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加快金融改革创新，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参加今天我们创合汇的活动。借此机会，就《加快金融改革创新，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这个题目，谈一下自己作为研究者的一些基本看法。在结论部分，我将提炼出在引领新常态的过程中间，中国的金融创新有6个方面的势在必行。
    首先，谈一谈金融的重要性，以及它和实体经济的关系。
    在80年代，邓小平就有一句名言，“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怎么解读这样一个非常简洁、并且很正确的判断呢？财政部科研所研究生部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硕士、博士点。过去在博士生考试的考题设置里面，我曾经专门出过这样一道题——你怎么认识、解读邓小平“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句话的内涵？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我如答题，就愿意把这个金融系统比喻为国民经济的一个心血管系统，它显然是带有核心系统特征的这样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现代金融运行的过程中间，要对整个经济生活大系统以信用融资来媒介和激活各类经济活动和创新行为，使各种要素的流动与重组和发挥作用得到它的帮助。这个心血管系统也就会像润滑剂一样来提高效率，提高效益，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认识框架上值得充分肯定，但是从这个心血管系统的比喻，也可以引出另外一个防范风险的考虑——这样的一个“核心”是不是也有变成“空心”的风险？此问内含的实质性问题，就是金融跟实体经济到底是什么关系？
    如果说到金融，自然联系到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证券市场，然后就会对接上一个虚拟经济的概念了。多少年前我们读《资本论》，就已接触到虚拟经济这个概念。从字面本身来说用了“虚”字，但实际上“虚拟经济”这个表述并不就是一个贬义词。它只是在经济学研究里边对特定事物的一个特定概念上的概括表述，但现实生活中，这个虚拟经济已经有很大的发展了。这些年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就是虚拟经济的典型代表。它是金融前沿创新过程中很有影响力的市场组成部分，但它有可能“过虚”了。所谓的“过虚”就是过度脱离实体经济，这样就带来了风险，带来了可能的危害性，世界金融危机是最典型的这方面由核心变空心而造成对经济和社会生活严重打击的不良案例。格林斯潘称为百年一遇，实际上把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1929年的大萧条相提并论了。这个冲击力如此之大，损失方方面面大家有目共睹。
    在这方面如果从运行分析，其实在虚拟经济概念之下，美国人做的创新一度表现得生机勃勃的，是给全球各个经济体树立了榜样的，它的金融危机最开始的导火索是那个所谓次贷。次贷是什么呢？它就是给老百姓提供实惠、不用给出抵押，低中收入阶层就可以拿到这种次级贷款来解决自己购买住房的支付问题。老百姓是得实惠的，但这种次贷在实际生活里跟着金融创新又被证券化（“资产证券化”这个概念也很流行），证券化以后它又被大规模地衍生工具化。所谓杠杆率不断加倍，然后引出的就是泡沫化，这个泡沫膨胀造成资金链到了一定时候支持不住，断裂了，就出现了次贷危机，然后上升为链式反应的金融海啸，然后再上升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这种案例我觉得对于经济学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只注重那些看起来非常美观的模型、量化演示结果，拿着自己的教科书，无论这个体系看起来多么严丝合缝，还是要看对实际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能不能作很好的解释，能不能建设性地提出对策解决实际生活中的挑战性问题，这才是真正高水平。我们就要往这方面努力。如果从这个角度说，关键性的认识，如果做一个小的概括，刚才所说到的这样一个实际生活中核心可能变成空心的风险的威胁，提示我们必须正面给出一个关于金融它的功能归宿到底何在这样的认识。
    我的认识就是非常明确地说金融是为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服务的，这是金融的出发点和归宿。一个心血管系统无论怎样的强大、完美，最后它一定要服务于整个机体的健康生长。这个认识如果摆明以后，实际上就要提到不同观点的碰撞了。比如咱们讨论里可以说得比较直言不讳一些，我注意到我很尊敬的、也很有影响的一位前辈经济学家曾经有个观点，他说为什么要强调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不好，你给它服务什么？金融自己应该追求的就是钱尽其用。但我对这个观点是不能认同的。我们如果具体观察一下，什么叫钱尽其用？2015年中国出现股市的大震荡（业界称呼为“股灾”），观察一下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拿着钱投入股市的人，都认为自己就是要钱尽其用，追求最大限度的增值，甚至很多人激发出一夜暴富的狂想，确实前面也有这样成功的先例，但实际生活中后来证明这个“人造牛市”带来的是一系列的负面影响。然而在每一个操作的具体节点上，操作主体都认为他在钱尽其用，他在追求手上的资金于金融的运行中达到它的收益最大化，但是整个这个系统运行实实在在地证明它出现了严重问题。