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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 摘要：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把其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五大战略支柱之一。过去五年是区域发展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区域发展在九个方面取得突出成就，与党中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思路分不开。文章系统总结了党中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十大方略，认为新时期的区域协调发展扎根中国本土，对促进中国区域经济长期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从习近平一贯倡导的问题导向角度，文章分析了中国区域经济面临的四个方面不协调问题，提出了推动我国未来区域协调发展的六个政策关注点。 关键词：习近平；二十大报告；区域协调发展；十大方略；南北差距；政策关注点 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研究项目“南北区域差距演变与协调发展政策导向”。 |
在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做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的报告[1]。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提出了未来五年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与行动方向，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报告关于区域发展的部分总揽全局，思路清晰，见解深邃，对于认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研究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都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在走向第二个一百年的起始点，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好党中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有助于加快构筑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一、过去五年是区域发展极不平凡的五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十九大以来的五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中国区域发展过去五年制定了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区域重大战略，成为推动区域保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一）各地区整体保持平稳正增长，东西方向区域协调度增加
除了2020年湖北省等因疫情防控因素，经济增长速度下降5%，党的十九大以来各省（市、区）地区生产总值指数都保持了程度不同的正增长。但是，各省区之间的差距也相对比较明显。多年份保持较快增长的省市有西藏、云南、贵州、四川、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省份，近两年受能源价格较大幅度上涨影响，山西、宁夏、新疆经济开始明显提速。但与此同时，近年来一些省份经济增长速度表现一般，主要有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河北等省份。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矛盾一直存在，板块性、区域性问题比较突出。从板块关系看，2017—2021年，东北地区在全国生产总值中占比明显缩小，但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由52.6%下降到52.1%，略有缩小。相应地，同一时期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则分别由21.0%和20.0%提高到了22.0%和21.1%。尤其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分别由22.5%和19.7%增加至23.1%和20.7%。这显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尤其是工业化速度在加快，东西方向的区域不平衡性相对减小，区域协调度增加。
（二）重点区域在稳增长中发挥了“压舱石”作用
从全国总体经济发展看，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对全国保持了稳定支撑作用。2017年到2021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从40.35%下降到39.89%，只出现轻微的下降，支撑力度仍在四成左右。2017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8.77%、20.57%、11.01%，到2021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占全国经济的比重分别为8.47%、20.49%和10.93%。这显示，沿海经济大省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顶梁柱”。以省区为单位看，2017—2021年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的经济总量始终位居全国前6位，6省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45%，市场主体数量占全国4成以上，贡献了40%以上的就业，进出口和利用外资都接近全国的6成，6省份中4个沿海省份在地方对中央财政净上缴中贡献超过6成，为稳定全国经济大盘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区域创新取得了新突破
2017年以来，在深入推动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区域创新取得新突破：一是四大板块创新能力显著提升。2020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专利申请量比2017年分别增长了47.31%、44.87%、13.90%、62.14%，专利授权量比2017年增长了105.11%、124.06%、88.88%、101.79%，创新活力不断增强；二是区域创新高地加快建设步伐。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全球影响力显著增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指出，在全球5大科技集群中，中国独占两席。深圳—香港—广州地区和北京在全球五大集群中分列第二及第三位，郑州、青岛和厦门成为排名上升最快的科技集群，排名均上升了十几位[2]；三是科技集群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除了北京、粤港澳和上海外，科技集群的建设呈现群体突破特点。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统计，中国进入全球百强的科技集群数量达21个，与美国持平；四是科学中心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大湾区四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有声有色，取得良好起步；五是建成了一批具有全国意义或者区域意义的科技研发平台。截至2021年年底，正在运行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达到533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91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636家。
（四）局部地区结构转型升级与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明显
