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逻辑

    摘要：当前，我国已经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正在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国方案，体现着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具体实践，是在与社会主义发展基本理论逻辑的相互促进中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首先是对人类发展规律的崭新实践，是对既有现代化道路的超越，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发展；其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以人民为中心”的执着坚守，现代化是为了人民的现代化，是依靠人民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享的现代化；再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对唯物史观的深刻贯彻，运用唯物史观开辟的中国发展新道路，既是对唯物史观的全新证明，对唯物辩证法的全新运用；最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具体表现为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是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因此，在理论上说清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逻辑，是我们科学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增强四个自信的根本基础。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逻辑；人类发展规律；辩证唯物主；世界历史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1]。2021年7月6日，在来自160多个国家的5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参加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旨发言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新贡献。”[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再次明确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3]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逻辑，有利于增强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的理解，更有利于增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对人类发展规律的崭新实践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4]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发展。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首先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规律，人类社会最终将走向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对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性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5]36“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5]43“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53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5]592
    恩格斯在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所作的书评中写道：“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6]79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科学论证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走向：“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7] 742-744
    “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7]874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现代化，这一现代化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切消极后果，克服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一切弊端，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根据科学社会主义原则进行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后，1979年3月31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思想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8] 162-165。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9]436理论如此，道路也是如此。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8]163，164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10]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11]21，22
    “我们的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当然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我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特别强调了五点，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的方向”。[12]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13]397，380习近平总书记认为，邓小平同志当年说这个话，主要是从政治上讲的，强调的是在当时我国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条件下，需要很长时间的艰苦奋斗才能实现现代化，同时强调“即使实现了现代化，要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世世代代坚持下去，仍要一以贯之地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解决好，不可能一劳永逸。”[12]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对人民立场的执着坚守
    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4]287列宁指出：“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做这些关系的根源；第二，以往的理论从来忽视居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15]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16]189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为了人民的现代化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1949年6月，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毛泽东就指出：“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共和国。”[17]1467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即使是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如果执政党背离人民，也会损害现代化成果”[12]。
    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启示我们：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来自人民、扎根人民、造福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必须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情、致力民生，既通过提出并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又从人民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获得前进动力，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激励人民更加自觉地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1]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18]12。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依靠人民的现代化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2012年12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特别强调：“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是人民的要求和党的主张的统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实践主体。”[19]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党形成了群众路线，将其看做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42 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1891年版所写的导言中指出：“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必须“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6] 110，111。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则严厉地提醒：“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6] 444，44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11]104 因此，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对唯物史观的深刻贯彻
    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我们党在实践中不断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些重大历史性课题，也都是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我们党运用唯物史观开辟的中国发展新道路。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全新证明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它们的共同作用构成整个社会的矛盾运动。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14]533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唯物史观做了最完整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5]591，592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不断夯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3]63在新中国建立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17]1433。1955年3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关于“结论”的讲话中，毛泽东就认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20]。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这样表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21]240，241。这一观点在毛泽东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提纲中变成了“在以重工业为中心任务的条件下，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与现代化的农业”[21]243。这就使得关于中国发展生产力的主要模式建立了起来，这个模式就是围绕重工业这个中心，建立社会主义坚实的经济基础。
    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大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而毛泽东则认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才是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具体标准。这是独特的“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或现代化标准。在毛泽东看来，发展生产力最主要的就是工业化的实现，而工业化的实现标志就是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样，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建设就成为发展生产力的基本标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成为发展生产力的基本战略。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更明确地说：“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21]268。1959年底到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22]116。1964年在全国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们一定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从而使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具体化了，并且实现了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战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发展战略的伟大转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过接续奋斗，2012年，按照工业体系完整度来算，中国已经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根据调整，2018年中国已经拥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06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而在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397983亿元，调整后为401513亿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8.1%，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经济总量达到了114.4万亿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后达到了17.7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超过了1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0976元，达到了12551美元，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偏上国家。2021年年末，外汇储备余额32502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而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新中国成立73年来，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根本原因就是我们通过不断调整生产关系激发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通过不断完善上层建筑适应了经济基础发展要求。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都是出于这个目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17]1468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23]5这个前进的逻辑、发展的潮流，从根本上讲，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新中国成立时在经济上文化上很落后，要取得真正的独立，就必须实现国家的富强和工业现代化。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全新运用
    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是辩证唯物主义最基本、最核心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9]47遵循这一观点，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