所以这种钱尽其用没有把金融的本质追求和作用归宿说到位。我还是坚持基本的观点，就是要把金融放在整个经济社会运行大系统里，确切地认定它的出发点和归宿只能是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这样一个层面之后的第二层面，我想谈一谈实际生活中问题导向下，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亟应克服金融供给的压抑，促进金融深化和健康发展。这是中国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金融改革的基本任务。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来之不易，这个市场经济中必然包括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国的这个金融市场和统一市场还必须和其他经济体合在一起，在全球化的市场平台上形成国际合作与竞争。
    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走过了一开始的试水，农村改革见到基本成果，基层的改革做了一些实验，宏观层面从财政分配体系首先切入，实行分灶吃饭的分权，打开其他一系列领域里改革的弹性空间以后，到1984年，当时说是城市改革要全面进军，中央对整个改革给出了第一个文件就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那个时候，其实中国的金融就必须发生巨变，而1984年恰恰就是在10月前后中央给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时候，中国的金融变化给了我们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当时已认识到要搞商品经济，必须有一个中央银行体系，明确地把人民银行所有的金融业务剥离，使它不再从事具体金融业务而是定位为中央银行这样的一个管理机构。
    首先是把工农中建称为专业银行，确切地放在了现在称为商业性金融的主力银行的层面上，然后就要解决这个改革框架推出以后，1985年整个中国的贷款总规模怎么切块分给工农中建四家的问题。1984年年度中间，就明确地说这四家银行这一年形成的贷款规模作为基数是它下一年切块的依据，结果出现一个“突击放贷”，这四家银行到处跟企业说，你们过去总说我们银行支持了企业，今天你们企业赶快支持我们银行一下，从我们这儿多拿贷款，以抬高基数。这样的一种情况，导致接近年底的时候，中国的货币投放进入失控状态，政治局紧张到天天上午、下午各看一次快报。那一年最后的结果，是上一年的货币发行量90亿元（这个数已是从改革开放初期一二十亿迅速跃升上来的），一下子走高到了262亿元，1985年一季度迅速出现了经济所谓超高速和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那个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少，必须把外汇储备基本出清，进口散件用以组装家用电器，加上其他的一些措施来平抑市场，努力的使市场不要出现太严重的危机局面，等等。
    这是金融改革当年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赵紫阳同志本来雄心勃勃，1984年10月份刚刚有了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吹响了城市改革全面的号角，没想到这样一个事情造成整个调控非常紧张，以后几年，1985-1988年，中国一直在怎么对付通胀的阴影里反复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的口号，比如说吃冷饮、压缩空气、三保三压，反反复复，一直走到了1988年，两会上赵紫阳当时做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没有提"价格改革"，但是跟着不久，我们听到非常明确的要求，老同志提出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建立新体制框架，所以，要价格闯关（大家都知道，傅高义的书现在把这个事情说得比较到位了）。价格闯关方向正确，但时机完全不对，它迅速点燃了通胀压力从潜在压力爆发为火山的这个过程，全国出现抢购风，经济问题社会化、政治化，引出了年底不可收拾的风波，一直演变到1989年整个过程。等到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之后大家都没脾气了，是各个地方的党政一把手以乌纱帽做担保砍贷款额度，砍基建规模，把国民经济原来已经出现的严重的失调硬往下压，压回到GDP增速只有不到4%。这是我们在金融改革过程中一个其实很坎坷的过程，现在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在座的各位接触这方面材料并不太多，但我是作为过来人，我觉得这其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还是回到我们前面那个说法，金融如此重要，但它要怎么处理好防止核心变空心？到了1989年治理整顿之后后面跟着的转折点是什么呢？就是邓小平南巡。南巡把整个局面变过来了，改革开放重新进入高潮，而以后从南巡到现在我们算总账，年均增长速度不是10%左右，是10%以上，把整个三十年高速增长阶段的实际发展成绩抬到了年均GDP 9.8%、差不多10%的两位数增长。在1994年，特别值得肯定的就是小平南巡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生产经济目标模式后他亲自点将让朱镕基同志一线主持经济工作，以极大的魄力下决心推出了财税配套改革，这是在货币政策方面前面中央银行体系间接调控的基本框架确定以后，把政府“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财政分配体系如何对接间接调控的框架问题解决了。