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萃·连载2]林满红：两千年间的“佛”与“国”传统中国对西方货币领袖头像的认知

        （续）
        二、中国传统货币偶有图像未及领袖头像 
    传统中国的货币图案，就最长期使用的铜钱而言，或表重量，或表年号，或表铸局，均为文字描述。唐代的铜钱，有时加入月亮、云朵、飞鸟的图纹，系受中亚影响，是为例外。[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184─185页。]契丹及辽朝的铜币上有龙和月亮、星星，[契丹文“大德兴国”铜钱，参见裴元博、陈传江《契丹文珍稀钱币考释图说》，北京：安徽美术出版社2011版，第88页。]也是例外。银锭上的铸造地点、铸造银号、铸造银匠、铸造年代，也都以文字表达。元明两代纸币上面除了用文字标示面额、名称外，有较多文字说明禁止制造伪钞。元明两代纸币也逐渐出现图案。元代纸币边框有蔓肥叶硕果纹饰，明代纸币边框有龙的纹饰。[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台湾永丰金控展览小组：《汇通天下——从钱庄到现代银行》，台北：永丰银行2012年版，第76─77页。] 
    从顺治年间钞贯停发以后，清政府有180多年未发行纸币。咸丰时期为了筹措战费镇压平定太平天国动乱，由户部于1853年开始发行官票，票面写“户部官票”，另外又发行大清宝钞。[张翰中：《战后初期台湾货币改革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国立”成功大学，2008年，第15页。]明代的龙形图案延续用于清代的户部官票及大清宝钞。户部官票，又称银票，以银两为单位。官票用高丽纸印刷，实际发行时有1两、3两、5两、10两和50两多种。大清宝钞，以制钱为单位，又称钱票、钱钞。票面额初分为250文、500文、1000文、1500文、2000文几种。官票大小与宝钞相近，四周的上方及左右作龙纹，下方作波浪纹。[戴建兵、陈晓荣：《中国纸币史话》，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1─33页。] 
    “龙”的图案出现在户部官票、大清宝钞之后，“龙”相当于是官方专有的权威象征，但1897年5月27日，由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盛宣怀奏请设立的“中国通商银行”（由官方持股成立的中国第一家现代民间银行）于1898年开始发行银两票，该银两票上有双龙戏珠图案。但双龙戏珠图案出现在有签发使用时间的民间钱庄、票号纸币之上，则开始于1906年。[张敦智：《清代民间纸币编排设计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国立”云林科技大学设计学研究所，2013年，第122—123页。]清代出现的民间纸币，其上常有执照、信票、兑票、支票等以文字表示的名称。在纸币边框的部分，最常出现的图案有古文、回形纹、云形花纹、直线、明（暗）八仙、古代人物、岁寒植物、琴棋书画及祥禽瑞兽等9种。[张敦智：《清代民间纸币编排设计之研究》，第56页。] 加上唐代、辽朝的铜钱出现了月、云等自然景象图案，中国传统货币在以文字为主的图案之外，也包含一些图像，但一直没有如希腊罗马体系货币般出现国家领袖头像。 
        三、年号的国家意象不如领袖头像 
    六朝以前，中国都以重量作为铜钱名称，如秦半两钱（即12铢，因1两为24铢）。自汉以后，吕后时改为8铢，文帝时改为4铢，武帝时改为5铢。[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67─92页。]自六朝以后，逐渐以铸币当时的皇帝年号加于重量名称之上，如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到了唐代，将铜钱改称为通宝，再冠以年号，如开元通宝。通宝之名，历代亦称泉宝、重宝、元宝等。[青岛博物馆“货币部分”，2013年7月18日参访纪录。] 
