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险、会计监管与资本市场发展”研讨会综述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全球资本市场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造成巨大冲击。深入研究爆发金融危机的金融风险、强化会计监管、推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是社会各界十分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经济研究》编辑部与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会计系共同主办的“金融风险、会计监管与资本市场发展”研讨会于2012年5月26日在天津财经大学隆重召开。来自审计署审计科研所、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英国卡的夫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国内外科研机构和大学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和本校师生参加了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共收到来自全国20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入选论文47篇。会议开幕式由天津财经大学副校长王爱俭教授主持，副校长张俊喜教授代表校长张嘉兴教授致开幕词，《经济研究》杂志社副社长张永山代表编辑部致辞。会上先后有多位代表做主题发言。《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教授在会议闭幕式上作了总结发言，他认为本次研讨会达到了推动我国经济学学术研究的预定目标，会议应征论文涉及面广、与征文主题吻合，绝大部分论文写作比较规范、学术性较强，运用数量分析方法比较普遍但也注意了必要的定性分析。参会代表的构成反映了在这一研究领域年轻人的不断成长和研究力量的不断壮大。同时，他还就如何进行经济科学研究以及如何撰写学术研究论文提出了五点具体要求。以下就会议的主要研讨内容和观点作一综述。
           一、金融风险、会计监管与资本市场关系
           （一）金融风险与会计风险
    众所周知，货币是商品交换长期发展过程中分离出来的特殊商品，是商品交换发展的自然结果。由于直接的物物交换而产生商品转让的困难，以一般等价物作为交换的媒介成为一种必然。当一般等价物逐渐固定在特定种类的商品上时，它就定型化为货币。货币自诞生以来，经历了实物货币、金属货币、信用货币到电子货币等数次转变，货币的出现与人类文明社会同步，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逐渐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融为一体。在物物交换和以实物货币及金属货币为交换媒介条件下，交换的风险主要产生于交换物的使用价值的差异性，尽管这种由货币而产生的风险对人们的生产生活的影响不大，但是每一次交换媒介的发展与变革在不断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带来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质的飞跃的同时，也使得交换的风险不断加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纸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信用货币得到广泛使用，相应地在信用制度打破对货币资本的限制而使生产更加盲目地发展之时，随之可能带来信用危机和生产过剩危机。作为货币与信用联结体的金融在稳定时可以有力助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落后的金融业和金融发展的停滞，特别是其作用在脱离法律制度与“看得见的手”及行业自律时，金融风险极易形成泡沫经济而爆发金融危机。金融一旦发生危机，甚至会引发经济危机、政治危机，造成整个社会的动荡。金融风险伴随货币和信用的产生与发展而存在。信用滥用及其监管的放松是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根源之一。
    伴随着货币与金融的发展，会计计量由主要采用实物计量尺度转变为主要采用货币计量尺度，会计风险随之产生并不断发展。会计风险主要表现为：（1）计量的真实性风险，如资产被高估或低估等；（2）信用滥用及其监管放松的会计风险；（3）海外资产、负债或其它项目在转换价值时发生损益的风险。实施“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使得会计风险增加了因逆向选择、道德风险而带来的风险，如盈余管理过度、利润操纵等会计信息质量风险。当信息是竞争性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好的财务报告会提升投资者资本市场公正性信心，引导生产性投资，产生好的投资决策和好的资源配置。会计又面临信号传递功能效率低下或失效风险。如果监管失当可能产生助推金融风险乃至整体经济风险的会计风险。有学者认为，近年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进而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已经表明会计公允价值计量“顺周期性”经济后果的难以估量的危害性。会计的“顺周期性”容易助推泡沫经济和信用过度及滥用进而引发金融风险直至经济危机。
    （二）会计监管与资本市场
    货币与金融业的发展为现代企业会计主要采用货币计量提供了计量工具和前提条件，进而使对财产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分别核算成为可能。现代会计对资产和权益（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分别确认与计量，为以“两权分离”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及资本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与条件。现代企业会计促成了现代企业制度和以产权交易为特征的资本市场的建立。同时，以会计信息为主要内容的强制信息公开披露制度，为打开企业“黑箱”与解决“斯密难题”提供了强化监管和信号传递功能的基本保障。因此，现代企业会计及其强制信息公开披露制度成为维护资本市场秩序与健康发展的基石。然而，由于企业会计“内部人”特征以及注册会计师审计市场化制度安排，会计信息具有某些公共物品特征，常常出现会计信息市场失灵现象，使低质量会计信息充斥市场，实施会计监管成为一种必然制度选择。