从国家层面看，产业园区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021年，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数量达到169个，比2017年增加了13个，生产总值、出口总额和营业收入分别比2017年增长60.71%、57.89%和56.30%，为进一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国家创新综合实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城市经济结构优化趋势看，一些优势城市转型升级成效突出。2021年，北京高新技术企业达2.76万家，居全国各城市首位；截至2022年上半年，北京培育认定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3370家，近六成集中在高精尖产业领域，超七成属于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领域。在人工智能技术等领域发展迅猛的杭州，其创新力和成果转化力也进一步提升。2021年，杭州国高企数量突破10000家，实现两年翻番，总量居副省级城市第三，新增省科技型中小企业5199家，居浙江省第一。2021年1-11月，杭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2439亿元，增长13.5%，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66.5%，说明杭州市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十分强劲。作为东部沿海地区的重要城市，深圳市孵化了大量的专精特新小企业，深圳国家高新区已成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先行示范基地、辐射带动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2021年度全国国家高新区评价中，深圳高新区综合排名位列全国第二，以全市约8%的土地面积创造了全市约30%的GDP。
（五）区域合作出现紧密化趋势
在党中央领导下，京津冀合作出现日益深化势头。2014年以来，连续开展两轮“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北京累计退出一般制造和污染企业近3000家，疏解提升区域性专业市场和物流中心近1000个，基本完成了一般制造业企业和区域性专业市场集中疏解的阶段性任务。天津市通过承接北京重点项目转移，吸引北京科创成果在津落地，5年来共引进北京项目4000多个，在多个行业都形成了京津冀地区产业的重要配套环节，一批新兴产业基地成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的重要支撑。河北省依托雄安新区，积极吸引京津产业转移，并通过产业转移来提升创新能力，促进自身产业转型升级。截至2021年底，河北省累计承接北京疏解转移投资5000万元以上项目2094个，承接京津转入法人单位2.88万个，资金额1.28万亿元。
在全国其他省区，近距离的周边合作也如火如荼地推进。比如，江西省积极融入“长珠闽”地区，承接电子信息、能源、建材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业转移，2020年利用省外项目资金达8751.6亿，新增亿元以上项目达1979个。自2018年来，湖南省积极推动湘南湘西地区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并定期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举办投资贸易洽谈周活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取得明显成效。2020年，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共承接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投资项目187个，实际到位国内资金3157.6亿元，占全省总额的36.1%，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此外，跨区域远距离的合作也有新突破。比如，四川省具有丰富的水资源及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优势，与浙江省形成产业优势互补，双方不断深化产业转移和投资合作。2021年，四川签约浙江项目178个，投资总金额超1300亿元，浙江企业在川投资遍及21个市州。
（六）重点区域稳外资稳外贸成绩突出
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我国不断拓展对外贸易，并积极营造更加公平透明便利的投资环境，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重点地区在稳外资、稳外贸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长江经济带在对外开放中的压舱石作用继续凸显。从外贸来看，2017—2021年，长江经济带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由121335.0亿元增加至178745.8亿元，占全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43.7%上升至45.7%，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占全国比重分别由46.8%和39.8%上升至49.2%和41.3%。从外资来看，2020年，长江经济带新设企业数15186家，较2017年增长21.13%，占全国比重为39.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706.1亿美元，较2017年增长18.62%，占全国的47.3%。
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重要桥梁。从外贸来看，2021年，广东省大湾区九市进出口贸易额为78933.08亿元，较2017年增长21.20%，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分别为48129.亿元和30803.76亿元，较之2017年分别增长20.38%和22.53%。2021年，广东省对港澳进出口1.18万亿元，占广东外贸总值的14.2%。从外资来看，2017—2021年，广州省大湾区九市中，部分城市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取得了较快增长，深圳市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由74.01亿美元增加到109.65亿美元，珠海市实际吸收外资金额由24.33亿美元增加到28.98亿美元。2021年，广州省大湾区九市新设企业数共达15772个。
京津冀地区外资外贸实现平稳增长。从外贸来看，2017—2021年，京津冀地区进出口总额由32946.3亿元增至44421.4亿元，出口总额由9040.9亿元增至13023.9亿元，进口总额由23905.4亿元增至31397.6亿元，京津冀地区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以及进口总额占全国比重基本保持不变。从外资来看，2017—2020年，京津冀地区每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均在2000家以上，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200亿美元，2020年京津冀地区新设企业数2193家，占全国外资投资企业总数比重为5.7%，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94.9亿美元，占全国使用外资金额的比重为13%。
（七）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取得进展
城镇化水平稳定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17年，全国城镇常住人口81347万人，城镇化水平为58.52%；2021年末，全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91425万人，四年间增加1亿人，城镇化水平提高到64.7%。与此同时，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在上升，由42.35%提高到46.7%。2014年以来，全国有1.3亿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2017—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5973.8元增加到35128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6396.2元增加到47411.9元，乡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3432.4元增加到18931元。虽然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有所扩大，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由2.71下降到2.50，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在缩小，乡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大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和全国增速。此外，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其消费能力的提升。2017—2021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24445元增加到30307.2元，增长23.98%；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10954.5元增加到15915.6元，增长45.29%，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远超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及医疗保健三类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的占比由30.67%上升到33.66%，说明农村居民在满足生存需求的同时，也越来越注重自身的发展和精神需求上的满足。
