运作良好，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市场是使社会财富最大化的最好制度，正如西蒙⑨所说：“如果我们承认价值是给定的、一致的，如果我们假定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客观描述是真实可靠的，再加上，如果我们假设决策者的计算能力是无限的，那么就可得出如下两个主要结论：一是，我们不需要区分真实世界与决策对其的感知，因为他或她感知到的世界是真实可靠的；二是，仅凭我们对于真实世界的知识，而无需了解决策者的感知或其计算模式，我们就可以完全地预测到理性决策者将要做出的选择(当然，我们尚需要知道他或她的效用函数)”。同样，政府对自然垄断征税和补贴也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传统——零交易成本假定。一旦抽象掉交易成本，所有制度都是同等效率的。此时，一个经济体到底是基于分散个体的运行(私有产权经济)，还是依靠命令式的结构是没有区别的。对于前者，个体依赖价格信号，不需要有关制度信息的广泛知识；对于后者，经济的运行是基于一个中央代理人，他对个人偏好、替代性技术条件、资源等具有完全知识。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政治、法律、货币和其他制度的存在得到承认，但这些制度对于经济的影响被认为是中性的，因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忽视了。换言之，制度中性的一般均衡模型理论显然不足以用来比较不同的制度安排⑩，政府干预如同一般均衡的市场价格理论那样，处于一种无摩擦的世界当中，无需考虑制度和组织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差别。
    四、新制度经济学对发展经济学的影响
    1937年，科斯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企业为什么会存在？按照新古典经济学观点，人们在无摩擦、无成本地从事商业交易活动。企业只是在求解一个微不足道的代数问题，在给定技术和价格情况下，企业生产多少产品，这一问题的答案就是让边际成本等于价格，从而无法看到企业的性质和行为及其复杂的科层结构等。科斯最早认识到交换过程本身并不是无成本的，从而指出企业的存在是因为这种组织形式能够以比市场更低的成本做某些事情。同样，在20世纪6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伴随着公共选择学派、法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等，从而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突破市场万能或者政府万能的极端说法，强调经济组织比较对于减少交易成本的相对重要性。对传统政府主导发展经济学而言，经过四十年的艰苦努力，却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存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绩效差距，以及为何这种差距长期存在。道理很简单：他们所倚重的理论相对所要解决问题来说，是力不能逮的。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之上，即稀缺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竞争。其在理论上之所以能自圆其说，是由于它假定了交易过程是无摩擦的，即产权完全并且没有执行成本，信息获取也同样不需要任何成本。稀缺性和竞争性假定无疑是强有力的，且业已成为了新古典理论的主要支柱，但其他的假设却不能支撑很久。(11)
    虽然传统政府主导发展经济学根植于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从而将“公共政策”或者政府干预本身作为直接实现合意均衡结果的方法，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则将政策或制度作为间接减少交易成本的制度执行。按照科斯定理，当所有的权利可转让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时，产权的最初界定不影响资源的配置(忽略收入效应)，即在政府最初界定权利之后，通过个体所有者的自主交易权利又重新集中，从而使资源总价值最大化。此时，谁拥有产权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那些权利被完全地界定。但是，一旦引入交易成本，政府的作用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十分关键。交易成本和其他协商成本可能阻碍权利的再分配，而且政府最初的产权界定会影响到一国经济最初产出和国民生产总值等。因此，规范的科斯定理(Normative Coase Theorem)指出，受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引导，自由竞争市场和私人产权可以自动地将自利导致社会和谐之中，无需政府干预或控制。政府制定法律目的是消除私人缔约的障碍，扩大市场范围，其目标将会是扩大产权，如版权法、知识产权等，以及降低交易成本，如放松市场管制、数字化或培育新的分权化等。