    在中国传统货币图案上，以文字表达的统治者年号可以具有国家意象。以清朝征服新疆、西藏以后的情况为例，可看出铸有年号的中国货币被用来宣示有效统治范围。魏源《圣武记·军储篇》指出：“自乾隆平定新疆、西藏后，命于天山南北路各城设局鼓铸普尔钱，文曰乾隆通宝。皆镌地名用国书回字矣。又命驻藏大臣监造大小银钱，面文乾隆宝藏汉字，背用唐古特字，并于边廓铸造年分。”[［清］魏源：《圣武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02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版，第42页a。]1759年清政府统一新疆后的第二年，即在南疆回收改铸准噶尔普尔钱为新钱。“普尔”的当地语义为“钱”，新钱配合当地习俗，每枚重2钱，且用提净红铜制成，故新铸钱币色泽红润，习惯称之为“红钱”。该钱一面铸“乾隆通宝”汉字，一面铸满文及回文（即察合台文）。红钱仅流通于天山南路，天山北路（即北疆地区）则统一使用内地所制铜钱。当乾隆皇帝看到南疆所铸“乾隆通宝”钱币后，曾赋诗一首，诗句中有：“天佑西师蒇大功，劳徕泉府贵流通。形犹腾格因其俗，宝铸乾隆奉此同。”[王永生：《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第220─225页。此书第227页亦指出，乾隆年间“每一普尔，值银一分。初以五十普尔为一腾格，后定以百普尔为一腾格，值银一两”。]有着乾隆年号的钱流通到新疆、西藏，表示国家的统治力量达到这些地区。但新疆、西藏仍局部沿承希腊罗马货币文化，准噶尔普尔钱采用源自西方的打压法制造，红钱则是采用源自中国内地的范铸技术。1840年左右西藏地方铸八思巴文——章噶币（1章噶合银7.5两），由手工打造币文为“司徒格贝扎呀”。应该是康区司徒家族所造。[中国金融学会等编：《中国金融珍贵文物档案大典（西藏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西藏因为不产铜，又受印度的东印度公司影响而铸造银币。银圆中央没有方孔，而有一个方框图形，取代方孔，[谭彼岸：《中国近代货币的变动》（原载《中山大学学报》（台北）1957年第3期），收于存萃学社编：《中国近三百年社会经济史论集》，香港：崇文书店1979年版，第208页；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785页。]其背用唐古特字，并于边廓铸造年分，呈现了希腊罗马货币文化。 
    就中国内地来说，对于表达帝王年号的文字，传统中国大多数不识字的庶民能否辨识？鸦片战争前后在白银短缺时建议发行纸币的王瑬，想在纸币上印刷晚明生员朱用纯编撰的《朱柏庐治家格言》。[林满红：《银线》，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版，第146—147页。另可参见张敦智《清代民间纸币编排设计之研究》，第177页。]在许楣对王瑬的同时代批评中，许注意到钱庄发行的纸币上原印有《朱柏庐治家格言》，但拿这些文字问北京的车夫，他们都不能辨识，甚有连纸币上的钱铺名号都无法辨识的。论曰：“吾游京师。见钱票，多有取《陋室铭》、《朱柏庐家训》作细楷，刻印其上者。尝试举以问车夫，则皆憆不知何语，至有并钱铺之名号不识者，乌在其识字也。”[［清］许楣：《钞币论》，道光二十六年（1847）古籍海昌许氏古均阁刊本，第19页b。] 
    根据清末海关估计，在1880年前后的沿江沿海地区，学龄以上男性大约只有一半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20世纪30年代卜凯（John L.Buck）针对农村的大规模调查发现，7岁以上男性约有45％受过某种形式的教育，其中约有30％识字；7岁以上女性约有2％受过某种形式的教育，其中约有50％识字。[ Evelyn S. Rawski,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pp.6─18.]可见传统中国约85％以上男性与99％女性无法辨读钱币上以文字表达的帝王年号。 