（八）区域性扶贫开发取得完胜
多年来，中国以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18%的人口，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根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等机构2022年10月的研究，全球饥饿指数中，中国、智利及土耳其等17个国家，得分均小于5，属世界上解决温饱最好的国家之列。在解决温饱基础上，国家进一步加大扶贫力度。2017年以来，党中央将精准脱贫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进行全方位部署。2017—2020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专项扶贫资金4643.85亿元，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的支持力度。2021年，我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与此同时，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辍学学生实现动态清零，有2000多万贫困患者得到分类救治。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七成。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1年祝贺中国脱贫攻坚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的致函中指出，“中国取得的非凡成就为整个国际社会带来了希望，提供了激励。这一成就证明，政府的政治承诺和政策稳定性对改善最贫困和最脆弱人群的境况至关重要”。
（九）区域生态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持续推动蓝天保卫战、碧水保卫战、净土保卫战，环境污染得到遏制，生态改善趋势十分明显。2017年，全国地表水国控水质断面中，优良水质（Ⅰ～Ⅲ类）断面比为67.9%，2021年上升到84.9%。截至2021年，29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含州、盟）黑臭水体基本消除。2017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78.0%；2021年，在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上升到87.5%；2017年，京津冀、长三角PM2.5平均浓度分别为64微克/立方米、44微克/立方米；2021年，京津冀和长三角PM2.5平均浓度下降为38微克/立方米、31微克/立方米。2017年，自然保护区陆域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的14.86%，2021年则上升到18%。
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十大方略
现代区域经济学认为，区域是指具有一定均质性和集聚性的地域空间。《简明不列颠大百科全书》指出：“区域是指具有内聚力的地区。根据一定标准，区域本身具有同质性，并以同样标准而与相邻的诸地区、诸区域相区别”[3]。但是，无论是区域、协调还是发展的概念，都发生过巨大的变化。《周礼·地官·序官》曾有“廛人”之说。汉代郑玄因之注说，“廛，民居区域之称。”晋代潘岳在《为贾谧作赠陆机》中有诗：“芒芒九有，区域以分”，意指辽阔的疆域划分成九个地方，分属于不同区域。由此可见，从小的民居空间到大的地域空间，人们对区域概念的理解出现巨大飞跃。中国是全球国土面积第三大国，国家层面的宏观区域、地方层面的省市区域，跨越行政边界的区域问题、发展程度造成的区域差异问题，都值得关注；协调的概念最早应与音乐相联系。中国古代强调高山流水、琴瑟相合，指的就是不同乐器的曲律配合、步调一致。明代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第四十七回中有“凤声与箫声，唱和如一，宫商协调，喤喤盈耳”之论，强调韵律和谐。当代的协调概念，已经拓展到经济社会发展诸多方面，包括上下、左右、前后、整体与局部的沟通、配合与和谐，以达到意见一致、决断一致、行动一致。发展一直与贫富、强弱、兴衰等概念相联系。中国古代贤能君主都注重发展。比如，唐太宗有“食为人天，农为正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思想，主张把农业发展与民众利益结合起来，把民生改善置于优先位置。毛泽东把发展与矛盾解决联系在一起，认为发展过程就是对矛盾的解决过程。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曾指出，“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人发现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发展规律。比如，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就是对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提炼。
应该说，中国自古以来重视不同层面下的区域协调发展。《管子》一书有“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的论述，强调针对管理对象，采取分层次分区域治理思路。改革开放以来，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区域协调发展格外重视。邓小平曾经提出两个大局的思路，反映了其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构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5]。随着沿海加快发展和沿海与内地经济差距扩大，中央对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的紧迫感增大。1995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讲话中明确指出，要“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认识和处理地区差距问题”，进而提出：“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6]。此后，坚持、促进、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成为党和政府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97年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提出，“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与协调发展”[7]；在2002年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提出，“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8]。2006年胡锦涛在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39次学习中指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9]。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提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空间格局”[10]；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11]。