然而，如果交易成本极大，就会严重限制私人缔约数量。不仅如此，而且如何减少这些交易成本的机会也是十分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产权界定给谁就非常重要。规范的霍布斯定理(Normative Hobbes Theorem)则表明，如果允许所有人去追求他们的个人利益而不对他们施加社会约束，这将产生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因此，霍布斯呼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利维坦，或者通俗地说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保证社会和谐与和平。由于私人协议失灵，制定法律目的是减少损害。由此可见，规范的霍布斯定理则与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观点相一致，决策者被假定是强有力的，完全信息和仁慈的。规范的科斯定理与新制度经济学相联系，它根植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存在。不过，科斯并没有认为，分权谈判始终优于政府直接干预，而是低成本交易优于高成本交易。企业作为市场交易成本的理性反应，权威替代了市场，甚至政府权威替代了市场，从而赞成包括市场和政府以及其他组织的混合解决方案。然而，上述的结果需要极其严格的信息与制度条件，它要求人们不仅要有目标，而且还要懂得选择正确的手段实现其目标。可人们怎么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手段(即用正确的理论来指导)呢？对此，新古典经济理论给出的解释是——工具理性主义模型，即便经济主体的初始模型可能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是错误的，信息反馈过程以及套利者将矫正那些不正确的模型，惩罚那些偏离行为，从而引导幸存者获得正确的模型，类似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且，当交易成本十分显著时，市场制度将做出调整，诱使经济主体去搜寻那些将是正确模型所必须的信息。这样，可以看出新制度经济学只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施加了交易成本和信息的约束，同时保留了理性行为、偏好稳定和均衡这些基本的新古典经济学概念，从而对传统发展经济学提出了许多挑战。
    虽然交易成本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但是经过了如此长的时间才被认识到，似乎有点让人惊奇。然而，事实上，不仅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即便是它们的各类批评者——比如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旧制度经济学派以及最近的凯恩斯学派，都完全忽视了这一重大事实(12)。显然，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市场，市场价格信号本身就提供了一个激励与协调机制，从长期看来，整个经济体将获得零经济利润，最终会实现帕累托最优，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具有某种指点迷津的指导意义。但是，在交易成本显著存在的情况下，新制度经济学提供交易成本和产权方法，制度安排显得十分重要(13)，从而发展了一个关于非市场组织不仅可以节约交易成本，而且还有利于解决普遍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更一般理论，亦即如果能够以比市场交易更低的成本从事经济活动，像企业之类的非市场组织会应运而生。市场可能因为理性经济主体倾向于机会主义行为而失灵，大大拓展非市场组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五、信息不完全对发展经济学的影响
    同样，信息经济学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设也提出了挑战。信息经济学始自斯蒂格勒(Stigler，1961)(14)开创性论文《信息经济学》，他认为信息如同商品一样，作为最大化决策的结果，可以在市场中根据成本和收益进行理性的买卖。虽然在真实世界中存在着无知，但是他宣称无知总是以一个最优水平存在的。这是因为搜寻新信息符合经济人的理性行为，当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就会停止搜寻。
    虽然信息成本在市场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令人困惑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斯蒂格利茨等开创的新信息经济学并没有考虑这类成本。格罗斯曼和斯蒂格利茨(15)认为，由于经济主体相信价格能够有效传递信息，于是出现了搭便车效应——经济主体不愿意自己去获得所需要的额外信息，因为这样做要付出成本，从而市场产生的信息过少，真实世界处于无效率的均衡状态中。此时，只要干预的收益大于所承担的监督成本以及其他成本，这种无效率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正当性。可以说，新信息经济学通过探求交易双方对产品质量具有不对称信息时将会发生做出回答。(16)这种新方法区分了两类不同的信息问题：隐藏信息所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以及隐藏行动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实际上它并未涉及信息的传递或加工成本，它只是研究通过市场以一种间接方式传递信息这一问题。也就是说，它通过确定信息不对称这一初始条件分析信号发送和信息甄别过程来研究这一问题，
        
