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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提高劳动者收入与中国的未来

http://www.newdu.com 2018/3/9 爱思想 郑永年 参加讨论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用最普通、简单的语言表达了改革的目标,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对改革开放之前的贫穷社会主义实践感到幻灭之后,中国社会开始走上了“致富”的道路。邓小平的这句话使得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有了新的理解。社会主义不是要人贫穷的,而是要人富裕的。毫无疑问,“致富”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和变迁的主要动力。
    三十来年之后,现在的情况怎样了呢?很显然,中国已经走了一半。一部分人的确先富裕起来了,但并没有走向“共同富裕”。不仅如此,多年的经验表明,中国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局面。这就是这些年来很多人开始关注中国的“拉美化”现象的原因。一旦进入“拉美化”,不仅邓小平所设定的目标不能达到,而且会走上与改革开放目标相悖的道路。但中国的领导层显然没有放弃,而是在努力朝着当时的目标前进。早期提建设“小康社会”,现在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实现既定目标。
    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就必须跳出目前的困境。目前的困境是什么?这个困境如何造就?只有回答了这两个问题,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和出路。
    部分先富的综合病症
    可以把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困境,称之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综合病症”。这种“综合病症”有多方面的体现。最显着的就是收入差异急剧扩大,导致社会高度分化。国家的经济发展越快,收入的分化就越大。也就是说,所产生的财富都被导向少数群体。这种趋势似乎毫无办法阻止。进而,收入的巨大差异导致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缺失,社会很不稳定,依靠高强度的暴力机器来维持稳定。少数社会群体犯上“过度富裕病”,拥有巨大财富,但心里日益深感不安,在全世界寻找“安全”的落脚点。而社会的贫穷者很自然就有正当的“仇富”心态,各种对财富阶层不利的因素在快速产生和发展。可以说,富者和穷者已经演变成两个敌对的阶层或者阶级,双方似乎都在等待“历史的那一刻”。
    不仅如此,从长远发展的角度,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担心中国的未来,“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化”、“未富先老”等。1990年代经济改革所产生的发展动力渐趋消失。现在除了国家(尤其是地方政府)力量的动员式经济发展外,来自市场的经济发展严重缺乏动力。尽管已经意识到消费社会是未来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主要资源,但在收入高度分化的条件下,消费社会根本就建立不起来。
    如何医治这个“综合症”?杀富济贫显然不是选择。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选择。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尽管这是一种不得不的选择,但反复的选择始终没有走出这种选择本身。贫穷社会主义已经证明失败,也不是选择。唯一的选择就是邓小平的后半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如何走?很简单,就是提高劳动者工资。杀富济贫就是通过革命夺取财富,不是创造财富。贫穷社会主义也只是对现在的富裕者的剥夺,对贫穷者本身也没有利益。通过劳动来“致富”是整个社会所能接受的,也是基本社会正义的来源。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只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少部分人得到了以其劳动不对称的过高收入,大部分人没有得到与其劳动相对称的收入。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劳动者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优势。正是这种廉价劳动力优势促成了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但是,当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不能及时实现优势转型的时候,廉价劳动力到今天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劣势,也有效地阻碍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
    廉价劳动力导致劳动者收入过低,中产阶级难以形成。少数人,主要是廉价劳动力的组织者和使用者,包括资方(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无论是民间资本还是国家资本)获取了过度的利润,暴富而成为消费过度群体。但廉价劳动者本身收入过低,消费不足,甚至严重不足。在大多数人没有致富的情况下,建立消费社会自然非常困难。建立消费社会就必须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和确立社会制度,包括医疗、社会保障、教育等等;没有这些政策和制度,即使人们有了钱也不敢消费。这一点人们已经有了相当的共识,只需行动。但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提高劳动者收入。不能从劳动获得相应的收入,人们不会有消费能力。
    一味依赖廉价劳动力也已经使得中国的产业升级困难重重。资方过度剥削劳方,通过压低工资就能赚取巨额利润。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方根本就不会有动力去提高技术和改进管理水平。过度剥削劳方尤其表现在外资企业。大量的外资到中国动机很单纯,就是要利用廉价劳动力。早期还有廉价的土地,现在土地价上去了,只剩下廉价劳动力了。珠江三角洲三十多年前开始使用农民工,到现在还在使用大量的农民工。这表明在三十多年里,没有任何技术上的进步,也就是没有产业升级。亚洲“四小龙”一般是每十年有一次重大的产业升级。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已经不是优势,而是劣势了。同时,大量廉价劳动力工厂的存在,也使得劳方没有动力来提升自己的技术和技能。在珠三角等地区,农民工就能打败大学生,前者甚至比后者更有竞争能力。这是一个国家畸形经济结构的结局。
    提高劳动者收入利益多重