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对协调发展高度重视，把协调发展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拓展了全社会对协调发展的认识。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必须协调共进”“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制定政策、实施政策、评价政策效果时，都要重视协调发展。在《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调既是发展手段也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12]。在《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一文中，习近平指出，“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13]。由此可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全局意义，区域协调发展是区域发展的目标、手段、标准和尺度。区域发展如果不协调，就会出现区域发展不持续、不健康的严重后果。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广泛论述了不同模式、不同形态、不同角度的区域协调发展，形成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整体构想、丰富内涵与完整论述。
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五年中，全国区域发展其所以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正确方略密不可分。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针对全国各省市经济社会发展，发表了诸多富有深刻内涵的讲话，提出了切合实际的发展思路与方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召开各类区域、跨区域发展重大会议，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区域发展方向与原则，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一系列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习近平在党的重要会议与国家发展政策布局中，提出了诸多涉及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观点、新思路、新论断；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区域发展大政方针和战略规划，指导推动全国各地区高质量发展。习近平亲自撰写发表《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14]等名篇佳作，畅论对中国区域发展的认识与主张。党的十九大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表明，党中央关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逐渐成熟定型。党中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扎根本土，科学合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区域发展实践的有机结合。根据对中国区域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我们认为，新时期党中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方略至少包括以下十个方面的内容。
（一）尊重区域发展不平衡规律，防范区域差距过度扩大
习近平强调，要认识到不平衡发展是客观规律，应尊重发展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在2020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自然条件不均衡是客观存在的，如城市和乡村、平原和山区、产业发展区和生态保护区之间的差异，不能简单、机械地理解均衡性”。同时，习近平也强调相对平衡发展，防范区域差距过大。习近平深刻认识到，区域差距过大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会衍生民生、社会乃至政治问题，为此应实事求是、合乎规律地推动均衡发展、协调发展。“区域发展不平衡有经济规律作用的因素，但区域差距过大也是个需要重视的政治问题。区域协调发展不是平均发展、同构发展，而是优势互补的差别化协调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要符合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承认客观差异，不能搞一刀切”；“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法”。
（二）推动区域生产要素流动，积极打破区域封锁
习近平指出：推动好一个庞大集合体的发展，一定要处理好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他一再强调，不要搞“一亩三分地”的封闭式发展，不要自立为王的地方保护主义。搞区域垄断、区域封锁、各自为政、互不往来的发展模式，必将损害整体经济利益。损人利己、割裂市场联系的孤立发展，会招致报复和带来全国整体发展效率的下降。习近平一直强调，要胸怀天下，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在具体举措上，就是要“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要“打破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不合理壁垒，促进人力资源优化配置。要健全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
（三）因地制宜发挥区域比较优势
从全国来看，应该推动不同类型地区发挥比较优势。“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因而，经济发达地区、生态功能强的地区和边疆地区，应该发挥不同的功能，突出各自优势与特色。“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要承载更多产业和人口，发挥价值创造作用。生态功能强的地区要得到有效保护，创造更多生态产品。要考虑国家安全因素，增强边疆地区发展能力，使之有一定的人口和经济支撑，以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各地区应该根据本地资源禀赋，在全国一体化发展中发挥比较优势，探索走适合于本地省情、区情、市情的发展之路。习近平曾指出，“要扬长避短，因地制宜，走出一条符合西藏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四）推动建立新型区域合作关系
习近平在论及区域互补关系时指出，“深化区域合作机制，加强区域间基础设施、环保、产业等方面的合作”；“要以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为依托，深入推进东北振兴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对接和交流合作，使南北互动起来”；“继续完善长三角地区合作协调机制”；“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2021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实施方案》，提出通过沪苏浙对安徽8市的一对一帮扶，来缩小长三角区域内发展差距[15]。另一方面，习近平也强调推动对口支援。早在福建工作时，习近平就倡导加强对不发达地区的援助，并亲自推动闽宁合作建设项目落地，支持宁夏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亲自主持了对新疆、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深化对新疆与西藏的对口支援政策。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强调，要“优化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机制，实施好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兴边富民行动等规划”。2020年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与中央第三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分别指出，“中央支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的一贯政策，必须长期坚持”：“各援疆省市要加强同新疆协调配合，长期坚持对口援疆，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
