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程：治理赤字的思想根源及化解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三大“赤字”中，治理赤字是根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很大程度上源于治理的赤字，即当前全球治理体系、规则和能力不能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导致全球层面秩序紊乱。
    当前，全球治理仍然是西方主导，出现治理失序与西方的治理理念和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要解决全球治理赤字，亟须探索创新治理理念，运用中国等非西方文明的治理智慧，对当前全球治理理念、规则进行补充、修正、提升，为化解全球治理迷局提供新思路。
    一、全球治理赤字累累
    “赤字”本是财政上的概念，指入不敷出。将其用到全球治理上，形象描绘了当前全球问题上升而治理能力下降的欠缺状态。突出表现为：现有治理规则不适应形势变化、治理不充分、措施不管用、结果不公平。
    1.不适应。现行全球治理规则是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设计制定的，并在冷战中得到强化，体现了西方的价值理念以及当时的权力结构，但现在过时了。一方面，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推进，各国之间的交往更加广泛深入、相互依存更加突出，相应地也带来一系列全球性的新问题，且非一国之力或少数西方大国协调所能解决。另一方面，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70%，“历史的火炬似乎正在从西方传递到东方”。但现行全球治理规则未能反映这种新变化，难以协调解决全球性的矛盾和问题。
    2.不充分。与全球性问题的广泛性相比，全球治理的范围和领域都还不够，存在广度上的“赤字”。在治理内容方面，当前的治理重点仍是军事、经济等传统问题，对恐怖主义、难民问题、传染疾病、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还很不够。在治理主体上，目前仍以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协调治理为主，没有充分发挥中小国家、跨国组织等的作用，对各种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缺乏有效整合、规范和引导。比如，前段时间勒索病毒肆虐全球，急需各国及跨国组织加强协调、合作打击。
    3.不管用。因为治理规则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治理范围和参与主体有限，全球治理举措自然不管用、不见效。在经济领域，各国“只扫自己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缺乏有效的政策协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没能发挥应有的协调治理作用，导致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发展不平衡加剧。在政治领域，西方大国漠视规则、迷信强权，打着推广民主、保障人权的幌子干涉他国内政，卖武器、挑争端、拉偏架、搞政变，导致世界局势动荡、地区热点持续发酵、恐怖主义蔓延肆虐，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全球治理几近失效。比如，美国以导弹和阴谋强推“大中东民主计划”，以为能迎来一个“阿拉伯之春”，结果打开的却是战乱和恐怖主义的“潘多拉之盒”。
    4.不公平。任何政治行为，尤其是全球治理，必须有其道德原则，必须体现公平正义，方具有正当性、合法性。但是，当前全球治理既不合理也不公正。首先，治理规则不合理，现有规则以维护西方国家利益为目的，没有充分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利益。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投票权被西方大国牢牢掌控，改革进展缓慢而不充分。其次，治理位势不平等，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呈现“中心—外围”结构，发达国家是“中心”的“治理者”，而发展中国家则是“外围”的“被治理者”。（卢静：《当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外交评论》2014年第1期）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权、话语权严重不足，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其人口、国土、实力、文明等不相称。在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实践中，西方国家枉顾道义责任，利用规则制定权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比如，在国际贸易领域，发达国家以绿色壁垒、知识产权惩罚等方式限制新兴经济体发展。
    二、西式治理思维的缺陷
    全球治理出现失灵，表面原因是西方主导制定的治理规则和控制的国际组织没能有效发挥作用，本质上是西方强调争权夺利的国际政治思维与强调协商共赢的全球治理理念不相融。
    1.二元对立思维。西方思想传统中有着强烈的二元论思想和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在哲学上，从柏拉图、笛卡尔至黑格尔的西方哲学传统都强调“主客二分”,认为主客体相互对立，冲突是世界的本质。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传统中，这种二元对立思想同样是主流，从古典现实主义的权力理论到新现实主义的“文明冲突论”，以及新近提出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都认为冲突是国际关系的本质，是不可避免的。
    在国际政治实践中，美国等西方国家建立等级制联盟体系，冷战时以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为对手，冷战后全世界寻求新的对手，坚持“非我西方其心必异”，宣称“非我模式其制必败”，认定“国强必争霸”，冷战思维阴魂不散，对中国等新兴国家时时防范、处处遏制，不利于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更是推进全球有效治理的思想障碍。
    2.经济理性思维。西方思想传统尤其是经济自由主义传统，充分肯定个体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并认为自利的个体“追求自己的利益，常常能促成社会的利益。”（[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杨敬年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第3版，第382页）这种思想深深影响了西方经济、政治思想和政策实践。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多肯定行为体的理性和利己主义，商业自由主义因此乐观地认为经济相互依赖自然带来和平与发展；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更是认为各个理性的利己主义者为获得自身利益，势必自愿维持和遵守规则，因为规则能给合作双方带来绝对收益。
    基于利己主义的规则治理理论有其价值，但过分强调利己主义也存在明显问题。若各国都极力追求自身安全和发展利益最大化，势必导致高度竞争和激烈博弈，规则管控冲突的有效性值得怀疑。而且，不合理的规则可能使守规者利益受损，实力强大者可能因违规而获利更大，各行为体很可能不遵守规则。此外，行为体是否理性？能否准确认识到自身的绝对收益？问题的答案并非显而易见。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环境治理等领域谈判进展不大，就与这种只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思维有关。比如，美国特朗普政府搞贸易保护、退出《巴黎协定》等行为，就是追求短期个体利益而不顾长期整体收益、不遵守国际规则和承诺的负面典型。
    3.强权至上思维。二元论思想还衍生出了强权思维，因为二元对立论强调主客二分、强弱相别，并且主体必然征服客体、强者必然统治弱者。在西方政治思想中，普遍认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只能奉行“丛林法则”，推崇弱肉强食、胜者为王，所谓“强权即公理”。在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同样崇尚“霸权治理”，现实主义认为霸权国建立并维持了国际秩序，自由主义认为霸权国推动了国际制度的建立，都强调霸权国是国际治理必不可少的要素。在近现代西方人的观念中，西方是强者、“善”的代表、人类发展的典范，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则是弱者，是需要被征服和开化的蒙昧之地，各国应该充满感激地幸福生活在“西方治下的和平”之中。
    历史上，西方以坚船利炮、烧杀抢掠征服了亚非拉的广袤地区，建立了遍布世界的殖民地。今天，西方依然奉行干涉主义、霸权主义，动用新闻媒体、跨国企业、情报机构甚至战斗机和巡航导弹，强制推行所谓西式民主人权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对非西方国家不仅动用“批判的武器”，而且实行“武器的批判”。全球治理强调多种文明共存、多种治理理念互补、多方力量平等协商，与奉行文明优越论、干涉有理论和一元治理观的强权思维格格不入。
    当然，我们批判西方治理理念的负面影响并非简单否定西方智慧。一方面，西方思想有力推动了世界的发展进步，西方治理理念和治理规则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西方二元对立的冲突思维、利益至上的“理性”思维和惟我独尊的强权思维不利于全球治理的推进，是出现治理赤字的思想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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