1994年的分税制配套改革，首先应肯定的是把原来的行政性分权转为经济性分权，不是像一般人所说的第一位是正确处理中央地方的关系，第一位是正确处理了政府和企业的关系。1994年以后，所有的企业无论大小，不比行政级别，不看经济性质，不讲隶属关系，在税法面前一律平等，该交国税交国税，该交地方税交地方税，企业依法纳税——注意，这是法治化框架，依法交税之后税后可分配的部分，按照产权规范和政策环境企业自主分配，这才刷出了各种企业真正公平竞争的一条起跑线，给出了以后企业（包括国有企业）跨行政区划、跨隶属关系、不讲经济性质的兼并重组空间，这才引出了一直到现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弹性空间。1994年的这个情况，是把金融领域已经形成中央银行体系和财政的经济性分权形成正确处理政府和企业关系再结合上一个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正确处理公权体系和公民的关系，比如自然人今后肯定越来越不可回避地要处理个人所得税的问题，包括在上海、重庆试点以后，在全国通过立法推出房地产税改革这样一些直接税的分配制度问题。这个框架是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一步一步形成的与市场经济的对接。金融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是直到现在还是在进行时，改革还要继续深化。
    到了千年之交之后，金融领域里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要看到的问题可举出一个内部讨论应说得直率一点的温州案例。温州曾经在80年代初期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复辟”，那是沿用文革的术语，到了80年代中后期，大家在看到温州前面的假冒伪劣等等毛病得到一定的治理之后，它的经济活力开始上升，90年代讨论的是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到底哪个胜出？过了千年之交之后几乎众口一词，看来这个竞争中间温州模式胜出。它的民营经济得到很好的发展，县域经济非常强劲，社会评价就真火起来了。大家都在看好温州以后，没想到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下温州出现跑路事件，在温州辖区内称得上大型企业的，已成了气候的民营企业，纷纷资金链断裂。首先是从眼镜大王不得不为了避祸跑到美国开始，链式反应式的，几十个大型企业在温州都出现类似的跑路。当时就只好采取特殊的措施，政府出手做一系列特定操作，当时高层领导以调查视察为名在杭州临近前沿坐镇指挥，当地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联系到已经逃到美国的胡老板，给他许诺说你回来重新收拾局面，政府帮助你把资金链接上来等等。
    处理这个跑路事件，依靠采取一些特定措施使局面大致稳定下来后，中央给出了一个特别安排，就是在国内推行金融综合改革，以温州为试点，也就是在问题导向之下来解决发展过程中意想不到的这样一种不良状态，到底怎么样去防范和克服。
    这个金融综合改革放在温州，带有一些讽刺的意味。在此之前，在金融系统领导推动、著名学者主持之下的全国金融生态指标化的研究评比过程中，温州连续七年金融生态名列全国第一。怎么会出现这样如此高评价之后一下子却局部金融危机的局面？简单地说我观察就是因为当时的指标是常规金融的数据——在跑路事件发生之后，我在温州当地的会议上听到温州人民银行支行的领导仍很自豪地说，前面七年我们都是全国第一的评价结果，其实他这个第一，只是按照常规金融指标评价出来，实际上常规金融的低利贷在温州已经严重边缘化了，已经在经济生活中间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大量的民营经济运行需要靠各种各样的中利贷，乃至灰色金融、地下黑色金融的高利贷维持运转——在原来还可以维持运转，但一旦到了金融危机冲击下，这个压力到了某个临界点，它的脆弱性就表现出来了，表现为跑路事件之后，进一步暴露的是当地的产业空心化。温州那时候民营经济发达，社会资本非常雄厚，大量的资金往哪儿去呢？在本土上它没能很好支持已经成气候的一些制造业、实体经济升级换代，走往外跑，著名的温州炒楼团就是温州人手上拿着重金去到处攻城略地，通过炒楼想迅速暴富，后来受一定挫折以后，它宁肯去炒绿豆，炒大蒜，就是不能回来很好地支持本土经济的可持续、产业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发展。
    跑路事件之后表现的温州产业空心化这个严重问题浮出水面，当然也是给我们一个警示：如果温州如此之后，长三角、珠三角、其他的地方都这样将是什么结果？（这只是一个假设，但是不能说没有一点苗头——比如大家知道东莞那边也出现了类似的一些苗头），珠三角前几年已不得不提“腾笼换鸟”。腾笼是什么？传统的制造业的一些产能必须往外腾，除了有一部分可以被中西部接纳之外，大体是流向越南、老挝、柬埔寨、孟加拉、缅甸等等地方，就跟当年那些产能往我们这儿流是一个道理。腾了笼以后能不能换来鸟，就是自己本土上的实体经济能不能升级换代？这就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了，我们现在还得观察。在这个背景下，温州给我们的启示非常值得深省。上述金融生态的悖论，表现了金融实际上服务实体经济严重不到位，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警示，重视这个警示带来的我们怎样解决问题才能防止中国重蹈中等收入陷阱覆辙这样一个历史考验。
    认清这些以后，我们再做点评价：金融发展有很多成就的旁边，对另一面的不足，如果做归纳就要涉及一个经济学上讨论问题时不能回避的术语，就是金融领域是否存在着垄断的问题。
