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萃·连载5]林满红：两千年间的“佛”与“国”传统中国对西方货币领袖头像的认知

    原文标题：两千年间的“佛”与“国”：传统中国对西方货币领袖头像的认知
        （续）
        除了佛像雕塑之外，中国传统的庶民大抵还可透过以下方式目睹佛的图像：
    第一，市集中用来解说佛教故事的图画。梅维恒（Victor H. Mair）指出，印度原有游走于各市集间、看图述说佛教故事的人，在这些图画当中，会有佛像。随着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这种民间习俗也在中国各地流播，甚而延续到今日台湾。[［美］梅维恒（Victor H.Mair）著，王邦维、荣新江、钱文忠译，季羡林审定：《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11─13、16、29、162、163、267页。]
    第二，单独发行的纸本佛像。玄奘于629年游印度，645年回国以后用纸印普贤菩萨像，敦煌发现的五代单幅大张普贤像与文殊观音像，可能与玄奘所印的相似。[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一直到1936年范古农写《古农佛学答问》，还在讲应以何种相对位置在家中悬挂释迦、弥陀、药师、观音、地藏等圣像。[范古农：《古农佛学答问》卷4，北京：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150页。]柯律格（Craig Clunas）从《金瓶梅》的插图看到潘金莲的屋内挂着观音的图像。在女性屋内挂着观音的图像，在明代还甚流行，男士也有这种情况，但如想跻身士林，便要较少悬挂。[Craig Clunas, 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London: Reaktion Books, 1997, pp.163─164, Pictures83─85.]
    第三，经书、咒文或宗教小说上的佛像。唐代无论官方或民间，都笃信佛教。在玄奘之后，民间有很多以抄写经书为职业的人，因为抄写麻烦，有人用新的雕版技术来扩大流通。唐代成都龙池坊印卖的咒本，约1尺见方，大部分是古梵文，中间与四周各有小佛像，与宋初所刻《大随求陀罗尼经》相似。敦煌发现的868年印造的《金刚经》，卷首即有释迦牟尼佛的座像。雕版印刷术约于唐代发明之后，佛教徒认为印刷佛教经像是大功德，不只是民间私人印刷，主政者更是大量刊印。[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31─32页。]而就中国印刷术的发展而言，文字雕版于盛唐发展之后，至宋代已达颠峰状态，但图像雕版要到明末才达到颠峰。明末以后的人因而有更多机会看到印刷的佛像图画。[张敦智：《清代民间雕版印刷纸币种类及编排分类之研究》，《台湾古文书学会会刊》（台中）第10期（2012年4月）。]虽然有些学习儒家思想的士人有排佛的思想，但士人有时也安排或参与消除疾病、死亡等业障的念经忏悔仪式，其中也有与佛教相关图像。[ 陈玉女：《明代佛门内外僧俗交涉的场域》，台北：稻乡出版社2010年版，第443、450页。]宗教小说《全像观音出身南游记传》由福建焕林堂于1571至1602年间刊行，其以极简单的观音图像流通民间，读者也有男性。[Craig Clunas, 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London: Reaktion Books, 1997, pp.163─164, Pictures 83─85.]
    第四，佛教做功德仪式中盖了很多佛像的印，用以避邪。[黄士珊副教授，2015年12月7日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演讲：“中古佛教木刻的文化流变：一个视觉研究的新视野”。]
    日本割占台湾时期，草屯一间小学用佛像雕塑出身贫寒、但经苦读而成为重要政界人物的二宫金次郎。[耿诗婷、李宛儒：《秋惠文库宛如台湾文物宝殿》，《书香远传》（台中）第88期（2011年9月）。]可见佛像是东汉以后的传统中国人形塑外来人物，而不只是西方人物样貌的重要依据。中国所流通的大乘佛教，有各种菩萨作为释迦佛的化身以普渡众生。究竟“佛银”“佛面银”“佛头银”的佛是指哪一尊佛？其实并不可考，但一些蛛丝马迹让人认为观音菩萨是最有可能的。就造形而言，在传统中国流通的观音像（参见图4），与“佛银”“佛面银”“佛头银”上的查理三世、查理四世、斐得南七世等最为接近。更重要的是：根据马凯文（Kevin McLoughlin）的研究，虽然从16世纪末以来，观音的图像已渐由男身转为女身，到17世纪末出版的观音，在不同救难场合现身的53种形象图录中仍有多幅是为男身。其中的西洋观音像还与西班牙和英国博物馆所藏的法王路易十三的画像非常接近，并有类似英国所藏路易十三像一样的欧洲式花圈围绕在头像之外，参见图5、图6。以慈悲为怀的观音大士在不同现身场合会有不同称呼。在《观音经》卷3中，有关观音的一个称呼是为小王，而观音也称“佛”。没有其他菩萨有像观音菩萨那样，以不同的现身在不同的场合普渡众生。[Kevin McLoughlin, “Appropriation, Representation, And Efficacy: Three Case Studies of The Bodhisattva Guanyin in 17TH And 18TH Centry Chinese Print Culture.”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Sussex, School of Humanities.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2005, pp. 21, 51, 227─239, 349, 351─353.]也由于观音的形象多变，在清代的庶民看来，像法王路易十三一样，认为查理三世、查理四世、斐得南七世的头像是观音的另一种形象，是可能的。1896年11月台湾关西坪林范家地契上有“胎借‘佛母银’一千大员正”，[刘泽民编著：《关西坪林范家古文书集》，第215页。]或许是传递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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