    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是什么?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不能脱离这个基点，否则就会犯错误，甚至犯颠覆性的错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这个问题，很多同志在认识上是知道的，但在遇到具体问题时，有些同志会出现‘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情况，经常会冒出各种主观主义的东西，有时甚至头脑发热、异想天开。有的人喜欢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盲目铺摊子、上项目，或者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甚至反复出现这样的问题?从思想根源来看，就是没有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24]同时，客观实际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点。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是要灭亡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22]108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力气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因此，“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12]。
    1956年毛泽东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谈话时指出：“有一点要跟大家说清楚，就是中国的经验只能提供作为参考，照抄则不可。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中国的经验，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即使是好的经验，也不一定同别的国家的具体情况相适合。照抄是很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向失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21] 64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没有照抄苏联现代化的方式，也没有照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路径，而是依据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现代化策略，走出了一条从“四个现代化”到全面小康，再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新道路，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借鉴，这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成功运用。十八届五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这“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要统一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哪一个发展理念贯彻不到位，发展进程都会受到影响。“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对辩证法的运用；新发展理念的实施，离不开辩证法的指导。”[16]221
    辩证唯物主义虽然强调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但并不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而是认为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未来社会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统一的社会，“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16]50，51。因此，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社会的物质关系和物质生产发生了根本变化，所以人们的精神文化和社会生活也必然要出现新的特点。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22]124，125，这就指明了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与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区别。因此，我们党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就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是事物联系的实质内容和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断认识矛盾、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我国基本国情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风险、面临的难题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我们党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我们党强调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出化解产能过剩，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等等，都是针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一些牵动面广、耦合性强的深层次矛盾去的。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首先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在实践中不断提高驾驭复杂问题的能力和不断推进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毛泽东指出，由于经验不足，“错误是一定会犯的，各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都会发生错误。中国将来也一定会犯错误。认真一些，就会少犯错误，少犯全国性的错误，即使犯了全国性的错误也会及早纠正。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相信唯物论的话。人的思维不可能完全确切地反映客观实际。人类只能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逐渐克服认识的不足，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事物是十分错综复杂的，又是在发展变化的，人的思维的反映跟不上客观实际，就一定会犯错误，如果我们相信辩证法的话。”[21] 65，66所以，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好在实际工作中把握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可能和现实、内因和外因、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切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
    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对世界历史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马克思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4]541。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5]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具体表现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整个历史过程中。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现代化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不是一般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史，而是特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来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普遍交往，进入相互依存状态的世界整体化发展的趋势。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4]519。这是历史的自然基础。随着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不断发展，个体化的存在就不断地被纳入到相互依赖的存在关系中，“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14]523。随着生产力和这种交往的普遍发展，其结果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劳动者和土地的分离、劳动者和自己劳动力的分离，逐渐形成了现代社会的两大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这种状况是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14]539。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人类社会交往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以西欧为例，勾画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在中世纪，随着第一次分工——城乡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到现在”[14]556。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导致生产和交往在城市中的分离，“城市彼此建立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交往之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之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不久每一个城市都设立一个占优势的工业部门。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14] 559。不同城市的分工直接导致了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到了17世纪中叶，英国在商业和工场手工业都占据优势，给英国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造成了工场手工业所不能满足的产品需求。这一强大的需求最终在18世纪推动了大工业的产生，从而最终“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从而，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14]566。由此可见，当生产力（大工业）和普遍交往发展起来以后，就必然历史地表现为全球化的过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的国际性质，“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成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26]，因此，在一定的时期内，全球化也就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面对开放，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反对。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嘛，最后要战胜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现在有些人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认为实行开放政策是对资本主义投降。我们是把实行开放政策当作社会主义发展的补充。”[27]对外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注入了巨大动力，我们在向发达国家学习的同时不断发展我们自己，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舞台上成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新的成就。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单边主义抬头，仿佛全球化走到了尽头，“要坚持全球化战略思维，这次结构性改革必须有国际视野，更坚定地扩大对外开放。我多次强调，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一旦打开，就不可能关上，开放程度会越来越大，开放水平会越来越高，介入全球化能力会越来越强。”[18]299 “开放还是封闭，前进还是后退，人类面临着新的重大抉择。”“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世界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推进互联互通、加快融合发展成为促进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23]6
    2020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并发表讲话。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国际格局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社会正在经历多边和单边、开放和封闭、合作和对抗的重大考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中国正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国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从世界汲取发展动力，也让中国发展更好惠及世界。”[28]
    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当前，世界经济面临诸多复杂挑战，我们决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9]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独立自主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站在世界历史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历来坚持走独立自主开拓前进的道路，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和实践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坚定信心和决心，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
    早在1936年7月，当斯诺问及在什么情况下外国商人能够在中国经营等问题时，毛泽东明确回答：“只有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这就是，让外国资本投资或我们借取外债，都必须以获得“真正的独立与民主”[30]为前提，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31]。1956年，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亲笔写进了在学习外国时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这一点也要弄清楚。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都不行，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在毛泽东看来，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大国，外援只能帮助我们解决某些问题，根本性的问题如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只能靠我们自己解决。邓小平也一再强调：“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13]7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11] 29，30
    在当代世界发展中，社会主义建设始终必需依靠不断扩大由生产社会化、国际化客观规律决定的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交往，社会主义的发展仍然必需主要依靠本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中国的对外开放是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对外开放。这也是我国国情的要求。我国是人口大国，依靠国外的力量不可能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经济发展、社会建设问题，等等。“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32]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出口的高、精、尖技术有着很严格的限制，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靠引进是不能获得的，我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利用吸引外资，吸收引进技术的同时，消化和创新技术更重要，应该依靠本国的力量赶超开发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防止我国对国外高新技术的过度依赖，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越强，国家经济实力越强大，国际上获得较高信誉、吸引更多合作者，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进行的越迅速。同时，对外开放能更好地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积极利用外国的投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取得更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可以加快本国经济发展、增强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积极对外开放都是为了更好更快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当前，我国正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超大市场规模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然要承受其他国家都不曾遇到的各种压力和严峻挑战。”“我们只有立足于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努力炼就百毒不侵、金刚不坏之身，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没有任何人能打到我们、卡死我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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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48.
    张旭，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2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