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罗德里克：民族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最稳固的基石

    “如果你幻想自己是世界公民，那你就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深藏在当代民粹主义运动兴起的背后，是精英们所持有的世界公民意识与普罗大众的民族国家视角之间的巨大分歧。精英们对于全球主义的过度痴迷，带来了本土公民意识的削弱，也令民族国家的重要作用被极大程度地忽视。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其文章中表明，民族国家依然是为市场提供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的唯一选择，是资本主义制度最稳固的基石。
    当代的民粹主义运动反映出了普通民众们与全球知识分子、专业精英们在世界观上巨大分歧。这两个群体生活在同一个空间，却仍然没有任何交集，对世界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然而，对于造成这种巨大分歧的原因，学界的共识依然保持不变，主流的解决方案往往局限于解决不平等问题，尤其关注补偿弱者。
    然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精英们所形成的世界主义意识对民族国家的打击。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及时地重视，开放的全球经济，以及自由、民主的政治秩序都将会被这种过度的世界主义意识所带来的盲区所摧毁。
    民族国家在知识分子之中很少有支持者。更多时候，知识分子将其视作是一种徒劳——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时，民族国家是伦理上无关紧要的，甚至是反动保守的。民粹主义者与本土主义者们则充分激起并利用了那些感到被全球主义抛弃的人们的愤懑与不满，而这些情绪的表达又使得经济学家和温和派的政治学家们为全球主义近来的受挫愈发感到可惜。去年十月，英国首相特蕾莎•玛丽•梅对世界公民的一番抨击，引起了强烈的抗议。“如果你幻想自己是世界公民，”她说，“那你就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市场的繁荣需要监管与立法机构——消费者安全法，银行监管规则，中央银行，社会保险，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国家依然是为市场提供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的唯一选择。精英主义者和技术统治论者们对全球主义的过度痴迷弱化了本土的公民意识，而本土恰恰是最需要公民的地方，这使得经济稳定繁荣、社会和谐等目标的实现变得更加困难。与此同时，精英们的全球主义也开启了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道路，后者操控爱国主义，带来了破坏性的结果。
    全球主义的世界观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相互联结的世界经济要求全球范围内的集体行动。但这个前提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传统的观念认为世界经济是一种全球共同利益，因此所有国家都必须共同合作，否则它们的经济都将被毁灭。这种观念是具有误导性的。经济政策的失败更多地是由国内的原因所导致的，而非国际上的因素。全球性管理在气候变化、流行病防治等领域仍然不可或缺，需要在这些领域制定有利于全球公共利益的制度规范。但在经济领域，实现全球公共利益的最好方式是各个国家都能规范地管理它们自己的经济。
    历史上，民族国家曾与经济、社会与政治进步广泛地联系起来，在抑制内部冲突、促进地区间团结、推动市场发展与工业化进程、实现人力与经济资源流动、加速代议制机构的广泛建立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失败的民族国家往往带来经济衰退与内战，而知识阶级往往将这些失败视作是其成就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稳定、繁荣的民族国家的国民又往往轻易忽视这种政治体制的重大作用。
    但是作为一种由领土界定的政治实体，民族国家是阻碍了全球化进程，使得预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目标难以实现，还是对于实现这些目标来说，仍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换句话说，除了仅仅辩称民族国家仍然存在并且尚未消亡之外，是否存在对民族国家的存在合理性更为原则性的辩护？
    民族国家往往使人联想起民族主义，而后者的极端形式意味着战争与无数的死亡。但其所蕴含的意义早已改变，“民族”在意识形态上的过度泛滥已被矫正，而历史性的“国家”的角色也与时俱进。就像民族主义的学者们所说，国家往往先于民族出现，并产生民族，而不是相反。对“民族”的最好的定义出自西哀士（Abbé Sieyès），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家之一：“民族是什么？是生活在一部共同的法律下，并且由同一个立法机构代表的人们的联合体。” 而族群民族主义，更强调人种，种族，或者宗教作为民族的基础，在对民族的定义上更为落后。就像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马克•里拉（Mark Lilla）最近所说： “一个公民，仅仅因为其公民的身份，就是我们中的一员。”
    强劲的民族国家实际上对世界经济事实上是有利的。民族国家的多样性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
    对民族国家更为原则性的辩护，可以从市场需要规则来维护的立场出发。市场不是自创、自控、自稳的，它依赖于非市场性的制度调整。除了邻人之间的简单物物交换之外，一切交易都需要各个方面的投资：运输、交流、执行合同、提供信息、防止欺诈、使分配结果符合社会规范的安排等等。在每一个正常运行、可持续发展的市场背后，都是一系列的组织制度，提供着调整规范、再分配、财政稳定、冲突管理的核心功能。目前，这些功能大部分都由民族国家提供。
    二战结束后，民族国家的崛起不仅没有阻碍全球市场的发展，反而在许多方面促进了其发展。在七十年代以前一直维护、管理世界经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背后的指导思想即为，民族——不论是那些先进的民族，还是那些新近独立的民族，都需要相应的政策空间来管理其经济，维护其社会契约。资本控制、限制资金在国家间的自由流动，被视作是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一个固有的组成部分。贸易自由仅限于工业化国家的工业产品；当进口低成本的布料与纺织品会使得相应产业和区域的工作岗位减少，从而威胁到国内的社会交易时，这种国际贸易也会同样被视作是特殊领域，被排除于贸易自由范围之外。
    然而，二战结束至今，贸易与投资大幅增长。这显然并不是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推动产生了国内健康的政策环境。经济全球化依赖于主要的贸易与金融中心所制定的制度；金融全球化则依赖于国家货币制度、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实践。国内的政治博弈，而不是GATT 规则，对持续的经济开放起到了更大的促进作用。民族国家中社区的繁荣，那些主要的市区、城郊与技术中心的兴盛，主要是因为国家政府所建立的制度基础设施。