    中国的每一朝代仍会流通前朝铸币，多少也表明传统中国的一般百姓对货币与统治者关系的感觉不深。1685年的一场清朝争论也说明新朝铜钱与历朝铜钱并行的情况。清康熙廿五年，福建督抚请示中央，以所辖州县多用古钱应否禁遏，或听从民便，户部议一槩古钱悉行销毁。康熙皇帝持保留态度，请内阁官员表示意见。 徐干学指出”自古流行之宝，自汉五铢以来，未有废古而专用今者，”新莽、隋朝、明天启年间，曾有例外, 均告失败。[林满红：《银线》，第29—31页;[清]徐干学：《用古钱议》，《憺园文集》，卷13，第9a—11a页 (郑永昌先生提供)。]日本割占台湾时，也发现有中国历代的铜钱。[大藏省编纂：《明治大正财政史》卷13，东京：财政经济学会1939年版，第472─473页，转引自张翰中《战后初期台湾货币改革之研究》，第31页。] 
    一般百姓对货币与统治者的关系感觉不深也见于清代中国局部地区之使用越南或日本铜钱。新疆乌鲁木齐及其附近的头屯河地区出土发现的越南钱币“景兴通宝”“景兴大宝”“景兴至宝”“永寿通宝”“永盛通宝”“嘉隆通宝”等，主要是由于清乾隆年间越南一位黄公缵将军因与其统治者不合而带领一些军人投奔清朝，并在此使用这些钱币。[王永生：《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第199页。]19世纪30年代广东潮州府与福建漳泉地方都有光中、景盛、宝兴年号的越南铜钱流通。[林满红：《银线》，第33页。] 
    受中国影响，970年以后越南铸造的钱币几乎全为年号钱，有些甚至是直接借用中国的年号。钱币上使用的都是汉字，也有篆、隶、楷等书体。因材质、文字、大小、形制等与中国钱币完全相同，经常混杂使用。甚至在货币制度上，越南也有类似中国的省陌制度，如陈朝时期曾规定以69文当100文行使，上缴税收时则以70文当100文，700文当1贯的做法。越南现在使用的货币单位“盾”（??ng），实际对应的就是汉字“铜”。在越南南北成立诸多政权之后，南部的后黎朝、南阮朝、西山政权也都铸造了各自的年号钱，其中以后黎朝显宗使用了47年的景兴年间铸造的钱币最为繁杂。[王永生：《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第152─153页。] 
    1833年清朝的闽浙总督程祖洛也指出福建厦门及浙江乍浦都有日本宽永钱流通。[林满红：《银线》，第33页。]日本是受中国影响而于683年后开始使用铜钱。铜钱的来源，最初全是从中国输入，称为“渡来钱”，以宋钱为最多，唐钱、明钱次之。日本也曾大量仿铸中国古钱，主要是仿铸宋钱，被称为“长崎贸易钱”。但708年之后，日本开始仿照唐朝“开元通宝”钱铸造有本国年号的铜钱。日本江户时代的“宽永通宝”钱，从1626年开始，一直铸造到明治初年，历时240多年，日本各地都有铸造，版式有几百种，是日本古代钱币中使用时间最长、数量最大、版别最复杂的钱币。[王永生：《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第150─151页。] 
    中国使用外币最明显的莫过于是18和19世纪时直接将外国银圆用于一般交易，甚而用于纳税。[林满红：《银线》，第42页。]由中国并用各个朝代的钱币以及清朝政府接受外国货币缴税，可以看出就传统中国人而言，货币并不像对现代人一样，是划分统治范围或国家疆界的重要社会制度。另一方面，清政府的白银，无论是银圆还是银两，都依赖商人供应，这与印度和日本的政府有所不同。印度是亚洲另一个大量用银的国家，其银圆是由政府铸造，日本德川幕府铸造另种形式的银币，可见就清代的中国货币供给而言，民间相对政府来得重要。[林满红：《银线》，第62—64页。] 
    此外，由18、19世纪中国民间称有西班牙国王头像的银圆为“佛银”“佛面银”“佛头银”等，更可见在一般百姓的视觉世界中，“佛头”“佛面”比统治者的头像更为熟悉。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