（五）以沿海重点地区创新发展带动全国发展全局
城市群发展，对于基础设施联通、资金和其他可用性资源的利用、城市问题的解决和政策标准的统一都是有利的[16]。中国城市群占国土面积22%，却容纳了49%的总人口，创造了79%的经济总量，吸引了70%的固定资产投资和98%的外商直接投资，并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85%[17]。鉴于沿海城市群、城市带在国家创新发展中地位突出，习近平认为应发挥关键少数地区的创新引领作用，带动全国的创新发展。因此，习近平明确指出，“要形成几个能够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地区，以及一些重要城市群”。习近平对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地区的发展高度重视，倾注了较多的发展关怀，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国家战略。习近平要求沿海发展条件好的地区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引领和带动全国的创新发展。“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长三角“三省一市要集合科技力量，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尽早取得突破”；“粤港澳大湾区要围绕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战略定位，努力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推动新兴产业发展”。
（六）精准援助“问题区域”
最典型的是精准扶贫开发思想。习近平高度重视扶贫开发，把其作为解决区域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习近平指出：“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宁肯少上几个大项目，也优先保障脱贫攻坚资金投入。”早在2013年在湖南贫困地区调研时，习近平就指出，“扶贫不能“手榴弹炸跳蚤”，“遍撒胡椒面”解决不了大问题，必须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为此提出六个精准扶贫思想：做到“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中央为此提出五个一批工程：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七）树立新型区域开放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中国版本的经济全球化方案。在这一过程中，习近平倡导国内区域经济与“一带一路”建设相衔接，“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推动各地区经济开放发展。比如，在新疆考察中，习近平要求新疆“以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为驱动，把新疆自身的区域性开放战略纳入国家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中”；在东北考察中，习近平要求东北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2015年，习近平在广西考察时，赋予广西三大使命：“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针对云南对外开放，习近平也指出，云南应该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
（八）推动区域生态文明建设
早在主政浙江期间，习近平就提出著名的“两山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统筹推进浙江的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党的十八大以后，在总结全国区域协调发展规律中，习近平高度重视推动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和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细化主体功能区划分”，进而“分类精准施策，推动形成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国土开发有序的空间发展格局”；在长江流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上，习近平分别强调，“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在推动新型城镇化中，习近平强调城镇建设必须考虑生态环境功能，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习近平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因而，要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基础上，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规划建设城市群，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在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习近平提出“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地生根，新型城镇化必须“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与此同时，习近平把乡村振兴置于“积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布局”的高度，强调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并“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
（十）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与各地区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发展目标是，要”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在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是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在2019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国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但习近平也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搞平均主义。
三、积极面对四类区域发展不协调
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对策相互关联，逻辑一致。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政策管理中的“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主张只有直面现实问题和采取措施积极解决问题，才能更好实现发展目标。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八个方面问题，引起了全社会高度重视与强烈反响。“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是八大问题之一。遵循中央研究和部署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这一思路，在诊断分析基础上，我们对中国区域问题做了细化研究，提出我国当前面临的四类突出性区域问题。
第一，区域经济滞胀风险可能扩大。受国内外市场环境、能源资源价格维持高位、新冠疫情防控、一定区域范围前期泡沫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全国各地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行趋势。2017年，全国经济增长速度尚能达到6.9%，其中有10个省区增长速度达到8%以上。但是到2022年前三季度，全国经济增速同比只有3%，部分省市工业增加值甚至出现一定幅度负增长。在全国层面刺激政策加码、土地财政刚性约束、房地产泡沫化严重背景下，体制机制改革滞后和宏观经济政策缺乏约束，带来市场资源的扭曲性配置。加强系统性风险控制，必然以放缓经济增长为代价，因而未来一定范围区域出现滞胀的可能性上升。