    几年前我就注意到央行的一些领导同志很不服气，说中国现在已经有一千多家银行的金融机构，天天在那里竞争，还说有垄断？但我作为研究者的观察，是反推一下，我们就不说这么多年来一直听到的是三农、小微等等这些经济成分总是苦苦不能得到应有的金融支持，就说咱们中心区域，比如北京（这是首善之区），我们财政部科研所楼下有一个营业面积还很大的北京银行营业厅（北京银行是由过去一个默默无闻的城市信用合作社在改革中一路冲杀出来、现在已比较有影响的一家中型银行），这么多年进去以后，要接受窗口金融服务，领号拿到的是三十几号，如你要到二十几号，你还会说今天这个队是比较短的，这是什么状态呢？这是短缺经济局面。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这么多的领域已经摆脱了短缺经济的不良局面，纷纷告别短缺经济，而在少数的领域里现在还是短缺局面，比如公共交通体系里的有效供给是短缺的，北京、上海和其他很多中心城市动不动就塞车；养老的供给是短缺的（北京口碑很好的第一福利院接受社会上方方面面的登记，前些年去登记的时候，会被告知按照现在排队的进程，你十年以后才能排到，而在一年多之前它给出的信息是你现在登记，要排100年，这人还没生下来就得登记还不一定能排得上，这是严重的短缺）；金融服务的短缺我们从北京银行的营业厅里就可以看到。
    接着要问的是：短缺按照经济学分析是卖方市场，卖方市场中一定会有超额利润，一定应该引起其他生产要素向这个领域来流动，来使这个卖方市场变成一个平衡的市场，变成供需相对来说比较健康平衡的状态，但在中国，为什么金融服务领域中迟迟不能发生？这么多年来一直短缺，那么它一定是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反推回来，它一定存在着阻碍生产要素向这儿流动的因素，这个因素一定跟垄断有关。反垄断，不能理想化地说完全竞争假设下的消除一切垄断，我们新供给经济学所推崇的是“不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升级版的假设条件，但是必须说清楚，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垄断里的过度因素也是一定要把它加以消除的。我觉得金融服务领域这里面它的短缺所表现的过度垄断问题，确实是中国金融改革要解决的真问题。
    融资难已经造成各个方面的焦虑，也不断听到领导人、管理部门在讨论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现在应该看到，在强调全面改革的十八大以后，所谓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这个要求之下，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核心理念是要进一步把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合在一起来解放生产力，来推到现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供给体系方面以改革为龙头提升整个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就是要让生产要素更好克服供给方面的压抑和阻碍，更好地流动起来，更好地焕发潜力和活力。那么，金融方面涉及到的改革在这个逻辑贯彻中，至少涉及怎样推进利率市场化，这在2015年下半年终于被宣布踢出了临门一脚，即我们最后放开了存款利率。再有就是一大批中小银行的金融机构应该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克服我所说的过度垄断局面，前提条件就是要有存款保险制，这在2015年上半年两会时给出明确的信息，随之不久5月1号之前就解决了。还有当时小川行长非常罕见的明确表态：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这也是在前面央行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管理环节上专门给出口风，然后由小川行长明确认定，这是很不平常的一个表态（客观地讲，周行长在央行行长这个位置上这么多年，他的风格其实跟格林斯潘有一比，就是他说出话来你如果认为听懂了，他要跟着说一句“一定是你听错了”，格林斯潘必须把自己作为对于整个市场影响巨大的央行首脑所有的话语都说得让你听起来吞吞吐吐、含含糊糊，你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小川行长过去也是这个风格），到这个事情上如此态度鲜明，我都觉得有点出乎意料。倒是另外一些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像余永定教授、林毅夫教授，明确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中国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时机还不成熟，当然2015年下半年的股灾，到后来2016年年初的熔断，还有大家现在看到资本市场上动不动出现一些冲击波，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这些学者的担心，但是在大的方向上我认为小川行长所说的这样一个改革是无法回避的，要明确树立这个改革方向。总的说这样一些改革的重点合在一起，要解决的就是金融到底怎么样在创新中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升级版的问题。利率市场化是一个健康市场必备的条件，我们所说的临门一脚踢出以后，跟着的还需要有改革配套的其他事项具体落实。存款保险制的基本逻辑，是像工农中建这样的银行多年就说我们没有必要做存款保险制，因为它大而不能倒，觉得这是多出了一块自己可以回避的成本，但是另外有可能、也应该得到发展的社区银行、村镇银行等等小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他们要得到发展的前提就是老百姓怎么愿意就近把钱存在它们那里，让他们形成吸储功能，包括穷乡僻壤的村镇银行。