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市场收入基尼系数通常在0.5以上,2012年高达0.61。但在市场收入与税后收入的基尼系数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两者的相差幅度从1979年的0.118上升到2013年的0.154。这种差异主要发生在市场收入与税前收入之间,也就是说包括养老金在内的政府转移收入具有明显的缩小收入差距的再分配效应。但这种效应在我国的收入分配过程中并不明显。如果将居民收入按照分配过程进行类似的拆分,总体而言,我国居民市场收入、税前收入和税后收入的基尼系数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这就导致,尽管我国居民市场收入基尼系数相对较低,但税后收入基尼系数反而略高。这意味着我国收入分配过程中,再分配效应相对较弱。
在中美两国经济中,工资收入都是主要的收入来源。1979—2013年期间,工薪收入在美国居民收入中的构成份额从69.7%降至61.3%。如果劳动收入中包含基于工作特征的相关社会保障收益,则全部劳动收入在1979年和2013年分别为77.4%和72.5%。尽管这一过程中劳动收入在居民总收入中的份额是在下降的,但总体上仍是最为重要的收入来源。我国的劳动收入统计中通常并不包括与工作相关的社会保障收益,并且在城乡居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从城镇居民来看,1990年工资收入占居民全部收入的比重为75.83%,2014年为62.19%,总体变动趋势也表现为下降特征。这一份额要高于美国的工薪收入份额。农村居民的工资收入份额则在较为快速的增长,2014年工资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中所占份额接近40%。
由于工资收入构成总收入的主要来源,劳动力市场状况对于收入差距也就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工资分布的低端不平等总体上是比较稳定的,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具有一定程度的波动性,但总体上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而工资分布的高端不平等总体上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且主导着工资分布总体不平等的变化。工资分布高端不平等程度通常大于低端不平等。大致可以推测,工资不平等的上升主要是由于高工资人群工资收入的快速增长所导致的;相对稳定的工资分布低端不平等可能来自于劳动力市场对弱势人群的保护,高工资人群的工资决定中可能具有更强的竞争性。
我国劳动力市场工资分布状况却表现出几乎完全相反的特征。改善再分配机制和完善市场机制对于改善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都是不可缺少的。一方面,应当通过再分配等手段增强对于弱势人群的保护,另一方面需要以完善的市场机制促进收入分布高工资人群的竞争。
从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特征来看,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明显缩小的时期并不多见,收入差距上升阶段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也各有不同。这意味着,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差距变化可能既没有库兹涅茨式的乐观,也没有Piketty式的悲观。经济发展未必导致收入差距的自动缩小,也并不存在必然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内在机制。主导各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不尽相同,正如同各国收入差距下降的原因也可能千差万别一样。
我国的社会保障缺乏收入再分配效应,可能与三个方面的特征有关。一是社会保障项目的就业依附性,即现有的社会保障大多是与就业状态相联系的。社会保障缴费取决于工资水平,所享受的保障待遇又取决于缴费。而不依赖于就业状态的最低生活保障等项目支出水平总体偏低。因而高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程度更高,社会保障的再分配效应不明显。二是社会保障项目覆盖的人群分割性,如农村绝大多数老年人口长期以来都是没有养老金的,这使得养老金这种公共转移收入在城乡之间具有巨大的差异性,从而总体上缺乏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三是社会保障项目执行的差异性。如低收入人群所从事的大量非正规就业中,“五险一金”等社会保障并未被严格覆盖,或者仅采用非常低水平的缴费和保障程度。
如果我们希望通过竞争机制来改善经济效率,那么更应该将完善竞争机制的重点放在工资分布的高工资人群。需要在工资分布的高工资人群中更进一步地强化竞争,而应该避免因“限高”而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与此同时,收入分配政策需要通过政府干预,增强对收入分布低工资人群的保护和完善市场,以促进竞争机制对于收入分布高端人群的激励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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