    致使在20世纪70年代理性的农民开始渗透到发展经济学中，最终文化和制度差异的重要性消失了。虽然新制度经济学也研究类似因素，但是传递过程中交易成本或信息成本得到了更详细的经验研究。通过考虑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不完全来理解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现象，从而使教科书经济模型不再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宰者。尽管如此，新信息经济学范式仍然坚持教科书的理性选择方法。它不仅扩展了新古典经济理论，而且继续使用并依附于它对所有经济主体所做的机会主义和自利行为假设。在所有有关信息不完全，以及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市场方面，理性选择模型仍然是无需考察的假设前提，从而依旧假设个人都是偏好稳定的经济人，当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只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因素之外再加上一个信息因素，市场并不是一个无成本损失的调整过程，信息不完全则是一个根本的经济变量，从而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信息的理想化状态，使新古典经济学能够解释一系列传统完全竞争模型无法解释的经济现象，同时还保留在市场上寻找最优均衡的那种动力。
    通过考虑信息不完全，我们发现，具有偏好稳定的理性的经济主体，在面临信息不完全时，市场中交易一方比另一方有更好的信息，所以市场均衡是无效率的，政策干预会使每一人都变好(17)，此时信息不完全降低经济效率和福利水平，阻碍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从而使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场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因此，一旦将信息不完全纳入理性预期分析中，便可以发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本身会失灵，而这个失灵源于资本、劳动和信贷等市场信息不对称，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这样就可以揭示出信息不对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政府干预的合理性。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个人与发达国家个人表现出相似的心理维度，这样就可能更好解释：为什么相对价格变化不会像新古典经济理论那样改变资源配置；为什么农民行为可能更加短视？可以说，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场继续在斯蒂格利茨的信息不完全范式中扮演着核心作用。但是，我们需要关注个人选择的心智不完美，从而偏离教科书理性选择方法，决策时会出现系统性错误，从而迫切需要考虑发展经济学的行为基础。因此，通过打破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条件，深入分析经济发展问题，并不能在竞争性市场上得出最优结果，从而表明非理性决策会扭曲经济发展绩效，动摇了自由市场效率思维方式，相应的激励和信息激励还远远不够。如果公共政策设计要想改进福利结果，还需要考虑心智模型方面的行为改变，进一步消除帕累托最优面临的心理障碍。
    六、行为经济学对发展经济学的影响
    实际上，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将做出选择的个人被视为机器人：具有完美的逻辑并前后行为一致，同时没有感情，没有矛盾的欲望和冲突的偏好，并不受社会影响。因此，对于个人视为自利的最大化的质疑，逐渐形成行为经济学流派。行为经济学及其经验研究在20世纪末已经获得认可，21世纪初极大地改变了经济学的面貌。行为经济学主要涉及不完美信息处理过程，与动机、认知以及心理相关，从而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信息的客观处理和偏好稳定假定。经济分析中的行为动机不仅有助于真实行为的心理解释，而且政府干预也有助于有限理性人做出更好的决策。(18)达塔和穆莱纳桑(19)指出，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能很好地理解约束。资源是有限的。