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选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我国投资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张 莹 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
    自1978年中国开始经济改革以来, 国内投资总额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毫无疑问，投资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 学界已经普遍接受投资能够有效创造国内需求并改善社会基础设施的观点。在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 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源自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尤其是自20 世纪90年代以来, 由于我国的居民消费结构正处于结构调整升级之前以储蓄为主要特点的时期, 来自国内的需求明显不足, 因此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性就更加明显。2003一2007年间,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一直保持在24 %以上; 与此同时, 这5年间投资总额甚至比此前23年的投资总额还要多。
    我国的经济增长情况对投资有着较强的依赖性, 投资的扩张可以通过拉动机械、设备、相关建材和一些耐用品的总需求来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因此投资可以被视作我国经济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向标, 经济增长往往会伴随投资的涨跌而涨跌。中国的总投资又可以进一步被划分为国内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两大部分, 但是相比较国内投资而言, 外商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比重相对较低。
    目前存在大量有关总投资的理论模型, 比较重要的模型包括加速数模型、现金流模型，托宾的q 模型以及新古典模型。其他模型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和拓展形式。近年来, 大量学者专注于探究投资的动态调整过程。一般而言, 多采用两种方法: 一种是由Hendry率先提出的利用传统的静态模型作为基础, 将其作为动态模型中的长期均衡状态, 通过经济计量方法对其进行估计, 并确定其动态的调整过程。另一种则是根据理性预期假设, 在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上, 使用欧拉方程将传统的静态投资模型延展至动态随机模型。由于主流的经济学主要发展于西方国家, 而在这些国家中, 关于企业和投资的现实情况与中国不尽相同, 这些经典的理论模型都因为有些假设条件在中国无法得到满足而不适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 本文试图综合这些模型, 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重点探究宏观政策因素对中国投资的影响。
    本文以新古典主义的投资模型为基础, 建立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来探究影响我国几种投资总额的因素。本文所使用的投资成本变量是由生产函数所引申而来, 描述了资本的使用者成本, 由于资本的使用者成本中考虑了真实利率和税率等变量, 因此政府对投资的宏观调控可以通过该指标传递给投资总额。本文中考虑了3 种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建设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由于资金来源和投资用途的区别, 这3 种投资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在本文中所使用的解释变量分别为可以反映总需求的产出水平、可以反映国家财政政策的税率以及可以反映货币政策的真实利率。由于现实条件的约束, 文中的税率采用的是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的总和除以GDP的一个比值, 用其来表示企业所承担的税收情况。而真实利率采用的是再贴现率减去通货膨胀的真实贴现率。根据约翰森协整检验, 我们可以判定3个VAR模型组之间都存在协整关系。
    税收是财政政策影响总投资的一条有效途径, 税收对投资的调节主要是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两方面来实现的。在财政收入方面, 可以通过减税和税收优惠来提高企业利润, 刺激投资。在财政支出方面可以通过政府支出中对基建的投资带动其他投资主体加入, 从而实现投资的扩张。但是, 财政措施如减税、补贴等政策很难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来表示, 因此文章使用了税率的一种模拟算法。从脉冲响应分析不仅可以看出一个正向的冲击会给3 种投资都带来持久的负向影响, 而且可以明确地看出, 在3种投资中, 外商直接投资对税率的变动最为敏感。因此, 在对外商直接投资进行调节时, 可以考虑采取税收等财政政策来进行。社会评价：论文探讨了各种政策对我国投资行为的影响，为政策制定提出了有益参考。
    (原文载于《财贸经济》，2009年第5期，10千字，作者张莹、刘波，摘编供稿张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