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月友 刘志彪：三重全球化冲击下，中国经济如何应对？

    当前，经济遇到了一定困难，困难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制造业更是首当其冲。透过当前现象，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分析一下背后的深层次经济问题。
    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本轮高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第一次出现倒退。如今，美国推动与中国经济“脱钩”的趋势愈演愈烈，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叠加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一次比一次更加猛烈地加剧了“去全球化”趋势。在此背景下，美国经济民族主义者通过政府出台保护政策控制重要商品和技术的国际供给；疫情封锁和隔离造成劳动力供应短缺、物流阻塞和生产中断；乌克兰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巨震，并且直接刺激需求、抑制供给，加剧世界粮食和能源危机，全球性生产过剩正转向市场失灵的短缺经济。世界面临通胀高企与增长放缓并存的滞胀风险大幅上升。
    但要看到，这三大“去全球化”力量对世界格局冲击与各国经济影响的不平衡特征，对中国是有“危”有“机”，把握得好就是重大机遇。
    中美“脱钩”趋势的影响?
    进入2022年，发展势头迅猛的越南很难不引来关注。越南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截至今年4月，越南进出口总额超2400亿美元。其中，越南商品出口额1223.6亿美元，同比增长16.4%。
    当前，美国推动中美“脱钩”的实质是美国独霸世界的意识形态作祟，美国企图推动全球重要供应链“去中国化”打压中国，导致中国经济循环不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主要发生在低端制造业加入全球价值链进行国际代工的过程中。理论界将这一进程形象地称为“嵌入微笑曲线底部”，也叫“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这种工业化驱动经济增长的最大特点是，生产的“两头在外”：需求端依赖欧美国家市场，供给端受制于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在中美关系处于蜜月期的经济全球化全盛时期，这种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不突出。
    但在美国推动“去中国化”之后，尽管中国国内市场正日益壮大，“中国组装”也正走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但由于支持国际化的国家多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技术不发达，消费能力也小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经济正常循环将遇到困难。
    这些困难也正在显现：从参与国外循环看，低端产能出口受阻，资本走出去也受到严格审查，国际经济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从国内循环看，基于GVC的制造业增长模式下产需不匹配造成的产能过剩和债务负担沉重，使得消费和投资受到冲击后恢复缓慢，有效需求不足；从国内国外循环相互衔接看，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无法获得有足够技术和资源支持的生产满足，国际转换受阻。
    世纪疫情对内需市场冲击较大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应对措施及其持续时长。与疫情推升美国通胀和供给短缺的冲击相反，疫情对中国的生产影响可控，主要会导致国内需求衰退，进而有引发结构性通货紧缩风险，恶化经济内循环。
    具体而言，从供给端看，疫情暴发初期一度对中国生产要素产生过破坏性影响。如对中小微民营企业的流动资本冲击较大和对劳动力造成“损员”。但因为中国防疫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较快地采取了恰当的防疫策略，使得国内疫情迅速得以控制，大面积的经济活动重启较早；而且政府及时出台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特别是通过金融纾困和健康码互通互认等针对生产要素的冲击应对措施，将生产端的影响降到了最低。中国经济基本面没有因疫情影响遭到方向性破坏。
    从需求端看，近两年，中国外需市场一反常态，不仅实现了高增长，甚至抵消了前期中美贸易战对中国出口的不利影响。究其原因，主要与西方国家防疫不力、海外供应链运转不畅，而中国防疫有效有力、中国制造业顺势抢占了出口市场有关。但需要注意的是，疫情对中国内需市场的冲击较大，世界各国在抗击疫情上缺少政策协调和积极有效的国际合作，疫情在全球蔓延程度、持续时间等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需要注意的是，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和家庭都面临信贷紧缩，政府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度，通过企业稳增长稳就业，而不是直接扶持家庭和个人，未来的工作和收入是否可持续也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为了消除这些不确定，消费者需要囤积现金，尽可能减少花钱和消费。此外，疫情给大量高度依赖于人群聚集和需要面对面的线下服务业消费造成冲击，部分地方政府应对疫情的一些激烈措施也造成了消费的供需不畅。