然而，我们经常没有认识到心智资源也是有限的……没有认识到的话，我们经常制定计划时假定人们有无限认知能力……行为经济学可能被认为认识到一些更加有限的资源，尤其认识到自我控制、注意力、认知能力和理解力。行为经济学已经激发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0)，拓展了人类行为的经济方法来解释贫困和发展问题。(21)换言之，发展经济学为什么要引入行为经济学，从而使21世纪初出现了行为发展经济学或者贫困的行为经济学视角。为此，需要理解行为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之间的交叉必要性。一方面，发展经济学政策的无效性可能需要考虑主流经济学脆弱的心理基础(22)，取代了虚构的经济人假设，以便研究有限理性、有限意志力和有限自利的真实的人；另一方面，田野试验的随机控制或随机估价对于公共政策设计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23)
    行为发展经济学并不认为穷人比富人相比更不理性，班纳吉和迪弗洛(24)指出，穷人与富人有很少的不同，都具有同样的认知缺点和认知偏差。穷人与富人的差别就是“处于贫穷时，对于错误的边界穷人狭窄，同样的行为常常以更加明显的方式导致错误的结果”(25)。也就是说，贫穷的条件扩大了人们认知缺陷和认知偏差。这些条件包括银行存款、健康设施缺乏、水供给不可靠、交通运输差等，而这些通常并不是富人的考虑对象，因而他们不会涉及决策成本问题。同样，如果想要脱贫，就需要改变穷人的决策环境，从而减少这些认知缺陷和偏差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经济学家需要考虑：一是穷人如何做出有偏差的决策，从而影响他们的经济福利；二是设计制度安排矫正他们的决策以使他们做出理性的、提高福利的选择，以便进行财富积累和人力资本投资。虽然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会在满足基本需要方面做出正确的或者最优选择，但是面临高昂的最优化成本时(26)，就会约束其做出重要的决策。而且，管理日常琐碎的突发事件也会严重影响穷人的时间偏好。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穷人无法自由追求或者想要实现的事情。其结果是，许多穷人将失去计划能力，无法一味地坚持未来的目标。由于决策十分复杂，穷人经常选择眼前的低报酬工作从而损害未来的高收益。贫穷不仅仅指物质收入上的匮乏。相反，贫穷是复杂的和多维的，它往往涉及认知的、动机的、社会的、历史的和制度维度。(27)行为经济学家认为，个人的主动性不仅仅受到法律、契约和制度的约束，而且还受到个人的决策感知、默认规则、自我控制、惰性和微观激励的影响。(28)穷人在判断和决策时会面临各种内部和外部约束，所以穷人表现出冲动和次优行为方式，往往出现行为失灵(behavioral failure)。具体来说：
    1.心理账户对于穷人的认知行为有着重要意义。塞勒(29)认为，人们对于预算支出分类，包括住房、教育、食品和储蓄，并且忽略它们之间的理性替代关系。他们的预算决策都是默认的选择，反映在这些分类之间的事前决定的固定关系中。一个重要的认知偏差是不合意的默认选择对于当前支出与未来储蓄会产生时间不一致行为，就像人们不得不连续拖延他们计划在未来采取的行动那样。当他们高估现在而低估未来使用双曲时间贴现率时，他们就会采取时间不一致的行动。因对于当前支出默认，所以总是延期可以改进长期经济条件的储蓄。因此，某些情境因素和认知局限削弱了穷人的决策能力，无法实现长期利益和目标的选择。
    2.默认选择影响穷人决策。班纳吉和迪弗洛(30)认为，政府(或者NGO)应该制定对于大多数人最好的默认选择，其结果使人们远离他们想要的较差结果。虽然人们有权选择他们需要的选择，但是这样做也有不小成本，结果是大多数人只好选择默认规则。作为决策启发式的结果，默认选择是很容易的选择，因而很难得以克服。设计什么制度使默认选择逻辑来替代理性选择，就是要人们采取时间不一致行动时成本极其昂贵。例如，政府对穷人的转移支付通过建立电子银行存款。(31)这可能激发受益人进行储蓄，因为电子账户一旦建立，持有者将会看到储蓄如何增加，从而估计账户情况采取支出平衡。(32)同样，遵循塞勒和桑斯坦(33)的助推方法纠偏，构建一组制度助推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环境。(34)也就是说通过理性选择替代穷人的默认选择。在这种意义上说，助推是一种软父爱主义干预，包括信息披露、警告和提醒，从而改变选择框架以便克服穷人的认知错误。实际上，助推尊重人们的自由，因为它并没有强迫人们采取时间一致的行动，仍然有权利选择他们想要的选择。
    3.穷人决策系统地受到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对于文化和认知的交叉研究认为，人们用心智模型(mental models)思考，包括概念、分类、叙述、身份和世界观等，也就是说，人们使用心智模型处理信息，成为行为经济学的关键因素。当人们碰到一些事件总是运用适合心智模型来进行表述。在这种情况下，促进经济发展不仅依赖激励和信息的改变，而且还依赖影响人们如何思考自身以及世界的心智模型的改变。拉宾(35)将心理学纳入新古典经济模型中，从而突出了有限理性的价值，其中包括前景理论、现状偏差、双曲贴现，有限自我控制、参照依赖偏好等所谓的非理性行为。行为发展经济学不仅采用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启发式和偏差方法的理论假设，而且还拓展分析穷人的非理性行为。