按照存款保险制，是国家法律明确规定一个账户里50万元为限，50万以下，这个银行倒闭了，法律保证你这50万不会出现什么损失，那么老百姓就放心了，就近把钱存进这些小银行，老百姓方便了，银行有吸储功能了，那么就可以进而发展它金融支持这方面各种金融产品的业务，各种各样的中小银行，更多的金融产品，这种多样化对应的首先就是过去金融阳光照不到的那些三农的生产经营、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等等活动。本来这个逻辑是很清楚的，就是应该有存款保险制作为一个前提条件，促进一大批中小型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发展。我们在2015年把这个框架终于配全了，但是往后很遗憾，我听到的是有关管理部门的态度是说，这些小银行成熟一家批准一家，到现在为止也没听说批准几家，没听到多少动静，这就是一个有了一个制度建设框架以后，改革能不能实质性推进的问题了。
    在这些非常重要的金融改革要点后面，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现在越来越注重的互联网金融，它怎么样配合新技术革命、配合我们的信息时代，要在金融方面实现必须的升级创新。
    也还要再说一下往前看，人民币国际化取向下的资本项目下可兑换这个事情，我认为应该继续积极考虑创造条件，当然也要审慎操作。它解决的问题就是中国在一步一步发展、总量成为世界老二以后，人民币现在已经有一个重要进展就是加入特别提款权。一般人认为这已经开始有了基本的国际化了，其实在我看来这还只是铺垫。人民币真正的国际化必须是在资本项目下来去自由以后，让它形成一个完整的硬通货地位，如果资本项目下不能够解除管制，没有一个可兑换的条件，那你想想，世界上方方面面的持币者怎么会真的把人民币看成是一种硬通货？我们什么时候把这个事情做出来，资本项目下可兑换了，也还要等待有了硬通货的这个必要条件以后，由综合国力抬升，使它的信誉度能够使大家欣然地越来越多地把人民币作为自己的储备货币来持有。加了这样一个充分条件，那就是水到渠成，顺其自然往后发展的问题，前面这个前提条件、必要条件是不可缺少的。
    前些年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下，我们都靠着资本项目下不能自由兑换形成的防火墙，减少了可能由境外游资带来冲击的不良风险因素（当然这个防火墙上也有一些缝隙，不能说绝对就没有游资的影响因素，但总体来说它成不了大气候），但总有一天我们必须自己认为条件基本具备以后，要自拆防火墙，这时候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大道才能真正打开，往后是中国要自己在抵抗由此带来新的风险因素的情况之下，形成有效的风险抵御能力，使人民币越来越多的在国际经济生活中不光作为结算货币发挥作用，而且成为人家的储备货币和避险资产，这就会使人民币和美元一样可以形成所谓产生铸币税的功能了。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实现中国梦战略目标里的一个必备条件。所以，我非常看重小川行长表态以后，短期内条件虽似乎还不具备，但是往前看一定要创造这个条件。
    这些简单勾画以后，就要说到我们资本市场在这么多的风风雨雨中间，还要进一步发展健全。在它问题比较严重的时候，已经听到很多社会上的抱怨、不满，但是我们至少有一点要肯定，当年邓小平说要下决心在上海、深圳两地开股票交易所，而且当时把话说得非常“圆”，就是要允许试，但要准备着，如果试得不好，以后也可以关掉。关呢也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个是一步关掉，一个是分步看着办来关掉。当时他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就是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之后要办这两个交易所，内部的反对意见是非常强烈的，而邓小平是要把反对派逼到墙角：你总得让我试一试吧，我试一试同时话也说在前面，试得不行我可以关掉，主动权在我手里。他哪里是要以后关掉？当年他在勤工俭学的时候，就观察过资本主义的所谓金融市场，他其实心目中认定中国要搞市场经济，这个东西是必备的，是一种标配的条件，但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特意把这个话说得非常策略。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过“股灾”了，但是我没有听到一个人说要考虑，把深沪两市再关掉，这就说明形势比人强，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无论以后碰到什么样的挫折，这个大的方向上的认识是大道理，大道理要管小道理。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如果能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推进金融创新，落到产业经济转型升级这方面来引领新常态，这就变成要正面讨论的建设性问题。