    廉价劳动力也导致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中国(主要是在外资部门)通过廉价劳动力大量出口廉价产品,得到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贸易的严重不平衡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根源。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欧洲、美国都有责任,但中国也是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尽管大家可以互相推卸责任,但谁都必须面对。因为在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无论是国际经济还是内部经济,都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尽管是顺差国,但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要比逆差国更甚,就是过度发放货币,导致流动性过剩,进一步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又变成转移财富机制,财富从穷人转向富人,从贸易顺差国(中国)转向贸易逆差国(美国)。美国通过发行货币就可以把危机转移给中国等国;中国发行货币只是把危机转移给社会。这使得中国社会变得更不公平,国际经济秩序变得更不公平。
    所有这些问题因为和廉价劳动力有关,必须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使得劳动力不再廉价来应对和解决。中国要从发达经济体学习经验。在任何国家,资方不会自动提高劳工者工资,压低劳动者工资是资本的本质。在西方先发达国家,长期的劳工运动,或者工人阶级运动在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资方和劳方的长期互动,主要是后者的抗争,西方发展出了很多劳资谈判制度。政府介入其中。因为有民主(选票)的压力,政府不能简单地站在资方一边,因此成为了协调者。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促成了资方通过技术创新和提高管理水平来增加利润。没有劳动方的压力,技术进步不会那么快。
    亚洲经济体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日本是第一个成功的工业化国家。上世纪经济起飞之后,政府实行了有效的工资倍增计划,再加上日本企业“终身雇佣制”,在短短几十年内成功培植了中产阶级社会,使得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消费社会之一。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是当时收入分配最为公平的经济体,他们也通过不同方式成功培养中产阶级,建设消费社会。台湾和香港主要是通过大力发展中小型企业、建设社会保障制度而达成。新加坡和韩国,政府扮演了非常大的作用。在新加坡,全国工资理事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理事会主要由劳方、资方和政府组成,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制订劳动工资水平。政府的这种主动性有效避免了西方那样的劳工运动,既保证了社会稳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为产业升级构造了有效的压力。
    中国尽管现在也想提高劳动者工资,中央政府已经制订了最低工资制,但很显然面对的阻力非常之大。不仅资方反对,连地方政府也反对。尽管近年来,对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讨论多了起来,但没有出现有效的政策和制度。
    要实现劳动者收入提高的目标,政府可能必须重新考量工会的作用。如果政府还继续站在资方一边,帮助资方压低劳动者工资,那么在劳动者、资本和政府三边之间,力量继续失衡。表面上,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但从长远看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尤其是可持续的发展。道理很简单,经济的发展应当依靠的是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人为地压低劳动者工资。
    这里尤其要强调,提高劳动者收入是减少人民币国际压力的最有效举措。西方和美国对人民币施加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主要是因为上面所提到的贸易不平衡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币要升值,但升值不能过快,必须渐进。这不仅是因为人民币快速升值,会影响到很多企业的生存和总体经济发展,更是因为人民币升值只有利于富人。人民币升值表明来自欧美的商品变得廉价一些,但因为欧美大多是科技产品,在中国的消费者还是富人,和广大的普通百姓没有关系。较之人民币升值,提高劳动者收入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却更符合中国社会大多数的利益。
    提高劳动者收入,会产生几个“有利于”。第一,有利于减少基于廉价劳动力之上的出口,实现国际经济平衡。出口仍然很重要,但出口不能继续依赖于廉价劳动力,而应当是提高技术来增加附加值。第二,有利于消费社会的建设,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找到新的资源。第三,为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压力。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很多都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例如国有企业过大、垄断,而民营中小企业不够发达等。要提高劳动者收入,国家就必须从结构上下功夫。第四,有利于技术提升和产业升级。如前面所讨论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压力,资方就不会有足够的动力来提升技术,通过增加附加值来创造利润。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企业家光思考着如何剥削劳动者而获利,这个国家就不会进步。实际上,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在于技术创新。第五,也是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建设目标,从而实现社会公平,为社会稳定打下坚实的基础。对大多数中国百姓来说,“以人为本”并不抽象,实现邓小平当初提出的“共同富裕”目标就是他们所理解的人本社会。
    有关“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话题已经讨论很多时日了,但各方面发展的情况表明,现在是必须真正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如果中国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期间,在这方面能够取得长足的进步,就会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治进步等方面上一个台阶。

Tags:郑永年,提高劳动者收入与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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