    二、金融风险及其监管与资本市场发展
           在古典经济学看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完美的。在市场“看不见的手”引导下，市场机制能自动调节供求，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效率，经济运行形成理想的“自然秩序”，政府的职能仅限于守夜人的角色。然而，由于市场经济体系的固有缺陷和“市场失灵”，加上金融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和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客观上需要强化金融监管。如何实施监管需要不断从不同视角深入分析金融风险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并探究相应监管措施与方法。潘敏、张依茹以我国45家商业银行2005-2010年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动态面板模型研究证明，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与宏观经济波动负相关，在宏观经济的上行（或下行）期，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明显下降（或上升），呈现明显的顺周期效应；商业银行国有股占比的提高会增强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与宏观经济之间的敏感性，当面临宏观经济正向（或负向）冲击时，国有股比例越高的银行，其风险承担水平将更大幅度下降（或上升）。这表明监管部门不仅要关注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信贷的影响，更应关注宏观经济增速趋缓下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上升的风险，同时应特别关注国有股股权占比及其变化对不同周期下宏观经济波动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黄正新、舒芳基于1996年1季度至2011年2季度共62期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对中国货币政策实际基准利率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利率中介的前向传导具有一定的刚性，但具弱后向传导作用；投资和消费对利率的弹性低，对收入的长期反应大，但短期内主要受自身前3 季的影响，同时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有效性低且存在3-5 个季度时滞效应。这表明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尚未真正形成，效应并不显著，因而需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利率结构体系，以建立高效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刘志远、黄宏斌以2003年1季度至2007年2季度沪深两市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投资者情绪与银行信贷资源配置进行研究。发现伴随着市场整体投资者情绪的高涨，上市公司获得的银行借款普遍增加；在总量增加的同时，银行借款更多给予那些真正需要资金并且融资困难的小规模民营上市公司，信贷资金配置效率提高。同时从获得贷款后企业投资效率的后验角度，投资者情绪高涨期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却有所降低，尽管过度投资组与投资不足组在情绪高涨期均获得更多银行借款，但投资不足组融资约束问题的缓解并没有完全改善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过度投资组获得的更多银行借款反而使得过度投资问题更加严重。因而，银行的协调运转和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全面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股市的健康与稳定。黄飞鸣根据28个经济体的股票指数的日收益率研究金融危机跨国传染问题，结果表明，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在本次危机中既存在金融危机传染效应又存在纯传染效应，而另外8个存在金融危机传染效应的国家则不存在纯传染效应。他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市场以至全球金融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已成为各个经济体面临的新课题。对中国而言，对外需要调整贸易结构，降低过高的贸易依存度，保持稳健、适度的金融市场开放；对内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提高金融风险管理、预警能力，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唐洋等从投资能力出发，通过构建政治关联、信贷融资与恶性增资的结构方程，探讨了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与传导路径，发现政治关联和信贷融资对恶性增资具有直接效应，政治关联越紧密的企业更容易导致恶性增资，同时信贷融资可获性越强，企业越容易发生恶性增资行为；信贷融资对政治关联与恶性增资的关系具有传导效应。因此，他们提出了防止政治关联造成“过犹不及”、规范政企关系、建立公平的企业竞争环境的政策建议。
    三、强化会计监管，完善公司治理，保障资本市场发展