因此，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条件下，不同团体也有不同的心智模型。在这种情况下，决策作为一个构建过程——受一系列现有的认知工具所约束——有助于解释文化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个人决策可能是正确的可能性，从而有助于政策制定者设计新的工具改变行为。偏好与认知都受到或者内生于过去和现在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文化、偏好和制度相互交织，从而使经济主体成为“文化人”，从而偏离新古典经济理性。政府干预可能改变穷人的解释框架，从而对认知、热情和行为有持久性影响。一方面，政府干预可以改变贫穷的代际传递；另一方面，它允许极度贫穷渐进式摆脱贫穷，尤其是政治与经济企业家所面对的机会是混杂的。这种情况主要体现在使社会愈加缺乏生产性、基本制度结构愈加不适应生产性活动方面。这样的路径将一直延续下去，因为这些经济体的政治与经济市场的交易成本，以及经济主体的心智模型，都不能使他们逐步迈向更有效率的结果(36)，所以很难摆脱贫困。
    4.政府干预或者以前历史事件会产生持续性效应。例如，通过改变身份、分类以及使用其他心智模型，个人可以用来进行信息处理。干预可能产生新的模型、热情和习惯，从而在干预结束之后它们继续发挥作用。文化人依赖于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考虑社会对感知和认知的影响，削弱了竞争性市场自身导致帕累托最优，就像不完全信息那样。政策可以改变心智模型，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改变行为。然而，持续性改变需要强化改变的心智模型，包括语言、政策、政治行动和法律程序等。除非个人的思维方式常常反映在日常社会交往和制度实践中。否则，它们对于大多数人是不可长久的。当个人躲避极度收入不安全时，他们可能形成新的热情、新的习惯和新的偏好。个人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行动，使用的是源于主观的、错误连连的模型，而信息反馈不足以匡正这些心智模型。诺思(37)指出，“边际变化源于政治和经济组织的企业家的感知，通过在边际上改变现有的制度框架他们可能做得更好。但是，这种感知的深浅，强烈依赖于他们获取的信息的多寡，以及他们是如何处理这些信息的。如果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是有效率的(即交易成本为零)，那么任何选择都将是有效率的。也就是说，经济主体总是拥有真正的模型或者如果初始也有不正确的模型，信息反馈将会矫正它们。但是，经济人模型只会将我们引入歧途。经济主体常常不得不在信息不完全下行动，处理那些通过心智构造获得的信息，从而导致持续无效率的路径上。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上的交易成本也会促成无效率的产权。但是，这种产权持续性存在，则是参与者在试图理解他们面临问题的复杂性时采用的不完美的心智模型所致”。在这种情况下，只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因素之外再加上一个心理因素，致使心智模型的不完美反映在制度上，所以可以看到认知与制度，以及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其中，框架效应、启发式推断、认知偏差以及双曲贴现都成为规范经济学的方向，助推有利于穷人做出更好的选择，正如切蒂(38)指出，行为经济学应该通过新的政策工具集中改进公共政策，
        
    改进政策的效果预期，从而产生新的福利涵义。
    七、研究结论及其对发展政策创新的启示
    如果一种经济学理论已经获得了举世公认，那么经济学教科书就足够了。然而，既然不一致是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特点，那么学习它就需要弄明白学科内部不同理论之间内在差别。(39)因此，通过使用交易成本、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等概念对经济发展给予新的新古典(New Neoclassical)解释。尽管新古典经济模型对于分析大多数经济行为是合适的，但是一个新的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是可以应用到大问题上，我们还没有理解的大事情上，以及欠发达国家为什么如此贫穷的问题上。(40)对于认知能力资源稀缺，往往会受到背景、惰性、默认规则和社会比较的影响。同样，对于感知、认知和偏好的经验和遭遇都会产生持续性影响。因而，我们越早认识到行为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融合的重要性，越早进行经济分析和政策设计，处理因行为失灵带来的扭曲效应，就能更好地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换言之，单凭任何一种办法本身都不足以有效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的演变同样体现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从市场万能—市场失灵—政府万能—政府失灵—行为失灵—政府助推等一系列变化，对市场经济认识不断深化，有利于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为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政策启示：