    产业方面中央已经说到，我们中国可以提炼七个到八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始文件说的七个，我后来注意到中央专门召开工作会议说还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所以，我认为前面那七个后面可以加一个，至少是八个，还有现代服务业等等，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在引领新常态方面是要结合中国怎么样从整个工业革命以后的落伍者，然后到跟随者、追赶者，最后通过“三步走”战略，在全面小康之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接到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完成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在此过程中，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支持它的升级换代，突破往上走的天花板这方面，就必然结合这段时间经济学界讨论得非常热闹的产业政策以及一系列技术经济政策问题。这个激烈争议是好事情，实话实说，中国的思想界够沉闷的了，但是找到这么一个题目，包括在复旦，我也参加了会议，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联合举行的产业政策讨论会上明显有不同观点的交锋，后来在北京的特定场合专门组织了辩论。对这个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我简单做一个自己的评价。这两派我觉得它都对我们有积极的贡献，像张维迎教授这样的否定派，我要比较直率地说他的那个基本表述的框架不成立的，他断然否定整个产业政策，提都不要提，是完全否定，但他作的贡献是什么呢？他在这个否定的、看起来不成立的框架之下，所做的对于政府可能失灵，政府产业政策可能走偏的这些抨击，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是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思索的。
    林毅夫教授这边肯定产业政策的必要性，强调产业政策还要优化设计，强调政府在有效市场后要加上自己的有为。除此之外，我觉得它的弱项或缺陷在于，产业政策不光是一个怎么优化设计的问题，最关键的是产业政策的贯彻运行机制到底怎么打造的问题。政府不光是有为的问题，还必须是有限，这个有为和有限怎么结合好又是一个机制问题。我认为林教授这方面的不足，当然也可以带来我们进一步的更深入的探讨。像现在实际生活中不得不配合着区域发展，还有升级换代，由地方政府纷纷组建产业引导基金，它做什么呢？它一定是贯彻产业政策。比如前不久我在湖北参加现在我国区域发展战略里紧跟着京津冀一体化排在第二位的长江经济带所匹配的长江产业基金成立大会，还有后来又一次专门的研讨会。这个长江产业基金作为引导基金，显然是为贯彻产业政策而设的，它已经跳过了张维迎教授所说的对产业政策完全否定的框架，直接对应到产业政策必须有，后面跟着的就是必须有的产业政策到底有什么机制来贯彻？我特别强调的就是，不仅是政策合理设计的问题，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基本上给出一个初步的重点选择了，最关键的就是这种产业基金，湖北财政拿出400亿元以后，迅速地拉政府体外的资金在第一期已经做到2000亿元规模，这样的资金从它的源头上开始，政府第一推动力400亿叫做“政策性资金”，一定要“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杠杆式放大”，四两拨千斤式地对接市场机制来起作用。这个政策性资金性质是非常清楚的，一望而知，从财政拿出的钱，跟着的市场化运作就是要对应到各个市场主体自愿加入的这些子基金，由母基金带出这些子基金，要专业化管理，湖北方面非常明确地说母基金不对项目，只是给这些子基金寻找这些项目操作来助力，配上一些特定的利益因素，更多得到一定的保障因素，减少一些风险因素，是这种“加一把劲”的引导支持。子基金的专业化管理团队去面对市场，竞争中去寻找项目，达成政策性资金的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和杠杆式放大，产生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
    所以，产业政策和投融资结合在一起，要探讨的最关键问题，是健康、可持续的机制。当然，PPP更是从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区连片开发等等对接到了贯彻区域政策、产业政策、打造产业新城等等，这里面的机制创新是最大的亮点，我们要特别注重把它迎难而上地解决好。
    再往下，要勾画一下我看待金融创新的“六个势在必行”。我认为这是对于金融的重要性和金融怎样防范它可能产生的偏差，深化金融改革等等认识之后，在中国未来一段时期，我们应该把握好的推动金融创新发展服务实体经济升级换代的要领。
    第一，显然就是要明确以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升级换代势在必行。我前面强调的温州的经验教训是案例的观察，理论上的分析就是说到金融的出发点和归宿一定要落到支持整个经济系统，首先是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中国总体的后发优势是值得看重的，但是到了一定的阶段，客观地讲技术方面的后发优势、管理经验方面的后发优势，越来越减少着它们的支撑力。我们需要的是主动地在制度创新（有效制度供给）方面形成守正出奇的后发优势，而不是落入杨小凯先生生前所说的那个制度方面的后发劣势。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这种前车之鉴的威胁，在金融创新方面要以改革带动发展，落在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发展上，这是第一点。