第二，区域创新成果转化不足，重大技术有待突破。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20》，多年来中国研发经费持续增加，2018年达到2974.3亿美元，占全球的17.5%，稳居世界第2位，但直到2020年，中国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世界第14位，与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相比，创新指数得分相对较低[18]。有学者指出，我国新兴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已经达到31%，但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70%[19]。国家层面中国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创新差距，也在区域创新层面反映出来。突出表现是，区域创新对区域发展的支撑能力不够强。尤其是，制约区域产业高度提升与区域产业链安全的重大技术瓶颈不能实现突破，制约了区域可持续发展潜力的有效发挥。
第三，南北区域差距进一步扩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论及构筑区域高质量发展格局时，专门谈及南北差距变动[14]。数据显示，近年来南北经济发展在原有较大的基础上持续扩大。2017—2021年，北方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比重由37.41%下降至35.25%，南方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比重由62.59%上升到64.75%。2021年，北方地区仅有4个省市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高于全国人均GDP水平，而南方地区有7个省市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7—2021年，北方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由36.10%降至34.41%，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则由36.39%降至35.12%。受体制机制和创新精神等方面的影响，南北科技创新差距也不断扩大，南方地区高技术产业占比持续升高。2020年，全国高技术产业企业数为40194家，其中有32747家位于南方地区；全国高技术产业利润总额12394亿元，76%由南方地区产生；南方地区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高新技术产业营业收入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7.71%和21.61%，北方的相同指标只有16.40%和9.66%；南方地区每万人专利授权数为31件，而北方地区只有17件。
经济发展的差距也通过居民收入表现出来。202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833.8元，北方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只有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南方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五省市；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31.5元，北方高于这一水平的只有北京、天津、辽宁、山东四省市，但辽宁、山东两省区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幅度相对于2017年在缩小；南方高于这一水平的也有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五省市，但南方后起直追的中部与沿海省份——湖南、江西、安徽、湖北、海南等省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相对于2017年明显缩小。受区域经济“南升北降”影响，全国人口呈现往南迁移趋势，南北人口差距扩大。2021年北方地区常住人口占全国常住人口的比例为40.42%，较之2012年和2017年分别下降1.28和0.54个百分点。
第四，局部地区发展矛盾激化。2019年3月3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指出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20]。在东北经济发展中，已经出现了一批收缩型城市。典型特征是，产业增长乏力、人口流失、工资增长停滞，成为东北振兴的重大难题。在区域不平衡发展中，局部地区矛盾突出表现在，城市人口外流严重，传统支柱产业支撑作用下降，替代性产业没有发展起来，城市活力下降，导致大量劳动人口用脚投票离开城市，城市发展危机加深。比如，七台河、双鸭山、鹤岗、伊春等资源型城市呈现群体性收缩，成为黑龙江省经济活力下降的突出标志；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一些城市出现“空城”“鬼城”“空心化”趋势，城市发展可持续性受到影响。与此相对应，一些省市失业率明显上升。2022年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8%，但不少省市的城镇调查失业率超过6%，上海、吉林、陕西、内蒙古、辽宁、河北、黑龙江七个省市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达到8.9%、7.1%、6.5%、6.2%、6.2%、6.1%、6.1%。在经济下行明显、区域间竞争压力增大的背景下，缺乏产业资源与自然资源的城市会率先进入萧条状态，甚至一些区域重新返贫。此外，受持续3年疫情影响，不少产业相对单一的旅游区经济出现断崖式下滑。
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关注点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政策方略。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一起，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五大支柱之一。这显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事关实现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国家目标。为此，本文提出我国下一步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关注点。这就是，要以新突破、新部署、新进展、新行动、新布局、新思维更好贯彻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一）政策配合配套一体化推进要有新突破
“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必须加强改革政策、宏观调控政策、创新政策配合与配套，完善各类宏观性全局性政策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持作用。“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就是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扩大国民对国家大政方针的表达权和参与权，一旦出现政策失误可及时纠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认识到世界上不存在牢固不变的永恒性刺激政策。在一定时限一定阶段后，要强化相机性宏观调控，使某些即时性、应急性的超大规模刺激政策渐进式有序退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要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经济管理中的综合平衡能力，双向加强需求与供给管理；“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要求倒计时推动房地产税、遗产税、赠予税、资本利得税落地见效，更早形成在国家层面实现合理化资源配置模式，引导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就是要以创新政策的改革，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为此，要坚持以质量、绩效和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优化科技创新投入资源配置、适度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加强产学研一体化合作、推动揭榜挂帅新型创新制度，应增量设立新型国家研发机构、在大专院校设置新工科、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置新专项，力争在卡脖子技术突破上不断取得进展。