    真正的全球经济，即那些可不与特定国家挂钩而活跃的经济活动，要求跨国的规则制定机构，以匹配全球市场的规模与范围。但时至今日，这样的机构都没有出现。
    同样，市场规则也不是普遍的。发达社会，如美国、日本、各个欧洲国家及其他，都有着从不同的制度与客观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不同发展程度的市场。在劳动力市场、公司治理、社会福利系统、制度规范方面，这些市场都有着截然不同的实践。但在不同的制度下，它们都产生了相当的财富。因此，对什么样的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的答案。是的，市场，激励，产权，稳定性与可预测性，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是它们都不是唯一的可能。
    能够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是可以被塑造的，历史和当今社会的现实也都证实了这一点。就像政治理论家罗伯托·曼格贝拉·昂格尔（Roberto Mangabeira Unger）所强调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当今的世界所能观察到的制度已经穷尽了所有可能的可行方案。理想的制度功能——如在个人的逐利动机与社会最优化中达成一致，建立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实现社会公正等——可以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而唯一的限制就是我们的想象力。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唯一的最完美的制度实践。
    发展资本主义的制度与实践并不唯一，因此，民族国家在关键的社会问题上的权衡也存在多种多样的方式。对于如何平衡人人平等与机会主义，经济安全与社会创新，环境、健康风险与科技进步，稳定性与动态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价值，以及其他制度选择所带来的结果，并不存在一致的答案。一言以蔽之，要达成全球性的制度统一是极为困难的。
    比如，考虑一下关于如何规范金融市场的问题：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应该分开吗？银行规模是否应当有所限制？应当创设存款保险制度吗？如果应当的话，保障范围应该涵盖哪些风险？是否应当允许银行利用自己的账户进行交易？如果允许的话，银行需要披露多少关于这些交易的信息？高管薪酬的制定是否应当完全由董事决定，而无需监管？对其资本与流动性的要求应当如何？等等。
    在这里，核心的问题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之间的权衡。宽松的制度能最大化金融创新的范围（如发展新的金融产品），但同时也增加了金融危机的发生可能性。严苛的制度能够显著减少金融危机的发生，降低危机成本，但也排除了许多效用，进而增加了整个产业的成本。对这个问题，没有放诸四海皆准的答案，也没有统一的解决方案。不同的团体会找到不同的答案，来实现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平衡。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或许能够减少金融产业的交易成本，但同时也会因为忽视地方独特性、牺牲地方性偏好而产生其他成本。由此，金融制度面临着这个巨大的难题：银行在不断地推动全球化规则的制定，而本土法规和政策制定者们却在不断地抵抗。
    最后，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理想化的制度样态，而多样化是准则而非例外，一个多样化的全球性政体是更具优势的，因为它能推动各类制度形态的试验、相互竞争与相互学习。尽管这可能会造成损失，但国家间的制度多样化是我们所能期待的最接近现实生活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验。
    也许有人会问，难道全球化规则的缺少不会带来保护主义吗？各个国家的政府是注定要考虑国家利益的，它们也有权利这么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在被自身利益所驱动的同时，就完全不可能考虑到国内行为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但进一步的问题是：当本地居民与外国人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又将如何呢？
    幸运的是，在大多数的经济领域，比如税务，贸易政策，金融稳定，财政管理等，从全球化的视角与国内的视角看，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经济学指导国家应当保持经济开放，制定审慎监管与充分就业政策，并不是因为这些举措对其他国家有利，而是为了做大国内的经济“蛋糕”。比较优势的奇妙之处在于，国际贸易能够为每一个国家创造商机，不论它的经济结构或经济发展水平如何。
    当然，政策失误，如保护主义，在各个领域都会发生，但这只说明了国内治理水平的糟糕，而不是世界主义的缺乏。这些失误或是由于政策制定者们无法使国内的选民们相信实际上存在更好的选择，或是由于强大的利益集团的政治攫取，或是由于既得利益者们不愿做出调整，从而使大多数人获利而造成的。经济民族主义的坏名声并不是来自于其对国家利益本身的追逐，而是因为其所依赖的解决方案只服务于另一特殊利益群体——推崇保护主义与本土主义的游说组织。
    在促成贸易协议时，知识阶层与金融精英们时常谴责那些批评他们的人忽视了全球经济的效益，或忽视了那些贫穷国家的利益。但是，这种所谓的“世界主义”不过是他们在政策斗争中利用自己的优势的一种卑劣的替代手段，而对“世界主义”如此的利用，使得在那些真正需要世界主义的领域，如对抗全球变暖等，“世界主义”的认可程度被大大降低了。
    制度设计与基本的政策权衡密不可分。社会需求与本土偏好的不同推动国家治理不断本土化。与此同时，市场整合的规模与范围又要求国家治理不断全球化。一个折中的可能，即多样化政体的世界，是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好的结果。
    若缺乏对民族国家的了解与认识，后果将是致命的：将市场发展到政府治理所不能支持的地步，或制定同一的全球化规则，完全忽视本土需求与偏好的多样性。我们弃民族国家于不顾，却又不能在其他地方提升治理水平以代替它的作用。不能正确认识到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秩序的基础，是全球化所没有解决的不平等问题和民主政治的日益衰败的关键。
    翻译文章：
    Dani Rodrik. Why nation-states are good: The nation-state remains the best foundation for capitalism, and hyper-globalisation risks destroying it. Aeon, October 2, 2017.
    网络链接：
    https://aeon.co/essays/capitalists-need-the-nation-state-more-than-it-needs-them
    翻译：陈风雅