    第二，就是特别强调支持实体经济升级换代发展一定要求金融多样化，这个金融多样化的改革势在必行，应该形成一种无缝对接的金融和资本市场体系。这种多样化它在实际生活中的表现，我心目中是这样一个情形：应该使各种类型的生产经营活动的融资需求，都能得到对应的金融产品支持，三农应该有金融产品的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也应该有，应覆盖各类实际的经济活动。比如几年前已讨论过小贷公司，它是资本金融资，法规不允许小贷公司吸储，但是它在自担风险的情况下可以放贷。我观察它实际上对应的是经济生活中比较靠下的经济活动。比如，农村区域必须发展农副产品的深加工，有这方面的能人形成了自己的设计方案，凑钱已经买了榨油机，到收获季节时，他缺的是一笔大量吃进原料的资金，花生也好，芝麻也好，菜籽也好，购买原料，用榨油机生产出来油品以后，到市场出售，整个这个过程也就是两三个月，但是他缺的就是这笔流动资金，没有，怎么吃进原料？这种融资需求，比较成规模的银行是不屑一顾的，你没有像样的财务报表，通过不了整个风险控制的过程，不会提供贷款，但小贷公司就可以。小贷公司以带有这种熟识人社会、经验判断的方式来做决策，小贷公司的人听了贷款方诉求以后，当场当然会有一个直接判断，靠谱不可靠谱，有必要的话，他要到现场看看你的榨油机是否是真的，是否已经到位，配上这些条件以后，他并不要求正规的财务报表全套信息分析处理，贷款就放出来了，拿到这个贷款以后，吃进原料，没过两、三个月钱就都回来了，还本付息，小贷公司这边拿出的是中利贷，创业者这边是突破了他的资金一个瓶颈，有可能一年一轮做下来越做越大，当然这就是满足了经济生活中实体经济和创业发展特定的需要。这种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如果从商业金融定位来说，它也应该形成一个系列，一直到资本市场上各种各样的直接融资：有股票，还应该有债券。中国很遗憾，早早就有企业债的概念，但后来发现企业债发出之后，如果真的出了风险，所谓的“刚性兑付”是什么呢？这些“苦主”不是谋求怎样走一个依法的清算程序，他们是跑到政府门前去静坐示威，经济问题社会化、政治化，这就形成了政治压力。所以，我观察中国很快地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就已经普遍这样，所谓企业债管理部门主要只敢批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了，没有融资平台背景的企业不能说没有企业债，但货真价实的企业债发行是受到严格控制的，这种刚性兑付的企业债不是健康的状态，实际上也形成了直接金融方面的中国的特定约束和压抑。这些事情都妨碍着金融产品的多样化。
    所谓过度垄断因素，它一定跟体制、机制有关，而不是简单的管理水平问题。我们心目中想的，就是应该把传统常规金融的低利贷，还有小额贷款公司式的中利贷，多种类别期限方式的金融产品等等，他们各有对应，又无缝链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光谱式的覆盖体系，实体经济层面的各种市场主体、各种社会成员，他们的融资需求大概都能找到对应的金融产品，而总体这个体系要把高利贷边缘化、挤出去。那么，温州案例里最让人感觉有威胁的、整个跑路事件中造成脆弱性的那个高利贷，不敢说完全绝迹，但让它明显的边缘化以后，真正的金融生态评价才能高起来，才能合乎我们意愿。
    第三，我想提炼的就是这个光谱还要进一步拓展，在战略层面构建政策性金融体系势在必行。前面说的商业金融的光谱的多样性还不够，还要再加上健康、可持续的政策性融资体系，这个政策融资体系中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合在一起，就把这个光谱的谱系进一步延长了，对接到最极端的一边，是财政直接投资支持、专项资金支持，跟着的是政策性的一些产业基金、财政贴息、信用担保等等政策手段配上的特定金融产品，再往后对接的是没有多少政策色彩的商业性金融产品，形成一个最完整的金融产品多样化的谱系。关于政策性金融发展中国的过程是相当曲折的：上世纪80年代后期注意到工农中建不得不承担的那些政策性融资业务，应该剥离出去，90年代明确地说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要分道扬镳，这样银行才能办成真正的银行，商业银行办成真正的企业，接下来企业才可能变成真正的企业。这个认识清晰了以后，组建了中央层级的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代表的政策性银行，后来还曾经试探着要搞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这样办成政策性担保机构的实验，后来中投保很快在压力之下放弃了政策性目标。而开行，再加上后面的农业发展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形成中国的三大政策性银行，是中央级的旗舰。但到了前面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很有意思的是那么多重要的金融改革都没有形成共识和明确要求，但在国家开发银行商业化转制方面指导意见却非常鲜明，两次工作会议都做了强调，但是留了一条尾巴，“侧重于长期投资”，那我们接着要问：长期投资是不是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显然是不可忽视的。国开行如果说真是商业化转制搞成商业银行，那能不能吸储？又没有下文了，中国并不缺少一个有吸储功能的大型商业银行，本来国开行特别的定位就是必须要贯彻国家意志，就是一个在实际生活里它自己称为开发性金融的政策性的金融机构。
    到了十八大以后，新的领导集体形成，总书记说国家开发银行商业化专制之说存疑，一号领导这个话说得比较委婉一点，实际上已把原来的思路做了明否定。存疑就是废了，原来的思路不能再用了，国家正式文件里又重新写入了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等等年，现在又在迎接新的一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我估计指导方针在政策性金融方面会进一步明确化。但是怎么处理好，确实是不容易的。国际经验有那么多，我们自己的一些初步经验也值得总结，如果简要地说，我认为政策性金融实际上就是要放在战略层面考虑中国“守正出奇”的超常规发展：守正是讲市场规律，出奇是必须承担一定的风险而争取出奇制胜，否则中国只能是跟随，不能成功地从追赶到赶超。守正出奇具体的现实中的风险就是金融是双轨制。林毅夫教授说得很理想：中国要取消一切双轨制，但我认为说绝对了，中国在某些领域里比如住房，不可能是单轨，必须是商品房和保障房双轨制长期运行；金融在我看来也必须是在可预见的很长的历史阶段里，使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双轨运行。双轨运行就一定会带来涉租寻租的威胁。