（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要有新部署
推动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一是应强化区域一体化发展薄弱环节。不只要求开放产品和服务市场，还要求开放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和数据市场。比如，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为劳动力流动尤其是人才流动创造条件。二是重点推进。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在区域协同发展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通过深化改革，促进要素跨地区一体化配置，有利于促进较大范围资源与要素的平衡配置，提高资源与要素使用效率。三是限制区域一体化中的行政垄断。越是经济下行期，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壁垒就越易死灰复燃，各地政府更易于以本地区经济发展作为唯一目标。为此，要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维护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制度规则的统一。四是强化政府协作。将参与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程度作为地方政府考核的重要指标，签订一体化发展协议，以政府互信与政府间合作来支持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
善用区域产业转移策略。区域产业转移能够优化产业链布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同时把就业创造和税收等重要经济利益留在国内。一是尽快形成产业转移的区域间统筹协调机制。可以京津冀模式为借鉴，出台政策型文件，明确区域间协调，加强区域内涉及产业转移的部门分工，解决产业转移中的统一协调问题，提高产业转移中的政府管理效率。二是根据产业发展需要制定产业转移规划。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如网络科技、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要加强技术创新投入，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要环节，因此，这些产业应由发展势头较好的地区首先进行创新突破，再逐步转移；也可将研发设计等环节放在创新要素较为丰富的地区，将生产环节转移至其他地区。针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应保持其产业链的完整性，充分发挥其在就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做好统筹规划后，实现区域间梯度转移。三是完善产业转入地的衔接政策。应该通过产业转移示范区等建设，使产业转出地的政策环境与产业转入地的政策环境差距不至于过大，产业转入地应该完善园区管理、土地、劳动力、注册登记等相关政策，为企业转移创造好的营商环境。
用好用活区域政策。首先，应重视“问题城市”的就业创造。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其中，部分城市就业矛盾突出，事关发展全局与群众利益实现。应加强区域援助政策，以就业率、人口外流率等指标为判断标准，重视对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与人口收缩型城市、支柱产业萎缩替代性产业没有形成城市、受疫情影响主导产业衰退严重城市的反向政策援助，不断改善“问题城市”营商环境，强化“问题城市”高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产业园区建设，通过发展新产业、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业转移等形式，以定向定时性的政策援助，着力推动“问题城市”的就业创造；二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应把政府援助与内生动力形成结合起来，在赓续”精准扶贫”有效模式基础上，加强脱贫援助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切实推动城乡共同富裕目标实现。三是加强区域政策的分类指导。比如，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上，针对各类不同城市采取不同措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西安等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应增强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和辐射效应，成为带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中小城市要以宜居、宜业为主，积极承接适合自身发展的产业转移，加快具有本地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不断提升城市品质；大力推进县域城镇化。加快推进县城与周边乡镇、农村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条件推动就地城镇化，把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起来，以城镇化促进乡村振兴。
加强典型区域的改革试验示范引导。比如，浙江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应通过深化改革为全国探索新经验，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方面起到先行示范作用，在推动共同富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深圳应积极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深化改革，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率先构建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增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核心引擎功能，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三）深化区域创新要有新进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区域创新实现新突破，有助于塑造区域协调发展新动能，自下而上地推动创新强国建设。
加快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三大城市群为全国创新动力源。实现沿海地区从“东部率先发展”到“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转变，要求东部地区充分发挥要素集聚优势、创新引领优势、改革先行优势，在创新突破和加快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上走在全国前列甚至世界前列；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和产业现代化发展，加快高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未来产业加快发展；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优势，推动数字贸易加速发展；发挥沿海地区重点城市的创新集聚作用，有效整合国内外优质创新资源，打造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为国际创新中心；加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跨地区合作，建立协同创新共同体，推进协同创新平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一体化推进工作机制安排中，设立技术转移办公机构，协调推进不同部门、不同区域、不同行为主体的技术流动与转移转化。