    首先，需要健全价格机制和产权制度，降低生产成本，在激发持续求知欲和在实践基础上改变心智模型(信仰体系)。个人必须对其财产拥有排他使用权，能够自由买卖财产，允许分割所有权和拥有确定的所有权，政府的作用是强化这些权利，使个人对自己的行动负责。这样，个人才会有一种强烈的冲动，通过把资源配置到有利可图的用途上，满足消费者偏好，充分利用劳动分工和知识分工相互合作而使资源增值，从而成为摆脱贫困和经济进步的重要源泉。
    其次，因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完全产生市场失灵，所以制度或组织以及政府干预显得十分重要。其基本原则是减少交换活动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重要的不是企业的数量，而是市场是否开放，是否可竞争以及契约是否被执行，以至于个人能从他们的错误中汲取教训。欠发达国家不必力求完全竞争市场，这是一个无法达到的理想，而是应该通过开放市场，寻求法律规则，降低交易成本，为现实的竞争性市场制定一个制度框架，对复杂世界采用简单规则。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个人通过努力、节俭、企业家精神获得更高收入，通过个人努力奋斗和在法治条件下追求美好生活，个人和国家就会变得更加富裕。
    最后，除了需要考虑市场失灵，还需要考虑行为失灵，或者同时考虑市场失灵和行为失灵，拓展新古典经济学把人看作机器人——只能消极地对事件做出被动反应的经济人，为政府助推确立新的指导原则。因心智模型不完全和认知成本，以及自发的交换过程受阻，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仅仅考虑经济激励和政府干预还远远不够，历史、文化、时间、个人信仰和抱负，与产权一样，尽管难以量化，但它们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都有助于减少贫困和增加财富。与此同时，人们的选择激励往往被公共政策所左右，因而政府干预或助推着眼于判断和决策纠偏，减少行为失灵，从而改变人们的非理性决策方式。
    总之，我们研究经济发展，不能简单地停留在传统新古典范式中。同样，传统的政府主导发展模式也不适用，忽略了交易成本和政府失灵问题。从发展经济学的演变来看，不仅指出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缺陷，还指出新古典范式下发展经济模型中有关理性选择假设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没有一个通用模型能涵盖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可以说有多少经济学流派就会有多少种发展经济学，包括演化发展经济学(41)和奥地利学派发展经济学。(42)需要考虑的是发展过程中唯一真正的主角企业家，发现那些由于缺少必要的企业家精神而未被人利用的发展机会，这无疑也是摆脱欠发达状态的关键。正如鲍尔(43)指出，不存在能确保所有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间、一定时期内达到同一水平的经济成就或同一发展速度的通用规则。经济成就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欲望、态度，取决于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安排，取决于历史经验，却只是在很小程度上取决于外部援助、市场机会以及自然资源。并且，如果这些有利于物质进步的因素是现存的，那么个人、团体，甚至社会就不会停滞。因此，导致经济持续停滞的是有利这些因素的缺乏，而不是贫困”。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考虑市场失灵及其相关的经济组织或经济制度，还需要考虑行为失灵及其政府干预或助推，远远超出新古典经济学单一的理想化市场模型，大大丰富经济发展的解决方案，对于完善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以及对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①詹姆斯·A.道、史迪夫·H.汉科、阿兰·A.瓦尔特斯：《发展经济学的革命》，黄祖辉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13页。
    ②Douglass C.North,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Joseph E.Stiglitz,"Rethinking Development Economics,"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2011,26(2),pp.230-236; Joseph E.Stiglitz,"The Revolution of Information Economics:The Past and the Future," NBER Working Papers 23780,2017.