    乌克兰危机的叠加效应
    战争与制裁可能会重塑世界格局和影响国际贸易与投资，也会提升资金避险情绪，增加资本市场波动。
    首先看乌克兰危机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乌克兰危机将世界主要力量吸入“漩涡”，可能使美国的“印太战略”客观上放缓脚步。中国在“漩涡”之外保持中立，同时积极对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救助，为全球树立了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国形象。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将由此获得重塑世界格局的主动权，参与世界治理话语权获得进一步提升。
    再看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影响。俄乌地区主要通过农产品、能源和有色金属基础原材料三大类商品生产和供给影响国际贸易。对中国的影响重要性排序依次是：能源、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基础原材料。但分析来看，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是资源对外依赖型产业，但中国本身是世界有色金属第一生产大国，存在的不是供应问题而是价格问题；从农产品进口量等看，俄乌两国对中国粮食供应和价格的影响都有限。对中国经济有最重要影响的是俄罗斯能源，俄罗斯遭受美欧全面制裁，其能源出口将更多转向中国，将有利于提升中国能源保障程度。
    俄乌冲突扰乱全球供应链，美欧俄相互制裁进一步抬升生产成本和世界通胀，将使得美欧俄对中国制造业产品供给依赖加重，有利于增强中国出口韧性。更重要的是，制裁将使得欧美国家在俄罗斯的投资减少，相关工程项目被迫中断和退出，彼此未来的项目合作规划也将受到制约，这给中国参与和扩大俄罗斯重点项目建设提供机遇。
    最后是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战争与金融动荡虽然并不是绝对因果关系，但战争和疫情一样，都导致不确定性和恐慌情绪上升，会引发投资者在预期突发事件爆发时和突发事件爆发之中，寻求资金避险，导致资金大规模投资转移。首先被抛弃的将是股票等高风险资产，而且越是离战场近的国家，股指回落幅度越大。尤其是3月以来，俄乌冲突陷入僵局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反弹严重，叠加美国进入加息和缩表周期，美元升值预期越来越强，跨境资本回流美国或将加大，如果不加干预，中国资本市场剧烈下挫风险较高。
    结论与对策建议
    综合来看，美国遏制中国崛起是造成中国经济循环不畅的源头，世纪疫情和俄乌冲突虽然部分冲减了它对中国经济外循环和涉及资源供给的内外循环衔接不利影响，但消除经济全球化冲击对中国经济不利影响，必须将着力点放到引领再全球化、畅通国内大循环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上。
    第一，引领再全球化。拯救全球化需要为全球化运行提供动力，更需要为全球化治理提供领导力，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制度规则体系。首先，中国要坚定对全球化的信心，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通过开放合作引领全球化踏上普惠发展之路。其次，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尽力在大国博弈中避免全球治理撕裂，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积极填补全球治理领导力空缺和提供全球化公共产品。最后，战争是终结全球化的终极力量。经济制裁虽然号称可以阻止战争，但是一种消极经济武器。在逆全球化的环境中，经济制裁不仅经常失败，还成为加速“去全球化”的力量，尤其对大国实施制裁更是如此。
    第二，畅通国内大循环。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但当前中国经济内循环最突出的问题是服务业。重振服务业是中国实现快速稳增长稳就业捷径，因为只有服务业是疫情以来中国闲置产能所在。首先，要切实提高疫情防控水平，为争取早日重振服务业创造条件。其次，货币政策重心要由刺激经济增长转向保持金融市场稳定。再其次，积极财政支持政策在补贴生产企业之外，试点直接增加家庭收入，补贴消费者。最后，城市是服务业发展的空间载体，也是服务业集聚地，我国城镇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超过85%，重振服务业必须提升城镇居民消费能力。因此，建议做好保供稳价的同时，努力实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GDP同步增长（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高于GDP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
    第三，畅通国内国外循环衔接。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衔接的主要任务是突破技术“卡脖子”。解决技术来源的方式有很多，免受西方制裁威胁的方式只有一条：加大科技创新和进口替代力度，加快核心关键技术攻关，重塑新的产业链。
    作者：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张月友；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刘志彪  
    来源：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2022年0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