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萃·连载5]林满红：两千年间的“佛”与“国”传统中国对西方货币领袖头像的认知

    
    古代称作“高昌”的新疆吐鲁番地区，位于西域中部偏东，地处丝绸之路交通要道。隋唐之际高昌发行有“高昌吉利”铭文的铜钱，“吉利”是用汉字拼读的古突厥语，意思为高昌王。清朝初期当新疆还在准噶尔统治期间，打制普尔钱，主要流通于天山南路的广大地区及北路的伊犁一带。钱币没有方孔，铭文为阴文（白线），按自右向左再由上而下的顺序读，为察合台文“Khardan Chirin”，是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的名字。1866年在新疆和阗打造的银币，正面为古兰经颂词“Lailaha Illalaha Muhammadum Rasulilla, 1283”（汉译“真主是唯一的，默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回历1283年即1866年），背面为察合台文，记打制地点“Zarb Latif”（汉译“打制于清真之地和阗”）。这些都是中国钱币文化与希腊罗马钱币文化在西域交融的现象。[王永生：《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第3、33、37、44页。]
    就清朝而言，西域与中原较多连结的北疆已行使制钱。北疆地区，西起伊犁，东至哈密，中间包括乌鲁木齐（迪化）、巴奇台（古城）、巴里坤（镇西）等天山北路一线及南路的吐鲁番。北疆的乌鲁木齐一带多为从关内迁来的汉、回等民众，清朝政府设立镇迪道，由陕甘总督及乌鲁木齐都统双重管辖，实行与关内一致的郡县制。[王永生：《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第223、224、226页。]或因此阻隔，整个中原地区并未受到希腊罗马文化钱币有政治领袖头像的影响。
    相对而言，东汉由印度传入的佛教，对中国人的影响颇为深远。《隋书》卷77《隐逸传》载，曾有人问隋朝名士李士谦三教优劣，士谦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宋孝宗《原道论》论三教异同，以为：“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芮逸夫：《中华民族构成的初步研究》，《中国学术与现代文化丛书：社会学论集》，台北：华冈出版部1977年版，第493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汉籍电子文献数据库”，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query，2015年12月1日。]刘序枫描绘了18至19世纪因秋冬东北季候风漂流到台湾的朝鲜难民有关台湾的纪录，指出台湾“其俗家家供佛”。[刘序枫：《18—19世纪朝鲜人的意外之旅：以漂流到台湾的见闻记录为中心》，《石堂论丛》（韩国）第55辑，釜山：东亚大学校石堂学术研究院，2013年，第82页。]同样是公元前1世纪由西域传进的文化，中国深刻吸纳佛教，而未吸纳希腊罗马钱币有政治领袖头像的文化，也可反观中国这个文化受容体本身的需要。
    中国历代具有道德劝说作用的图画，除了佛像之外，还有孔子及其弟子像、历史故事图说，以及《帝鉴图说》。《帝鉴图说》在明代主要供嗣君在宫中学习，清朝末期才较为大量刊印。[Julia K. Murray, Mirror of Morality: Chinese Narrative Illustration and Confucian Ideology . Ha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pp.17-18, 39, 71, 109, 120-121.]这些都不如西方从希腊罗马时期以来，将君主头像刻在钱币上之较能深入民间。
    比较而言，日本吸纳佛教甚深。在1787年出版的《西洋钱谱》中，针对17世纪以来西洋银圆上的人像，并无称“佛头”者，但有称“背有云上神母像”“如法师武者的短发半身人物像”“头戴像甲一样的头巾、身穿像袈裟或僧衣的半身人物头”“半面僧官像”者。因为有荷兰人可以询问，针对18世纪中国人深为喜好的、有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头像的银圆，已知道是“王面”，只是误以为是法国国王，但又可以正确地说出法国在德国以西、西班牙以北、荷兰西南，书末更附有欧洲略图，所介绍的西洋钱币也略知其上刻有该国文字，因而对欧洲各国多少有些认识。针对有瑞典国王头像的的银圆，亦能具体指出是“王面”。[参见朽木昌纲『西洋钱谱』天明七年群玉堂刊本，頁6a、8a、14、15b、38b、29a、39b、50、21。按：该书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线装书，由郑永昌先生提供。关于朽木昌纲询问的荷兰人，通过2016年9月7日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东亚各中心所举行百周年纪念会议上何淑真（Lyce Jankowski）教授发表的论文得知，为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德胜(Isaac Titsingh，1745-1812) 。]由此看来，18世纪末的日本，虽然也会用宗教语言来说明西方银币上的人物头像，但相对同时期的中国而言，已知道西方银币上有政治领袖头像。
    相对于西班牙银圆上刻有“Del Gratia（蒙神恩典）”，传统中国政府提供的货币并没有与宗教有关的图案，中国民间接触的人像仍以佛像居多。清代的中国人将有西班牙查理三世、四世、斐得南七世头像的银币视为“佛银”“佛面银”“佛头银”“佛母银”“佛番银”“佛面番头银”。道光年间台湾铸造正面有寿星、背面上下左右都刻有满文的台湾府库老公仔银，[简义雄：《台湾钱淹脚目》，页83—86。]都可看到传统中国人有关货币的宗教想象。鸦片战争前后的白银短缺时期，建议发行纸币的王瑬希望负责发钞的官员在神前发誓：纸币的价值将不会变动，“欲行钞，必先将条例播告天下，使人人知行钞之利，又誓之明神，永不变法”。[[清]王瑬：《钱币刍言》，《拟钱钞条目》，清道光刻本，第17a页。]美国的纸币上，目前还写着：“IN GOD WE TRUST（秉持对神的信念）”，但在1911年之后，直到今天的新台币与人民币，一直很少出现源自民俗信仰的象征符号。相对而言，继国家领袖头像于1912年出现之后，“中央银行”“中央印制厂”“中央造币厂”“中国人民银行”等国家符号陆续搬上中国的货币图案之上。这些都透露出：以国家信仰取代宗教信仰的情况，在民国货币图案中，较诸在西方来得彻底。
    国家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甘怀真从典籍的考证出发，认为在汉代，国家可以指的是皇帝本人，也可以是政治团体，特别在“中古时期，以皇帝为首的政治团体，即国家”。[甘怀真：《中国中古时期“国家”的型态》，收于氏著：《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208—217、227页。] 清代鸦片战争前后的学者官员通常是用“国家”“国”“上”来指“政府”，而与“天下”或“下”所表达的“社会”是两个对立的概念。[林满红：《银线》，第197页。]
    中国从南北朝开始将皇帝年号加在铜钱上，而由清朝要求新被统治的西藏铸造有清朝皇帝年号的通宝，可见中国传统的货币图案也有若干国家意象。由于中国的一般老百姓，即使到了20世纪30年代仍有85％以上男性及99％女性是不识字的，所以他们对皇帝年号这些概念认识不深。中国历朝铜钱可以并用，明清两朝尤其是清朝大量使用外币，中国无论铜钱、纸币、银两都以文字为图案主轴，即使纸币有动物、植物等图像，可是在1911年以前一直都没有出现国家领袖头像。这些都证明了，从货币图案来看，传统中国大多数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淡薄。相对以往有关传统中国国家观念或佛像的研究，本研究指出了在两千年中的传统中国，对佛祖与对国家的信仰存在着深浅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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