           强化企业会计监管、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投资者市场分析能力等是保障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微观基础和条件。李延喜等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方法考察了外部治理环境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发现我国各地区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存在着显著的局域空间集群现象，分布特征有规律可循；外部治理环境差异显著影响企业的盈余管理，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干预程度越低、法治水平越高，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就越低；盈余管理受到前两期盈余操作水平和前一期外部治理环境因素的影响；此外，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可以有效增强外部治理环境对盈余管理的约束作用，监管部门应根据地区差异制定差别化的监管政策以加强对盈余管理的治理。孙天琦等采用事件法考察了2004—2011年证券分析师的股票推荐，发现当大盘处于下跌趋势时，推荐买入的股票虽然比较抗跌，但仍存在严重下跌等现象，指出散户在决定是否接受分析师的推荐前，需要先判断大盘所处的长期趋势。李胜楠、毕晓方以2004—2010年沪深两市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高管人员的权力是否会带来更大的投资规模，以及投资所带来的绩效波动是否会因为权力的影响而变化。结果表明国企高管权力越大，投资规模就越大，而且地方政府终极控制的上市公司中，投资与高管权力的相关性更大；高管权力的影响使得投资带来的绩效波动放大，地方政府终极控制的上市公司中这种效果更加明显。张嘉兴、邢维全选取亚太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组（AOSSG）及其13个成员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否进行因素控制，不同成员国之间的财务报告质量存在显著差异，且这种差异并没有因AOSSG的成立而消除，同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样本在财务报告质量方面显著优于采用其他准则的样本；目前存在的区域性会计准则协调组织之所以尚未发挥其作用，原因在于会计准则国际协调是多方博弈的过程且是分阶段进行的，区域性会计准则乃至国际性协调并不能一蹴而就。张晓东以2002—2006年连续亏损2年的公司为样本，考察盈余管理对退市监管有效性的影响，发现盈余管理能够帮助连续亏损公司成功扭亏以规避退市监管，但是盈余管理水平并没有导致公司后续业绩下滑，退市监管标准所诱发的盈余管理并没有导致现有的退市监管失效。孙青霞、韩传模等以2001—2010年被证监会处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会计舞弊公司被证监会处罚前后其公司治理质量是否有所改进，结论是舞弊发现前，舞弊公司与非舞弊公司的公司治理质量不存在差异；舞弊发现后，舞弊公司的公司治理采取了改进措施，同时非舞弊公司的公司治理也进行了改进，这一现象与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有关，与证监会的处罚关系不明显。胡国强、张俊民等利用2006—2010年中国A股市场自愿披露内控鉴证报告与财务重述的经验数据，实证考察独董监督力对公司内控质量影响，发现具有审计背景的独董显著提高了公司自愿披露鉴证报告的可能性，独董监督动力与内控质量显著正相关；独董比例与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呈显著负相关，但与自愿披露鉴证报告的可能性的正向关系不显著，表明独董在董事会的制衡力主要是在公司内控存在重大缺陷时发挥作用；独董当期发表异议意见的公司具有较差内控质量，但这些公司在随后期间内控质量得以显著改善，而内控自评报告经独董发表独立意见的公司更可能披露鉴证报告，并更少发生财务重述，表明独董监督职能的执行力度越大，内控质量越高。
    四、加强金融审计，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资本市场有序发展是各国审计机关的共同责任。国家审计署审计科研所王长友介绍了国家审计署为应对金融风险进行的制度建设及实施情况。自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国家审计署制定发布了一系列相关审计监督制度，明确指出金融审计以维护安全、防范风险、促进发展为目标。防范金融风险的具体工作思路主要有健全金融机构的内控机制、防范金融衍生品、金融工具的过度生产、遏制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脱节等。具体措施主要包括，加强对国有及国有资本占控股地位或主导地位金融机构的审计，重点揭露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及大案要案线索，揭示影响金融业健康发展的突出风险，从政策上、制度上分析原因、提出建议，促进规范管理，提高竞争能力；实现对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的经常性审计，紧紧围绕国家宏观政策及经济运行中的热点问题，充分发挥在国家金融监督体系中的综合性优势；积极探索对金融政策实施情况及其效果的审计和专项审计调查；改进金融审计组织方式和审计方法，以总行（总公司）审计为龙头，切实增强集中分析金融机构电子数据的能力，提高审计质量和水平。刘铮考察了美国审计署在应对金融危机和强化金融监管改革中的主要做法，将其概括为注重政策评估、注重对金融监管机构的审计、注重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对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和中介机构的检查、注重金融公平、调查方法具有多样性等方面的内容与特点。她提出我国在借鉴美国做法的基础上，为更好地发挥审计机关在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中的作用，应重点做好四项工作：一是重点做好以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情况的绩效审计为纽带，统筹实施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审计；二是应注重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三是应关注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结构优化；四是应加强专业研究在审计中的应用，提高审计金融风险的能力。
    作者：张俊民、韩传模、丁月卉，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300222，电子信箱：zjm0451@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