积极推进东北振兴、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中的创新驱动。支持东北、中部与西部地区在基础研究、技术研发、科研经费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引导各地的创新资源向当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主导方向与薄弱环节集中；中部地区既要积极对接东部地区创新成果转移，也要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建设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基地、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建设；东北地区应整合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的创新资源，推动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创新支持国防、粮食、生态、能源和产业发展，强化东北产业在全国的基础性作用。西部地区应培育建设创新型省份，重点打造成渝、关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国家级创新平台，不断提升西部地区创新能力。加强辽中南、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关中平原和长江中游等城市群区域性创新引领效应，逐步形成东西互动、南北协同的城市群创新新格局。
提升国家创新型城市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创新能力。落实好国家促进创新型城市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各项政策，通过创新驱动，稳步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在区域经济中的比重，使创新成为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各省市应充分利用好国家相关政策，因地制宜出台相应的扶持当地高精尖产业发展的政策，通过提供精准化的服务为专精特新企业赋能。目前，许多城市都优化了创新项目申报流程，并且在创业帮扶、政策解读等方面完善了服务机制。因不同企业产业配套、资金储备等各有不同，应完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或可组织专家对不同梯度的专精特新企业进行一对一培育指导。在资金扶持方面，应给予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更多支持，可通过设立专精特新基金等方式，解决创新企业融资难问题。
（四）推动北方加快发展要有新行动
习近平在“谋划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中高度关注南北差距，我们理所当然应把控制南北经济差距扩大之势、促进北方地区加快发展放到政策管理的重要议程。“南强北弱”和南北差距持续扩大，不利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推进，也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加强对北方地区的政策倾斜。可以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设立直辖市等手段，助推北方地区较快发展。
健全区域帮扶和援助机制。南方地区可发挥其在资本、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加大对北方优势产业的投资，加强与北方地区在先进技术、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对接。未来可根据南北不同城市的产业特色和发展水平，开展对北方城市的一对一帮扶。
更加重视北方省份的开放引领。应加强北方省份与俄罗斯、蒙古、中亚等国家的产业分工合作，推动劳动力、资本、技术、资源的跨国合作，在扩大分工合作中打造北方地区参与国际竞争的产业新优势。
与此同时，要重视北方地区内部的发展差异，分类指导北方地区各板块之间协调发展，抓住数字化、智能化等发展机遇，以华北地区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应用、西北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东北地区传统产业改造为主方略，加快各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北方区域内部合理分工与协调发展。经济条件较好的华北地区应继续保持京津冀在科技创新方面的重要引领作用，加快推进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北京的相关科研成果在津冀地区落地，带动西北、东北等北方城市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资源较为丰富的西北地区应抓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机遇，不断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青海、甘肃、新疆等省区可以加快清洁能源、绿色能源利用，打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东北地区要转变发展方式，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传统制造业智能化改造。
（五）以“一带一路”带动区域开放有新布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进一步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推动沿海、沿边、内陆地区对外开放。
巩固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先导地位，建设全方位高水平现代化的对外开放门户。京津冀地区应积极参与全球研发合作，并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技术合作和人才交流；长三角地区应加强区域协同，积极推动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通过更大的市场规模和投资潜力推动外贸发展，吸引更多外资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在促进我国与国际接轨、内陆与港澳地区连接中的桥梁作用应更加凸显，通过粤港澳大湾区的支撑引领作用，带动其他区域开拓更多“一带一路”沿线项目。浙江等地应发挥在数字经济方面的优势，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开展更多数字贸易往来，为我国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和人民币数字化国际化进程提供更多助力。
加大沿边地区开放力度，推动边境贸易增长。沿边地区应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在建设跨国经济走廊中深化周边次区域合作，加强与东盟、南亚与环印度洋地区、东北亚地区贸易和投资合作。应在加强疫情管理前提下，适当放宽边境小额贸易和边民互市贸易的种类和数量限制，发挥边境口岸优势，使其成为连接国内外、连接市场和产地的重要桥梁，提升沿边地区对外贸易额。优化边境口岸通关流程，以数字化方式提升边境贸易效率[21]。
打造内陆地区开放新高地。中部地区应充分发挥市场潜力、资源优势，以完善的产业体系和畅通的物流运输网络，拓展对外开放发展空间。坚持对内对外开放并举，对内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重大战略，对外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将重庆、四川打造成西部地区内陆改革开放重要枢纽。
（六）促进重大生产力合理布局有新思维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之一加以强调，在新时期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应加强规划引领和政策指导，在各地以发展为导向重视投资拉动的背景下，应该加强宏观调控，避免生产力布局中的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提升投资布局区域效率。二是重视引导建设项目向优势区位集中，优化沿海、沿江、沿边、沿交通干线以及沿“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走廊生产力布局，加强优势轴线与国家产业布局的衔接，统筹布局好国内国际资源。三是重视引导特色产业布局向优势区位集中。比如，引导高耗能产业向能源基地集中，高耗水项目向水资源富集地区集中，创新转化基地向优势创新城市集中。四是在考虑国防安全的基础上，加强军事工业的合理布局。在实现国家统一“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下，应加强预警能力、拦截能力、防空能力和境外打击能力，力争决战决胜于域外。同时，加强军事科技、军事工业、军事装备的合理布局与安排，应在不进山、不进洞、不分散背景形成军工布局的当代原则，加强新时期军事能力建设规划，新规划可靠近海岸线、交通线与主要工业区建设“新三线”，通过靠前部署配合重点城市、城市群和城市带建设，提升军事工业、军事技术、军事装备与配套能力布局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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