    所以，政策性金融的健康发展：第一，要有阳光化的决策程序和多重审计监督。第二，一定要形成银行、企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作为支持后盾的财政、相关的主体之间的风险共担机制。不能认为财政与政府作为后盾参加进来以后，所有的风险都可推到财政，推到政府参与上，那就变成了无底洞，它带来的道德风险就是不可持续的问题。无论设租寻租，还是这种不可持续的无底洞，都在很大程度上威胁着前些年我们看到的政策金融运行。所以，早有基本思路，实际发展中却走得磕磕绊绊，进一步的发展按守正出奇的考虑，我们必须经受考验，把这条路走通。
    对于小微、三农创新增长点上的金融支持，现在大家越来越多运用的是叫开发性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草根金融等等概念，我看无一例外都是要在商业性金融“锦上添花”的机制旁边配上一个可持续的政策性融资的“雪中送炭”的支持机制。锦上添花在商业性金融里无可厚非、天经地义，这就是它引导资源配置优化的基本机制，但这还不够，锦上添花旁边的雪中送炭确有必要，关键是要可持续。不是对所有的支持对象都能满足，这里面必须规范遴选，怎么遴选，怎么决策，就是我前面说到的一定要阳光化，而且要结合多重审计监督。不敢说政策性金融支持的项目百分之百都成功，它也会发生一定的失败率，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阳光化的可对公众交代的决策方面的底气的话，就不可持续，那么就只好偃旗息鼓。我们现在就必须在这方面闯过瓶颈制约，把制度建设做好，来支持政策性金融的可持续运行。
    第四，在金融创新中对接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势在必行。互联网+金融，有人比较窄地理解为P2P，
    和P2P在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低潮——但是我并不认为它以后永远是低潮，在总结经验、求“规范中发展”以后，也还要给出“发展中规范”的一定弹性空间，它未来还是应该能够逐渐走出瓶颈期的。我看待的互联网金融是更广义的。比如几年以前，我就听到咱们的华为——这是越来越成气候的本土企业，那时候就不声不响地利用自己的装备供给能力和服务供给能力，到非洲去布局，在撒哈拉以南区域（这是全球大家都公认的最欠发达地区，但那个地方也有经济生活，也有金融），在自己布局之后用它的供给能力，支持着跨越门店银行的发展阶段，直接在那里发展出手机银行系统。这不就是互联网金融吗？这不就是互联网支持的互联网+的金融创新吗？诸如此类的事情，现在的发展趋势就是互联网已经明确无疑地进入了“移动互联时代”，跟着的一定是越来越丰富的“移动商务”的各种各样的业态，移动商务一定要配上移动金融、移动保险，配上各种各样的现实中的移动经济生活，包括文化生活。这么多年轻人现在他们的很多文化生活是移动状态下在手机上完成的。诸如此类的现实挑战，不仅是挑战，还有机遇。所以，金融是一定要配合上这样一个移动互联时代，走向以后的物联网等等与金融的互动结合。
    再有一点，就是金融发展与PPP这个事情的结合势在必行。在中国现在可以观察到，方兴未艾的PPP有可能在未来不太长的时间内，把中国实际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也就是“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我们过去直译为“公私合作伙伴机制”）的创新，推到整个世界发展的前沿。现在我国决策层、管理部门不遗余力在推，各种各样的法规、制度建设有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首先体现出形成一个较规范的PPP条例，那就不光是一套红头文件了，再往后还要上升为PPP法。PPP从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切入以后，在中国最成为兴奋点的是像固安、汕头等等地方的连片开发，到了汕头是位于海湾的濠江区168平方公里连片开发，固安所称的“产业新城”，到了汕头是产业和宜居城市、和整个环境的绿水青山合在一起的一个更大配套。这种发展显然是守正以后要出奇的支持中国发展之中“后来居上”，这方面的投融资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和PPP相对应的，一定要发展出一个类固定收益产品的交易中心。我听说上海的政府方面在打主意，在全国首先在上海选一个区，成立类固定收益金融产品的交易中心，它的交易，对应的是大量的PPP项目生命全周期的融资需要，以后还会越来越多，还会一直发展到“一带一路”上的PPP项目的融资和资产掉期等等客观需要。
    最后一条，就是我说到的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资本项目可兑换势在必行，我们要积极、审慎地创造条件，最后自拆防火墙。
    这些是我想在今天利用这个机会向各位汇报的基本看法，认识上还比较粗糙，汇报出来也是希望得到批评指正和进一步深化认识。谢谢大家。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创合汇“产融创新与资本论坛”上的主题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