    ④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苏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11页。
    ⑤Jeffrey D.Sachs,The End of Poverty:Economic Possibilities of Our Time,New York:Penguin,2005.
    ⑥Richard H.Thaler,"Anomalies:The Winner's Curs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88,2(1),pp.191-202; George A.Akerlof and Robert J.Shiller,Animal Spirits: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 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
    ⑦理查德·沃尔夫、斯蒂芬·雷斯尼克：《相互竞争的经济理论：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孙来斌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51页。
    ⑧Harold Demsetz,"Information and Efficiency:Another Viewpoin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69,12(1),pp.1-22.
    ⑨Herbert A.Simon,"Rationality in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Business,1986,59(4),pp.209-224.
    ⑩Rudolf Richter,"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Can It Work," Kyklos,1992,45(2),pp.185-207.
    (11)Douglass C.North,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12)埃里克·弗鲁博顿、鲁道夫·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姜建强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页。
    (13)Stephen Knack and Philip Keefer,"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ross-Country Tests Using Alternative Institutional Measures," Economics and Politics,1995,7(3),pp.207-227.
    (14)George J.Stigler,"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1,69(3),pp.213-225.
    (15)Sanford J.Grossman and Joseph E.Stiglitz,"On the Impossibility of Informationally Efficient Marke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0,70(3),pp.393-408.
    (16)George A.Akerlof,"The Market for Lemons: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0,84(3),pp.488-500.
    (17)Michael Rothschild and Joseph E.Stiglitz,"Equilibrium in Competitive Insurance Markets:An Essay on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Inform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6,90(4),pp.629-649; Joseph E.Stiglitz,"The New Development Economics," World Development,1986,14(2),pp.257-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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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Marianne Bertrand,Sendhil Mullainathan and Eldar Shafir,"A Behavioral-Economics View of Pover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4,94(2),pp.419-423.
    (21)Dean Karlan and Jacob Appel,More Than Good Intentions:Improving the Ways the World 's Poor Borrow,Save,Farm,Learn,and Stay Healthy,New York:Plume,2012; Sendhil Mullainathan and Eldar Shafir,Scarcity: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 So Much,New York:Times Book,2013; Allison D.Demeritt,"The Making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Economic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18.
    (22)Abhijit Banerjee and Esther Duflo,Poor Economics: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New York:Public Affairs,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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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Abhijit Banerjee and Esther Duflo,Poor Economics: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New York:Public Affairs,2011.
    (25)Marianne Bertrand,Sendhil Mullainathan and Eldar Shafir,"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Marketing in Aid of Decision Making among the Poor,"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 Marketing,2006,25(1),pp.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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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Abhijit Banerjee and Esther Duflo,Poor Economics: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New York:Public Affairs,2011.
    (31)Marianne Bertrand,Sendhil Mullainathan and Eldar Shafir,"A Behavioral-Economics View of Pover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4,94(2),pp.419-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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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Richard H.Thaler and Cass Sunstein,Nudge—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Wealth,and Happines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
    (34)Abhijit Banerjee and Esther Duflo,Poor Economics: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New York:Public Affairs,2011.
    (35)Matthew Rabin,"Incorporating Limited Rationality into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13,51(2),pp.528-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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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David Dequech,"Neoclassical,Mainstream,Orthodox and Heterodox Economics,"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2007,30(2),pp.279-302.
    (40)George A.Akerlof,"Behavioral Ma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 Behavi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2,92(3),pp.411-433.
    (41)埃里克·S.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1—205页；贾根良：《演化发展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哪一种产业政策的理论范式更适合中国国情》，《南方经济》，2017年第12期；Geoffrey M.Hodgson,Economics and Utopia,London:Routledge,1999.
    (42)Isreal E.Kirzner,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奥地利学派：市场秩序与企业家创造性》，朱海就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6—117页。
    (43)Peter Bauer,Dissent on Development:Studies and Debates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