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下)

    模型三：根据上述分析，为消除模型二残差的自相关性，重新设定模型二，在模型中加入农村居民消费lnEt的一阶、二阶和三阶滞后变量，分别表示为lnEt-1、lnEt-2和lnEt-3。模型重设为：lnEt=C+β1lnY+β2lnNE+β3lnEt-1+β4lnEt-2+β5lnEt-3+ε。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农村居民消费lnE分别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lnY、财政支农支出lnNE和农村居民消费的一阶滞后变量lnEt-1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在10%显著性水平下，农村居民消费的二阶滞后变量lnEt-2与农村居民消费lnE之间也存在线性关系；而农村居民消费的三阶滞后变量lnEt-3与农村居民消费lnE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β1=0.745表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会使农村居民消费增加0.745个单位。β2=0.106表示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会使农村居民消费增加0.106个单位。β3=0.856表示农村居民消费的一阶滞后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会使农村居民消费增加0.856。β4=-0.448表示农村居民消费的二阶滞后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会使农村居民消费减少0.448。R2=0.996表示在样本数据中，农村居民消费变化的99. 6%可由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财政支农支出、农村居民消费的一阶滞后变量和农村居民消费的二阶滞后变量的变化(线性)来解释，注意到模型三的R2相较于模型二略有增加，说明加入农村居民消费的滞后变量使得模型的拟合优度进一步提高。观察lnY、lnNE、lnEt-1、lnEt-2斜率系数的t值，分别在1%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这说明所估计的斜率系数是统计显著的。但lnEt-3斜率系数的t值未通过检验。模型三的D-W统计量为1.9609，基本消除了残差的自相关性。
    
    模型四：由于模型三中农村居民消费的三阶滞后变量估计的斜率系数是不显著的，因此应当对模型进行修正，将不显著的变量去掉。模型修正后如下：lnEt=C+β1lnY+β2lnNE+β3lnEt-1+β4lnEt-2+ε。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农村居民消费lnE分别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lnY、财政支农支出lnnE、农村居民消费的一阶滞后变量lnEt-1和农村居民消费的二阶滞后变量lnEt-2之间存在线性关系；β1=0.736表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会使农村居民消费增加0.736单位。β2=0.110表示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会使农村居民消费增加0.110个单位。β3=0.851表示农村居民消费的一阶滞后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会使农村居民消费增加0.851个单位。β4=-0.464表示农村居民消费的二阶滞后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会使农村居民消费减少0.464个单位。R2=0.9965表示在样本数据中，农村居民消费变化的99.65%可由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财政支农支出、农村居民消费的一阶滞后变量和农村居民消费的二阶滞后变量的变化(线性)来解释。模型四的R2又比模型三略有增加，说明去掉不显著的农村居民消费的三阶滞后变量后使得模型的拟合优度进一步提高。模型中自变量的斜率系数分别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估计的斜率系数是统计显著的。模型四的D-W统计量为2.0002，这说明对模型三进行修正后基本消除了残差的自相关性。
    (三)实证结果。
    本文实证建模思路从经济学理论中基本的消费函数出发，在农村居民家庭年均纯收入作为基础解释变量的前提下，根据分析需要引入财政支农支出解释变量，并对引入的解释变量对模型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观察D-W统计量和Q统计量值，发现模型残差中存在自相关现象，进一步通过残差图观察自相关函数和偏自相关函数以确定自相关滞后阶数，从分析中看出自相关的阶数为二阶。为稳妥起见，在此时间序列模型中加入了一、二、三阶农村居民消费滞后变量以修正残差自相关性。估计结果显示，三阶农村居民消费滞后变量并不显著，因此将其去掉，并重新构建模型进行估计，得到了最终的实证模型。
    从最终的实证模型四来看，R2高达0.9965，说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线性关系。模型四的自变量斜率系数分别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正如经济理论和直观判断预期一样，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正向影响，具体来说，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会使农村居民消费增加0.11个单位，并且农村居民消费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特征。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利用1978～2010年间全国财政支农支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年度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估计结果显示：中国的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挤入效应，同时农村居民的消费存在滞后性。这从总体上说明了在政府着力扩内需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背景下，中央出台各种支农惠农政策、连续发布关注“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对拉动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具有一定的有效性。
    虽然估计结果显示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挤入效应，但这种挤入效应不太明显，且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导致农村居民有效需求不足且消费滞后的可能原因主要有：第一，经济负担过重，既要解决基本生活和下一年的农业生产问题，又要承受农业自然灾害的风险，使得农民不敢消费。第二，农村市场机制不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农民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合理保障，医疗费用过高，农民因后顾之忧过多惧怕消费。第三，农村水利等生产性基础设施和邮电通讯等非生产性基础设施仍然较为落后，这既直接影响了农村居民消费的能力，又直接影响了农村居民消费的环境。第四，农村居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且难以形成有效消费观念，消费倾向较低。此外，虽然近年来我国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财政支农支出逐年上升，但仍存在支农支出结构不合理、资金到位率低、支农重点不突出、投入体制不完善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阻碍了财政支农支出的使用效率，进而对拉动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为提高财政支农支出资金使用效率、解决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和滞后性等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继续加大财政支农支出投入力度，提高财政支农资金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总量上保证财政用于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目标的实现：在使用过程中削减农业管理部门事业费等，减少中间流通环节，降低执行成本，优化财政资金的使用结构；完善涉农财政补贴政策措施，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增加对农民的直接补贴，保证农民直接受益。
    第二，继续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尽量减少农民后顾之忧，减轻农村居民经济负担。就医疗保障而言，继续实施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财政应有效落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并可考虑安排专项资金对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难家庭重点给予支持：就养老保险而言，继续实施和完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可适当提高政府补贴力度，增加养老保障水平。
    第三，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农村居民消费环境，提高其消费的积极性。农村基础设施有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之分，前者如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后者如邮电通讯、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加强财政对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可增加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进而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加强财政对非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可直接改善农村居民的消费环境并提高消费水平。
    第四，加大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村居民的教育文化水平。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既可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竞争能力并增加收入，又能丰富自身精神生活并形成合理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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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